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跃进”运动运动的决策问题，是指从“大跃进”运动的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的过程。1957年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和对1956年冒进的批评引出了“社会问题”，进入党和政府议程，最后成为政策问题。“大跃进”运动通过毛泽东、刘少奇等政治领袖人物的思考、中国共产党的提议和《人民日报》等媒体的宣传，进入了政府议程。“大跃进”运动的方案规划，包括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等环节。“大跃进”运动的决策产生了严重失误，原因是：方案的规划违背了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试点的原则。

关键词：“大跃进”运动 ；毛泽东；赶英超美；大炼钢铁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试图以赶英超美为目标，在工业和农业上“跃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它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大跃进”运动的决策问题，是指从“大跃进”运动的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的过程。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大跃进”运动的决策问题进行过很多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中叙述了“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和开展过程，总结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的经验教训。但学术界并未从公共政策理论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的得失及其原因。使用公共政策理论对“大跃进”运动的决策进行分析，可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1957年国民经济正常发展和对1956年冒进的批评引出了“社会问题”

1957年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财政收支增长，取得平衡还有结余。归还了前一年向银行透支款6亿，还增拨给银行信贷资金9亿元。货币流通量比上年降低4.5亿。基本达到财政、物资、信贷平衡，市场趋于稳定。工农业产值较上年增长10%，超过计划4.1%。农业产值增加了20亿元，但未能达到计划的4.9%的增长率。粮食达到3700亿斤（不含大豆），比计划低出120亿斤，但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1957年被认为是建国以后经济建设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P101)

1957年整风中，1956年冒进引起的经济和民众生活紧张局面遭到颇多批评，张奚若、陈铭枢批评毛泽东和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然而这种言论被视为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中共对社会批评言论进行了反驳。周恩来在1957年6月26日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批驳了1956年全面冒进了的观点，也表示不同意“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的说法。他在肯定1956年成绩时，使用了1956年“采取了跃进的步骤”、“有了一个跃进的发展”的说法。[[2]]

    1957年国民经济正常发展，但非超常发展；1956年冒进遭到批评。这两件事引出了社会问题，进入党和政府议程，最后成为政策问题。

二、“大跃进”运动议程建立的途径

（一）毛泽东等领袖的思考

政治领袖是决定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出于政治优先权的考虑，还是因为对公众利益的关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密切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将它们告之公众，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3]](P72 )“大跃进”运动进入政府议程，就是源自毛泽东等政治领袖的倡导。

外部因素对毛泽东赶超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认为，如果不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中国就永远也不要想让美国在台湾问题以及联合国等问题上作出真正的让步。他始终嫌建设速度太慢，还在1955年就明确讲：“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我们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4]] (P500)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人家（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5]](P89) 1957年5月4日，毛泽东表示：我们要好好干五十年，把工业建起来，要有美国那样多的钢铁。[[6]] (P399)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在整风中，有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现象，这使很多人认为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更高的速度来进行建设。毛泽东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10%）不及上年（31%），农业未能达到计划，农业增长低会影响下一年的国民经济发展出发，得出结论：1956年反冒进反错了，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产生了不良后果。

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对1956年的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农业纲要四十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进展，给群众泼了凉水。他申明：多快好省、四十条、促进会必须恢复。[[7]] (P473)

11月初，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并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8日，他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英国共产党主席——引者）、高兰（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引者）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8]](P691)
　　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9]]从此，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1958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总结性发言，关于“反冒进”问题，他得出的教训是：“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2月23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了巩固反“反冒进”的“成果”，毛泽东提出再到成都开一次会。3月9日即成都会议的第一天，他又提出“反冒进”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我看应采取‘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他更多地谈的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并提出“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毛泽东希望通过超速发展，走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10]](P473) 1958年5月7日，毛泽东说，苏联是20年加半年(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到苏德战争爆发)，把钢产量从400万吨(1913年的产量)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1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11]](P696)

（二）中共中央提出了开展“大跃进”运动的问题

政治组织是形成决策议程的基本条件。政策问题是涉及国家和社会全局的大事情，政策议程的形成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须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如政党、政府、工会等。“大跃进”运动之所以被列入政策议程，就是因为中共中央提出此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11、12月，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达到一亿。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掀起，实际上吹起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1958年5月，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的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三）《人民日报》的推波助澜

大众传媒被誉为“第四种力量”，具有信息量大、涉及面广、影响力强和迅速传播等特点，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促使政策议程的建立。“大跃进”运动经过执政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报道，迅速进入党和政府议程。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这说明修改后的农业四十条，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
    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表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地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12 月12 日,《 人民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对“反冒进”的人进行了更为严厉的批评。

“大跃进”运动发起后，《人民日报》推波助澜，陆续发表多篇社论，在全国煽起了更加狂热的情绪。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我们要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这以后，还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要用二十年到三十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且超过美国。”2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称：我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年底算账派输定了》、8月13日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都正面引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8月2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关于山东寿张县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的调查报告，编者冠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标题，并以通栏排出。

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5日，发表第二篇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三、“大跃进”运动方案的规划

“大跃进”运动的方案规划问题，是指对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政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方案的活动过程。它包括“大跃进”运动的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等环节。

    （一）“大跃进”运动的目标

毛泽东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赶英超美，使国家富裕、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

1958年4月2日，毛泽东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就将“十五年超过英国”改为“十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再过二十年赶上美国”。[[12]](P417)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要使中国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在十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内赶上美国（所谓“超英赶美”）。 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一次将赶超时间提前，他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22日，毛泽东又提出：“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具体地说，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常规地增长。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1958年6月中旬，由农业部门提出、国家经委汇总、薄一波向政治局汇报的1959年计划第一本账的指标是：粮食6000亿斤，比当时预计的1958年产量增加1300亿斤；棉花6000万担，比当时预计的1958年产量增加1000万―1600万担。在高产“卫星”的鼓动下，8月，北戴河会议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8000亿―10000亿斤，棉花产量指标9000万―10000万担。1962年粮食产量15000亿斤，棉花产量15000万担。10月，在西安召开的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的总结报告提出：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15000亿斤必须保证，并力争达到2万亿斤。会上还出现一种奇异的说法：我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经过讨论，写出《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要求到1972年全国平均粮食亩产达5000―10000斤，棉花亩产达到500―1000斤，全国耕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种植农作物，三分之一休闲和种植绿肥，三分之一种树种草)。12月，八届六中全会决定：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10500亿斤，棉花指标1亿担，与钢、煤指标一起，合称为1959年的“四大指标”，并公开发表。

     （二）“大跃进”运动的方案设计

“大跃进”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早在1956年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所以能够超过苏联，主要是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 “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中共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发动群众冲击规章制度。

    （三）“大跃进”运动的方案预测

预测是方案规划的前提。预测就是由过去和现在推知未来，由已知推知未来。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结果的正确与否做出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的成败。没有预测或预测不科学，必将导致盲目或错误的决策。

 毛泽东预测：有了人民群众的高度觉悟和工作热情，我们很快将赶上资本主义大国。他在1958年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文章中说：“共产主义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13]]

具体的预测是：中共中央预计1957年钢产量达到1070万吨的目标可望实现，在钢的总产量方面2年赶上英国被认为“不成问题”。1958年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还讨论了15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问题。据当时掌握的资料，估计15年后，即1972年，英国人均钢产量可能在500公斤左右，我国1972年按8亿人口算，人均500公斤，钢产量就要达到4亿吨。因此，这次会议拟订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规定：到1972年全国钢产量达到4亿吨。

                        四、“大跃进”运动决策的评估

1958年的“大跃进”，是毛泽东和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的一次严重的失误。“大跃进”运动对我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建国以来历史最高水平。3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等原因，中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难局面：粮食短缺，财政连续赤字，通货膨胀。人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身体素质下降，加上长期紧张的劳动和疾病流行，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3年经济损失为1200亿元。[[14]](P272—273)这些后果的产生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决策出现了失误：“大跃进”运动方案的规划违背了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试点的原则。

（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立的“大跃进”运动的目标不合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立的“大跃进”运动的目标是2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7年超过美国。这样的目标是不合理的，是空想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发布的研究报告称，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综合年代差距在100年左右，与德国等7个国家在80年左右，与日本等6个国家在50年左右，与葡萄牙等5个国家在30年左右。2001 年尚且与美国综合年代差距在100年左右，更何况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呢？中国怎可能在几年或十几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美？

（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信息的了解不全面和不真实

信息是方案规划的基础和依据。政策的科学性是与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成正比的。信息越全面、准确，方案规划就越具有科学性。

“大跃进”运动以失败而告终，还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前，根本没有搜集全面的信息，对超过资本主义强国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对钢产量和粮食产量未全面调查清楚，轻信基层干部的虚假数字。对于资本主义大国英美等工农业生产情况和经济状况，根本不了解，仅仅调查了英国的钢产量情况。人民群众更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更无人知晓。当时消息的来源只有一家官方的报纸，没有其他的渠道。既便是对英、美国家的报道，也是社会的阴暗面，至于全面的情况，群众更是一无所知。

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6月26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40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卫星”亩产最高的，为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为《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发表了玉米、高粱、谷子、番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

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天津市的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10月8、10日，《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可称得上亩产之最。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亲自视察过。既然是领袖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名声大噪。事实是，新立村把几十亩的稻秧苗，快成熟的时候都移植到1亩地中，这样明显的造假行为，不但不加以批评，反而各大媒体却争先恐后的报道。粮食产量放“卫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获得的是真实和全面的信息吗？为何还要相信这些虚假的信息呢？

对1958年粮棉等农产品产量盲目乐观的估计，并认为今后我国农业生产将不是以百分之几，而是以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年复一年地增长的错觉，又引发了一个更重要的错觉，以为我国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作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放手发动全党全民大办钢铁。

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对自然科学及其规律，包括对现代经济生产常识缺乏了解，急于求成，又太具罗曼蒂克式的幻想和唯意志论倾向，导致决策中失误不断。

（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方案缺乏可行性分析

政策总是要付诸实施的，要实施就得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即具有可行性。为此，要充分占有各方面的实际材料，根据现有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主客观条件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对方案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伦理等方面的可行性分析，从而使方案建立在牢固的现实条件的基础上，使方案的实施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成功的最大可能。否则，无视现实条件与可能，即使再好的政策也因无法实施而缺乏价值。

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中国，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只要苦战3年，再加上若干年，就可以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任务的迅速完成，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过分夸大了主观能动作用，以为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有了群众运动的方法，就有了万能的法宝。此外，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也为低估我国根本改变落后面貌的艰巨性起了一定的作用。
    炼钢需要专门的技术，全民炼钢，不依靠技术是行不通的。由于技术不合格，只炼出大量的废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由于铁矿不足，于是全民不下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使粮食产量大减，还把家里的铁器丢到炉火中，结果却炼成一个个的铁疙瘩。由于燃料不足，只好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的，引发了日后的天灾。为完成“一0七0”指标，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少地方矿产资源遭到破坏，森林被砍光，群众做饭的锅被砸光，但没有生产出多少合格的产品。冶金部原定标准，生铁含硫量不得高于0.1％。北戴河会议后，放宽标准，改为0.2％。即使这样，1958年第四季度和1959年第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的不到一半。有些地区小高炉生产的铁，含硫量竟超过2％、3％，有的甚至高达6％。这种当时名叫“烧结铁”的高硫铁不能炼钢。如用于浇铸，也因铸件发脆、太硬，而无法加工。

为了搞到几百万吨基本无用或用处不大的生铁，使国家财政支付了巨额的补贴。当时每吨大高炉的生铁成本，鞍钢为85.4元，石(景山)钢为112.6元，国家规定的调拨价为150元。小高炉(容积在55立方米以下的)的炼铁成本，原设计为153元，实际都在200元以上，多数为250―300元之间，有的高达460元。为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国家规定，从1958年9月1日起，小高炉生铁调拨价提高到200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当时估计1958年只补贴15亿元左右，但据1959年12月10日财政部的报告，实际补贴了40亿元(当年支付21.2亿元，第二年决算追加补贴18.8亿元)，而1958年财政总收入才387.6亿元，光补贴小高炉亏损就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这还不包括因提高调拨价格和土铁质量差，而使炼钢厂增加的支出和减少的收入。

抽调几千万农村劳动力搞“小、土、群”，严重妨碍了当年的秋收，使很多粮食作物和其他农产品没有收回来，丰产没有丰收。据统计，全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者人数同从事工业生产劳动者人数的比例，1957年为13.8∶1，1958年一下骤降至3.5∶1。1958年粮食实产量为4000亿斤，而征购任务的第二本账却按6000亿―7000亿斤的产量布置，从当年7月1日到下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共征购粮食1175亿斤。高估产带来的高征购，更严重地削弱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农村生产力，再加上人民公社化后吃“大锅饭”，更加剧了农村的灾难。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15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城市蔬菜定量供应按两计，北京市居民有个时期一天只能吃到一二两蔬菜，以致不得不用船经过台湾海峡从广东调蔬菜进京。

企图通过几个运动、几场人海战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用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超过英、美等国家。用的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搞个大跃进。放手发动群众，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成功的经验。但是，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再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现代经济是个庞大的复杂的结构体系，各部门之间，各环节之间，既有精密的分工，又彼此互相依赖，相互制约。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

（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决策缺乏民主参与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让他们充分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要求。民主原则首先就体现在政策是否能真正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否最终使群众获得利益和实惠。其次，保证广大群众直接参政议政，在参与政策制定的各个活动环节中，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特别要重视发挥专家智囊团的作用。

“大跃进”运动的决策缺乏民主参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的决策，既未听取工人、农民的意见，也未征询相关专家的意见。高度集中的集权体制，使得千百万工人、农民群众上演了一幕幕闹剧。

（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运动未进行试点

科学的决策首先需要通过试点工作，总结经验，再全面推广。试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社会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但大跃进运动发动前，根本未进行试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原因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这种评价是科学的。1958年最大的失误，是农业的浮夸，由于农业的浮夸，导致了一系列决策的错误，而浮夸是从所谓“放卫星”开始的。可是，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作过认真的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只要进行试点，就可以被揭穿。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汲取“大跃进”运动决策的经验教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当今各级领导干部在进行决策时，一定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好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试点的决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