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帝制运动开始后，英国认为现阶段不能实行帝制，英国不会支持，帝制问题可推迟到欧战结束后进行；帝制运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英国实施两面政策：一方面响应日本号召，联合对袁世凯政府进行劝告，另一方面准备从速承认帝制；袁世凯宣布帝制后，英国经历了从要求立即承认帝制到观望到赞成取消帝制的态度变化过程。英国在袁世凯和护国军之间保持中立；袁世凯取消帝制后，英国对帝制取消后的乱象持不干涉态度。

[关键词]英国；袁世凯；帝制

 Britain’s Attitude Toward Yuan Shikai’s Being Emperor

ZHANG  Bei-ge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Beijing 100083,China)

Key words:Britain; Yuan shikai；emperor system

Abstract: After the movement of emperor system began,Britain thought it impossible to carry it on and wouldn’t support it , she thought that it was after the end of the Europe war that the movement could go on.;As the movement of emperor system  went on quickly Britain implemented the double-faced policy:on the one hand,she gave warned Yuan shikai with Japan, on the other hand, she prepared to acknowledge the emperor as soon as possible;After Yuan shikai’s becoming emperor Britain asked to acknowledge Yuan shikai’s being emperor at once,then she kept on watching the situation,at last she supported to cancel the emperor system . Britain kept neutral between Yuan shikai and the troops guarding country;After Yuan shikai wasn’t  emperor,Britain kept on non-interference to China’s matter.

关于英国对待袁世凯称帝的态度，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李新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和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英国对帝制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刚开始不赞成，但是，当英国得悉帝制已取得日本的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遂改变态度，急忙对袁表示支持。不过，1915年10月和12月英国对袁世凯分别进行了劝告；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认为袁世凯接见朱尔典时，英国为不让德、奥占先，同时也为了讨袁的欢心，以便战后争夺在华地位，表示赞同袁现时称帝。该书也提到了英国对袁政府的两次劝告；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提到10月日、英、俄国的劝告，并认为12月袁世凯宣布帝制时，英国等协约国考虑如何争先承认帝制，以便反袁势力处于不利的地位，可获悉云南即将起义的消息后，15日又进行第二次劝告。总之，学术界都提到了英国对待帝制的态度是：开始不赞成，后来支持。但这样的分析比较简单化。学术界对英国态度的变化过程及变化原因缺乏系统、详细、深入、准确的描述和分析。

本文利用英国外交部档案，系统地考察了英国对待帝制的态度，认为英国的态度在帝制运动不同的阶段经历了一些变化：帝制运动开始后，英国认为现阶段不能实行帝制，英国不会支持，帝制问题可推迟到欧战结束后进行；帝制运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英国实施两面政策：一方面响应日本号召，联合对袁世凯政府进行劝告，另一方面准备从速承认帝制；袁世凯宣布帝制后，英国经历了从要求立即承认帝制到观望到赞成取消帝制的态度变化过程。英国在袁世凯和护国军之间保持中立；袁世凯取消帝制后，英国对帝制取消后的乱象持不干涉态度。

“二十一条”交涉刚结束，袁世凯便做起了皇帝梦。1915年8月14日，袁世凯推行帝制的机关筹安会成立。推行帝制需要国内外的支持，或至少不反对。帝制运动开始后，袁世凯及帝制派对地方风疆大吏做好了安抚工作，自认为不会出问题。同时，秘密乞求列强各国承认帝制。他们认为取得列强的支持比制造民意更为重要。袁党致电各省将军说：“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之对内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1]袁世凯及其谋士主要寻求日、英的理解和支持。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有很大的利益，虽然受到日本排挤，但在华仍有较强的力量；日本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华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所以袁世凯称帝特别关注日本和英国的态度。而英国对待帝制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一、帝制运动开始后，英国认为现阶段不能实行帝制，

英国不会支持，帝制问题可推迟到欧战结束后进行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前夕，1914年12月，日本驻华公使日置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曹汝霖多次密谈，劝说袁世凯称帝，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2]在交涉二十一条”时，日本表示，只要袁世凯接受条件，日本政府今后可“遇事相助”，弦外有音。1915年9月6日，驻日公使陆宗舆致电中国外交部说：“顷见大隈总理，谈及帝制。渠言：‘中国民主君主本非日本所向，惟万勿因此致乱，有妨碍邻国商务。余深佩大总统实有统治之能力，但只望中国有实力之政府以图治。现正渐见治安，似不须于名义多所更换。’”[3]这表明日本又担心袁世凯称帝引发动乱，危害日本在华的商业利益，有反对之意。日本公使告诉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日本政府现在对中国（称帝）事件持旁观态度，一旦时机合适，将以劝告的形式进行干涉。”[4]朱尔典推测，日本不反对（中国）实行帝制，但不欢迎袁世凯称帝。[5]为取得日本的谅解和支持，袁世凯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对日本政要说明实行帝制的必要性。9月下旬，有贺返回北京，转达大隈重信首相的口信：“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这说明日本的立场是动摇不定的，一会儿赞成袁世凯称帝，一会儿反对。日本欲利用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造成中国政局混乱，再伺机进行干涉，从中渔利。9月23日，大隈以赏月为名，邀请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到其官邸，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陆宗舆“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6]日本的意图是，只要袁世凯臣服于日本，日本就支持其称帝。袁得到消息后，迫不及待地要以庆贺大正天皇加冕为名，派特使赴日，与大隈直接交谈。

与日本或支持、或干涉的摸棱两可的态度相比，英国在帝制运动刚开始时持不赞成态度。

袁世凯派政事堂参议伍朝枢探询朱尔典的意见。朱尔典担心帝制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权益，表示“甚不赞成”。

朱尔典了解到正是袁世凯本人在假借民意推动帝制。袁为取得英国的支持，派其亲信梁士诒与朱尔典会谈。8月25日，朱尔典致电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说：“袁世凯的一些幕僚就称帝事宜与我协商，我乘机说了一句谨慎的话。”“我指出，现在似乎不是改制的时候，可能会遭遇南方一些反对，产生无法预测的影响。我建议考虑改制问题可延迟到欧战结束后，应利用此时做更紧急的事情：改革现行的行政体制。”[7]9月10日，朱尔典又致电格雷说：“我最近会见了受总统之命来访的梁士诒，谈了很长时间。梁的目的是让我相信帝制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让我吐露真情。我表达的意见是，总统和中国政府打算改制会招致内乱，不能指望得到任何欧洲国家的支持。”“我注意到英国对总统评价甚高，总统作为执政者克服了很多困难，牢牢地掌控着中国。但如果他违背总统就职誓言，他的声誉将受损。”[8]由此可知英国的态度是：第一，不反对中国实行帝制；第二，不反对袁世凯称帝；第三，不支持现阶段称帝，同意在欧战结束后称帝。不支持现阶段称帝的原因是英国担心帝制可能引起中国混乱，损害英国在华利益，而欧战正在进行，英国忙于欧战无力兼顾在华利益。朱尔典从帝制一开始就对中国政府官员表示：“我个人认为此问题应推迟到欧战结束后，以便让英国和其他友好大国有时间重新维护在华利益。”[9]

    帝制运动开始后，德、奥两国已暗中表示愿意承认。美国对帝制采取不干涉态度。袁世凯对日本的表态有些放心，而英国仅表示现阶段不支持称帝。袁认为外部情势“有利”，遂积极推进帝制运动。从9月1日起，参政院开会讨论请愿团实行帝制的要求。9月17日，参政院决定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妥善办法。25日，袁世凯发布申令，11月20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为进一步取得英国的谅解和支持，袁世凯亲自出马，10月2日会见朱尔典。他说：“近二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及文武行政各官，或面陈，或电陈，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近数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亦频频来电，主张其事，甚至少年军官、革命伟人提倡以强力解决，而所谓老成之政治家，因墨国乱事，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所以至于今日，全国赞成君主立宪，且主急速进行。余费尽心力对付各方，令其不必多事，然各人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若全国仍以共和为然，则可以安然照旧办事；若决定君主立宪，则实行其事，现在恐亦非其时也。” 朱尔典说：“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也。”袁世凯说：“各省将军巡按使已早来电，不论局面如何，皆可担保治安之责任，故于对内，可以放心。余之所谓非其时者，乃对外问题也。” 朱尔典说：“英国对于此事极为欢迎”，“英国联盟诸国，亦无损中国之意也”。袁世凯说“大隈伯对我驻日陆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朱尔典说：“若对内对外无甚难题，即可以不动声色，陆续进行。至于各国承认一节，可不必另派专使，即以驻京各公使为庆贺专使”。[10]中方的谈话记录要篡改的嫌疑，查英国外交部档案，是这样记载的：袁世凯对朱尔典说：“我不愿意当皇帝，已尽力阻止现在的（帝制）运动。现在运动已失控，我被迫服从人民的意愿。我十分谨慎地看到全国人民希望改制，在选举结果公布前，不鼓励采取任何行动。”“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嘲弄。”朱尔典说：“当你通过梁士诒和其他代表想弄清我的意见时，我一直强烈不赞成改制。没必要解释说我这样做不是出于反对你，而是因为我担心中国的未来，中国会为现存的混乱的世界局势添乱，我似乎认为中国正面临迅速变化引起的巨大危险，这种变化在欧战结束前要阻止。”袁世凯告诉朱尔典：“我从中国驻东京的代表处收到日本政府承诺的信息，日本支持中国地方（作乱）如此明显，以致我怀疑日本的动机。”[11]从英方档案看，英国的态度与以前仍是一致的，不赞成袁世凯在欧战结束前称帝。

不管怎样，此次密谈使袁世凯“放下心来”，将上述中方记载的谈话记录作为绝密文件，印发高级文武官员传阅。不管是出于别有用心还是曲解其意，实际上袁世凯对朱尔典的态度理解有误，朱尔典不是无条件支持他现阶段称帝，而是强调赞成现阶段称帝的前提是“中国无内乱”。这次会见给朱尔典的印象是，“（帝制）问题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下个月召集国民大会讨论这件事，结果是一个必然的结论，可能新的登极大典大约在新年伊始举行。” [12]

二、帝制运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英国实施两面政策：

一方面响应日本号召，联合对袁世凯政府劝告，另一方面准备从速承认帝制

帝制运动在快速推进。梁士诒等嫌国民会议的召集太慢，乃发动第三次请援，要求参政院举行国民代表大会，作为新的征求民意机关。10月6日，参政院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8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25日，全国各地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从28日起陆续举行国体投票。

而日方得到的情报是：袁世凯称帝的前景可能在华南和上海招致动乱，在长江地区也有潜在的骚乱。10月11日，大隈重信致电日本驻华临时公使小幡酋吉说：“无论从那一方面言，日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而特殊，由日本自身利害加以衡量，日本毕竟无法容忍事态（指袁世凯称帝）之自然发展”。[13]并令其质问袁政府，能否保证不因称帝而酿成事端。日本担心袁称帝引发动乱会损害日本的在华利益，因而要干预帝制事态的发展。

日本的意见是：日、英作为在华利益最多的国家，应就帝制问题采取一致行动，法、俄、美在华也有利益，如认为有必要的话，同样要一起协商此事。[14]10月5日，日本大使告诉格雷：“中国正在掀起一场活跃的袁世凯称帝运动。这将会招致南方极大的反对，在华引起一场革命。在北京举行的外国公使会议上，大多数人赞成不到欧战结束不鼓励这场运动。德国公使不同意这种看法，已对袁世凯秘密承诺，公开支持他称帝。日本政府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希望同英国政府协商，以便两国政府达成意见一致，共同采取行动。”[15]

15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决定拟邀请英、俄、法、美等国共同向袁提出警告。当日，日本外相指示日本驻英国大使如此告诉英国政府：“事实上，作为共和国总统，袁世凯掌握的权力相当于独裁皇帝的权力，毫无疑问，只要他保持健康和精力，无人渴望能取代他。在此情况下，袁不明智、也无必要冒着风险尝试改变现行制度。”“如果英国政府同意这种看法，帝国政府希望联合劝告中国政府暂停帝制行为，以便阻止外部情况（内乱）发生的可能性。如果此建议得到英国政府的同意，帝国政府建议俄、法、美也参加联合劝告行动。”[16]18日，日本大使面见格雷，提出了日本政府上述建议。当日，格雷致电朱尔典，要其弄清帝制除了来自南方省份的阻力外，是否北京高层官员也不赞成。19日，朱尔典回电说，他不太看重来自北京的阻力，原因是这些官员在这个国家未有多大影响力，北方基本上赞成改制，但毫无疑问南方可能有混乱，日本的建议可能是解决困境的最安全的办法。“现在的情况是总统对帝制派承诺太多，以致他发现如果不损害其权威是不可能脱身的。常常危险的是督军插手此事。但是，如果联合劝告以一种如日本政府建议的那样方式巧妙地进行，我倾向认为，总统应能暂时停止改制。俄、法、美加入联合劝告是再好不过的。日本代理公使与我交谈过几次，一致同意以上意见。”[17]朱尔典认为中国南方“可能有混乱”，这表明他对中国局势的观察与袁世凯承诺的不同，因此也就质疑袁现阶段称帝的适宜性。21日，朱尔典致电格雷说：“我与日本代理公使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我们一致认为袁世凯非常难以停止（帝制）运动，除非五大国——日、英、美、俄、法一起进行拟议中的劝告。”“我个人的观点是，除非是一致（劝告），否则在此姗姗来迟的时刻，非一致劝告是弊大于利的。”[18]当日，格雷通知日本大使，英国政府同意日本的五大国联合劝告的建议。25日，日本政府正式邀请英、法、俄、美进行联合劝告。

日本政府等不及其他大国的答复，已急不可耐，要求日英“单独”联合劝告。25日，日本代理公使告诉朱尔典：“考虑到帝制运动进展迅速，日本政府决定邀请英国政府不等其他大国的答复，联合劝告（中国政府）。”朱尔典说：“我个人对这样做有些担忧，这将极大地削弱我们劝告的力度，我担心，缺少集体行动就不能控制（帝制）运动。”[19]英国政府综合自身在华获得的情报，加上日本提供的消息，认定中国的帝制运动在飞速发展，同意日、英不必等待法、俄、美的答复，立即进行联合劝告。[20]

26日，俄国外长对英国驻俄大使表示：“日本大使已与我谈到中国有严重内乱的危险，但我个人有理由相信这些担忧被夸大了，可能出现的麻烦被限制在地方内乱范围内。我担心德国人试图乘机同意帝制。”“所以，我已令俄国在京公使通知中国政府：帝国政府原则上不反对帝制行为，但考虑到战争引起的严峻形势，将要求中国政府考虑是否目前是将帝制计划付诸行动的最佳时机。”“所以，我认为没有理由再给俄国公使发出新的指示。”“假如中国政府不听从我们的劝告，袁世凯称帝，我们将处于尴尬的境地。我毫不怀疑德国人将鼓励他称帝。假如我们拒绝承认他，德国人将在北京控制局势。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劝告被拒绝后，假如我们决定承认他，我们的地位将受损。”[21]

为阻止列强的联合行动，27日，中国外交部致电中国驻日、英、俄、法、美公使，让他们告诉各自驻在国政府，大意是：帝制运动是中国人民自发的行为，不是中国政府发动的，中国政府只有遵从人民的意愿。“虽然此问题是内政之一，但由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友好性质，中国政府愿意在作出决定、公之于众前，通报事实真相，以避免误解。”[22]当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要朱尔典转告格雷：“中国政府确信改制不会招致混乱。”[23]言下之意是劝英国不要干涉。但此前朱尔典报告的消息是，中国南方可能有混乱。这坚定了英国劝告的决心。

为防止日本单独行动，俄国最后一刻同意加入劝告。[24]

28日，日本代理公使小幡、俄国公使和朱尔典一起会见中国外长陆征祥，提出联合劝告。先是小幡发言，“略谓：恢复帝制一举，默察中国现状，恐有危险之事件发生。当此欧战正亟之时，国于东亚者，务宜慎重处事。若因处置不善，而召祸乱，则非独中国之不幸，凡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之各邦，均将受其影响。愿袁总统顾念大局，保持现状，将改变国体计画，从缓实行。”[25]接着朱尔典说：英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意见一致，建议中国政府暂停帝制计划，以避免任何不幸事件的出现，希望了解是否中国政府对于帝制计划平静、和平地实现有充足的信心。[26]陆征祥答复道：已注意到联合劝告的友好内容，“（帝制）问题纯粹是内政问题，该运动是中国广大民众意愿的结果，中国政府既不能暂停、推迟，也不能废止。关于内部秩序问题，我可以正式保证改制不会惹出任何不幸的事端。各省高级文武官员来电做出了保证。关于日本声明中提到的远东和平问题，我愿意说任何在现阶段阻止该运动的企图将引起大麻烦，而不是避免麻烦。”[27] 英国之所以响应日本号召加入联合劝告，原因正如11月3日格雷在会见中国驻伦敦公使施肇基时所说，是考虑到英国的商业利益。“与中国有商业联系的人们找到我，告诉我与这个国家的贸易正平静地进行，但他们担心改制可能导致内乱。这就是我对本属中国内政问题发表意见的唯一原因，我是无权干涉中国内政的。更不必说，我不反对中国的帝制、袁世凯有能力即位。”[28]这表明英国与日本一样，担心帝制引发的内乱会危害其在华经济利益。

日、英、俄在联合劝告后，敦促法国也加入劝告。但法国政府政治事务局长表示反对，认为这会冒犯袁世凯，不能达到劝告的目的，德国人将迅速地承认他为皇帝，所以获利。英国驻法大使敦促法国政府：除非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否则最好还是加入劝告。[29]同时英国也敦促美国一致行动。27日，英国政府敦促美国政府“考虑到（帝制）威胁中国内部和平的严重危险性”，立即加入劝告。[30]11月4日，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答复说：美国政府实质上同情共和体制，但帝制“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如果没有可信的证据证明受美国保护的外国利益受到威胁，美国政府无正当理由进行干预。”[31]

英国政府准备了另外一手，就是打算迅速承认帝制。英国坚持立即承认帝制的原因是：第一，推迟承认有利于反袁势力，加剧中国内乱；第二，德、奥已行动，抢得先机，如果袁世凯成功地当上皇帝，英国等国还是不承认，或是姗姗来迟的承认，就失去袁世凯的信任，对其在华利益将构成严重的损害，甚至可能将中国推向德国等同盟国一边。10月11日，朱尔典致电格雷说：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应该承认（帝制运动）已不可逆转，要与日本政府达成紧密的谅解，这是减少（帝制）变化带来危险的最好办法。可能要多做的事是迅速对（帝制）承认的承诺，而不是一味避免麻烦。”[32]27日，格雷致电英国驻日本大使格林（C.Greene）说：“最好为我们的劝告来得太迟、（中方）不采取行动或被中方拒绝的情况作准备，如果违背我们的意愿，我们面临（帝制）既成事实，要与日本政府就承认帝制的合适时机达成谅解。我承认朱尔典的意见，即在此情况下，迅速承认的承诺是避免麻烦的最好的办法。法国和比利时政府似乎持有相同的观点。”[33]翌日，格雷会见日本大使，说：“如果我们的劝告在北京不被采纳，或来得太迟，迅速承认既成事实提供了在华避免麻烦的最佳机会，虽然出现动乱时我们一定保留维护我们利益的权利。”[34]

日本拒绝了英国迅速承认帝制的建议。28日，日本外相告诉格林：“日本政府将等待中国政府对于劝告的答复，然后就承认帝制的合适时机决定采取何种路线。”“袁世凯不可能拒绝劝告，但准备作出保证，即改制不会影响日本和其他大国的利益和商业。如果袁世凯以这种腔调作出合适的保证，日本政府可能考虑承认问题，但立即承认是不明智的。明智的做法是等一等，看看这些保证的效果如何。”外相已对北京、中国驻日公使承诺：日本不打算强有力地干涉中国内政。[35]

袁世凯错误地理解了大隈和朱尔典“不干涉”的许诺，起初对劝告不在意，以为不过是日本为攫取更大权益所作的表面文章。袁世凯帝制迅速推进的原因，朱尔典10月27日对格雷分析道：“主要因素是（袁世凯）确信日本政府积极地看待（帝制）行为，所以，不用担心孙中山的追随者和在日本的（中国）叛乱者的反对，不用担心日本政府会乘机挑起地方内乱以便加紧控制中国的图谋。”[36]实际上袁世凯拒绝了劝告。2日，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答复如下：“（中国）政府未主动进行拟议中的改制。民众已长时间地要求这种改制，最近运动的力度如此之大以致外在的遏制是不可能的，而且遏止违背民众的意志将导致动乱。政府不赞成拟议中的改制，从未努力推动这场变革。”“各省当局现在正采取预防（动乱）措施，没有理由有任何担心。”[37]日本政府对此不满意。3日，陆宗舆自日本报告：日“海军已有二舰南行，外务省已预备第二警告，为借口出兵保护之准备”；他刚刚会见石井外相，石井对袁世凯政府的答复“殊深遗憾”，日政府将“另作计议”。6日，石井接见陆宗舆，表示如中国数月内仍改帝制，将被认为是对日本的“欺侮”。[38]6日，石井告诉中国公使：“如果发现中国政府赞成改制，而声称不打算突然改变，帝国政府只能视中国为不诚实的表现。如果出现这种意外事件，而帝国议会正在开会，这样，不仅众议院舆论，就是公众舆论一定会尖锐，以致出现严重的后果，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必须承担所有责任。”[39]日本的态度如此强硬，给袁世凯带来了极大压力。雪上加霜的是，11月3日，法国加入对中国的劝告。12日，意大利加入四国劝告。[40]实际上袁政府心虚，11月1日，中国副外长会见朱尔典，说：“唯一可担心的麻烦来自外部，中国政府不能控制。我希望中国反叛者寻求庇护的外国政府和中国合作，努力将改制带来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41]这是袁政府首次向英国承认帝制有“危险”，虽然它将责任指向日本。

在大国联合劝告的压力下，11月3日，陆征祥对朱尔典透露，可能推迟帝制计划，他询问朱尔典，应推迟多久？朱尔典说，到欧战结束。[42]9日，朱尔典致电格雷说：“（中国）外交部参事告诉我，中国政府已决定年内不改为帝制，英、俄驻东京大使与中国公使谈话，建议推迟2或3个月，而日本外相建议推迟数月，中国政府的决定与上述建议有关。”[43]11日，中国外长通知日、英、俄、法四大国代表：“虽然大多数人民赞成帝制，但正式的登极典礼需要推迟，这将会使人民不满意，但中国政府能够处理引发的任何动乱。[44]

但袁世凯利令智昏，迫不及待地称帝。11日，中国外长会见英、俄、法、日驻华代表，口头声明：“现在国民大会代表的投票已在20个省和地区进行，赞成帝制的人数超过半数，因此政府改制已由大多数人民确定。”登极大典要做完全和彻底的准备工作，所以需要推迟一段时间。如果在中国司法管辖外的中国叛乱者引起内乱，虽然中国政府完全有能力对付，但不承担维持和平和良好秩序的责任。”[45]此前10月下旬，袁世凯登极的准备工作开始。12月1日，登极大典筹备处举行开幕礼。11日，自称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参政院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12月12日，袁世凯承认帝位。12月14日，朱尔典致电格雷说：“总统12月12日颁发总统令，正式承认帝制，但继续以总统身份行事。”[46]

三、袁世凯宣布帝制后，英国经历了从要求立即承认帝制到观望

到赞成取消帝制的态度变化过程

袁世凯宣布帝制后，法国外长向其他大国建议应就承认袁世凯的时间和条件达成一致。12月14日，俄国外长对英、法大使表示，他赞成这个建议。[47]但遭到日本的反对。

日本政府获悉云南即将起义的消息，在其活动下，12月15日，五大国的代表——日、英、法、俄四国公使和意大利代办，进行第二次劝告，内容为：“以前中国政府曾声明对于恢复帝制，不急遽进行，并且担保境内治安。”“相关各国政府对形势的发展持密切关注的态度。”[48]中国外长陆征祥“答以现在投票决定，虽已告竣，帝制尚未实行，深望各国尊重中国主权”[49]，登极典礼需要一些时间准备，所以改制不会立即进行。

英、法坚持从速承认帝制。12月，法国官员对中国驻法公使表示，只要确信帝制不引起内乱，法国将对承认袁世凯为皇帝持同情态度。中国公使表示：“所有中国的反叛分子在日本寻求庇护，我担心为阻止承认帝国，动乱将选择时机出现。”[50]法国政府要求承认，认为如果其他大国承认中国的帝制，而盟国不承认，这将会给予敌对势力以鼓舞，引发中国混乱。格雷认为这种看法合理。[51]16日，格雷致电朱尔典说：“如果登基典礼加速进行，协约国将就承认（袁世凯）的时间和条件一起协商。”“我们似乎认为推迟承认可能鼓励革命党人，给予他们和其他人组织叛乱的时间越少越好。”[52]英国将举行登基大典看成是袁世凯称帝的标志。

20日，中国外长派外交部官员会见日、英公使，他们解释了长时间推迟帝制的困难和危险，建议登极典礼在中国新年即2月3日举行。[53]当日，中国外长代表分别通知日、英公使：“奥、德公使分别于16、17日访问外交部，祝贺建立帝制。他们要求会见总统，祝贺他当选为皇帝。”21日，朱尔典致电格雷说：“中国政府对奥、德公使将先于日、英公使祝贺总统当选感到尴尬，但认为总统不能推迟接见，询问我们是否提供建议。”日、英公使表示没有建议。[54]当日，格雷会见日本大使，表示由于可能出现动乱，加上德、奥已行动，日、英需要立即行动，对袁世凯2月3日登极典礼达成一致意见。[55] 28日，格林会见日本外相，传达了格雷的建议，并表示格雷认为立即承认不是不合适。日本外相说，中国公使建议2月7日为就职典礼的日子。[56]

在列强奥、德、英、法、俄打算承认帝制的情况下，英国敦促日本就承认问题采取行动。1916年1月7日，朱尔典和日本公使交换意见。朱尔典说：“我似乎认为我们或者承认他（袁世凯），或者面临袁世凯从公众生活中消失、增加中国内乱前景的可能选择。”“我看延长现在模糊的局面是不明智的，除非我们有某些可见的建设性的目标。”日本公使说：“建议举行第二次投票，看看这个国家是否真的希望帝制或共和，基于此，应在南京举行国民大会。”朱尔典说：“90%的人民不希望别的，就是想过平静的生活。上述建议是避免麻烦的最迅速的办法。”日本公使问朱尔典，“如果得到承认，袁世凯会巩固其权威，增强国家团结吗？”朱尔典说：“没人敢对中国作出预测，但我认为承认是增强稳定的最好的措施。”[57]13日，朱尔典致电格雷说：“总统派莫里循（G.E.Morrison）通知我，登极典礼在2月9日举行。他已得到美国和其他几个中立国家的非正式承诺，准备承认他。德国和奥地利作了类似的表示。他的所有内阁成员建议举行典礼，他本人也认为推迟典礼在这个国家将引起混乱。”[58]当日，英国印度部致函外交部说：印度部大臣张伯伦得到可靠情报，“日本倡导的不承认政策可能疏远中国，破坏粉碎在华敌人阴谋的前景，格雷对此清楚，这实际上与印度利益相关。所以，张伯伦先生相信在此重要问题上应劝说日本政府改变观点，避免可能将中国推向我们敌人怀抱的任何行动。[59]张伯伦主要担心若英国等协约国不承认袁世凯，会将中国推向德、奥等同盟国怀抱。18日，外交部复函，同意对日本进行劝说。20日，格雷致电格林，让其口头通知日本外相：“英国政府怀疑日本的建议在消除远东盟国利益面临的危险方面是否有效。英国政府希望日本政府和盟国大使讨论问题，考虑采取何种行动。[60]英国非常在乎日本的态度。当日，格雷致电英国驻法大使说：“与日本政府达成一致，不同他们协商不作出最后结论是最好不过的。”[61]

袁世凯以祝贺日本天皇加冕并赠发大勋章为名，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特使，赴日与大隈密谈，许以“二十一条”中尚未许诺的第五项，以求得日本支持其帝制。正当周自齐筹备齐全，准备于1月15日登程时，其秘密使命被泄露。据说，朱尔典得知周赴日，用巨款托唐绍仪设法探听内幕。唐令袁世凯的亲信袁克宽之子袁英买通内尉勾克明、内史沈祖宪、机要局主事沈进善，盗出日、袁勾结文书，摄制复本，由朱尔典转送芮恩施，内情外泄。[62]这表明英国设法抑制日本在华扩张的图谋。1月15日，日本以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接待中国特使和避免两国间各种误会为借口，突然宣布不接待周自齐。19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要求袁政府不得忽视“南方”动乱而实行帝制。21日，石井外相通知陆宗舆：日本政府希望袁世凯政府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它将认云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并宣告袁政府妨碍东亚和平，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63]与此同时，日本还支持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如中华革命党、西南护国军和宗社党反袁。

日本要倒袁，英国要承认袁，两者发生了矛盾。而袁世凯推迟登基大典缓解了“承认”问题的紧迫性，暂时消除了日英之间的矛盾。21日，朱尔典致电格雷说：“（中国）外长给我捎来消息说，原定于2月初举行的登极大典因云南事件而暂时推迟。我认为在此情况下这是最明智的决定。”[64]当日，日本外相会见格林，说：“（日本政府）已确定唯一明智的做法是维持观望的态度。”“通过私人渠道非正式告诉袁世凯，五大国认为云南和相邻省份的形势不安全，不能确保现行帝制，帝制应推迟到在这个国家有一段和平的时期后才实行。”“不管袁世凯在这里多么不受欢迎，一旦情况出现，帝国政府还是准备改变现在的态度。同时，五大国打算维持现在的态度将使云南的反叛者丧气，袁世凯赞成推迟大典的态度将挫败任何国家可能先于盟国承认的计划。”[65]格雷表示同意。[66]意大利也持静观事态发展的态度。[67]英国遂放弃了立即承认帝制的计划。24日，格雷致电格林说：“云南——四川边界最新的战斗消息似乎使帝制的承认变得不可能。”[68]27日，贵州宣布独立。31日，格雷会见日本大使，说：“俄国政府问我们是否在东京的协商继续进行，我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已决定推迟宣布帝制，没必要就承认问题继续协商了。但如果中国政府重新打算宣布帝制，应恢复在东京的协商。”[69]

3月以后，随着护国战争的发展，日本政府的倒袁政策进入了以一定的实力支持各派反袁势力的新阶段。3月7日，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要求在中国确立优势地位；“使袁氏退出中国政治权力舞台”；“等待适当机会，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默认“民间有志者”资助各派反袁势力。[70]广西独立后，陆荣廷、梁启超敦促广东都督龙济光宣布独立。龙济光外受桂军压境、内有民军突起，面临极大压力。袁世凯的门生故旧、地方势力派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等联名致电袁，要求尽快取消帝制。袁世凯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纳冯国璋和政治顾问莫里循的建议，立刻取消帝制，以应危急。在颁发取消帝制令前，袁世凯还想听听英国的想法。3月20日，袁世凯派人会见朱尔典，捎来口信，意思是“总统被广西分离的形势所困扰，他从广东得到的消息使他认识到对他的政府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有人建议总统为缓解局势，颁布抛弃称帝意图的政令，表明未来政府形式问题取决于国民大会的决定。国民大会在南方秩序恢复后立即召集。他倾向于采取该措施，但在行动之前希望听听建议和指导意见。”朱尔典表态说：“该建议（指颁布抛弃称帝意图的政令——引者）似乎提供了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拯救形势的机会。该措施来得比较迟，可能不会产生理想的效果，但不管怎样，通过他的过去的追随者恢复对他的支持，将加强总统的地位，剥夺对革命运动的道义上的支持。但是，不管效果如何，政令必须以清晰无误的语言说明总统的决定。”[71]连英国也赞成取消帝制，袁世凯无路可走了，22日，他正式发表申令：“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消”。[72]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

英国在袁和护国军之间保持中立。

1915年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英国驻云南总领事就源源不断地向英国政府报告云南起义的消息。31日，护国军致电朱尔典，要求包括英国在内的友好大国保持中立。[73]1916年1月1日，云南都督对英国总领事声明，云南宣布独立。朱尔典的态度是：考虑到维护英国公民和与局势的联系，总领事维持与事实上的政府的非正式关系，但不要采取可能被视为承认政权变更的行动。[74]

朱尔典认为最好通知与云南起义领导人关系密切的戈夫（Goffe）先生，让其警告蔡锷、李烈钧：他们从事的是一项愚蠢的事业，他们从英国或其他大国得不到任何支持和同情。朱尔典原以为这种警告有一定份量，但实际上没有效果。

1915年12月30日，袁世凯颁布取消蔡锷、李烈钧职务的命令，由于存在通讯上的困难，陆征祥请求朱尔典通过英国总领事馆，用密码转递这个命令，但遭到朱尔典的拒绝。[75] 1916年2月16日，唐绍仪拜访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希望通过朱尔典向袁世凯传递一封信，劝其辞职，让副总统继任总统。如果袁世凯在辞职前迁出北京，他希望英国政府让袁避难。他认为袁世凯不可能再恢复公众的信任，日本从不让他当皇帝。朱尔典对此表示拒绝。[76]3月8日，朱尔典致电格雷说：“在上海，唐绍仪和其他著名反叛分子与日本联系紧密，已多次建议我们与他们一起保证袁世凯下台。我告诉英国总领事不要与唐绍仪及其同党联系，要求其警告英国名流不要携带信件赴北京敦促袁世凯下台。”“我的印象是，袁世凯将渡过现在的难关，但需要时间和智慧恢复人民的信任和消除日本的敌意。”[77]

四、袁世凯取消帝制后，英国对帝制取消后的乱象持不干涉态度

袁世凯仍恋栈总统之位，但护国军坚持袁世凯必须下台。

4月5日，格雷致电朱尔典说：在与日本大使交谈中，他表示“我们唯一的希望是看到在中国达成妥协，不出现混乱，现在难以看到得到南北承认的袁的继任者的出现。”日本大使承诺了解外相的意见，认为袁对待宪法的方式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对他的信任，不可能达成妥协。[78]当日，日本外相对英国大使说：“根据我的消息，中国的混乱在扩大。除了袁世凯下台外，我看不出有任何结果。”格林问，袁世凯下台是否引起危机。外相回答：“我不认为袁世凯下台会增加混乱，我确信将找到替代袁世凯的人。”格林继续说，如果袁下台，他的生命是否受到威胁。外相回答：袁世凯极可能处于危险之中，但他可能在英国或日本寻求避难。[79]

英国政府从日本提供的消息判断，袁世凯在总统位子上呆不下去了。8日，格雷致电朱尔典说：“从日本大使告诉我的消息看，显然中国南方阵营不会与袁达成妥协。所以，南北团结的唯一机会是他们同意袁的继任人。我担心找不到继任者，日本大使两次提到副总统黎（元洪），但不能肯定（日本支持他），我认为，他也提到了南京督军。”“我认为我们不能采取任何行动。”[80]

美国要求英国共同干涉中国事态，遭到后者的拒绝。4月初，美国大使向格雷建议在华相关利益大国向中国政府提出共同照会，确认在华所有条约义务的有效性，同时要求得到承诺：在欧战进行期间，中国“社会状况”不会改变。格雷指出，在中国，未同我们的盟国俄、法、日、意协商就采取共同行动是困难的。“日本政府清楚我们的立场，即如果我们能避免干涉，就尽量不应该干涉。我已提到，虽然报道说南北方麻烦严重，但我还未听说外国人生命和财产受到任何威胁，只要如此，我们就不采取行动。我们一开始就建议袁世凯在战争期间不要搞帝制，扰乱社会秩序，现在取消帝制并不能消除麻烦。如果维持社会秩序意味着维持袁世凯目前的地位和权力，南方是不会承认的。要紧的是找到袁世凯地位的某种变化，使南方满意，北方接受。我担心南方可能要求袁世凯彻底下台，难以找到南北都信任的继任者。”[81]美国建议的目的，据英国驻美大使分析是反对日本侵略意图和在华商业利益的刺激。[82]

广东地方人士也要求英国采取行动，同样被英国拒绝。15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致电朱尔典说：“杰出的广东人士接触香港总督，寻求英国帮助恢复该省的秩序。我指出我们不能派军队，否则会引起日本的干预”。“一种选择办法是他们呼吁调派北方强大的军队，这不会引起什么反对，而且使龙（济光）[83]投向袁世凯，恢复局势。我是否就这件事同龙协商？”朱尔典指示：“我认为不可能接受此建议，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只要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不受威胁，就避免干涉。”[84]

6月6日晨，英、日、法、俄、意、比六国驻华公使因袁世凯病危，在日本使馆谋划对策，认为宜由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位。在内外交困中，袁世凯死去，英国对待帝制的态度也就画上了句号。

五 结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是在华拥有最大权益的国家，不仅占有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份额，而且在对华投资方面居列强之首。1914年英国在华投资达到6.075亿美元，其中对华借款达2.075亿美元。[85]中国对这些借款支付5%的年息，以关税、盐税、厘金和铁路收益作为担保，甚至给予英国掌控中国海关和铁路经营权。保护其在华利益是英国远东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但此时日本向英国发起了挑战。英日同盟在1902年成立，是英、日两国为对付俄国在远东的扩张而结成的军事同盟。1905、1911年两次续签。英国借助该同盟，将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交给日本照看，代价是默认日本在中国和朝鲜拥有特殊利益。日本借助该同盟，赢得了日俄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它在朝鲜的利益，并在中国东北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这使得其跻身大国之列，在华的侵略扩张野心大增。最终英国为自己在华培植了一个强大的对手。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法、俄、德等列强倾全力进行生死搏斗，难以兼顾远东事务；美国未立即参战，但日益关注欧洲局势的发展，无力同日本争夺中国。在此情况下，列强之间在远东的均势被打破了，日本遂成为亚洲唯一强大的力量，不受或少受牵制地放手侵华。欧战为日本排挤在华的英国势力提供了机会。1914年8月，日本以英日同盟的名义对德宣战，借机占领山东，并于翌年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英国忙于欧战，无力对日本作出直接有效的抵抗，只得承认日本对山东的占领，对“二十一条”也只是向日本提出微弱抗议。同样，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英国的态度基本上唯日本马首是瞻，当然，也有差异。帝制运动开始后，与日本表示或赞成或干涉的摸棱两可的态度不同，英国认为现阶段不能实行帝制，英国不会支持，帝制问题可推迟到欧战结束后进行；帝制运动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后，英国一方面响应日本号召，联合对袁世凯政府进行劝告，另一方面准备从速承认帝制。但日本反对立即承认；袁世凯宣布帝制后，英国继续要求立即给予承认，而日本反对承认帝制。在中国内部出现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事态和日本反袁的态度影响下，英国放弃了立即承认帝制的要求，采取观望态度，最后赞成取消帝制。英国在袁世凯和护国军之间保持中立，而日本支持护国军；袁世凯取消帝制后，英国对中国事态持不干涉态度，日本则继续倒袁。日、英在帝制问题上态度差异的原因是：日本趁帝制之机，制造中国混乱，好从中渔利，企图攫取最大利益，甚至独占中国；而英国忙于欧战，无力与日本争夺中国，她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在华的既得利益，不希望中国内乱，不打算趁帝制之机浑水摸鱼，她对待帝制的态度取决于中国是否出现内乱。当然，英国希望欧战结束后能在华卷土重来，维护乃至扩张在华利益。

 [作者简介]张北根（1966—    ），男，安徽怀宁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近现代中外关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