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到1957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飞速发展，引起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农民和农村干部中存在着闹退社等情绪和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一贯行之的有效应对办法。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1957年8月8日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随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此次运动历时近一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关键词]1957年；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一、农业合作化运动引发一些农民反对情绪和抵触思想     

农业合作化运动飞速发展，到1957年，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全国总农户的96%。高级社的小部分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办起来的；很大一部分是刚办起来的初级社，立足未稳，便转成了高级社；也有些是未经初级社，直接办成高级社的。由于各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干部的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再加上各地办社的历史长短不一，在很短的时间内办起了高级社，一律以高级社为核算单位，公有化程度太高，内部矛盾突出。1956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点。河南省12个县，闹社、退社涉及278个高、初级社，700多个生产队范围，共殴打干部63人，拉走牲口4916头，私分社内粮食125000斤、种子24000余斤，饲料25000余斤，饲草25万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多件、柴火52000余斤。

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根据浙江省宁波专区的调查，在退社户中，富裕中农占50%。安徽省退社户中，富裕中农占74%。中央农村工作部分析原因是：第一，大多数是因为减少收入引起。各省一般都有10%到20%的社员户减少收入；减少收入较多的户，多半是富裕中农、小商贩和有技术的手工工人等。第二，农业社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劳动过分紧张，引起不满。第三，干部作风不民主。第四，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第五，农村自由市场开放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部分富裕中农，要求出社搞市场经营。[①][1]（69）

大规模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引起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巨大震动，农民和农村干部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思想问题，除了上述反对合作化、闹退社的情绪外，还有以下思想问题：第一，反对统购统销。湖北省应山县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共1000多人，其中反对统购统销的有72人，占7%；主张解散合作社的60人，占6%。宜昌县三级干部中，反对统购统销的占16.7%。黄冈县一位党员说：“我们是代表农民的，粮食是农民种的，要首先满足农民的需要。”因此，“要求提高留粮标准，农民用不完时再卖给国家。”第二，反对党的领导。他们要解散乡支部、区委会，撤消县人民委员会的局长，取消地委会。宜昌的一个区长说：“取消一个区委机关，可以买一辆汽车；取消一个地委机关，可以买两部拖拉机。”“我不是右派言论，而是合理化建议。”第三，为农民叫苦。广济县一个合作社主任（党员）说：“毛主席是李闯王，进了北京，忘了农民。土改时，共产党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土改后，共产党有利就干。现在合作社，如有一百人，就有九十人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已到危险阶段。满清、日本鬼子、国民党都完蛋了，共产党也要完蛋的。”第四，认为“国营商业是剥削”，要求恢复自由市场。孝感一位干部说：“国家好比一个行（意指过去做买卖的行业），都把老百姓的钱赚过来了，毛主席一、二十年也吃不完，现在是国富民穷。”[②][2]( 716)

毛泽东认为，为了坚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有必要对他们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对农民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出现闹社、退社情况，毛泽东认为是富裕中农“少数闹退社，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提出：“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先要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整风的条件下，逐步推行。”[③][3]（459）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毛泽东认为的一贯行之有效的方法。1955年底，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他要求在合作化过程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因为它“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和政治的保证”。[④][4]实践证明，这种教育是有效的，它比较成功地满足了大规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整个制度变迁的需要。

实际上不少乡村已经开始在社员中开展辩论活动。中共中央根据有关信息，认为辩论的结果是：帮助了广大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进一步地弄清国家和农村中的大是大非，说明了当前国家所实行的各项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说明了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极少数人发财，使大多数人贫困和破产，而社会主义才是劳动农民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唯一出路。部分富裕中农留恋中农留恋资本主义道路，不满意国家所实行的某些根本政策，但在辩论中，也觉悟到他们中间如果在旧社会里面靠投机倒把、能够侥幸发财的人也不过百分之一、二，而大多数还是不可能成为富人。曾经有不少人怀疑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但群众辩论的结论却是：这个政策好得很，不这样，就得有很多人在粮食商的操纵下挨饿以至家破人亡。那些继续从事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辩论中，进一步被揭穿，受到群众的打击。对于那些游手好闲、不务劳动的人，群众也主张给以必要的约束。中共中央认为，这种辩论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发扬了正气，压倒了邪气。我们要巩固合作社制度，加强贫农中农的团结，提高农民群众的更大的生产积极性，改进合作社的工作，巩固工农的联盟，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由于辩论的效果显著，因此中央认为除了必须在城市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言行以外，在农村中展开这样一场大辩论是完全必要的。[⑤][5]( 700—701)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1957年8月8日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指示中决定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产间隙和休息时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就这些中心题目举行大辩论，提问题，提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解放前后和合作化前后农民生活的变化。指示还指出，为着辩论的方便和通俗化起见，各合作社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提出一些具体可比的问题。秋收以前的辩论，要着重统购统销问题，适当地结合当时当地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指示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辩论，实质上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辩论。中央还对辩论的具体组织形式和方法作了指示：凡是还没有开展这种辩论的地方，各级党委都必须有准备地、有次序地、自上而下地派遣工作组协助乡社的党组织支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使爱国、爱社和爱家的观念在群众中统一起来，并普遍地养成勤俭办社和勤俭持家的风气。辩论会必须吸收全体农村居民（包括单干户）参加，组织可大可小。一般地在小组或小队的范围内，可以辩论得较为充分和较为深入。但在必要时，也可以举行全体社员或全体农民的辩论大会。辩论时要让个人畅所欲言，让群众在辩论中，在交换意见中，辨别出哪些是正确的和哪些是错误的。除了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反动的煽动言论必须及时地有力地给以反击外，对于群众的误解或错误意见，都必须采取很好的态度加以解释和说服，对于富裕中农的错误言论的态度，也应该这样。中央认为这次运动的性质是农民群众和乡社干部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是农村的整风。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地委、县委必须很好地掌握领导，群众在大辩论中，对于乡社干部作风提出的批评，各级党委必须认真研究，适当处理，以便改进工作，团结群众。[⑥][5]( 700—701)

    中共中央8月8日指示发出后，各省在8月中旬专门部署农村整风工作，召开省、地一级会议和县区乡三级干部会。运动发展较快的有陕西、河南、广东、山东等省。广东、云南首先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正面社会主义教育，同时集中力量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便遏止歪风，完成粮食任务。广东斗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共达16000余人，其中逮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1100多人，管制135人。山东提出首先展开辩论，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除个别现行犯外，一般放在运动后期处理。河南全省开展了反右派斗争，有些人已有警惕，如果先打击敌人破坏活动，可能不利于大鸣大放。河北提出，除有些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可以打击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作为重点外，一般地区主要进行鸣放和教育。山东省在执行中央中央指示方面政策把握得很好。8月16日，山东省委发出《关于如何在乡、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紧急通报》，指出：根据试点的初步经验，应注意研究掌握以下问题：第一、必须使干部明确认识这场运动的性质；第二，关于是否先鸣放（即提问题，提意见，发议论），后辩论，还是先正面批判，后辩论问题，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第三，运动展开的步骤，一般应坚持从党内到党外，由骨干到群众。第四，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政策，必须使党团员干部和所有骨干分子了解，鸣放说理辩论目的是要做到团结中农的绝大多数（包括富裕中农在内）。第五，应注意摸底弄清各种思想类型的人数。第六，注意征购粮食问题。第七，在辩论中应注意分析区别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区别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和农民中某些怀疑、误解与不满言论。第八，注意听取与接受正确的意见，积极改正领导上和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第九，在开展运动的同时要切实作好生产、整社工作。[⑦][6]( 702—705)

    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的成效和缺点

通过近一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批判了本位主义、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提高了广大基层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干部作风，净化了社会风气，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农业生产，解决了当时一度令中央担忧的农民闹社、退社和粮食问题。具体说来：

一、遏制了退社风潮。广大贫农、下中农表现兴奋，干部情绪高涨，富裕中农态度好转，地主、富农反动气焰受到严重打击，农村中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已开始恢复正常。如广东成批退社现象已初步停止，许多退社的又重新回来，合作社出勤率已提高到90%以上。各地注意阶级路线。河北省委发挥党团员的骨干作用，依靠贫农（包括下中农），团结中农，打退地主富农的反革命行为，并向某些有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开展思想斗争。对富裕中农一律不扣右派分子的帽子，因为他们仍然是劳动人民。正因为对富农的政策适当，所以他们的态度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于地主富农的破坏活动，经过揭发斗争，根据犯罪轻重，区别处理。1957年9月5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村整风部署和当前执行情况的报告》和通报中央办公厅综合的《十三省农村整风简况》中指出：“打击的主要对象也应该仅仅限于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如果打击的对象涉及到富裕中农，就应该特别慎重。”[⑧][7](713)

二、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些地方卖粮速度加快。据广东省潮阳县五个乡统计，在216个单干户中，原来只卖粮13000斤，经过说理斗争后，多卖了62000多斤。[⑨] [8]( 718)河北省清苑县不少乡采用游行方法开展政治宣传，运动开展的速度快，成绩不小。清苑截至24日全县报出瞒产、私分粮食136万斤，三区许家洼、史家桥5个乡14个社，运动前的情况是有13个自足社1个缺粮社，运动开展起来后，报出瞒产26.9万斤，全成了余粮社。[⑩][9]( 711)山东昌潍专区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总农户数的98．7％，粮食征购的速度也大为加快，到1957年11月初，全区超额完成全年的粮食征购任务。[⑪][10]粮食工作取得进展归功于各省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山东省委提出，在粮食问题上，除了划清一些大的是非界限以外，需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征购任务没有完成的地方，应当具体分析，是思想问题，还是任务确定不当？有多少属于思想问题，有多少是属于实际困难，要实事求是加以解决，应征购多少就征购多少，该增购就增购，不要买过头粮。第二，不要去搞某些富裕中农家中的余粮，对于家有余粮而不交公粮，不卖统购粮的个体农民，应按照政策着其交售今年应交售公粮、余粮，否则依法处理，但不要算旧帐。[⑫][6](705)

河北省保定地委强调通过大辩论进行说服教育，在搞通思想提高觉悟的基础上，自动报出瞒产，核实产量，不准采取威胁逼迫的斗争方法。

    三、干部工作积极，社员生产情绪提高。河北省徐水县小西张村160户的社，从安新买回大粪6000斤准备追肥，半个月增加猪110头。从检查的几个乡看，除清苑史家桥西北有近2000亩连年水涝，不能耕种外，没有荒亩现象。庄稼生长良好。[⑬] [9]但是，这场运动也存在着一些缺点：

第一、发生粗暴和政策界限不清现象。县级在这次宣传运动的布置上有些问题交代不清，对可能发生的的问题估计不足，加上基层干部对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指示精神领会很差，有的存在抵触思想，认为这是无理的让步或退却，因而在接受这次宣传运动时有偏激情绪。如河北徐水大东张社长张瑞在队长会上说：“过去的百花齐放弄的工作不好做了，今天我这个罗锅该直起来了。”这样便产生了强迫命令的作法。[⑭][9]清苑县打拉230人，其中地主富农21人，伪顽分子12人，贫农18人，其余都是富裕中农。个别的用牲口拉、摇煤球、装麻袋等。陕西咸阳县斗争158人，有79人被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逃跑8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1/3被打。三个专区统计，已自杀45人，逃跑90人。山东吓死、打死约十多人。另外，有的地方还有乱戴右派分子帽子的现象。河北邢台县王快村400多户，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的对象都扣上右派帽子。[⑮][8]河北省徐水县小东张乡在游行时，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谁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群众不愿交公粮，也喊他是右派。形成右派帽子满天飞。河北清苑县三区苑桥村三队队长杨化南等8人贪污小麦30多斤不承认错误，群众喊他是右派分子。清苑县八区大张庄由党内开展反右倾情绪讨论后，转到党外以生产队开展思想大论战，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有的说了几句落后话也让其在会上低头认罪，结果形成斗争。为此，河北省委要求在运动中不打人、拉人，不扣右派帽子。

    第二、有些地区开展辩论缺乏坚强领导。河北省有些地方辩论一般化，不解决问题。有些地主、富农或富裕中农经过斗争和辩论后，表面表现老实，背后仍然怪话满腹。有的乡斗争锋芒不准，形成顶牛。宁津县毛庄斗争一个说怪话的农民，说他抗粮不交，是反革命，该农民说根本没有这些事实，群众说这是“吵架会”。[⑯][8]广西桂林专区全县一个试点乡，辩论失败了，据说是“因为中农太多，说不过他们”。[⑰][11](722)

    第三、有的省运动与夏季粮食征购工作结合不够。陕西粮食收购进度仍很慢，有的只管教育不管粮食收购。华阴县完成一半任务，干部就不准备再购了。广东省粮食工作发展也不平衡，有的地方完成85%，有的地方只完成45%，全省平均完成67%。[⑱][8]

第四、少数人思想仍不通。河北省阮阳县共有区级干部200人，经过辩论，有5个人思想不通（主要是对肃反和干部政策不满）；共有乡级干部170人，有4个人思想不通；共有合作社干部870人，有22人思想不通。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富裕中农，他们的意见集中在统购统销、合作化和市场管理等问题上。由于在1957年前后富裕中农是闹社、退社、不缴公粮的主要力量，因此在这次运动中，富裕中农被视为富农阶级消灭之后在农村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势力，成为批判斗争的主要对象。这不仅把农村中的一些实际矛盾简单化，错误打击了富裕中农，而且造成了一种谁也不敢冒尖、不敢富裕、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空气，对农村生产力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第五、社员闹社、退社的原因并未真正找到。这场运动是在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严重的前提下进行的，加之运动的方式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所以，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遗留的诸如组织规模过大、平均主义、公有化程度过高等许多问题被掩盖起来。特别是当时部分社员要求退社，主要是对合作社管理体制、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干部工作作风有意见，并不是对合作社本身不满，更谈不上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社会主义。合作社掌握了农民主要的生产、生活资料，取消了社员对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因而具有强大的控制能力。社员生产甚至生活基本上由社队组织安排，失去了相应的自主权，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然而在运动中，一味地强调合作社的优越性，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样的大帽子下，广大干部群众对于搞好合作社的许多正确意见都不敢提，实际上导致社员闹社、退社的原因并未真正找到，合作社中存在的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伤害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成为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中国农业集体化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即消灭私有制、避免两极分化；一是非意识形态的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与发达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明显不同，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在一个并不宽松的国际环境中实施赶超战略，在只能主要依靠落后农业为初期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这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通过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有计划地配置各种资源，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快速的合作化，从高度分散、剩余极少的千百万小农吸取农产品，优先发展重工业，推进国家工业化，几乎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三大改造时期加速农业合作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国家的重工业优先战略的需要，在于解决农产品不足以至影响到工业化速度的问题。这种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实现了在较短时期内强有力地配置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农业资源支援工业，满足了工业化初期的迫切需要。但它同时又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长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⑲][12]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957年发起的这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层次原因是就在于要调动农业资源支援工业建设 ，完成国家购粮的任务，保证整个国家经济计划的顺利进行；同时反击农村出现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