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统一起来，这是我们党在指导思想和思想路线上取得的最根本的经验。艾思奇是坚持这种统一的光辉典范。75年前，艾思奇的名字随同《大众哲学》一起传遍了大江南北，他由此走上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中国化的道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纪念艾思奇同志诞辰100周年，缅怀艾思奇的哲学贡献，对于中国今后如何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如何进一步武装群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研究艾思奇，既要了解他的生平以及他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更要继承他的学术传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艾思奇的一生，反映了一个时代。研究艾思奇，不能局限于一个人，而要把他放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来考察。他的学术贡献至少有以下三点：

　　对中国命运的关注，对民众利益的关注，是艾思奇从事哲学创作的深层动因。近代中国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任何有血性的知识分子，都会把救亡图存作为自己的革命理想。艾思奇根据自己和父兄辈的经历，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新哲学，把新哲学变为人民大众的思想指南，是他一生矢志不渝努力的方向。很显然，艾思奇的哲学创作始终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大众哲学》以其理论的彻底性、讲述的平等性和新颖性，对中国革命事业发生了重大影响，它加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其影响是全局性的、长远的。《大众哲学》不仅成为广大青年的必读书，而且对我国近现代哲学的转型和发展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党的理论家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都十分重视这部著作，尤其是毛泽东始终把它作为必读书带在身边。邹韬奋先生说，《大众哲学》哺育了大众，成为广大青年思想的火炬。一种普及性的读物为什么成了广大青年“救命的书”？文体的软化、内容的科学化和立足于为民众写作的立场，使《大众哲学》成为集可爱和可信于一身的读物。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又提出要写一本新的大众哲学，让哲学再次从书斋里走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锐利思想武器，这再次表明，为广大民众写作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情怀。

　　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问题进行哲学研究，是艾思奇哲学创作的基本特色。1938年4月，艾思奇提出了哲学研究中国化的命题，把通俗化和中国化统一起来。他认为，通俗化是中国化的一部分，但只是中国化的初步，因为它还未能“把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根本的着眼点”，很显然，此时的艾思奇已经把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作为哲学研究工作的中心。近代以来，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对这一基本问题的解答关系到中国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地提出，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辩证法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叶青一方面散布“中国特殊论”，借以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另一方面抛出“改作论”，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艾思奇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科学的实践观，分析批判了叶青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谬论，从理论上进一步发挥了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清了思想障碍。在延安整风期间，艾思奇自觉地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巩固和贯彻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是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在《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理论文章中，他关于实事求是内涵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有很多重要发挥，其见解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探索中国发展道路提供理论基础，是中国版哲学教材编写的基本宗旨。1961年，由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出版发行，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撰写这本教科书的要求，是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生动实践及其经验，为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奠定思想基础。艾思奇认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决定性条件是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具体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系统化的重点“并不在读通几种艰难的书本，而在打通一切艰难的实际”，他在《关于革命和建设中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问题》以及《谈谈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发展》等理论文章中，联系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着重从哲学上概括一些比较重大的经验”，使教科书真正成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学习艾思奇，就要像他那样，自觉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工作，坚持走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掌握和引领群众的哲学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