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回顾篇——高校党建工作30年的发展

第一章  在探索中前进

第一节 高等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翻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新的一页。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的各所国立高校，在不长的时期内陆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委员会，担负起了全面领导高校工作的重任。从建国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高校的发展虽历经波折，但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重大成就，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高层次人才，满足了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急需。就在中国高等教育在探索中前进、中国高校在艰辛中建设的关键时刻，一场人为的灾难降临了。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政治秩序全面搞乱，将中国的经济推向深渊，更给中国的文化建设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中国的教育战线是这场政治浩劫的重灾区，中国的高等院校首当其冲。

一、十年动乱的“重灾区”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基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通过错误的方式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是我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长达二十年“左”倾错误最严重的表现。它之所以带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方面的恶果，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内生活的基本准则，把被严重误判了的“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党内，党的各级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基层组织长期处于瘫痪状态。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根据党政军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通知》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同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对于运动的对象、依靠力量、方法、领导等根本性的问题都作了有严重错误的分析和规定，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虽然《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坚持正确的领导”，但是没有作出任何相应的具体规定，为“踢开党委闹革命”留下了通道。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这些特征，高校成了在基层发动和推进这场“群众运动”的首选场所。1966年5月25日，在康生幕后操纵下，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了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的大字报，诬蔑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提出的加强对文化革命领导的要求是“压制群众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号召群众起来“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在基层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火。经毛泽东批示，这张大字报于6月1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6月2日起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人民日报》同时还发表了《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诬陷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这使“文化大革命”急剧升温，全国高校系统秩序大乱，各学校党委受到严重冲击，无法正常开展工作。6月2日，与北京大学一墙之隔的清华大学就有学生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提出“校党委是黑帮”的口号。

1966年5月31日和6月2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向《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派出了工作组，全面接管了这两个单位党委的领导权。以此为先例，中央又陆续向北京市和全国的高校及部分中学派出了工作组，代替各学校的党委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到校后，学校党委的工作基本停止，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律“靠边站”。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后，立即宣布学校工作由工作组领导，校党委停止工作，校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停职反省。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由于批评了某些学生的过火行动，被指责为“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撤销了一切职务。《人民日报》报道了此事，并发表了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社论。与此同时，工作组根据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指示，力图稳定学校的形势，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对各学校的群众运动作出了若干限制，制止侵犯私人住宅、打人、侮辱人的做法，反对乱揪乱斗。但是，由于部分师生被煽动起了狂热情绪，与工作组的限令产生了严重对立。6月18日，北京大学一些人趁工作组集中开会之机设立“斗鬼台”，40多名干部和教师、学生被揪斗，遭到人身侮辱。工作组闻讯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关闭校门进行整顿。6月20日， 中央在转发反映这一事件的简报时充分肯定了北大工作组的做法。一些学校的工作组对反对自己的师生采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批斗。这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后，对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的局面非常不满，他批评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北京市委作出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并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搞运动，停课闹革命。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问题上的分歧，后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放大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成为了大规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导火索。而这一事件对大专院校的巨大影响，则是彻底瘫痪了各学校的党组织，全国的大学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陷入无政府状态。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从政治观点的不同到对学校权力的争夺，从争抢宣传舆论工具到争夺对学校建筑物的控制，从文斗到武斗，从使用冷兵器到动用步枪、手榴弹，造成人员伤亡的惨案不断发生，大学这个知识的殿堂竟变成了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野蛮之地。直到1968年夏季，毛泽东召见了北京几所大学出名的“造反派”头头，要求他们无条件停止武斗，并同时向各大学派出了由工人群众和解放军官兵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学中的秩序才趋于稳定。派驻各大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军宣队”）接管了学校的所有党政权力，林彪、“四人帮”集团利用这个机会向各学校派出自己的亲信、爪牙，控制了北京乃至全国所有的重点大学。

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深知高等院校的重要性，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分别蹿到各大专院校煽风点火，煽动经验不足的学生“踢开党委闹革命”，批判、揪斗教师、教授及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江青说：“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张春桥说：“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为了煽动学生彻底砸烂所谓“旧教育”，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给教师、知识分子，甚至科学文化知识，罗织了很多罪名，污蔑“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执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污蔑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在“知识分子中就是资产阶级多，反革命多，特务多，进口货多”。他们把学校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文化大革命”前培养的知识分子被说成是“精神贵族”、“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又红又专的党员知识分子被看作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林彪、江青一伙还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即使全国成为了文盲，也是最大的胜利”，“宁肯少读两年书，也别让资产阶级熏染下一代”。在他们看来，学校是一个“修正主义大染缸”，教师队伍里面没有什么“好人”，应该统统下放“劳动改造”。林彪、“四人帮”集团控制了高校后，在学校中推行了极左的方针、路线，广大教师受到迫害，学校的教学、实验设备被荒废，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正常的维护，被选送到学校的“工农兵学员”学不到真正的知识，而广大适龄青年则在青春年少时失去了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大好机会，给个人和国家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1971年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张春桥、迟群一伙的严密控制下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曾指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但张春桥一伙封锁毛泽东关于“估计17年教育工作不要过分”的指示，公开抵制周恩来在会议期间的讲话。张春桥说，17年教育路线“领导权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毛主席的路线没有落实”，“名义上是共产党领导，实际上是假的”。这样，迟群主持起草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最后定稿。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纪要》。《纪要》全面否定建国17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林彪、“四人帮”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极大地压制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持续长达10年，对高等教育的摧残无可估量。大批的高等院校和专业研究机构被拆散。1971年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高等院校的调整方案》，将原有的434所高校削减为328所，减了1/4（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暨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名校）。仅北京市，原有55所高校到1972年只剩下18所。其中撤销18所，合并7所，外迁15所，校舍被占70万平方米。江西原有13所高校撤并为5所，福建原有10所高校减为3所。天津大学实验室被工宣队“开仓济贫”，有20个实验室为之一空。南开大学实验室被砸坏600多平方米，设备损失70%。“文化大革命”10年来运动不断，高校师资队伍经“横扫牛鬼蛇神”、“清队”、“下放”三场大浩劫，损失惨重。据1980年11月5日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统计，教育界受迫害干部教师达14万余人。教育质量严重下降。10年之中，高等学校少培养研究生10万人，少培养大学生100多万人、中专生200多万人。同时也造成知识分子和业务干部专业荒疏、水平下降，国民文化素质整体滑坡。“四人帮”对高等教育的破坏，不仅表现在文化知识教育质量上，更严重的是对青少年在政治思想上的腐蚀，贻误了一代青年的成长。

二、高教战线拨乱反正的起始：重点高校重建党委领导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国社会形势开始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

粉碎“四人帮”以后，通过揭批斗争，清理队伍，教育战线被“四人帮”篡夺的权力逐步夺回，各高校开始恢复正常的党的生活，被“四人帮”破坏十几年陷于瘫痪的高校党委得以重建。邓小平在1977年9月与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撤出工宣队的问题，他说：“工宣队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军队是支左的，无例外地都要撤出来。学校里这些问题不解决，扯皮就扯得没完没了。”[①]1977年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在批示中明确指出：“现在从学校撤出工宣队，已不影响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批示精神，进驻各高校的工宣队随即全部撤出，一些学校实行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体制相继取消，学校党组织恢复正常工作。从1978年开始，各高校陆续撤销革命委员会，实行党委（总支、支部）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部分高校的领导班子得到调整、充实和加强，一些不适宜负责领导工作的人调整了岗位。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一方面安排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靠边站的老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上，另一方面重视把符合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要求的青年知识分子吸收到领导班子中。

1977年4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中共北京市委派刘达、黄光、林克等来清华领导工作，任命刘达为校党委书记、校革委会主任。新的党委建立后，冲破“两个凡是”的桎梏，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阻力，旗帜鲜明地进行拨乱反正，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整顿，清除帮派骨干，果断地解放并启用了清华大学原有的大批干部，为学校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做好了干部上的准备。又如，天津大学在天津市委领导下逐步调整和充实了领导班子，校级领导班子得到初步调整，系级领导班子前后充实了73名干部。系主任均由学术造诣较深、教学经验较为丰富的教授、副教授担任。各级领导班子的初步调整、充实和稳定，为天津大学的拨乱反正工作和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

与此同时，高校共青团的组织也逐步恢复。197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该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在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各地高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

教育部重新修订颁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第一次明确规定：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种体制，对于高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克服当时高校内部管理的混乱局面，使高教事业重新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起到了决定性的积极作用。

三、高教战线拨乱反正的症结：突破“两个凡是”，推翻“两个估计”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全国各地按照中央部署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教育战线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依次分为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三个战役，各高校纷纷召开大会和撰写文章揭批、声讨“四人帮”的罪行。随着对“四人帮”的揭发、批判和清查工作的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由于当时担任党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延续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坚持毛泽东的“左”倾观点，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严重阻碍了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教育战线特别是大专院校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战场”，在十年动乱中始终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对高校运动的进程乃至一些高校的具体事件作过许多指示，林彪、“四人帮”炮制的许多关于高校动态和经验的文件、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或圈阅。按照“两个凡是”，高校的许多冤假错案无法平反，被颠倒的是非无法再颠倒过来，强加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的“两个估计”精神枷锁也不可能打开。要推翻“两个估计”，必先推翻“两个凡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起到扭转乾坤作用的正是邓小平同志。

1977年4月10日，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②]的观点。1977年5月24日，他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中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行”[③]。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刚刚复职的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学、教育工作，一针见血地批驳了“两个估计”。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明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④]“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⑤]他在断然否定“黑线专政论”的同时，又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和劳动性质两个方面驳斥了第二个估计。“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也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⑥]同年9月18日邓小平与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批评了教育部徘徊观望的态度。他说：“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他批评有的负责同志“思想没有解放出来”，并尖锐地指出：“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在1978年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作出了他的著名断言：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⑦]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民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地接受实践的检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由社会实践检验。5月11日，《光明日报》 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转载。以此为序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继延安整风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一次比较普遍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教育。它打破了过去长期盛行的个人迷信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大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开启了人们的心智，冲破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头脑的“左” 倾思想的藩篱，推动了各条战线全面拨乱反正的开展，也推动了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和各项政策的落实。

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大张旗鼓地推翻“两个估计”，标志着教育战线在全国率先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束缚。1977年11月18日，以教育部大批判组署名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刊发，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文章回顾了十七年的历史，用大量事实说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批驳了“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谬论；同时又用事实说明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不是革命对象。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各高校联系自己的实际，纷纷撰写文章或召开会议，从各个角度对“两个估计”进行批判。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以近两个版面刊发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四校负责人的发言，报道各高校揭批消息，刊登教育工作者座谈会的控诉。同时，对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八大精神支柱——全民教育、天才教育、智育教育、洋奴哲学、知识私有、个人奋斗、读书做官、读书无用等谬论一一进行了批判和澄清。1977年12月10日，教育部联合北京市委召开由1.8万人参加的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罪行大会。1979年1月4日至24日，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蒋南翔主持召开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建国以来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国高等教育工作执行的基本上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成绩是主要的；并不存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也不存在资产阶级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这次会议的主题实际上对“两个估计”作了彻底否定。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撤销两个文件的报告》，正式撤销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简报》两个文件。中共中央在批示中指出：“这两个文件是在‘四人帮’及其亲信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以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至此，“两个估计”被彻底推翻，排除了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

    四、高教战线拨乱反正的重拳：平反冤假错案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篡党夺权，利用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一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扣上了“走资派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受到批判、斗争。更为惨烈的是，许多高校党政干部、教授惨遭迫害含冤去世，许多教师被扫地出门，下放农村，体罚劳动。平反冤假错案，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邓小平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原则：“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⑧]1977年12月，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具体负责平反工作。高教系统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步，主要是清查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直接插手制造的一些影响比较大的事件和案件。“反击右倾翻案风”起始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告发迟群的两封经邓小平转呈毛泽东的信。迟群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掀起了一场席卷神州、打倒邓小平的政治大风暴，高校又成为斗争的主战场。刘冰等四人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在全校批斗几百次，饱受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主持正义的教育部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因此，第一阶段的平反工作主要为一些大案所涉及人士平反昭雪。周荣鑫案首先得到平反。1977年5月，清华大学成立专门调查小组，听取刘冰等4人的申诉。11月，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全校大会，为刘冰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工作（刘冰出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⑨]

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二步主要是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迫害的干部、教师平反昭雪。为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各地对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高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十分重视，遵循“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全面细致的复查与平反工作。清华大学复查从“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上溯到“四清运动”，共有1228个案件被全部推倒、平反，恢复了何东昌、艾知生等同志的职务和工作。1978年11月28日，南京大学党委作出了《关于南京大学1976年3月29日事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1976年3月29日师生员工反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革命的行动，当时作为反革命事件处理是错误的”。“授予同‘四人帮’作斗争的李西宁、秦峰、康育义‘英雄战士’称号”。[⑩]1977年11月，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批判“两个估计”的万人大会；1978年6月24日，省委决定为原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同志平凡昭雪，并举行了追悼会；同年10月，否定了“西安音乐学院清队现场会”，并为受害同志昭雪平反；省委还决定，为“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处理的原高校负责人郭琦、王云、陈若愚等12位同志平反。1978年4月10日，中共甘肃省委为兰州大学原党委书记兼校长江隆基同志平反；5月31日，中共上海市委为原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常溪萍同志平反。1979年2月22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为北大党委平反的决定》，由此，被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肆意攻击的原北京大学党委领导陆平、彭佩云被正式平反。河北省到1982年底，平反省属17所高等院校冤假错案共572起，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343人次。总之，平反冤假错案，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高校教学、科研、学术交流活跃起来。

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三步主要是处理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冤假错案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和平反。1979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通知，教育部门和高校开始纠正了1957年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对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因反应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而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干部、教职工进行平反、改正的工作；为1955年错判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争扩大化问题造成冤案等平反。1979年9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在北京大学宣布中共中央批准的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仅1979年，黑龙江省共为高等学校中涉及冤假错案的3472人平反，为1335名错划的“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11]全国共复查了“文革”前历史遗留案件242万件。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做了彻底否定的结论。这使一切冤假错案的平反有了可靠的依据。到1982年底，全国范围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12]

    五、高教战线拨乱反正的最高成果：恢复招生考试制度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以往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了改革，注重考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并注意吸收工农兵子弟。但基本的方针是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日益严重，对教育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严重扩大化，开始在“左”的思想框架中酝酿高校招生制度的改革。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通知认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解放以来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因此，“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13]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决定：“从今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这个通知还决定：“本年度高等学校录取新生的时间。从1967年1月1日开始，至1月底结束。”但实际上，因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当年的招生工作并末进行，中国高等学校自此停止按计划招生达6年之久，停止招收研究生达12年之久。

1972年虽然大多数学校开始招生，但实行的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主要招收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不再招收应届高中生，其招收学生的文化水平下降到“具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取消了文化考试。1970年，中国试点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共41810 人。1971年，中国部分高等院校继续实行试点招生工农兵学员，共计42420人。这样的招生办法不仅导致高等学校新生质量下降，还影响到中小学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且形成了各行各业专门人才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由于当时思想尚未解放，这次会议在招生办法上没有重大突破，基本上维持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招生办法，只建议招收1%-5%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多数与会代表对此很不满意。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对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工作提出了明确的意见，直截了当地指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4]在邓小平发表讲话五天后，教育部于8月13日至9月25日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上争论十分激烈，意见不一，难以定论。会议期间与会的《人民日报》记者及时向教育部负责人反映了大家的看法，要求把不同的意见向中央反映。获得批准后，该报记者于9月3日邀请了六位曾经出席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坚决拥护邓小平讲话的省部级科教负责人进行座谈，并将座谈会内容写成《内部参考》送党中央。邓小平看到这份《内部参考》后很快作了批示，并于 9月19日约见了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进行了严肃的谈话。针对上述问题，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强调应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这样招生可以使学生保持学习的连续性，有利于早出人才、出好人才。他还指出，高等学校招生应该依据这样两条主要标准：“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15]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第二次招生工作座谈会终于冲破了思想束缚，决定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8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由邓小平亲自修改过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文件，该文件后由教育部报送国务院，10月12日由国务院正式批转《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废止了“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由“群众推荐”，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和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实际文化程度的工人、农民、军人入学的招生办法。《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年龄可放宽到3 0周岁)和应届毕业生，只要符合条件都可以报考。

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正式宣布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这次高考开始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结束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历时近一个月。全国约有五百七十万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考试。他们当中有工人、农民、战士，有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也有机关、学校青年工作人员等。最后全国高校录取了27.3万名新生。1978年，教育部决定从当年起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全国统一命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考试。同时，为了尽可能多地培养人才，全国各高校挖掘潜力，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扩大招生名额。1978年考生有615万，共有40.2万名新生进入高校。

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恢复，是教育领域在邓小平指导和帮助下拨乱反正、开始全面重整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对于提高高校的新生质量，恢复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调动广大教师和青少年的积极性，加速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促进社会风气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其他领域的拨乱反正、全面恢复工作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为了加速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国家在恢复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同时，也着手恢复研究生教育。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意见》要求，凡教师条件和科学研究基础比较好的学校，在办好本科的同时，要积极招收研究生。11月3日，教育部又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1978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通知》规定：招收研究生采取本人自愿申请报考，经所在单位介绍，向招收单位办理报名手续，经过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通知》发出后，受到了知识界和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1978年5月，高校招收研究生的考试正式开始。当年，全国有210所高校、162个科研机构招收研究生，有63500 人报考，录取了10708人。这个数字相当于“文化大革命”前17年招收研究生总和(2.3万多人)的46.56%。

1978年七八月间，教育部召开了研究生培养工作会议。会议充分肯定了研究生培养工作在实现新时期总任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修订了《高等学校研究生培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以初步规范我国的研究生教育。1984年，全国22所重点高校试办了研究生院。研究生教育的恢复意义深远，它为我国实现建设社会上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源源不断地输送所需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保证。

第二节 休养生息，蓄势待发——新时期高校工作的起步阶段

1978年12月，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是我们党历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转折。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吹响了中国历史上再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号角。这次全会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方针，作出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强调重视科学和教育；重申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并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这次全会还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这一阶段，全国各高校的党委组织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学习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进一步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开动脑筋，解放思想，使学校工作从组织体系、教育教学、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到学校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全面恢复。各高校积极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为下一步的发展打牢了基础。

一、高校工作走入正轨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高校遭到“关、停、迁、并”，导致高校数量锐减，质量低下，布局不合理，专业混乱不堪，甚至名存实亡。1979年，中央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教育部根据这一方针提出了以调整为中心、调整与改革同时进行的工作思路，各高校党委明确了具体任务，领导高教事业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

（一）高校工作重点的转移

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号召，给全党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给高校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1979年2月7日， 国家科委、教育部和农林部联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科研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现在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高等学校承担着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的重大任务。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学校特别是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办得好还是不好。会议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我们把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办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为适应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高等学校党委首先要在领导思想上有所转变，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上来。按照会议精神，各高校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清华大学党委针对教师是教学、科研的主力军这个学校工作的特点，先后派出三十多名教师到国外参加学术活动和短期考察，陆续聘请一些外国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还通过座谈、听课等方式，组织更多的教师与来访的外国专家、著名学者交流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对于青年教师，学校采取脱产学习和半脱产进修的办法，抓紧对他们的培养。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受到严重破坏的实验室，现在也已陆续恢复，并计划按照现代化的标准逐步进行装备。华中工学院党委认为，当前要进一步肃清极左流毒，把广大教师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加以信任和依靠，并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大力帮助他们进修提高，使广大教师专心致志地从事教学和科研。

（二）恢复整顿高等学校

1969年10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高等学校下放问题的通知》精神，一大批设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春等大中城市的高校被迁往外地，有些高校被撤销合并。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高校的恢复、调整和重建成了当务之急。 1977年5月首先批准恢复西南地区的高等学校。12月15日，国务院决定撤销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建制，恢复原有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戏曲学校等6所高校，由文化部直接领导。 1978年4月1日，国务院批准恢复和增设江汉石油学院、荆州师范专科学校等55所高等院校。4月17日，国务院批准恢复以招收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为主的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7月7日，国务院批准恢复1971年被撤销的中国人民大学，确定该校仍为综合性社会科学大学，由教育部和北京市领导，以教育部为主。11月29日，将华北农业大学恢复为北京农业大学，并从河北涿县搬回北京原址。在恢复和新增的学校中，工科院校46所，农林院校13所，医药学院18所，师范院校77所，财经院校10所，体育学院3所，艺术学院2所。 新中国成立后到1965年，全国高校数达到434所，在校生达到674436人。1976年，高校数降到392所，在校生有564712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转入恢复与发展时期。1978年全国高校有598所，在校生达856300人。1985年全国高校数达1016所，在校生达 2184400万(不包括研究生人数)。

为了迅速提高高等教育的水平，以配合各项经济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1978年又在恢复整顿高等学校的同时，开始恢复重点学校制度。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除少数院校实行有关部委直接领导外，多数院校实行有关部委和省、市、自治区双重领导，以部委为主。2月1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确定和公布重点高校88所（恢复原有60所，新增28所），约占当时高校总数405所的22%。

（三）调整高校领导体制和教育结构

在贯彻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过程中，教育部对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文化大革命”中，全国高等学校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和管理，原有的规章制度基本被废止，导致各地各自为政，管理状况十分混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还存在分工不清、职责不明的问题，造成工作中的困难和被动。为了尽快改变这种情况，稳定学校秩序，提高教育质量，197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建议重新颁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决定的报告》，重申对全国高等学校实行中央统一领导，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管理的制度。在高校领导体制上，根据教育部经过修改的“高教六十条”的规定，废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一元化领导的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系一级实行“系党总支委员会领导下的系主任分工负责制”，并明确指出：党委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主要应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要着重致力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工作。

1980年12 月 2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意见》根据十一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提出，要大胆选拔一批坚持党的路线、熟悉教育工作、科学文化水平较高、有组织领导能力的中青年干部，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在两年左右时间内，使高校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龄降到55岁左右。提高领导班子的科学文化水平，使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进程上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到1982年初，全国各高等院校共选拔了571名优秀中青年干部进入院校领导班子。其中担任校长、院长和党委书记的22人，担任副校长、副院长和党委副书记的549人。他们中间，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有436人，占76．4％；有149人是教授或者副教授。^[16]与此同时，从1979年至 1981年，还任命了一批知名教授担任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或校长，例如：调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黄耕夫担任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匡亚明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唐敖庆担任吉林大学校长，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杨石先担任南开大学校长等。

    此外，教育部根据这一方针，对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和专业划分也进行了初步的调整，逐步增加财经、政法等文科的招生比重。1979年教育部下发《关于高等学校理工科教学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6月8日至29日在武汉召开文科座谈会，重新肯定1961年的文科教学方针，要重视文科，要系统学习专业知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强调教学为主、书本为主、课堂为主。同时对高等学校的分科和专业结构也进行了调整，使之渐趋合理。1979年全国高校中文科学生占8.5%，1980年升为8.8%，以后逐年增长。

（四）建立学位制度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要大力发展科学和技术事业，迫切需要大力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鉴于当时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有很大发展，实行学位制度的条件已比较成熟，1979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我国建立学位制度的决策，并指定教育部牵头起草学位条例。在蒋南翔的主持下，教育部会同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联合组成了学位小组，负责学位条例起草工作。通过与有关部门负责人、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部分委员以及著名学者、科学家近千人的多次座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几经修改，于1980年2月12日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同年11月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首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名单，有151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812个学科、专业点和1125名博士生导师以及358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3185个学科、专业点。

学位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激发人们在学术上的进取心，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有利于开展中外学术文化交流，有利于为国家培养大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从而为探索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制度和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一伙给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一概斥为“臭老九”，把高校的教授、学者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许多人遭迫害致残致死。知识分子尊严扫地，社会地位低下，导致高校万马齐喑，人才奇缺。粉碎“四人帮”后，各高校如何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形成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对于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具有重大意义。

    （一）为高校知识分子正名

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代表中央宣布：“四人帮” 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同年10月，中央又明确宣布：对知识分子不再提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11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知识分子是党的依靠力量》的文章，197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两篇文章的先后发表，意味着从政治上改变了知识分子一直受歧视的状况。许多高校还积极在知识分子中大力发展党员。

（二）为高校知识分子评定职称

    为了把知识分子是党的依靠力量这一政策落到实处，调动和提高教师钻研业务的积极性，各高校采取了一系列提高教师业务的措施。老教师由于十年内乱，与世隔绝，专业知识趋于老化，为此，为他们创造机会，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交流和出国进行学术考察，以便了解世界最新科学成果，更新知识；对于4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主要通过外出进修、自学、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或出国留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来补缺、补新、补高。与此同时，各高校又恢复职称评定。1978年3 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职务的请示报告》，在国务院没有作出新的规定之前，仍执行1960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原来确定和提升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一律有效，恢复职称，并新规定了可以越级提升教授的审批权限改为由省、市、自治区批准，送教育部备案。此文件一出台，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都十分重视，评审工作进展很快。各高校还根据“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全面考核，择优提升”的原则,分期分批地进行了提升和确定教师职称的工作。至1981年，全国高校已有139，462名教师评定或提升了职称，其中2，498人评定或提升为教授，20，771人评定或提升为副教授，116，193人评定或提升为讲师。[17]此外，中央作出加强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意见，提出今后新提升的正副书记、正副校长，其中分管教学或科研的必须懂专业、会管理，有条件的学校应当是教授、副教授，这样，一大批教授、副教授、专家走上了领导岗位。

（三）改善高校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

1979年11月, 教育部发出《关于教育部门教职工升级问题的通知》。决定自本年11月起给40%的职工升级，另给高等学校再增加教职工总数7%-8%的升级指标，主要用于改善讲师以上教学人员的工资状况。各地响应中央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尊师重教的具体措施。为解决教职工的住房因难，1992年北京市政府在国务院的支持下，决定特批300多亩地，集中建设高校教师住宅小区，建筑面积为27万平方米，并提出了“三年解困，五年改善”的目标。华中工学院1977年以来，新建成教工宿舍四万四千多平方米，接近于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教工宿舍建筑面积的总和，绝大多数中年以上教师的居住条件得到了改善。陕西省为高、中级职称的教师和干部解决夫妻分居和家属户口农转非810户，修建教职工宿舍537849 平方米，解决了8421户教职员工的住房问题，为一批老教授、老专家配备了业务工作助手，协助他们整理专著和进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1985年1月，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气越来越浓，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高校教育工作者教学、科研的热情。

三、整顿党的组织，纯洁党的队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采取多方面措施努力恢复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系统地清理了“左”的思想，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大批党的优秀骨干恢复工作，基本上清除了“四人帮”残留的政治势力；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实现了团结和统一。同时，党的建设也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由于长期以来不少同志对党在执政条件下党员思想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正确认识，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以及新形势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对党的侵蚀，党内思想、组织、作风不纯的问题相当突出。党内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削弱党组织的战斗力。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

1980年11月，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期间，发表意见说：“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18]这种论断震动了许多党员、干部，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一部分人在党风问题上懵懵懂懂、掉以轻心的精神状态，唤起了全党同志对发扬优良传统作风、纠正不良作风的重要性的共识。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国三十多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大是大非问题作出了严肃的评价，对重要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这一重要决议使党内的思想混乱基本上得到了澄清。

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确定从1983年冬季开始全面整党，用3年时间分期分批地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决定》指出：党的队伍的主流仍然是纯洁的和具有强大战斗力的，但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残余思想的影响和侵蚀有所增加，目前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在党内，“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还没有完全清理。这种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的状况，对党的危害极大，必须坚决有效地加以整顿。《决定》提出，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 

1983年冬，全面整党正式开始。全国各高校作为第二批整党单位开展了整党工作，各高校在整党中把彻底否定“文革”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抓。例如，清华大学于1984年7月正式开始整党，先后进行了以否定“文革”为主要内容的学习阶段，以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整改阶段和以增强党性为中心的总结思想、对照检查阶段，最后进行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工作。在整党中，着重进行了否定“文革”的教育。许多党员在总结这段学习时反映：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整党必不可缺的重要课题。这次学习很有收获，既是一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育，又是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教育，也是一次增强党性锻炼的教育。华东纺织工学院从清除“左”的影响入手，纠正各种歧视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作为边整边改的重要内容，使广大知识分子感到整党确有成效，心情舒畅，前途光明，因而纷纷靠拢党组织，党的威信也随之提高。

这次整党于1987年春结束。整党工作的顺利完成，标志着高校的拨乱反正、整顿恢复已告一段落。这次整党对于高校党组织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尤其是领导班子建设，使学校领导班子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增强政治上的团结，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有着重要意义。

四、重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

“文化大革命”期间，思想政治教育遭到极大的冲击与破坏，是非的颠倒，思想的禁锢，使得整整一代人的心灵受到严重创伤。经过拨乱反正，广大青年学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科专业学习，并对一切从未接触过的思潮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在长期的思想饥渴之后不放过吮吸一切精神泉眼的机会。但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依然存在，人们对“新鲜的”东西难辨良莠，一些陈腐的思潮乘虚而入，而高等教育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恢复业务和教学质量上而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加之社会上极少数人掀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冲击到校园，使相当一部分学生受到影响。因此，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亟待加强和改进。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布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指示，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育，加强了大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加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

邓小平特别强调在人才培养上要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他最关心的、讲得最多的是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1980年3月12日，他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时说：“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19]同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提出：“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20]

1980年4月29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根据中央精神联合发出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必须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为“四化”培养人才这个中心来进行；要旗帜鲜明地对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培养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要建立一支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政治工作队伍。

1980年6月30日至7月2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京津等地区14所高等院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1981年 8月1日至11日，教育部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后立即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高校思想政冶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暂行规定》，并强调指出，高校党委要拿出主要时间和精力抓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同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想和倾向进行斗争，努力改变软弱无力和涣散状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引导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道路。1982年2月27日，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学生守则》。1984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教育工会联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根据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和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分析研究了如何适应新的形势，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

198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根据《通知》精神，国家教委组织编写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1986年3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指出：国家教育委员会指导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国家教育委员会指导下，直接管理其直属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指导并直接管理本地区内的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1986年7月13日，李鹏同志在《关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加强和改善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为学生和教师创造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空气，必须建立和健全高校政工队伍，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和教学方法必须进行改革，要充分发挥共青团、学生会和学生中党组织的作用，让学生在学习时期就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1987年5月29日，在一年多的讨论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属性作了明确的界定，提出了以培养硕士和博士为目标的创立新学科的要求，强调全党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深入、健康、持久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在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必须把改进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这一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一是改革高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高校德育的核心和灵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高校在全面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正反面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改革和建设的力度。1982年3月12日至 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召开高等院校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提出了高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任务是引导学生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1984年9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明确提出：新时期必须加强对高等院校学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把马列主义理论课作为必修课，是社会主义大学区别资本主义大学的重要标志。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认真学好这门课程。1985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对从小学阶段直到大学研究生阶段的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内容和要求都作出了明确部署。各高校对政治理论课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都进行了重大改革，普遍开设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三门课，作为大学本科生的公共必修课，文科专业还开设《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理工科专业则开设《自然辩证法》。此外，各高校还开设了一系列选修课。经过这样的改革，课程不仅更好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整体性，教学内容更加集中，而且也更加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学习的要求。

二是开设思想品德课，重视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除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之外，针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学生在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中提出的普遍关心的问题，有些高校先后进行了开设人生观和道德修养课的尝试。1980年，大连理工大学的庄青在学校党委支持下，首先在学校开设了“思想修养课”。 同年6月30日至7月2日，教育部召开京津等地区14所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大连理工大学在会上介绍了经验，以后，北京、上海、江苏、湖北等地也不定期地开设了这一课程。教育部在总结各高校的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于1982年8月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逐步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程的通知》，规定其为必修课，纳入教学计划。1984年9月12日，教育部发出了《关于高等学校开设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的若干规定》，对这门课的任务、内容、教学原则、成绩考核、师资队伍和教学机构的建设作出了具体指示。1987年10月20日，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规定了《形势与政策》、《法律基础》两门为必修课，《大学生思想修养》、《人生哲理》、《职业道德》三门课可以因校制宜、有选择地开设。

三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加强和改善党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办好社会主义的高校，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实践证明，其关键是建立一支政治业务素质好，结构合理，由精干的专职人员和较多的兼职人员组成的，比较稳定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 1984年4月，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东北师范大学等12所院校作为试点，首批增设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主要为高等学校培养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同年6月，教育部发出《关于在六所高等院校开办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班的意见》，招生对象是年龄在30岁以下，在高校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一年以上的优秀在职人员，学制两年。 1984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就思想政治工作人员的来源、发展方向、培训和待遇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思想政教育是一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综合性和实践性都比较强的学科，必须有专职人员作为骨干，并且要培养和造就一批思想政治教育的专家、教授和理论家；要将一些品学兼优的教师和毕业生选拔到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中来；要认真培养学生骨干队伍；专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要以主要精力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专职人员，是教师队伍的组成部分，应列入教师编制，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1987年，首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360名本科生毕业。到1992年，全国有62所高等学校设置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其中有18所学校开办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第二学士学位班，有33所学校开办了四年制本科班，大专起点本科班有24所，硕士学位授权点18个。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方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培养也大力发展起来，到1992年，已有不少人获得硕士学位，甚至获得博士学位。精干的、专兼结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坚强的组织保证，保证了高校“四有”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四是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大学生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实施开放式教育，是德育的一种有效形式。1982年北京地区的大学生率先深入基层宣传宪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首都十四所高校的部分学生利用暑假时间，组成“好儿女志在四方考察团”，沿老一辈知识分子开拓西北的足迹，赴延安、甘肃、青海等省市进行考察活动。全国各地的高校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迅速兴起。1987年《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青年学生只有在学习科学文化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更多地了解国情，了解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际、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才能树立起为建设祖国而献身的信念，逐步锻炼成为有用人才。”1987年6月，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的《关于广泛组织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意见》指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高校认真贯彻《意见》精神，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了各种社会实践活动。1987年暑假，出现了百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盛况。

第三节 对新时期高教改革发展之路的初步探索

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召开到九十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渐形成了新局面。在这期间我国经历了国内风波和国际的风云变幻，全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团结奋战，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党中央、国务院正式确立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重点地位；确立了“三个面向”的战略指导方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了高校教育的全面改革和发展。

    一、实现历史性伟大转变，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之路

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要发展生产力，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教育。我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确立和落实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重点地位，同时必须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向。

随着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教育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邓小平高瞻远瞩地首先把教育提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高度。早在1977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而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和实际问题。”[21]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大会提出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制定了我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大会确定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根据邓小平的设计，大会确定：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后来改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这次大会把教育和科学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1983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设专章报告“关于教育科技文化建设”，并提出：今后应该十分重视智力开发，把发展教育和科学技术为重点的文化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实现经济振兴的必要前提；要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加速培养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放在突出的地位。

1985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指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必须依靠教育。”这是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确立之后，教育进一步转向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轨道。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大会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论断，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明确提出，为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会议强调“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加强智力开发。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要逐年增加教育经费，同时继续鼓励社会各方面力量集资办学。”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再次指出教育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他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22]

改革开放的进程凸显了教育的重要地位，为教育的大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舆论环境。各高校的党组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带领广大师生员工认真分析形势，总结经验，制定各自的发展目标。一些学校大胆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之路。

二、坚持“三个面向”，培养“四有新人”

党的十二大以后，全国进入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时期，国家建设的发展要求教育与之相适应。在新形势下教育如何发展教育整体改革如何进行，是整个教育界都在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1983年9月9日，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简称“三个面向”）。9月11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了题词。“三个面向”一经发表，立即引起教育界的广泛重视，兴起了一个学习邓小平教育论述和学习“三个面向”的高潮。通过对“三个面向”的学习和讨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高了对教育本质、教育功能的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了就教育论教育的思想束缚，把思考教育问题的视野扩展到既要立足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要面向整个世界、面向长远的未来这样宽广的境界，从而大大促进了教育思想大转变。

 “三个面向”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深刻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要求教育工作必须立足于、适应于、服从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教育要“面向世界”，要求教育上作坚持对外开放的方针，从中国实际出发，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教育要“面向未来”，要求教育工作要以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遵循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自身的规律，培养好青少年一代，使他们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三个面向”对我国整个教育工作指出了战略方向、战略要求，使教育工作全面、充分发挥应有的社会功能，真正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面向”对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长远的理论价值，成为指导我国教育发展的根本战略方针。

与此同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邓小平又提出培育“四有”新人的思想,并作了初步概括。

1980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时，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23]在这篇讲话中还初步概括了“四有”的基本内容:“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们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24]198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提出开展以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活动。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军队的特点，也在全军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活动。1982年5月,中央转发中宣部、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关于“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总结会议纪要》。《纪要》指出，要使我们的人民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同年7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基本采用了这个提法。他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25]“四有”新人的思想呼之欲出。1983年5月4日，邓小平为身残志坚的青年楷模张海迪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26]在这次讲话中，把“三有一守”改为“四有”,标志着“四有”新人思想正式形成。

根据邓小平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四有”新人的思想，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规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此后，培养“四有”新人被明确写入了我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有关决议之中，为改进和加强高校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随着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上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中央确定了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时期。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的矛盾愈来愈突出。于是，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从此，全国的高校进入教育教学全面改革的新阶段。

《决定》首次明确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指导思想。为此，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这一指导思想要求，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互协调发展的问题，真正确立起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这是贯穿《决定》的一条红线。

《决定》公布后。根据邓小平关于“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的指示，全国各地立即行动起来，形成一个深入发动群众、认真学习《决定》、研究制定规划、积极贯彻落实的高潮。各高校的教育管理体制、招生和分配制度、教学等都进行了改革，办学自主权得到了扩大。

《决定》明确赋予高校应有六个方面的自主权，即“在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计划的前提下，高等学校有权在计划外委托培养和招收自费生，有权调整专业方向，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和选用教材；有权接受委托或外单位合作，进行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建立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有权提名任免副校长和任免其他各级干部，有权具体安排国家拨发的基建投资和经费；有权利用自筹资金开展国际的教育和学校交流”，等等，由于高校自主权增大，使它们能够主动地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挖掘潜力，扩大规模，调整专业，适应需要，促进了高校与社会密切联系，激发了学校的办学活力，提高了学校的办学效益。此后，一些经济较发达的省市新办了一批高等学校。全国高等学校数逐年递增，1985年为1016所，1986年为1054所，1987年为1063所，1988年至1991年为1075所。

《决定》强调：“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根据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其重点是“改变高等教育科类比例不合理的状况”和“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着重加快高等专科教育的发展”。到1991年，财经类院校由1985年的62所增加到80所，财经类专业由1985年的45种增加到47种，专业点由1985年 的1116个增加到1564个，财经类专业的在校学生由1985年的14.95万人增加到21.55万人，占全国本专科在校生人数的10.55%。政法类院校由1985年的24所增加到25所，政法类专业由1985年的11种增加至到12 种，专业点由157个增加到195个，政法类专业的在校生由1985年的3.61 万人增加到4.07万人，占当年在校大学生总数的1.99%。与此同时，各高等院校为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还增设了许多应用性的学科和专业，根据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新建了一批新兴学科和专业。

《决定》颁布后，我国高校开始把过去单一的国家计划招生，改变为既有国家计划招生，又有委培生、定向生、保送生和自费生的各种计划同时并存的新的招生体制。 1985年各高校共招收委培生60400人，占当年招生总人数的10％左右。1988年11月24日，国家教委发布《普通高等学校定向招生、定向就业暂行规定》。全国各高校按国家招生计划的一定比例(5%)开始定向招生。定向生在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对于保证边远地区和艰苦行业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地方经济起了一定作用。1985年起，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农学院等院校进行了招收保送生实验。随后全国70多所高校招收了近6000名保送生，占当年高校招生总数的1.2%。从1987年起，高校可以在国家计划外招收少数自费生，这一规定，极大地推动了高校招收自费生的积极性，当年全国高校共招收自费生11000人，1988年就翻了两番，招收了42200人。

《决定》颁布后，全国高校毕业生分配和就业办法也相应地进行了改革。按国家计划招生办法入学的学生，毕业时“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按用人单位委托招生办法入学的学生，毕业时国家不负责分配，应按合同规定到委托单位工作，实行按合同就业。按自费生办法人学的学生，毕业后可以由学校推荐就业，也可以自谋职业。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使人才培养与人才使用结合起来，使高校和社会紧密联系，增强了高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活力，逐步把高校毕业生由国家计划分配工作制度改为社会选择就业制度。

1985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在原来实行“供需见面”试点的基础上，试行招聘、推荐与考核录用相结合的办法。国家对这两所学校不制定直接控制的毕业生分配计划，具体分配计划全部交由学校与用人单位联系制定。在制定计划之前，学校向有关单位、有关单位向毕业学生介绍相关情况。然后由学校邀请部分用人单位到学校直接同毕业生对话，在相互有所了解的基础上，由学生自愿报名，学校推荐，用人单位考核，择优录用。这种试验受到学生、学校和用人单位的欢迎。此后，又有一些院校进行了类似的改革试验。1989年，国家教委在总结各高校试验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国务院批转全国高校贯彻执行。

四、抵制精神污染，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长期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然而，在思想解放之后，人们从打开的窗子中看到了五光十色的外部世界，在呼吸大量涌入的新鲜空气的同时也会放入几只苍蝇。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一些著作在大学生中广为流传。这些学说中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研究中心的观点，使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学子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其中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等学说，对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发生了消极影响。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有的大学生厌恶政治，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存在着片面的认识；一些大学生无限夸大人与人之间利害冲突的一面，否定道德价值。这种思潮并不仅局限于大学校园之中，在社会上特别是广大青年中间也很有市场。与此同时，一些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也兴起风潮，有些人大肆鼓吹金钱至上、个人至上，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根本不能提倡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不能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这种思潮对部分大学生产生了很深的毒害，突出地表现在对当时大学生中发生的正反两个典型事例的评价上。正面的事例是第三军医大学学生张华在社会实践中跳入沼气池救助落水老农而壮烈牺牲；反面的事例是北京外国语学院77级学生冯大兴夜入西单新华书店偷书被发现遂起杀人，被判处死刑。对于这样是非鲜明的事件，有的大学生却在评价上产生了倒错，认为张华用自己生命的代价去救老农是用“金子换豆子”蠢举，而冯大兴为满足个人需求而犯罪、杀人却是“神圣”、“勇敢”的行为。这两件事情在大学生中都引发了价值观的大讨论。

1983年10月，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着重讲了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全会以后，反对精神污染的斗争逐步展开。这次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对批评一些反动、错误的观点，纠正思想文化界的一些不良倾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高等教育战线，各高校的党组织利用这场斗争对学生开展思想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扶正祛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清华大学党委连续四次召开扩大会，联系实际，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决心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活动，帮助青年学生和教职工增强对各种精神污染的识别、抵制能力。 北京大学党委连续召开三次扩大会，学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中有关思想战线问题的论述，决心把北大文科建设成坚强的马列主义理论阵地。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决心进一步改变涣散软弱状态，继续加强对师生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举办专题讲座，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介绍和分析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潮，提高学生的识别与抵制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提高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形势、任务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同精神污染作斗争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在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的同时，也十分关注政治思想和道德文化方面的建设，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1979年上半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李昌在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27] 1980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把精神文明建设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12月25日，邓小平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和重要性进行了阐述。他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同时，他认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28]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归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之一。1982年4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作了题为《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之一。同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报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29]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的一个方面，把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作为党的一个战略方针，并指出，是否坚持这样的方针，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报告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概括为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两大方面，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全党的任务，也是各条战线的共同任务。党的思想建设是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30] 在十二大之后，在中共中央建议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写入了我国宪法。

为了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进行具体指导，1986年9月28日，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是我们党作出的第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决议》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阐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根本任务和基本指导方针。《决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社会主义根本目的的要求，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保证之一。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应当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个大规模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群众性活动，逐步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1981年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文联等 9个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使我国城乡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有一个根本改观。这一倡议受到中央各部门的重视。198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积极支持各群众团体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并把它作为当前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认真抓好。随后，一个以“五讲四美”为主要内容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群众性活动，很快在全国展开。

1981年4月25日，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率先通过了《首都大学生公约》。号召全市大学生积极执行公约，争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先锋。西安24所高等院校的2万多名大学生走上街头，开展“为人民服务”活动。西安市区的主要街道、车站、公园及各大饭店、商店，分别插上了各高校的校旗或团旗。一些大学生胸佩校徽和“为人民服务”的标志，在各饭店擦洗玻璃、橱窗，为顾客服务。武汉地区27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以整顿校风、美化校园为重点，组织起 “青年服务队”、“青年突击队”，为学生和教职工服务，并对校区脏、乱、差的单位或地方搞宣传发动或突击劳动。南京许多高校蓬勃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的活动。大学生们利用星期天和课余时间，走上街头，开展各种便民服务。安徽一些高校积极开展绿化校园活动，即将毕业的学生栽下了“毕业纪念树”，三好学生营造了“三好学生林”。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贯彻执行，必须有思想理论战线的积极配合。在当时，我国社会正面临巨大转折、思想理论界还比较混乱。国际上，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认为这是推行“和平演变”的大好时机，于是提出要 “鼓励”社会主义中国“内部的民主势力逐步形成和发展”，依靠内部力量实现“和平演变”。为此，他们采取了加强“美国之音”广播，实行思想渗透，通过文化技术交流和外交、外贸等渠道，培植“自由民主势力”和“寻找可靠力量”，积极实施“和平演变”计划。从国内环境来看，社会上出现了两种怀疑或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思潮：一种是党内部分同志还深受极“左”思想的束缚，攻击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政策是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右倾”、“复辟”和“倒退”，从“左”的方面反对三中全会精神；另一种是社会上有人散布怀疑或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潮，从右的方面反对三中全会精神。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等。这两股思潮对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影响到刚刚形成的团结稳定的局面，把人们的思想引向歧途。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党中央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3月30日，邓小平受党中央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邓小平精辟地阐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和立国之本的深远意义，提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1]。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十分重要，揭开了新时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和斗争的序幕，并为这一教育和斗争提供了指导和纲领。

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后，社会上极少数人借助批“左”的错误之机和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甚至攻击四项基本原则是“四根棍子”。有些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写文章、作报告，窜到高校进行煽动，并打出“民主、自由、人权”的旗号，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煽动学生游行示威，冲击党政机关。这股思潮直接冲击了学校，搅乱了学生思想，自由化思潮开始在高校泛滥起来。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问题，邓小平讲的最早也最多。1979年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就批判了当时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思潮。1983年，他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精神污染”。1985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更加明确地指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对不能搞自由化，绝对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32]。后来，随着这种思潮在青年中的泛滥，邓小平又多次批判这种思潮。1986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33]

各高校对此认真组织传达和贯彻，以邓小平讲话精神为武器，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着手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软弱涣散的状态。但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有重大失误，旗帜不鲜明，对于一些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一味强调“宽容”、“宽松”，进一步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

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影响学生思想的同时，一些学生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困难不甚理解，对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极为不满，高校中开始出现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1986年9月到11月，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等人先后在全国一些高校发表演讲，或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从12月中旬起，一些院校出现了内容大多为对本校教学、生活及学生会工作等提意见的大小字报，还有些内容是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民主进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也有极少数人贴了内容反动的大字报，公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接着，上海、南京、合肥、武汉、杭州、北京等地少数学生纷纷上街游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乘机煽动，使这些城市的交通阻塞，严重影响了生产、营业和工作。据统计，这次学潮波及28个省市的310多所高校，其错误言论集中在所谓马克思主义“异化论”、“过时论”；党的领导的“官僚”、“腐败”论，主张多党制、社会主义制度的“补课论”、“失败论”、“趋同论”和“全盘西化”，以及“竞选，等问题。这既是大学生们几年来积淀下来的深层次思想问题的反映，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恶果。 

1987年1月开始，在全国集中开展了一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上海作家协会理事王若望、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以及《人民日报》记者、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因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先后被开除党籍。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批准胡耀邦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高校抓住时机加强对学生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央调整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党政领导班子。各高校党委积极贯彻中央精神，在师生中广泛开展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1987年5月29日，中央颁发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这些工作遏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高校泛滥的势头，使一些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较深的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但是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草草收兵，使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久后重新抬头，加上1988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突出起来，一些地方出现了抢购风，使高校中一些学生和教师的思想混乱进一步加剧。实践表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六、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高校学生当作煽动的重点对象，不遗余力地向学生兜售反动、错误的思想，使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形势日益严峻。同时，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为研究和指导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央和教育系统多次召开会议，并作出有关规定。1981年8月，全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当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学校的领导。高校党委要以主要精力抓好思想政治工作，要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同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和倾向进行斗争，努力改变软弱无力和涣散状态，积极引导青年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走又红又专的道路。1984年6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联合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会议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又红又专的人才，是我国当前和今后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教育改革必须遵循的方向。会议指出，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无论在内容、方法、队伍等方面都还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必须以改革的精神进一步改善和加强。

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决定》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提出了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方针和措施。主要内容有：高校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指导思想，坚持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大学生、研究生，应当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爱祖国、爱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当热心于改革和开放，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应当自觉地遵纪守法，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应当勤奋学习，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还要从他们中培养出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要努力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要加强教职工队伍的思想建设，大力提倡教书育入、服务育人；要建设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高校领导班子要加强和改善对思想政冶工作的领导；全党全社会都应当关心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

为落实中央的《决定》，1987年6月10日和13日，李鹏主持召开首都部分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6月25 日，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国家教委关于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情况的汇报，讨论并原则同意了《首都部分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认为，贯彻落实中央《决定》，要对高校学生的思想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到重要日程上来，坚持不懈地抓下去；要辩证地认识“大气候”和“小气候”的关系，立足学校做好工作；要整顿校纪校风，加强校园社会治安管理；要实行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制；继续深化高校的各项改革。

全国各高校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有关改进和加强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决策，切实加强了政治理论课和社会实践活动。1986年3月20日，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进一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的意见》。《意见》规定：今后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开设《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三门必修课，有条件的学校可开设选修课《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到1991年，全国有近95 %的高等学校开设了《形势与政策》课和《法律基础》课，70%左右的高等学校开设了《大学生思想修养》和《人生哲理》课，50%以上的学校开设了《职业道德》课。这些课程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1987年 6月，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的《关于广泛组织高等学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意见》指出：“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实践主要是开展各种社会考察和社会服务活动。”《意见》还规定社会实践活动“要有领导地进行”，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学习期间得到一定的实践锻炼。高等学校本科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利用假期和课外时间参加两次社会实践活动，其中文科学生总计不少于45天，理、工、农、医科学生不少于30天，专科学生不少于20天。各高校党委认真贯彻《意见》精神，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了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每年寒、暑假都有几十万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1987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国家教委《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工作的报告》，要求“中央和地方工业、农业、商业等部门，人民解放军，以及社会有关行业和单位，都要把支持和接受师生参加社会实践、业务实习和军事训练，作为自己应尽的一项社会义务，积极提供必要的条件”。根据《报告》的精神和要求，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相应地制订了适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具体办法，组织高校同厂矿、企业、农场等基层单位共建了一批校外社会实践基地。1991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在北京、河北、河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陕西、四川等16个省、直辖市建立了 100个高校学生实践活动联系县(市)，各地、县也设立了若干联系点。各地高校同一万多个厂矿、企业、乡村、农场联系建立了较为稳定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基地。

这一时期对加强德育工作队伍建设也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一是明确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思想政治工作专职人员应列入教师编制；二是创建思想政治专业，开辟培养德育工作队伍的新途径。1987年教育部发出《关于在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中聘任教师职务的实施意见》和《关于在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中聘任教师职务工作的补充通知》，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素质提出明确要求，同时提出了在聘任教师职务时应重点评审的内容。当时立即部署在19所院校开始试点，1987年6月以后在全国高校中分期分批展开。首次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职人员教师职务评聘工作于1988年基本结束。据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1041所高校中有思想政治教育教师20767人。在这次评聘中，定为教授的4人，定为副教授的716人，定为讲师的4582人。此后，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的晋升和聘任转入经常性工作，同其他教师的职务晋升与聘任同步进行。此外，1987年9月20 日，国家教委颁发了《关于思想政治专业教育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实施意见》，决定从1988年开始，首批在复旦大学等十所院校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其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的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稳步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和不少成功的经验。

七、立足中国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20世纪80年代，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由这些变化,构成和产生了新的国际大气候。 1980年初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连续平稳发展，而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曾连续发生经济危机，但是，自从1982年美国走出危机之后,整个西方世界都转入了经济复苏阶段，到1989年，已持续发展了7年左右，成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回升。而当时苏联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80年代以来经济上一直处于困难状态。当时的苏联甚至承认本国已进入危机前状态，处于崩溃边缘；罗马尼亚、波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经济持续负增长，内外债台高筑。在这种情况下，布热津斯基于1989年出版了预言共产主义灭亡的著作《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前法国总统德斯坦则放言共产主义已经失败，在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只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最后一跳”。这股风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间，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认为社会主义的确不如资本主义、盲目向往资本主义制度、片面听信资本主义传媒宣传的思潮泛滥开来。

80年代以来，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掀起了改革浪潮。中国率先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紧接着，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相继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并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改革”成了苏东国家最时髦的名词，在苏联和一些国家中开始试验西方的多党制度和议会民主，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将它作为改革的目标。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则趁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兜售、输出西方的政治理想和价值观念。这些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空前泛滥，不仅在这些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还导致了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并加剧了经济的困境。这些趋势使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大受鼓舞，加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西化”、“分化”的图谋。

1987年10月25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十三大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这个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要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地向党员进行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知识教育，统一思想和行动，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模范。党的基本路线是防止改革走上错误道路的思想保证。十三大后，高教战线积极贯彻会议精神，提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系”。各高校党委在学习宣传贯彻十三大精神中，纷纷表示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方面都得到发展；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为国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

第四节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高校党的建设

一、   一手硬，一手软——改革开放十年的“最大失误”

到20世纪8 0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改革开放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走过了十年的历程。邓小平在总结十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同时，也对十年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总结。回顾十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所走过的曲折路程，面对现实中愈演愈烈的国际国内形势，邓小平尖锐地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削弱是十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

1989年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23日，邓小平在会见乌干达总统时进一步指出：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

1989年的政治风波平息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中作了更为深刻的总结：“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34]

邓小平着重从两方面讲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误，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不够，一是艰苦奋斗的教育不够。他说：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邓小平的这一论述，不仅是对过去的总结，也是对未来的指示。对于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高校培养的人为谁服务，始终是高等教育中的一个根本问题。特别是在国外敌对势力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的80年代后期，争夺青年人的斗争日趋尖锐。但是，由于党内削弱党的建设的错误倾向，使得高校党组织地位和作用变得模糊不清，一些高校党的领导出现了业余化、兼职化、淡化的倾向。这种状况，导致了党的领导作用在高校的严重削弱。国外敌对势力把高校作为其重要的渗透对象。国内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纷纷到一些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活动，利用“讲座”、“沙龙”，放肆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许多大学生、研究生和教师包括部分共产党员受到毒害，思想极度混乱、迷惘，一些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立场上发生了动摇。这种状况，成了后来引发社会动乱的思想基础。

    二、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分析了近两个月以来的政治形势，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通过了关于撤销赵紫阳同志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的决定。全会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进行了调整。产生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政治局，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自此诞生。

十三届四中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能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全会指出，要特别注意抓好四件大事：一是彻底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稳定全国局势。二是继续搞好治理整顿，更好地坚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三是认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教育，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四是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坚决惩治腐败，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这场关系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加紧其他工作的同时，加强了曾经一度被忽视的党的建设工作。1989年7月27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通过了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等七项措施。1989年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讲话指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后，全党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宣传、思想战线的工作。会议指出，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权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要掌握在执行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此后，中共央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通知》，指出要大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切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真正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为稳定局势发展经济和推动全局其他工作做出积极贡献。1989年8月18日到22日，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组织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同志在与出席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可靠保证，各级党委一定要聚精会神地抓好党的建设。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下达了进行清查和清理党员、干部队伍的有关文件，要求认真抓好清查、清理工作。许多单位和部门的主要领导亲自抓，建立了工作班子。清查、清理工作结束以后，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中央和地方部分单位的375万党员中进行重新登记工作。坚决清除党内的敌对分子、反党分子，消除政治隐患；清除党内腐败分子，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增强党的战斗力。

1989年6月中旬到7月中旬，国家教委先后召开部分高校党委书记座谈会及全国暑期高校工作会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入反思，形成了加强高等学校德育工作的一致意见，并上报中共中央。同年7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当前高等学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高等学校工作的领导，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教育上作的第一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校纪、校风管理，搞好教育改革，真正把高等学校办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此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召开高等学校工作会议，部署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文件的工作。全国各高校在认真组织学习邓小平重要讲话和中央《意见》的基础上，初步整顿了高等学校党的组织，对少数高等学校领号班子作了调整和加强，并确定以后每年召开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党建工作会议，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党建工作的首位，使高校成为坚强的社会主义阵地。同时，各高校普遍加强了管理，重申和修订了各项管理条例和规章制度，加强对学生课外活动和校园秩序的管理，并对极少数严重违反校纪的学生作了妥善处理，维护了学校的正常秩序。

在中共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的努力工作，加上社会各方面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到1989年下半年，全国高校的教学秩序正常，学生的政治思想面貌发生了稳定积极的变化。许多学生从这场政治风波中汲取了教训，提高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1989年政治风波后，出现了学校德育工作的大好形势。在党中央的统一安排下，高校普遍进行了系统的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师生进一步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高了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高校师生员工和全国人民一道，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经受住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制裁，以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国际风云变化的严峻考验。

    三、全国高校党建会的召开

1990年4月12日至1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教委党组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首届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负责同志及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党委教育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国务院35个部委教育司 (局)的负责同志，以及107所高等学校的党委书记，共约300人。举行这样大规模的会议专门研究高等学校觉的建设工作，这在建国以后还是第一次。

这次会议，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战略高度出发，联系到1989年政冶风波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总结高等学校党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高认识，扎扎实实地研究和解决高等学校党建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李铁映作了题为《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主报告。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宋平等接见了与会代表，并作了重要讲话。

1990年7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对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提出了以下要求：明确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坚持党委的领导地位；加强领导班子建设，保证学校领导权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把思想建设放在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突出位置，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切实搞好党支部建设，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建设一支素质较高，以精干的专职人员为骨干、专兼职结合的党务工作队伍；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教育，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加强对工会、共青团和学生会的领导，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作用；地方党委要加强对高等学校党的工作的领导，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党组(党委)对所属院校党的工作要予以指导。

各地和各高等学校认真传达、贯彻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的通知》精神。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召开了本地区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制定了有关文件。各地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普遍建立了领导同志联系高等学校的制度。他们深人学校，与师生座谈，讲党课，作报告，帮助学校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成立了负责高等学校党建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专门机构(一般为省委教育工委或省委高教工委)。各地党委普遍加强了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经过调整、充实，领导能力普遍有所加强。许多试行校长负责制的高等学校，大部分转换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各高校还普遍建立了党校和业余党校，对基层干部、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培训。高等学校党员重新登记工作也以较高质量如期完成。高等学校党务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得到加强。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的工作开始恢复。

比如，南京大学在认真总结多年来改革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两次修订了学校综合改革纲要。最后修订的《南京大学综合改革纲要》强调了要进一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抵制和反对任何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发挥综合大学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强调要坚持把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高级人才放在学校工作首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对学生的素质培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的进取精神、活跃的学术空气和文明的校园环境的学校风貌；强凋要增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和服务意识，要重点加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实际应用学科等等。

1990年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国家教委党组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不懈地抓高等学校党建工作，坚持每年联合召开一次全国高等学校党建工作会议，直到现在从未间断。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我国出现了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形势和持续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高等学校的各项改革顺利进行，学校的党建工作切实得到了加强，学生的精神面貌健康向上。在党的领导下，各高校为把学校真正办成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坚强阵地而继续努力。

（作者：魏磊，清华大学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