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开展工人工作；积极推进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结出了丰硕成果，工会组织纷纷成立。考察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总结规律性，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共产主义小组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马克思主义以其宏大的理论体系，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具有世界意义。所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很快就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并运用它作为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由抽象到具体、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变为通俗易懂并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掌握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掌握，才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实践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是一个大众化的过程，即在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并得到认同、接纳后逐步向工农大众传播。五四运动后，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们身体力行，艰辛努力，很快在工人、知识分子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向，使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扎根，并且转化为推进中国革命的巨大力量。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工程。回顾历史，考察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总结规律性，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早期共产党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一大批理论家和理论工作者，需要党员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系统、全面地介绍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开始同工人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点是：关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李汉俊、陈望道、恽代英、张太雷、邓中夏等人的传播活动，带来了全国各地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而他们自身也在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以便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

早期党组织成员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尽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不深入，但他们对当时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对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有了基本正确的理解。他们着重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开始学习列宁的著作。

武汉党组织建立后，为了加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视自己成员的思想政治学习。他们每周开一次会，除交流工作外，就是畅谈学习心得。他们学习的材料有：《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资本论〉浅说》和《新青年》、《共产党》等杂志。

五四运动后，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利用国外的有利条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心得，与国内毛泽东等人分享。蔡和森等人还组织了工学互助社，联络中国进步留学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周恩来、赵世炎、陈炎年、陈乔年等人到西欧后，也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

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导下，1920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其后，北京、天津、长沙、武汉等地也成立了团的组织。这些团组织引导青年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参加实际斗争，为党造就了后备干部。

早期共产党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各有特色。李大钊重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他是使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者。他提出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历史研究旨在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观点；陈独秀看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理论。早在1920年5月《新青年》组织的“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的讨论中，他就运用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露资本家剥削的残酷性，指出中国不能再走“欧美、日本人的错路”。[①]李达1921年春出版了《唯物史观》、《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等3部译著，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主要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对中国共产党人加深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蔡和森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重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强调用阶级专政的办法改造社会。

　　在提升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同时，为救国就民，改造社会，早期共产党人开始了马克思主义转播的历程。

二、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大力开展工人工作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进行话语方式的转换，从学理性的理论术语和政治性的文件语言向日常性的大众语言转换，从抽象向具体转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把理论形态、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群众的政治信念和行为准则;要把抽象的理论通俗化、具体化,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眼睛向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社会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从工人运动中产生，是指导工人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强大理论武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已认识到，要想实现改天换地，变革中国社会，推翻旧制度，建设新国家，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人民群众尤其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将其变成实现社会改造的强大力量。他们深入工厂，同工人打成一片。上海党组织成员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去做工。

北京党组织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李大钊对该会非常重视，希望其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人。”[②]该会成立了专门搜集马克思主义书籍、指导青年阅读的图书室，取共产主义中译名“亢慕义斋”。

北京工业不发达，没有可以把工人联合起来的大工厂。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党组织决定把工作转移到铁路员工方面。由于担心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与工人阶级有距离，因此，决定同这些工人加强内部联系。为此，在长辛店创办劳动补习学校，训练２０００名铁路工人。该校1921年元旦正式开学。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为工人子弟上课，夜班为工人上课。上课的工人多是青年工人，学校主持人是邓中夏。在这所学校，有３名社会主义者任教。教育人什么呢？北京党组织成员之一的张国焘说：“我们经常不断地向他们说，他们遭受他们的厂主资本家的掠夺，不得不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其次，向他们介绍外国工人运动史。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指出组织起来的意义和方法，时常给他们讲课，教他们识字，同时，还教他们习惯于用文字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让他们写出关于家庭生活和日常生活情况以及工厂里发生的一切不公平事件的书面报告。起初，他们感到有些为难，但后来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鼓动员。”[③]讲课内容由浅入深，从工人为什么受苦，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一直讲到阶级斗争，讲到工人阶级政党，讲到十月革命和苏俄，通俗易懂，受到工人的欢迎。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为北京党组织接近工人的一个途径，他们和工人之间逐渐产生了亲密的感情。他们不止一次地向工人提出各种阶级要求，像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成立工会等思想，在工人之间不断增长起来。后来，工人们成立了拥有３４０至３５０人的铁路工人工会。

　　利用刊物教育工人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方式。工人文化水平低，１０人当中只有１人看报，北京党组织感到应该加强对他们的宣传工作。为工人阶级出版的宣传刊物，大部分篇幅不多。1920年，北京党组织创办了《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责编辑。该刊的宗旨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邓中夏在创刊号上说：我们既然要排斥那帮不劳而食的人以维持我们的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么，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知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斗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劳动音》来阐明道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知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斗争。《劳动音》改变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宣传，而向无产阶级作实事运作。该刊强调：“只向知识阶级作学理的宣传，而不向无产阶级作实际的运动，结果还只是空谈。”[④]张国焘说：“我们经常鼓励工人自己写简讯，并全部刊登在我们的刊物上或一般的报刊上。我们最初出版的是《劳动者》（应为《劳动音》）周刊，但出到第六期以后，就被政府查禁了。遭到这次迫害以后，我们的刊物改名为《仁声》，但在第三期以后，由于缺乏经费，只得停刊。我们还出版了一些小册子，如《工人的胜利》和《五一节》，这些出版物传播得相当广泛。可是，我们的主要宣传工作集中在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上，这些要求现在已成为最有效的战斗口号。”[⑤]1921年上半年，北京党组织又创办了《工人周刊》，该刊介绍国内外劳动消息，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启发工人的觉悟，此外，号召工人组织工会，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该刊很快在北方工人中风行，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

    上海党组织1920年8月成立，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她将《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随后又创办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介绍革命理论和党的基本知识，拟订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宣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社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包括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恽代英译）、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李季译）等。其中还有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中文全译本。1920年8月15日创办了工人刊物《劳动界》周刊。该刊开辟有国内劳动界、国外劳动界、演说、读者投稿、时文、调查、通讯、诗歌、小说、趣闻、闲谈等11个栏目。上海党组织成员李汉俊特别重视在该刊上做启发工人觉悟的宣传，发表了《为什么要办这个报》一文，提出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中国工人比外国工人更苦，这是什么道理？是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而中国工人不晓得。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在该刊上发表了《真正的工人团体》一文，告诉工人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必须结成团体，靠大家共同努力。但这种团体一定要真正属于工人自己，而不能被资产阶级操纵。他号召觉悟的工人赶快联合起来，组成真正的工人团体。该刊上的文章大都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工人能看得懂，在启发工人的觉悟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上海杨树浦电灯厂工人陈文焕致信《劳动界》编辑部说：“有了《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说了，有冤可以伸了。”[⑥]

    武汉党组织成员重视调查工人的状况。在党组织成立前，他们就“汉口劳动状况”进行过调查；党组织成立后，他们的调查活动更为密集。他们深入到铁路、码头、纱厂、兵工厂，取得第一手材料。他们通过在武汉第一纱厂、裕华纱厂、南洋烟厂、汉阳兵工厂等地办识字班同工人接近。在识字班，他们向工人灌输革命思想，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们还经常通过学生家长同工人联系，向他们灌输革命思想。

    湖南党组织成员毛泽东注重对工人的教育。1920年冬，他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创办了民众夜校和青年补习班，吸收附近工厂的工人来学习。在讲课时，毛泽东将“工”和“人”联系起来，写成了一个“天”字，并形象地说，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于天。他还同工人一起做工和学习，共同讨论摆脱压迫和剥削的的道理。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湖南党组织成员创办了“文化书社”，销售进步书籍，如《社会主义史》、《劳动政府与中国》、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1920年8月，毛泽东等人创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目的是研究俄国情况，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此外，计划派人到俄国实地考察，倡导留俄勤工俭学，培养革命人才。

    山东党组织成员也重视对工人的教育。1921年5月，他们组织了济南劳动周刊社，创办了《济南劳动周刊》，反映工人的痛苦生活，报道各地工人运动进展情况，提出了“提高劳动者地位”、“增进劳动者知识”和“改造劳动者生活”等三项任务。周刊受到工人们的欢迎。他们还深入工人中间，宣读进步报刊上的文章，启发工人的觉悟，培养骨干，建立工人组织。山东党组织还创办了“文化书社”，出版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阶级斗争》等。

    广州党组织1920年创办了对工人进行教育的通俗刊物《劳动者》，由于该刊由无政府主义者主持，向工人宣传了很多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陈独秀到广州后停办了该刊。他开办了机器工人夜校，认为机器工人比较先进，革命要依靠他们去发动。１９２１年2月，广州党组织创办了《劳动与妇女》周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希望将妇女发动、组织起来。广州党组织还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约有80人，除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还有其他职业者。他们还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学习内容为社会科学、共产主义常识、国语常识等，目的是培养具有共产主义理论知识的人才，培养向人民大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1921年1月，《新青年》杂志社由上海迁往武汉，陈独秀及中共部分早期领导人也来到广州，广州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广州党组织以原有的《群报》作为党的机关报，刊登了有关马克思、列宁的传记，俄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三国际的文件。

    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利用便利条件，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状况和经验，大量搜集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旅法学生和华工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早期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尤其在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促使工人觉醒，推进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三、推进工人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的学说，不是为了构建一个纯粹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教育群众、武装群众以完成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伟大使命。

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到“大众化”中来，变马克思主义为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

早期中国党组织成员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精髓，学得马克思主义，就主张运用它去研究和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李大钊强调：“我们应该细细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详细一点说，就是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做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倘能循此途辙，以达于民族独立的境界，那么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⑦]这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力图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播下的宣传工作的第一批种子有了果实。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那里举行了示威游行。一千多工人参加了群众大会，工人亲自在会上发表了鼓动性演说，会议持续了３个多小时，可仍有一些工人没有来得及发言。群众大会后，开始游行，由１５００名工人组成的队伍高举着写有重要标语的旗帜，唱着革命歌曲，喊着“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口号沿街游行。此后，不到１个星期，工厂车间里发生了１０起使管理人员感到不安的小型活动。经过最初一个时期的斗争，北京共产主义组织得出了经验：在忠实于工人运动的人与工人之间建立友好关系；从工人中选拔一些领袖；提醒他们不要忘记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目的，并利用自己的工会同雇主进行斗争，从而使阶级仇恨激化；必须利用一切机会推动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⑧]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铁路工人举行庆祝大会，通过组织工会的决议。

    上海工人经过有组织的教育，阶级觉悟不断提高，认识到建立独立工会的必要性。上海党组织促使工人摆脱旧式行帮和黄色工会的束缚，直接领导工人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等新型工会组织。受陈独秀组建真正的工人工会思想宣传的影响，上海海军造船所锻工李中（即李声毅）投书《劳动界》，主张“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的大团体，再联络他一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⑨]1920年11月，由李中等人发起筹组上海机器工会。这是在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器工会会员、其他工人团体的代表和来宾近100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陈独秀、孙中山等到会祝贺并讲话。大会通过工会简章，决定出版《机器工会》，同天津、北京等地的机器工会建立联系。12月，上海印刷工会成立，会员有1300多人，由工人自己创办《友世画报》，主旨是宣传提供劳工生活，改造社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上海党组织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专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上海工人运动由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1921年5月5日，汉口人力车夫为反对车行加租，举行罢工。罢工工人散发传单，提出“奋斗，争自由，争人格”等口号。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结出了丰硕成果，革命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之间参加实际斗争，思想情感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树立了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革命信念；工人中一部分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这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具备了。中国革命的面貌即将“焕然一新”。

早期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得到了党的一大的党纲和决议的首肯。一大党纲规定，“党采用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决议》，确定党在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决议强调：党在工会里要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因为工会补习学校是组织工会的一个准备步骤，因此各种产业部门都应建立这类学校，例如，应成立“运输工人预备学校”和“纺织工人预备学校”等等。工人补习学校应成为工人组织的中心。学校最重要的方针是唤醒工人们的觉悟，并激发他们组织工会的需要。决议要求建立工会研究机构，强调这种机构应由工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研究的内容是工人运动史、组织工厂工人的方法、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各国工人运动之现状，并提出对特别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情况。[⑩]

通过对五四运动后至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的历史考察，可对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工程获得以下启示：1、必须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只有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2、要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将其转化为群众的生活语言，使理论简明、扼要、易于接受。要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融入群众生产和生活实践的具体生动的实例中，贴近群众生活和实践，逐渐内化为群众的观念、意识、素养。3、推进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运用。要坚持把理论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促使人民群众自觉地行动，发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主体作用，投身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