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清楚问责的对象和责任程度

对于决策和执行公务中的错误、过失进行责任追究，是实行现代民主政治、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体系和运行机制、保证权力行使预期的基本要求。然而从执行情况看，似乎并不理想。

原因何在?从词源学看，英文的“system ”,既可翻译为“制度”，亦可译为“体系”，二者密切相关。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项完善的制度都是由各种制度要素构成的制度体系，包括三方面：实体性的制 度(规定“做什么”)、程序性的制度(规定“怎样做”)、保障性的制度(规定“不执行制度如何纠正”)。如果只规定“做什么”而不规定“怎样做”，如同要 过河而找不到桥和船一样。现有的许多制度都因缺乏程序性、保障性的制度而无法落地。问责制同样如此，执行问责的首要程序是搞清楚问责的对象和责任程度：谁 的责任，什么性质的责任?这恰恰是现有问责制的“短板”。由于前提没有搞清楚，一方面追责失之于宽，因责任笼统而无法追究，有人错误严重却逃之夭夭，有人 心安理得地逃避追究;另一方面却有人代人受过。问责结果公布后，不仅舆论不平，被问责的对象也口服心不服，不是自我反省，而是认为“冤枉”、抱怨“官运不 好”，“走了背字”。

确责需明确的三个方面

实践的需要提供了可能，问题本身包含着解决的答案。北京市委、市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实施〈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办法》，努力突破责任追究方面的“制度瓶颈”，做出了很好的探索。确责亟需明确三个方面;

一是在追究责任过程中，要分清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追究集体责任时，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领导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 导责任，参与决策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规定的依据是实事求是和权责对应。从原则上讲，集体决定当然要由集体负责，但是仅仅这样提要求还比 较笼统。通常一个班子在决策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意见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实际生活中，其他成员往往出于对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的尊重，或担心不了解情 况而乱放炮，或怕被指责“干预、插手别人事务”，因而有的敷衍塞责，有的“顾左右而言它”，避免表态，至多谈点补充性、建设性意见，主要领导和主管领导提 出的意见，几乎毫无例外地通过。发展到极端，成为变相的少数人决策甚至个人决策，这就为失误埋下了隐患。

二是由领导干部个人决定或者批准的错误决定，应当追究领导干部个人的责任。生活中有这样的现象，主要领导者利用责任不清的制度漏洞，把个人意志强加于集 体，独断专行地做出错误决定，事后又以各种借口把错误决定推诿于集体或他人，减轻自身责任。本来个人违背集体领导、个人决定重大问题就是错误的，出了问题 又去推卸责任，这更是错上加错。

三是对错误决策提出明确反对意见而没有被采纳的，应明确不承担领导责任。这是个非常突出的亮点。由于民主不充分，一些干部在讨论中，明明知道决策是错误 的，怕得罪主要领导和多数人，怕坚持原则而遭“逆淘汰”，于是对错误意见“顺向思维”、违心赞成，或避免表态，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这种干部的可悲之 处在于，“非不知也，乃不为也”，在党和人民利益与个人利益、是非原则与人情关系之间，错误地选择了后者，这既反映了党性和人格的缺陷，更是制度不健全造 成的消极后果。鼓励干部分清是非、坚持原则，对错误决定敢于发表反对意见，即使没有被采纳，也会受到保护。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