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问题，是指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的过程。农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农民要求突破体制束缚的倾向引出了社会问题，进入党和政府议程，最后成为政策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通过毛泽东、刘少奇等政治领袖人物的思考；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进入了政府议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案规划，包括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等环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产生了严重的失误，失误的原因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案的规划违背了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总结试点经验的原则。

关键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毛泽东；刘少奇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运动) 又称“四清”运动, 是指1963 年至1966 年在我国广大城乡地区开展的一场以“反修防修”为宗旨的政治运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问题，是指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界定到方案抉择的过程。迄今为止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问题进行过很多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如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中叙述了社教运动的过程，总结了毛泽东和中央决策的经验教训。但并未从公共政策理论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策的得失及其原因。使用公共政策理论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进行分析，可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干群关系的紧张、农民要求突破体制的束缚引出了社会问题

大跃进与困难时期, 农村基层干部表现恶劣,不少农民被直接迫害致死，[[1]]间接迫害致死的数量就更多了。1958年12月中共中央监委办公厅的一个报告中列举了少数干部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情况：侵犯人权, 残害人身, 如骂人、打人、押人、捆人、跪石子、拔头发及施用各种肉刑；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滥用“集训”,即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监督劳动, 甚至严刑拷打；用“ 辩论” 的方法斗争干部群众, 甚至侮辱拷打；不让吃饭；强迫群众拆屋沤肥；强迫群众掘坟挖尸, 扩大耕地面积。[[2]](P985)

经济上, 基层干部的贪污与侵占群众利益的事情相当普遍, 对许多基层干部来说, 是程度不同, 而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相当多。

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以前, 全国各地已不同程度开始了整顿基层干部的运动。1960年一些地区在农村开展了“ 三反运动”。“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 运动的矛头直接对准农村基层干部。大批农村干部受到处分, 北京郊区已开展“三反运动”的68个公社中, 被检举揭发有贪污行为的干部达18031人, 平均每个公社265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紧张，农民对基层干部心存怨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许多社队存在工分、账目、财务、仓库不清的现象,干部中有些人多吃多占,官僚主义严重。

1958 年后中国社会开始形成政企合一、高度集中的体制，必然产生农民群众要求摆脱束缚的趋向。湖南省在1961年春、秋和1962年春冬，有25000个生产队分田单干。湖南省委认为：“从根本性质上看，‘单干风’与反对‘单干风’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们批判了包产到户“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能够增产”的认识，要求纠正包产到户等做法，“使之回到集体道路上来。”[[3]](P525)

农村干部的腐败行为、农民要求突破体制束缚的倾向引出了社会问题，进入党和政府议程，最后成为政策问题。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各地开始着手社教运动。不过,大部分省份取缔“包产到户”,落实“农业六十条”,仍然处于经济调整范围内,还没有重点开展阶级斗争。

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议程建立的途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通过毛泽东、刘少奇等政治领袖人物的思考；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提议进入了政府议程。

（一）毛泽东等政治领袖的思考

政治领袖是决定政策议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出于政治优先权的考虑，还是因为对公众利益的关切，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政治领导人可能会密切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将它们告之公众，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4]](P7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政府议程，就是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政治领袖的提议。

针对干部的腐败问题，毛泽东曾批示说,“ 坏人当权, 打人死人, 粮食减产, 吃不饱饭”。[[5]](P422)他认为基层干部掌握着大权，因缺乏有效监督而腐化堕落。群众要求摆脱体制束缚的趋向，被毛泽东认为是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发动“四清”运动就是为了抑止群众的“资本主义倾向”，解决干部的腐败问题。早在1955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 毛泽东就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1956 年冬、1957 年春, 全国不少地区发生闹“退社”的风潮, 中央即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1959 年庐山会议后, 中央针对所谓“富裕中农”思想, 再次提出在农村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1961 年11 月, 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重点是纠正“五风”, 改造所谓坏人当道的“三类队”。1962 年春夏，从中央到地方出现的声势比较浩大的有关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现象与呼声。毛泽东则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公有制, “公有制是富强的根源”,“在实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 这种源泉还会更加强大”。在经济困难面前, 一些人不是依靠集体力量来解决问题, 而是要倒退到一家一户的小生产方式中去, 这是对公有制的动摇, 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动摇! 这关系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 是敌我矛盾的反映。他在谈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时, 认为是一些干部受地富影响, 追求个人享受, 不为集体打算, 只为个人打算的结果。因这些呼声在党内甚高, 他于是提出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毛泽东认为，为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为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 为从灵魂深处使农民与私有观念划清界限、彻底决裂, 就必须坚决反对包产到户, 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毛泽东认为，国际上, 中苏两国因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苏联对三面红旗的批评、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以及周边形势的紧张、1962 年底1963 年初东欧国家出现的反华浪潮等，这些紧张的国际形势反映出国际阶级斗争形势的严峻。他从国际政治视角观察国内问题,把调整中出现的分歧很自然地认作是阶级斗争在党内、在国内的反映。毛泽东认为党内产生了严重的右的倾向。觉得不少干部面对国内外巨大的压力, 忘记了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模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界限, 模糊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界限，因此，要抓紧反修防修，开展“四清”运动。

1961 年初，“四清”的基本概念及其措施已相继出台。毛泽东认定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阶级敌人破坏和民主革命不彻底，开始着手部署反击“资本主义复辟”。由于1961 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已陷于极度困难，刘少奇等人工作重心在经济调整。到1962 年下半年，经济复苏已成定局。在毛泽东的全力推动下，1963 年春夏之后，“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

刘少奇也大力提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刘少奇主持了12、13日的会议，他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2月25日，刘少奇在会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因此，刘少奇大力倡导中共中央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中共中央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

政治组织是形成决策议程的基本条件。政策问题是涉及国家和社会全局的大事情，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因而政策议程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单靠个人的力量是难以实现的，须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如政党、政府、工会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所以被列入政策议程，就是因为中共中央提出此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反右派运动后,毛泽东重新认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后“,中共“左”倾错误进一步加深。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期间,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具备了党的纲领性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防止“党变修,国变色”。这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反修防修、粉碎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一种斗争方式被提了出来。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会议普遍认为，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毛泽东不久前在杭州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前十条”) 。该决定对形势作出了错误估计,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6]](P315 – 316)

为了解决各地在试点中出现的问题,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 》(即“后十条”) 。11 月14 日下发。“后十条”和“前十条”是相衔接的,在指导思想上“, 后十条”同样强调阶级斗争,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概念。

1964 年底,运动中出现的“左”倾情况反映到中央。针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12 月15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 ,于1965 年1月发出。此后,中央不再强调统一部署,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部署本地的“四清”运动。《二十三条》对在基层中打击面过宽的错误作了一定纠正,使运动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在指导思想上,其“左”倾思想又进一步发展,并且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它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发动“文革”作了舆论准备。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案的规划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案规划问题，是指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或方案的活动过程。它包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确立、方案设计、后果预测等环节。

（一）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

    针对干群关系紧张、农民要求突破体制的束缚引出的社会问题，毛泽东确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是， “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得更好。”[[7]](P1110)

（二）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案的设计

从1963 年2 月到1965 年1 月，社教运动在农村称为“四清”运动，中共中央决定以“清帐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为主要内容，也叫“小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运动，以“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毛泽东认为，社教的要点: 就是阶级、阶级斗争、依靠贫下中农、四清、五反、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前十条”部署, 要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要依靠贫下中农, 要组织阶级队伍, 要进行“四清”, 干部要参加劳动, 要进行调查研究。

从1965 年1 月开始，中共中央下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统一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称为“四清”运动，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工分”为主要内容，也称“大四清”。

（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案的预测

预测是方案规划的前提。方案规划是面向未来的，是在事情发生之前的一种预先分析和选择，故具有明显的预测性。简言之，预测就是由过去和现在推知未来，由已知推知未来。对事物未来的发展趋势及其结果的正确与否做出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策的成败。没有预测或预测不科学，必将导致盲目或错误的决策。所谓科学预测，就是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按照科学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对未来情况进行估计的活动。

毛泽东估计, 要在一年、两年、三年之内解决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他设想,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全国的一次大革命运动, 这不比土地改革简单。1964年，毛泽东布置, 社教运动要搞四五年, 不要马马虎虎, 要搞彻底, 不要走过场。结果，“文革”发动后，毛泽东认为无须依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运动也就偃旗息鼓了。

四、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策的评估

1958 年大跃进以来,由于生产关系变化过快,在管理体制上有很多漏洞和问题,不利于农村干群关系,也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蜕化变质、被坏人拉拢腐蚀下水的少数基层干部,也有处理的必要。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制定了一些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政策,例如,制定的一系列文件,都十分强调要团结95 %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教育为本,处分为辅,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 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政策。在《二十三条》中,提出“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四清”运动的标准，等等。此外,中共中央要求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领导干部必须有选择、有计划地继续蹲点,深入基层,深入群众。”[[8]](P22 – 24)领导人下基层蹲点,客观上有利于党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此外,党中央还要求县、社各级干部“深入下层,到生产队同社员一起劳动”。[[9]](P387 – 411)这些都有助于密切党群关系,克服官僚主义。

总之,这场运动有一些成绩，“在运动中对有些具体政策作了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规定,对于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偏差,也作过一些改正”。“这次运动,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10]](P368 – 367)薄一波认为, 第一, 在几年的时间里, 前后有几百万各级干部、教师、学生和知识青年参加工作队, 投入“四清”运动, 他们满怀革命热情, 到农村、企业认真实行“三同”, 与广大贫苦农民和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由于他们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 这场运动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对于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起了好的作用。在运动过程中, 工农业生产一直是向前发展的, 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第二, 由于运动是有领导地、分期分批地进行的, 中央对一些政策做出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规定, 对运动的偏差也进行过一些纠正, 因而这场“四清”运动没有发展成为全局性的错误, 它与“文革”的错误有联系, 但又毕竟是有所不同的。

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出现了错误。

薄一波认为，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 主要表现在: 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 特别是在1964 年下半年, 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 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后来这些问题同“文化大革命”搅在一起, 加剧了一些地区和单位的混乱, 甚至发生严重的武斗。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 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如包产到户、自留地、自负盈亏和自由贸易等。[[11]](P1135—1136)

    这些错误的产生，是由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出现了失误。原因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案的规划违背了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总结试点经验的原则。

（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存在不合理性。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目标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修正主义”认识不清，导致政策执行中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从而扩大了打击面。毛泽东提出要防止和平演变和修正主义,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这是富有远见的。但是, 他对什么是修正主义、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复辟, 讲的并不明确甚至不正确。把一些根本不属于这个范围的东西, 例如，干部的腐败行为、农民突破体制束缚的要求、高级干部对国家重大问题的正确思考也当作修正主义、和平演变以及资本主义复辟来反对, 这就不能不混淆了政策界限, 导致“左”的错误发生。随后更极端地提出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美国学者莫里斯·梅斯纳认为，毛泽东为了反击中国政治生活官僚主义化，为了改变他所认为会造成“新型资本主义”的经济调整政策，为了恢复党内和整个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发动了“四清”运动。他认为，毛泽东并没有通过这场运动达到目的，只不过减少了基层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从而加强了党对农村的集中控制。[[12]](P321-327)

（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信息的了解不全面和不真实

信息是方案规划的基础和依据。政策的科学性是与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成正比的。信息越全面、准确，方案规划就越具有科学性。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发动该运动以前，根本没有获得全面、真实的信息。

1963 年6 月, 制定完“前十条”, 在返回北京的路上, 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对他决策有着十分重要影响的情况: 湖北、河北反映, 大约有1/ 3 的队不是社会主义的。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如此，然而毛泽东由此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更加严重了。6 月4 日他同外宾谈话说, 我们的农村经过几次整顿, 总是整不好。现在找出原因了, 一是过去土改不彻底, 领导权并不真正在共产党人手里; 二是有些共产党人起了变化, 名为共产党员, 实际上不是了。8月4日，毛泽东对日本共产党一位政治局委员说：“现在在农村还有近三分之一的生产队掌握在敌人及其同盟者的手里。”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13]](P533)

各地纷纷反映到中央的社教情况, 把阶级斗争介绍得一个地方比一个地方厉害。看上去似乎正在表明, 在中国农村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使毛泽东非常担心。如果说八届十中全会时, 毛泽东怕抓阶级斗争影响生产的话, 那么到1963 年底, 生产有了很大的恢复, 似乎可以表明社教运动对生产的影响不大。毛泽东在同地方领导谈话时曾问：社教运动是有利于生产, 还是影响了生产？得到的回答是促进了生产。实际上农村中不存在所谓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并未促进生产的发展，只会干扰生产。地方干部为投毛泽东所好，向他提供虚假的信息。这使得毛泽东作出的决策越来越失误。

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极端重视，1963 年11 月他派夫人王光美到河北唐山的一个桃园大队蹲点。结果王光美反馈回来的信息表明, 下边确实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 而且王光美根据群众的反映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 即问题在下边, 根子在上边。这种信息是不正确的。但这一方面坚定了刘少奇要把社教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 一方面也印证了毛泽东的决策是正确的。在这之前毛泽东没有讲过根子在上边, 他曾提到要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但是指下边。如今刘少奇提出, 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 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1964 年1 月毛泽东担忧地说, 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时毛泽东扩大了“修正主义”界定的范围。2 月29 日, 他将“三和一少”、“三自一包”集中在一起, 上升到修正主义的高度进行了尖锐地抨击。他说: 1962 年上半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这些人在国内也主张“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 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 还有副总理。除此以外, 每个部都有, 每个省都有, 支部书记里头更多。4 月10 日, 毛泽东又说, 这些人的理论和赫鲁晓夫的调子一样, 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你们怎么办。在他看来中国已经有了修正主义, 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了, 而是活生生地存在于党的各个层面的机体里了。所以他又提出, 不仅要搞“五反”、“四清”, 还要抓理论, 抓文艺, 抓教育。也就是说, 他开始自觉地有计划地在全国发起一个全面、系统的反修防修运动,从而使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左”倾。

1964 年8 月,在刘少奇的主张下,各县和省委工作队到地委,集中工作队员搞一个县。一个县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甚至上万人,实行“大兵团作战”,目的是打歼灭战。随着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挂帅指挥, 以及修正后的“后十条”的下发, 集中上万人的工作队在一个县进行大兵团作战的方法, 在不少地区推行开来, 接着是全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 西北的报告说, 烂掉的, 基本烂掉的, 有严重问题的县市, 如果把以前夺权的数字也算上, 占50 %; 湖南反映, 据省地委负责同志蹲点的69 个大队的材料说明, 在湖南被敌人窃据领导权的基层要多于1/ 3 ;浙江的报告说, 从浙江梁湖公社的情况来说, 已经不止是1/ 3 的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 而是很难找到有多少单位的领导权还在我们手里; 山西的报告说, 工作队进村之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面临着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各地的报告顺着中央的精神还表示, 当前的主要危险, 是对敌情估计不足。这就更加坚定了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决心。

（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案缺乏可行性分析

政策总是要付诸实施的，要实施就得具备实施的现实条件，即具有可行性。为此，要充分占有各方面的实际材料，根据现有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主客观条件以及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变化，对方案进行政治、经济、技术、文化、伦理等方面的可行性分析，从而使方案建立在牢固的现实条件的基础上，使方案的实施具有可操作性并有成功的最大可能。

毛泽东的想法已非常明确, 开展社教的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 而复辟的危险主要是1/ 3 的领导权或者1/ 2 不在我们手里, 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手里, 这些官僚主义者都是当权派, 而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要使干部群众理解的社会主义及其搞法是: 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各级干部要依靠贫下中农, 走集体化道路;为了防止脱离群众和熟悉生产, 干部要参加劳动, 要做到“四清”和“五反”。

本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 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而要求各级干部依靠贫下中农, 走集体化道路去防堵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只会是臆测出一个敌人，结果就像是堂吉诃德与大风车的战斗。

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 虽然有解决干部作风问题, 缓和干群矛盾, 建设一个好的党、好的干部队伍和好的社会的良好愿望, 但明显的是以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为指导的, 从而使这场运动实际上变成一场整干部、整群众的运动, 即重点是整人的运动。开展运动的一些方法也不对头, 如采取“扎根串联”、“大兵团作战”等方法。1964年秋，各个试点县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错误地进行“夺权”，打击了很多基层干部。

（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策缺乏民主参与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主人，让他们充分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公共生活是社会主义民主本质要求。民主原则首先就体现在政策是否能真正反映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否最终使群众获得利益和实惠。其次，保证广大群众直接参政议政，在参与政策制定的各个活动环节中，充分发挥主人翁的作用。特别要重视发挥专家智囊团的作用。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未反映农民的要求和愿望，相反，违背了农民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最终未使农民获得利益和实惠。在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本未征求农民的意见，农民只是被动地参与到这场所谓的“反修防修”的运动中。

（五）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中总结的经验不正确

科学的决策首先需要通过试点工作，科学地总结经验，再全面推广。试点是毛泽东和中共推行社会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总结的经验不科学，随后进行推广只会导致消极的后果。

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按照“前十条”的内容，重新训练干部，在一批社队进行试点。与此同时，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在运动试点中，大多数试点的情况较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发生了乱斗、打人、体罚等违法乱纪的情况，经济退赔普遍偏严，严重夸大了敌情等。中共中央对试点的经验和意义作出了完全肯定的估计，在“后十条”中说：“各地试点的经验，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分析和指示，具有伟大的革命意义和历史意义；充分地证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打退曾经嚣张一时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猖狂进攻，对于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和无产阶级专政，对于铲除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对于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都有着极重大的作用。”[[14]](P531)这样的估计对以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左”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而汲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决策问题的教训，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各级干部在进行决策时，一定要把握好目标合理、信息全面真实、现实可行、民主参与和科学总结试点经验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