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它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开始进行的高等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率先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思想束缚，成为改革开放的先导。

[关键词]  邓小平；高等教育；拨乱反正

从建国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高校的发展虽历经波折，但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急需。就在中国高等教育在探索中前进、中国高校在艰辛中建设的关键时刻，一场人为的灾难降临了。从1966年到1976年，持续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政治秩序全面搞乱，将中国的经济推向深渊，更给中国的文化建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中国的教育战线是这场政治浩劫的重灾区，中国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邓小平同志刚一复出，就深刻敏锐地认识到教育这个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重大问题的严重性，他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亲自指挥和领导了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和全面恢复教学秩序的工作。

一、推翻“两个估计”，全面整顿恢复高等教育

教育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当时面临许多困难和障碍，“两个估计”（即四人帮一伙1971年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一巨大精神枷锁仍压得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邓小平同志首先选择推翻“两个估计”作为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①]“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②]他在断然否定“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又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劳动性质两个方面驳斥了第二个估计。“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也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③]同年9月18日邓小平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批评了教育部徘徊观望的态度。他说：“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他批评有的负责同志“思想没有解放出来”，并尖锐地指出：“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④]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作出了他的著名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⑤]

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大张旗鼓地推翻“两个估计”，标志着教育战线在全国率先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1977年11月18日，以教育部大批判组署名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刊发，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文章回顾了十七年的历史，用大量事实说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批驳了“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谬论；同时又用事实说明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不是革命对象。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各高校联系自己的实际，纷纷撰写文章或召开会议，从各个角度对“两个估计”进行批判。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以近两个版面刊发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四校负责人的发言，报道各高校揭批消息，刊登教育工作者座谈会的控诉。同时，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教育、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等谬论一一进行了批判和澄清。1977年12月10日，教育部联合北京市委召开由1.8万人参加的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大会。1979年1月4日至24日，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建国以来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国高等教育工作执行的基本上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成绩是主要的；并不存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不存在资产阶级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这次会议的主题实际上对“两个估计”作了彻底否定。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正式撤销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简报》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这两个文件是在‘四人帮’及其亲信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至此，“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排除了高等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使高等教育战线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二、重建高校党委领导，调整高校领导体制

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揭批斗争，清理队伍，教育战线被“四人帮”篡夺的权力逐步夺回，各高校开始恢复正常的党的生活，被“四人帮”破坏十几年陷于瘫痪的高校党委得以重建。1977年8月上旬，邓小平同志在几次讲话中都提到了高等教育的整顿和调整问题。他尤其强调了领导班子问题，他说：“调整当中，具体问题很多，第一位的是配备好领导班子。我提出一个单位有三个人要选好。党委统一领导，书记很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第一人。第二个是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比较接近内行的外行。还有一个管后勤，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的人。”[⑥]他称这三个人就是“三套马车”。在9月与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他又提出了撤出工宣队的问题，他说：“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军队是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出来。学校里这些问题不解决，扯皮就扯得没完没了。”[⑦]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在批示中明确指出：“现在从学校撤出工宣队，已不影响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批示精神，进驻各高校的工宣队随即全部撤出，一些学校实行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体制相继取消，学校党组织恢复正常工作。从1978年开始，各高校陆续撤销革命委员会，实行党委（总支、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得到调整、充实和加强，一些不适宜负责领导工作的人调整了岗位。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一方面安排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靠边站的老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另一方面重视把符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要求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领导班子中。

改革教育管理体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邓小平同志指出：“教育事业，绝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邓小平同志强调，高校党委应以主要精力研究学校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支持行政领导充分行使职权，切实担负起把握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对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全面领导的责任。1978年，教育部重新修订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第一次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体制，对于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克服当时高校内部管理的混乱局面，使高教事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起到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

三、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给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一概斥为“臭老九”，把高校的教授、学者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许多人遭迫害致残致死，大量教师被扫地出门，下放农村，体罚劳动。知识分子尊严扫地，社会地位低下，导致高校万马齐喑，人才奇缺。粉碎“四人帮”后，如何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对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

高校战线平凡冤假错案，是在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原则：“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⑧]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具体负责平反工作。高教系统平反冤假错案首先对“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和案件进行平反，如“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所涉及的人士平反昭雪。其次，各地通过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和召开追悼大会、举行骨灰安放仪式等形式，为高校许多受迫害的知名知识分子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最后，全国还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和平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坚持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和要求出发，深刻地论证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关于知识和人才问题的正确立场，并且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观点，推动了我们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在全党和全社会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论述和观点。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同年10月，中央又明确宣布：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11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知识分子是党的依靠力量》的文章，197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两篇文章的先后发表，意味着从政治上改变了知识分子一直受歧视的状况。许多高校还积极在知识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

为了调动和提高广大教师钻研业务的积极性，邓小平同志主张恢复和实行职称制度。1977年9月，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这个决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震动，极大地鼓舞了高等院校的广大教师。1978年3 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的请示报告》，各高校根据“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全面考核，择优提升”的原则,分期分批地进行了提升和确定教师职称的工作。到1981年，全国高校已有139，462名教师评定或提升了职称。

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还一贯主张应当逐步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他多次指出，在知识分子中，“真正有本领的人，对国家贡献很大的人，工资应该更高一些”。“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⑨]1979年11月, 教育部发出《关于教育部门教职工升级问题的通知》，全国超过60%的教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教育部还另给高等学校再增加教职工总数7%-8%的升级指标，主要用于改善讲师以上教学人员的工资状况。各地响应中央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尊师重教的具体措施，对生活确实困难的教师给予补助，解决教师的两地分居问题，解决教师住房问题，办好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等等。

邓小平同志还反复教导全党全国人民，一定要尊重教师，造成全党全社会尊重教师的浓厚空气。他指出：“我们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应该尊重教师。”[⑩]1985年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和经济待遇获得普遍的提高，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越来越浓，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教学、科研的热情。

四、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拨正人才培养的轨道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以往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注重考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并注意吸收工农兵子弟。但基本的方针是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日益严重，对教育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严重扩大化，开始在“左”的思想框架中酝酿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中国高等学校自此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停止招收研究生达12年之久。

1972年虽然大多数学校开始招生，但实行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主要招收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不再招收应届高中生，其招收学生的文化水平下降到“具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取消了文化考试。这样的招生办法不仅导致高等学校新生质量下降，还影响到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形成了各行各业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

1977年，邓小平同志在正式复出之前已经开始筹划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制度、恢复高考等问题。5月24日，邓小平同志与王震、邓力群等同志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时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⑪]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当时思想尚未解放，这次会议在招生办法上没有重大突破，基本上维持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生办法，只建议招收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多数与会代表对此很不满意。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⑫]在邓小平发表讲话五天后，教育部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争论十分激烈，一些关键性问题意见不一，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会议期间与会的《人民日报》记者及时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了大家的看法，并邀请了六位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并将座谈会内容写成《内部参考》送党中央。邓小平同志看到这份《内部参考》后很快作了批示，并于 9月19日约见了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严肃的谈话。邓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再次强调应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这样招生可以使学生保持学习的连续性，有利于早出人才、出好人才。他还指出，高等学校招生应该依据这样两条主要标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⑬]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第二次招生工作座谈会终于冲破了思想束缚，决定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由邓小平亲自修改过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该文件后由教育部报送国务院，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当年冬天全国约有570万人踊跃报名参加了考试，最后全国高校录取了27.3万名新生。1978年夏天，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此外，1978年全国有210所高校、162个科研机构开始招收研究生，有63500 人报考，录取了10708人。这个数字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7年招收研究生总和(2.3万多人)的46.56%。

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是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后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教育领域在邓小平同志指导和帮助下拨乱反正、开始全面重整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标志，标志着我党开始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正确方向上来，重新确立了选拨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竞争的原则。它不仅对于提高高校的新生质量，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调动广大教师和亿万青少年学习知识的积极性，加速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恢复工作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五、提出“三个面向”，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1983年9月9日，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简称“三个面向”）。9月11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题词。“三个面向”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要求教育工作必须立足于、适应于、服从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教育要“面向世界”，要求教育上作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教育要“面向未来”，要求教育工作要以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遵循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自身的规律，培养好青少年一代，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三个面向”是邓小平同志思考已久的问题，是在拨乱反正工作基本结束、教育事业开始进入正常轨道的关键时期，邓小平同志对全国教育事业发展与改革提出的卓有远见的战略部署，对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长远的理论价值，成为指导我国教育发展的根本战略方针。

与此同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邓小平又提出培育“四有”新人的思想,并作了初步概括。198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时，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⑭]在这篇讲话中还初步概括了“四有”的基本内容:“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们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⑮]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即席讲话中指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⑯]。

根据邓小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四有”新人的思想，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此后，培养“四有”新人被明确写入了我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有关决议之中。培养“四有”新人思想的提出，确立了高等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的办学方向和教育方针。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