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6日 星期六
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特点和过程
作者魏磊              日期:2013-08-29               阅读:2596 次

马宁、魏磊(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

在高校学生中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从高校学生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形成和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特点出发。因此,探讨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过程、特点和规律,对于构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操作体系就具有重要意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1]根据这一哲学原理,开展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规律研究,关键是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深入研究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的认知特点,根据这些特点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二是深入研究影响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外部因素,搞清楚这些外部因素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三是通过研究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内外因的交互影响机制,总结出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的认知规律,增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科学性。

第一节   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主要特点

关于青年的思想特征,毛泽东曾经用“四最”来概括:即最积极、最有生气、最爱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大学生作为青年中文化程度最高的群体,除了具有一般青年的优秀品质和思想特征外,还具有许多独有的特征。由于大学生文化程度较高,思维较为活跃,对生活学习充满热情,思想历来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对新事物的敏感度和接受度都很高。尤其是接受过系统的思维能力训练,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明显高于普通青年。这一点在形势与政策的认知上也有反映。虽然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特点进行专门研究,但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可以在借鉴思想政治教育学中对高校学生心理、思想以及政治认知特征研究的基础上,对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一般特点进行如下概括:即在形势与政策认知心理上趋同性与独立性共生,认知过程中稳定性与多变性同在,认知状态上主动性与被动性并存,认知导向方面一元性与多样性交织。

一、认知心理:趋同性与独立性共生

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复杂事物的认知往往建立在一定的认知心理基础之上。研究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特点,首先就要研究他们的认知心理。心理学上按照人们认识事物时对外界因素的依赖程度,把对外界因素依赖较重的现象称之为场依存性[2],依赖较轻的称为场独立性。与之相对应,高校学生的认知心理也可分为两种,为了便于理解,不妨将其分别称作趋同性和独立性。

(一)趋同性的表现及其成因

趋同性在心理学上又叫场依存性,是指人们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依赖于内部或外部参照物的倾向性。[3]认知心理上的趋同性使绝大多数学生在认知形势与政策时潜意识当中愿意向群体看齐,保持在关注热点和主要观点上与群体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会导致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即大学生既可能在好的方面向集体看齐,也可能受到群体当中的消极影响。积极表现如对主流价值观有着较为一致的认同。据2009年首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战略课题组调查显示,超过90%的大学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同意或基本同意“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大学生比例分别达到88.1%89.6%。消极表现主要体现在当代大学生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的实现,较为缺乏奉献意识和集体主义意识,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73.6%的大学生认为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是当前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只有2%的受访者认为多数人追求的是为国家和社会做贡献。在职业选择和未来发展方面,超过七成的大学生最看重的是经济收入。85.6%的学生认为大学生中抄袭作业和论文的现象非常普遍或比较普遍。大学生在做实验时,当实验结果与理论预设有差别时,有64.4%的大学生会不同程度地修改数据。[4]

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心理上的趋同性除了表现为关注热点及主要观点上的一致性外,还表现为认知方法上的一致性。如大学生普遍偏重做横向比较来分析问题,忽视用纵向比较来分析问题;偏重微观体验,忽视宏观把握;偏重局部分析,缺少全局性观察[5]。其实对于大学生而言,形象思维能力较强,而抽象思维能力虽获得了长足发展,但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同时思维品质发展不平衡,思维的广泛性、深刻性发展较慢,因而思维易带主观性、片面性。因而,大学生在认知形势与政策时,也必然出现同样的特点。

高校学生之所以在认知心理上呈现出趋同性的特点,从根本上讲是由于集体生活的影响。目前,我国多数高校的学生都是生活在集体之中的。集体生活中同学间的互相影响使学生对形势政策的认知表现出很强的趋同性。而大学生这一群体的认知方式更多地带有这种依存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生的年龄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作借鉴,另一方面也是由特殊的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如大多数学生是在管教严厉的家庭、学校、社会环境中渡过的,接近二十年的教育大都是服从权威、服从家长,因而会形成严重的从众心理,而这会作为一种心理惰性影响他们在大学时期的认知方式。对于一些缺乏主见和独立判断能力的学生而言,集体生活带来的趋同性尤为明显。同时,对于低年级的大学生而言,由于他们的心理特征更容易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和场依存性,这些特征会左右他们对形势与政策的看法,使他们易受群体探讨氛围的感染,从而也容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性和从众性。

(二)独立性的表现及其成因

高校学生独立思维能力增强,崇尚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因而不愿意接受现成的结论,更倾向于对所受的教育提出质疑。高校学生在形式与政策认知上的独立性从积极方面来看,由于他们敢于打破常规,善于创新,敢于实践,勇于探索,从而表现为一定的创造性。而“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6]能否培养出大量的富于创新意识的创造性人才是衡量高等教育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对于大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认知中因为思维的独立性而表现出来的创造性,是需要大加鼓励和提倡的。但是大学生的独立思维带来的不仅有创造性,还有因为青春期逆反思维带来的叛逆性特征。这种叛逆性主要表现为反传统反权威,在政治认知上有时会导致无政府主义。

大学生,尤其是一些名牌大学的学生,由于其成长和学习的经历比较顺利,自信心和自尊心较强、自我认同感较高,对自己的估价也较高。对于形势与政策等政治色彩浓厚、理论性很强的教育,他们更是习惯于独立地、批判地看待,自主地进行判断,并依据自己所了解和掌握的形势政策信息,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以体现自身的价值。但高校学生通过各种渠道所掌握的信息并不全面,因而认识本身就带有不自觉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而言,还处于不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教学内容陈旧、枯燥、空泛、缺乏实效性和针对性;教学方法传统、单一、“满堂灌”普遍存在。学生所关注的最新形势与政策信息,往往在课堂上得不到及时有效地介绍;学生所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在课堂上得不到正确合理地解释。因而部分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不仅不信服,反而喜欢挑毛病,通过课堂这一渠道得到的信息中任何缺陷,都可能成为他们否定形势与政策正面教育的理由,从而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表现出较强的抵触情绪和叛逆性。

(三)认知心理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影响

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心理上同时呈现出的趋同性和独立性两个看似对立的特征,其实并不矛盾。趋同性表现为大学生群体认知的共性特征,主要是整体观点、兴趣热点和思维方法的趋同;独立性则更多地表现为个体认知特征,这种特征既可能是积极的——创造性,也可能是消极的——叛逆性,因人因事因时而异。从大学生的发展阶段来看,低年级的学生趋同性表现比较突出,高年级的学生独立性表现比较突出。低年级学生对于事物的认识缺乏自己理性的思考,因而他们在认知形势与政策时,会表现出一定的从众性、易受感染性以及依赖性。而高年级学生由于知识的积累和思维能力的提高,场依赖性相对减弱,场独立性逐渐增强,因而在对事物的判断上,会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和独立性。

事实上,独立性是绝对的,趋同性是相对的,没有个体的独立性也就无所谓群体的趋同性。群体认知的趋同性是在个体追求独立性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个体认知上的独立性则是群体认知形成趋同性的基础和前提。个体在追求独立性的同时,必然会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从而表现出某种趋同;而当群体共识形成以后,又会刺激部分大学生独立思维的发展。

集体生活是中国高校学生独具特色的生活方式。我国大多数高校的学生都会以班级、宿舍等方式组织起来,从而形成集体。而集体一旦形成后又会对学生认知形势与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会促使学生中思想热点的形成。在集体中,由于同学之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互相影响,各种信息的传播在集体中呈现出了迅速、及时、波及面广、影响深刻等特征,容易形成集中的热点。一些学生个人平时不太关心的事情,由于同学间的交流和传播,往往会成为普遍关心的事情。大学生在情感上会表现出热情很高但容易消减的特征。这一特征会使得思想热点在大学生中迅速形成。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事件关注的持续度会较低。一旦发生新的热点问题,就容易转向对新事件的关注,也即是思想上的热点容易消退。第二,它会使学生的情绪表达趋向一致。大学生集体中的舆论、风气、规范等会潜在地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因而容易形成“共振”,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也易达成一致。所以,当大学生在集体生活中与其他同学交流、探讨形势政策时,就容易受其他同学的影响,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与其他同学不一致时,群体中潜在的心理压力便会促使他们改变自身的观点和看法,并尽量与其他同学保持一致。

高校学生在认识形势与政策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立性,对形势与政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大学生思维活跃,富于创造性,在分析问题时敢于打破常规,想前人之未想,容易形成许多新的观点,一旦加以合理引导,就会转化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建构在青春期逆反心理基础之上的叛逆性又使大学生本能地排斥任何理论说教,盲目追求标新立异,容易形成许多过于偏激的观点,从而给形势与政策教学带来一定的困扰和挑战。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在对大学生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时,既要鼓励大学生发挥创造性,同时也要因势利导逐步化解大学生的叛逆性给形势与政策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鼓励大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培养独立思维能力的同时,也要向他们提出问题,促使他们更深入地思考,从而达到提高思想水平的目的。

二、认知过程:稳定性与多变性同在

高校学生在具备了一定的心理认知基础之后,就开始了认知过程。这种认知过程既不是匀速直线上升也不是匀速水平推进的,而是同时呈现出变与不变的矛盾特性,从而推动高校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认知过程呈现出波浪式推进和螺旋式上升的矛盾运动。

(一)稳定性的表现及其成因

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过程中的稳定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同样的问题在不同年级、不同时期的学生中会反复出现。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一整套完备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从小就向他们比较系统灌输了正确认识形势政策的观点和方法,经过多年的思维训练,大部分学生都具备了一定的认识能力。但是,由于这种教育重要是在学校中、在课堂上完成的,而学生一般都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各种升学考试上,因此,他们对形势政策的认识也仅限于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当他们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每一届新生在形势政策的认知方面水平都差不多,存在的问题也大体相似。

二是大学生对形势政策的认识和观点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从而表现为某种思维定式。这是因为一般地说,人的思想总是他们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现实的反映。如果一个人与社会现实生活结合的比较紧密,不断遇到新的现实材料,他们的思想就会经常变化。反之,如果一个人与社会现实距离比较远,不能经常遇到新的素材,他们的思想就会比较稳定。大学生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他们的思想认识一般是理性思维产物。他们一般都只相信经过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这种结论一旦形成,在没有新的现实材料动摇他们已经形成的思想之前,他们就不会改变他们已经形成的认识。对于那些与社会现实距离较远的理工科学生而言就更是如此。

(二)多变性的表现及其成因

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过程中的多变性是指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识,总是随着摄入信息量的增加,随着自身实践经验的累积,不断地由片面走向全面,由感性走向理性,由肤浅走向深刻,从而呈现出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高校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认知上的多变性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关注的兴趣点经常会改变,这种改变往往与社会热点的改变相一致,即社会热点的改变引发了大学生兴趣点的改变。二是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具体问题的看法也会经常改变,这种改变与社会舆论的导向密切相关,即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极易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随着社会舆论的改变而改变。三是大学生的思维模式呈现出某种灵活多变性,他们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不愿遵循既有思路,主观随意性较强。

大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认知过程中呈现出的多变性从根本上讲是由大学生认识结构的不稳定造成的。高校学生的认识能力受时代条件的限制,受自身立场、观点、思维能力、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制约,他们对形势与政策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有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7]因而,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识,总是随着形势政策信息的变化,随着摄入信息量的增加,随着自身实践经验的累积,不断地曲折反复。但与此同时,大学生在不断地反复认识过程中,也会逐渐改变其既有的形势与政策观念,特别是当他们自身参与了社会实践后,更是结合自身的亲身体验,不断地深化认识或者改变已有的观点。比如每年的寒暑假都是学生思想认识变动的重要节点。假期中大学生通过各种同学聚会、走亲访友、新年活动等,接触到大量的同学、亲戚和朋友,接受的信息量也大为增加,彼此之间的探讨交流也增多。各种思想和观点相互碰撞后,大学生就容易对先前形成的看法和观点产生置疑,甚至否定,认识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总的来看,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带有一定的变动性,这种变动性是认识过程的常态,也是认识发展的必然,每经历一次改变,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识就上升一个水平和层次,他们的形势与政策观也随之向着教育要求的方向发展。

(三)认知过程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影响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过程中的稳定性和多变性也是一组矛盾统一体。稳定性是指大学生整体认知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深刻性、固定性和长期性的特征,多变性是指大学生个体认知过程中呈现出的变动性和反复性。多变性是绝对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没有稳定也就无所谓多变,稳定是多变的前提和基础。无数个个体认知的多变性中总会在整体上呈现出某种相对静态的趋势,从而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同时,稳定也是相对的,绝对稳定不变的认知是不存在的。

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过程中呈现出的稳定性特征是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重要基础,要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大学生的理性思维,不断改善他们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要确保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大脑,使他们牢固确立起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与此同时,也要避免思维定势和教条主义的倾向,注意发挥大学生认知过程中灵活多变性的一面,鼓励大学生敢于打破常规,多角度分析研究形势与政策问题。要针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过程中多变性的特点,引导大学生关注更多的国计民生问题,培养他们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敢打敢拼的实干精神。要把握好对大学生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时机,抓住大学生思想反复的节点,正确加以引导,推动大学生的认识向前发展。

三、认知状态:主动性与被动性并存

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状态是指大学生在认知形势与政策的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主动或被动的程度与趋势。研究表明,当代大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认知方面既有主动性的一面,也有被动性的一面,因而呈现出主动性与被动性并存的状态,这对高校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主动性的表现及其成因

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状态上的主动性是指大学生总是根据个人立场观点和兴趣爱好选择性地了解部分形势与政策。大学生在形式与政策认知状态上的主动性主要表现为主体的选择性,这种主体选择性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即使在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也会根据个人的需求和兴趣爱好选择部分形势与政策信息予以关注,对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和信息则被忽略了;二是大学生总是倾向于选择支持和自己立场相一致或大致相同的观点,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甚至对立的信息则兴趣不大。大学生在形式与政策的认知状态上之所以会呈现出上述特点,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从客观环境看,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各种信息借助于网络、手机实现了及时传递,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年代里,想掌握所有的海量信息既无必要,也无可能。另一方面,从认知主体来看,每个大学生的兴趣点都不相同,他们总是倾向于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予以关注。

(二)被动性的表现及其成因

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性质决定了每个大学生都必须完整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教育,教育的内容和观点不能由大学生随心所欲地选取,这就决定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又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被动性。大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认知状态上的被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形势与政策教育本身不能由大学生来决定有无,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即所有在校大学生都必须要接受形势与政策教育;二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由教育主管部门设定,不能完全由大学生自由选取;三是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必须要符合马克思主义,无论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对此都不应有任何质疑;四是有些高校还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指定了参考书目,有的还规定了教育的形式,这些对于大学生来讲也是无法选择的。

教育既是权利,同时也是义务。包括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内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大问题。因此,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府都不会放松对青年的思想教育,都把向青年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灌输主流价值观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作为大学生,其活动场所主要是学校,在这里,他们不仅要接受知识文化与技能教育,还要接受政治观教育。政治观教育正是教育者通过教育活动,把社会所提倡的主导的政治观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政治品德,也就是使受教育者形成社会所需要的政治品德和政治行为。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大学生的政治认知都要受到社会所提倡的主导政治观的影响,他们接受的只是社会的主导政治观,不能自由选择,具有一定的被动性。

(三)认知状态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影响

大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认知状态上同时呈现出主动性和被动性的特点表面上看是互相冲突、互相矛盾的,但两者也有统一的地方。主动性和被动性是针对不同内容而言的,主动性主要针对认知主体而言,被动性主要针对认知客体而言。被动性离不开主动性,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的灌输离不开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同时主动性也离不开被动性,大学生认知形势与政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

正确认识高校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认知状态上呈现出的主动性和被动性,科学把握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关键是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在开展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向大学生灌输正确的形势与政策观;二是在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时必须要适当考虑学生的意见和建议,调动大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的主观能动性;三是在综合平衡中把握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关系,避免走极端。

第二节  高校学生认知形势与政策的影响因素

高校学生认知形式与政策不仅受自身认知特点的影响,同时也受外在因素的制约,这些外在因素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其中,家庭是大学生直接感知形势与政策的主窗口,学校是大学生系统接受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阵地,社会是大学生获取形势与政策信息的主渠道。科学分析影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主要因素,对于深入系统地开展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特点和认知规律的研究具有基础性意义。

一、家庭环境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影响

家庭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第一驿站,同时也是大学生直接感知形势与政策的主窗口。大学生会自觉不自觉地把在学校接受的形式与政策教育与家庭对形势与政策的感受和研判加以对比,如果两者相符合、相一致,大学生就会坚信学校的教育,从而进一步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如果经过对比,发现明显不一致,甚至和家庭的感受截然相反,大学生就会质疑学校教育的可信度,从而对形势与政策教育产生消极的影响。经过多方调研,不难发现,家庭对大学生认知形势与政策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发生作用:

(一)家庭成员的价值观为大学生认知形势与政策奠定了情感基础

一般来说,家庭成员是大学生情感上最亲近的人,父母是大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首任教师。由于天然的血缘联系和后天的亲情养育,孩子对父母的信任是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父母的价值观会通过自身的言行自觉或不自觉地传导给子女,使其在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上与父母趋于一致。家庭背景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家庭教育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影响至关重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福禄贝尔说:“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有关调查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8]课题组的调查,大学生认为对个人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是家庭成员(66.3%)、社会风气38.5%和学校氛围 (33.4%)。对大学生影响最大的人依次是父母(76.6%)、朋友(6.2%)、老师(4.9%)、其他人(4.5%[9]

4-1  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因素

 

家庭成员

学校

教育

电台报纸

学校氛围

法律制约

社会风气

制度约束

所学专业

n

4116

1416

1719

294

424

2075

214

2389

236

571

168

%

66.3

22.8

27.7

4.7

6.8

33.4

3.4

38.5

3.8

9.2

2.7

家庭是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因素,这一点还可以从大学生信仰宗教的原因得到印证。“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有47.9%大学生信仰宗教是因为受到了家人邻居的影响;23.8%的学生是自己主动了解并信仰的;14.6%的学生是受到的同学或朋友的影响;28%的学生很难说清楚自己信仰宗教的原因。[10]

4-2  大学生信教的原因

 

n

%

受家人邻居的影响

537

47.9%

受同学朋友的影响

164

14.6%

受教师的影响

45

4.0%

宗教宣传组织的影响

50

4.5%

自己主动了解并信仰的

266

23.8%

偶然原因很难说清楚

314

28.0%

 

从以上两项调查不难发现,家庭成员的价值观的确影响到大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虽然目前学界尚没有专门针对家庭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影响的调查,但考虑到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观作为三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其形成过程不可能不受家庭价值观的影响。这一点可以从现实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得到印证。每年的寒暑假都是学生思想认识反复的重要节点,从每年的大学生返乡思想动态调研不难发现,大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的认知与假前有显著不同。有的因为形势与政策教育与家庭感受相符合、相一致,因而得到大学生的广泛认同,而有些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由于与家庭感受明显不同,给大学生思想上造成了很大的困惑,有的甚至遭到尖锐的质疑。例如,200611,中央废除农业税,当年开学初大学生返乡动态调查显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表示废除农业税对于减轻农民负担效果显著。但一年后同样调查却显示废除农业税对减轻农民负担意义不大,原因在于农资的上涨冲淡了减税的效果。

(二)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是影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物质基础

上述调查表明,家庭的确是对大学生思想观念影响最大的因素,家庭的价值观奠定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情感基础。那么家庭究竟是怎样影响大学生的思想观念的?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大学生关于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具体区别究竟体现在哪里?在这方面,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原副部长、历史系副教授李志英的研究给出了比较详细的答案。

由李志英负责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11]课题组为了研究的需要将中国社会人群划分为九个阶层:工人、农民、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省地中央各部、事业单位等处级以上干部、县乡科级以上干部、军队团级以上干部)、教师和科技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分别调查来自不同家庭背景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来自工人和农民家庭的被调查者的思想情绪呈现了更多的健康因素,与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相反,在正向选择中,他们的选择比例大多是最高的,在负向选择中,他们的选择比例又大都是最低的。

第二,来自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他们显示了与来自工人、农民家庭的学生基本一致的选择态度。这说明,虽然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有所下降,但他们与他们原本归属的阶级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在长时期内形成的思想意识仍然主导着他们的思想情绪。但是,来自这种家庭的被调查者还是显示了某种消极情绪。例如,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逐步趋同”问题上,他们选择“同意”的比例仅次于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居第二位。这与他们家庭生活水平发生负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三,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无论他们的家庭还是本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他们的家庭生活水平处于比较高的层次,他们的父母从事着体面的、令人羡慕的工作,社会身份地位比较高。在政治面貌上,他们的父母大多数是党员。处于这样的家庭,他们应当受到比较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大多数问题的正向选择比例也比较高。

第四,来自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的情况与来自国家与社会管理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情况比较相似,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比较好,父母中的党员比例也比较高,他们在许多正向问题上的评价比例也都比较高。但是来自这两种家庭的被调查者的思想呈现了某种比较消极的倾向。例如,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问题上,来自这两种家庭的被调查者的“同意”率分别居倒数第一和第三;有相当部分的来自这两种家庭的被调查者,认为入党对自身发展意义不大。可以看出,他们的消极倾向表现为一种远离政治的倾向。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们家庭的社会地位和谋生方式有着明显的关联。

第五,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学生思想显示了比较多的消极因素。在调查问卷的绝大部分正项选择中,他们的评价都比较低,大都比总体比例低10个百分点左右,最多的可以达到15个百分点。相反,在一些负向的选择中,他们的比例又是最高的。

第六,来自个体户家庭和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与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的思想倾向有相似之处,只是他们的正向“同意”率往往高于后者,而负向的“不同意”率往往低于后者,但差距不大。而在是否有入党愿望方面,来自这两类家庭的被调查者愿望较高,仅次于来自于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这说明,这两类被调查者虽然表现了一定的消极倾向,但其内心深处蕴藏着积极向上的情绪。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来自工人、农民和下岗职工等失业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的思想比较积极向上,来自国家和社会管理人员、教师和科技人员家庭以及一般干部和办事人员家庭的被调查者对国家和政府的政策评价较高。来自私营企业主家庭的被调查者对政治和社会问题评价低于其他家庭的被调查者,来自个体户和自由职业家庭的被调查者政治上的散淡倾向有所表露。[12]

李志英的调查虽然是针对社会阶层分化对大学生思想动向的影响调查,但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对大学生认知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3]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是大学生认知形势与政策的物质基础,脱离了这一物质前提,就无法理解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观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

二、校园环境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影响

家庭教育对大学生思想状况和价值体系的形成虽然影响巨大,但其本身也有许多局限性。一是少数父母自身思想觉悟不高,对子女疏于教导,更有甚者对子女灌输消极有害的错误认识,误导子女;二是部分父母虽然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但受制于自身的教育水平,无法给子女以系统的思想教育;三是虽然有的家长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教育水平,但由于这部分家长大多社会地位较高,工作事务繁忙,难以保障教育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教育的优越性就充分体现了出来。学校教育不仅弥补了家庭教育的不足,也弥补了传统私塾教育的不足,成为了大学生系统接受包括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内的思想文化教育的主要场所。学校教育对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校园文化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提供了精神土壤

广义的校园文化包括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个方面,狭义的校园文化专指精神层面。为研究方便,本文取其狭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校园文化的最高层次。它主要包括校园历史传统和被全体师生员工认同的共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等意识形态,是一个学校本质、个性、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校园精神文化又被称为“学校精神”,并具体体现在校风、教风、学风等方面。校园文化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的认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校园的政治文化氛围影响到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热情。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两千多所高校星罗棋布地分布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特性决定了每所高校的校园文化氛围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所在地区文化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高校校园政治文化氛围相对比较浓厚,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学生自发成立的政治理论社团。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生甚至自发成立了形势与政策学习小组,他们通过个人自学、小组集体学习、集体备课,给全校本科生开讲形势与政策课,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带有朋辈辅导色彩的自学自教模式一度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与之相比,南方沿海地区高校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校园政治文化氛围淡薄,由于地处沿海开放前线,校园商业文化氛围相当浓厚。比如同属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校内绝大多数店铺经营者都是在校生或毕业生,该校学生毕业首选是经商,这与北方高校学生热衷于报考公务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是高校不同的学科类型和专业背景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也有明显的影响。一般来说,文科类高校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关注度显著高于理工科高校,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关注度显著高于理工类学生。这一点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肇端于五十年代初的院系调整,盲目照搬苏联教育模式,打破传统学科分类,将很多综合性大学肢解成单科类大学,从而影响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一些定位为理工类的高校,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大量迁出,导致学校人文氛围和政治氛围日益淡薄,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认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校日渐摆脱了苏联教育模式的束缚,不少单科类院校通过恢复传统学科或校际合并,重新成为综合性大学。但由于长期的历史积淀,原有学科特点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在一些文科优势较为突出的高校,大学生对学生形势与政策的关注度依然显著高于其他学科类型的高校。

(二)高校通过开设形势与政策课或讲座直接培养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观

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二是举办形势与政策讲座。此外,为了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高校一般同时还编订下发形势与政策学习资料、光盘等课外辅导资料。通过各种形式的形势与政策教育,高校直接向大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

直接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高校一般都会给形势与政策课规定一定的学时和学分,要求学生必修或选修,教师主要来自两课教师或机关思想政治工作者,教材有公开发行的专门教材,也有自行开发的校本教材,教学方式主要是课堂讲授。直接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好处在于可以系统地向大学生灌输党的形势观和政策观,并确保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全员覆盖。缺点是教育形式略显单调,缺乏互动,难以调动大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教育效果直接受制于授课教师自身的水平。

虽然有的高校没有公开开设形势与政策课,但却通过定期编制形势与政策参考资料、开设形势与政策专题讲座、参观访问、社会实践等形式对大学生进行间接的形势与政策教育。这种教育方式的优点在于教育形式灵活多变,不拘一格,形式多样,增加了互动环节,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容易吸引学生,并且节省了教育资源,降低了教育的成本。“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调查显示:大学生最喜欢的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中,选择社会实践活动的最多(39.9%)、其次是看电影演出等(26.6%),再次是专家讲座(14.5%),选择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比例仅为4%。比较不同性别和不同年级学生所喜欢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发现男生更喜欢专家讲座的方式,而女生更喜欢社会实践活动、看电影演出等活动。从不同年级来看,随着年级的增高,喜欢专家讲座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比例也不断增长,而喜欢看电影演出的学生的比例不断减少。[14]这种教育模式的缺点是教育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增加,难以做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全员覆盖,并且无法保证教育的效果。

(三)高校通过两课教学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间接提高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能力

目前,根据教育部统一要求,各大高校普遍开设了“两课”——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具体包括五门科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品德和法律基础》、《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两课教学对于大学生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帮助大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有31.5%的学生认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有24.5%的学生认为对自己的人生起指导作用。12.3%的学生认为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只有15.6%的学生认为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15]具体见表4-3

4-3  学习政治理论课对自己的作用

 

频数

百分比

更好地理解国家政策

1914

31.5

对自己的人生起指导作用

1489

24.5

有助于培养民族精神

447

7.3

对周围事物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537

8.8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749

12.3

没有什么明显作用

949

15.6

合计

6085

100.0

 

高校两课教学虽然并不直接培养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观,但由于通过开展两课教学提高了大学生的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间接提高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三大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高校学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可以坚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且可以通过用唯物辩证法武装大脑,提高自身的辩证思维能力,这些对于增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能力具有基础性意义。大学生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掌握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规律,不仅可以了解资本剥削的秘密和资本积累的实质,而且可以通过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性结论。至于其他两课课程与形势与政策的关联度更大,由于新课标的出台,高校两课教材每年一改,及时补充新的内容,今年的形势与政策内容,来年就写入了两课教材,教材内容的时效性大为增强,这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开展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三、社会环境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影响

如前所述,学校是大学生系统接收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阵地。大学生通过课堂教学、时事报告、参观访问等,认识和接受各种形势政策信息,分析时下形势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形势与政策教育所要求的形势政策观。但这样的观念远没有稳定和成熟。一方面,当事态的发展和趋势与所学理论,所形成的观念相一致时,他们的形势政策观会进一步得以巩固。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当所学理论,以及所形成的观念与现实社会相差甚远,甚至截然相反时,他们先前接收的教育和观念就十分容易动摇,甚至思想走向极端以至于完全否定先前所接收的教育。因此,理论教育对于学生思想观念的形成固然重要,但当学生走出校园,接触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种种负面信息和现实时,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后就会成为他们思想观念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作为大学生获取形势与政策信息的主渠道,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社会提供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主要素材

社会提供的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主要素材从大的方面讲主要有三个:社会矛盾、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这三大素材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影响各有侧重,总的看来,社会矛盾的激化引起了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关注,社会思潮的活跃促进了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思考,而社会舆论的导向则影响了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判断。

1)社会矛盾的激化引起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关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各阶层分化日益严重,人民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时隐时现。国际经验表明,当人均GDP1千美元增长到3千美元之间时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主要表现为贫富差距加大,腐败盛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与此同时,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高校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大学生不再是封闭于象牙塔内的天之骄子。各种社会问题在高校也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有些问题甚至影响到了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关注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另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渗透,他们不仅通过扶植代理人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妄图从内部颠覆社会主义政权(08宪章就是一例),而且在中国周边不断挑起事端,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敌我矛盾随时有激化的可能。这些无疑也吸引了思维活跃且饱含爱国热情的大学生的关注。

2)社会思潮的活跃促进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思考。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理念大量涌入国门,西方敌对势力及其在华代理人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宣传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大肆宣扬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论,美化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民主”政治制度。与此同时,在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有被进一步弱化的趋势,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抬头,“躲避崇高”、“告别革命”的消极论调一度甚嚣尘上。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泛市场化意识被强化,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浪潮兴起。大量具有娱乐性、商业性、消费性的文化产品渗透进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社会上的一些腐朽的价值理念与丑恶现象在高校也有所反应,利己主义、金钱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意识应运而生,并迅速蔓延。大学生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确立阶段,对于各种社会思潮的优劣缺乏深刻的辨别力。在经历了价值选择多样性、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价值评价的混乱性后,原有价值体系已经失去了主导地位,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于是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大学生便开始关注各种社会思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思考。

3)社会舆论的导向影响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判断。如前文所述,大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认知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趋同性。这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的感染。当社会舆论对形势与政策的某一具体环节评价较高时,大学生的评价也大多比较积极,相反,如果社会舆论的评价多为负面时,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也会相应呈现出消极的一面。比如中宣部舆情局的调查显示,中国社会各阶层当中信仰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口比例五年来均超过被调查人口总数的30%,远高于其他信仰的总和,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当今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信仰。而教育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课题组的调查显示,44.8%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超过60%的学生认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历史的选择。[16]这显然与社会舆论的导向密切相关。再如当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时,举国欢腾,而教育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课题组调查显示,有59.2%的学生对于北京申奥成功感到十分激动和自豪,28.2%的人对此感到高兴,两者相加比例高达87.4%

(二)互联网是社会影响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主要途径

大学生由于自身的学习生活环境所致,直接接触社会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以校园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数字化校园”建设已覆盖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网络应用遍及学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各种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工具,将现实校园的各项资源信息化,形成一个数字的虚拟空间,使得现实校园在时间和空间上延伸开来,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高校学生通过网络、手机等现代传媒接触到了大量的社会信息和思想观念,真正做到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对大学生认知形势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传媒为大学生获取形势与政策信息提供了快速便捷的通道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2005年全国高校辅导员班主任骨干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调查显示,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相当熟悉网络。80%的学生认为网络给他们带来了开阔的视野和对外广泛联系的便利,对专业学习和增进友谊也有裨益。62%的学生把网络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40%左右的学生把网络‘BBS’和‘聊天室’作为校园里发表言论、交流感情的最主要场所。一些大学教师认为,校园BBS成为大学生在校园里仅次于与同学、朋友面对面交谈和发表言论的另一个主要渠道。”[17]

“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该调查发现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渠道依次是网络(78.7%)、报纸杂志(51.2%)、同学朋友(43.5%)、电视(40.5%)。详见图4-1。比较不同年级在获得社会信息主要渠道方面的差异,发现在使用网络渠道获得社会信息方面,随着年级的升高其比例不断加大;而在其他各种渠道中,均势随着年级的升高而比例在不断地下降。网络在大学生生活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大。[18]详见图4-2这一方面说明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校园网络可以也应该在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4-1大学生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图示

 

4-2不同年级学生获取社会信息的主要渠道图示

 

2)网络成为大学生认知形势与政策主要途径的原因

首先是网络交际没有权威、没有统治,为大学生的个性张扬创造了契机,约束的消除在解放了人性的同时也实现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真正平等。大学生可以在网上尽情展现自己,宣泄自己,不需要任何顾虑,不必担心会泄露自己的隐私,因而,网络交往会使大学生获得交往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提供给他们一个安全的释放自己的空间。其次,信息的多媒体化是网络时代的重要特征,集文字、声音、图像、视频为一体的多媒体信息会带来多重感官刺激功能,给人带来的是更强的视觉冲击力、更丰富的内容展示力、更好的受众亲和力。当然,网络的超现实性和刺激性,对于青年学生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力,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网络游戏、成人网站、网恋等成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绊脚石,QQMSN、博客、BBS等成为形式与在政策教育的盲点,目前尚未找到一种开展网络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有效方式。

3)网络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影响机制

一是各种社会问题通过网络得到无限放大,日益影响到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经过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群体性事件等,经过网络得到放大,不可能不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影响。大学生是青年群体中思想最为敏感的部分。他们整日生活在一起,对贫富差距带来的生活方式的不同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们受着高等教育,有比较强的思考能力,社会结构中出现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阶层分化等问题,必然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冲击,思索认识层化现象不可避免。他们还承受着学业、就业、世俗舆论等方面的压力,极易产生不和谐。当压力超过一定限度时,就有可能出现矛盾冲突。近年来高校频频出现的杀人、自杀等案件,相当程度上就是这类矛盾的极端反映,信教人群的增多则是对问题消极抵抗的表现。

二是不少高校通过形势与政策课进网络,拓宽了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覆盖面。早在20001220,胡锦涛同志在共青团十四届四中全会上讲话时就强调:“特别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对青年带来的影响,努力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打好网上宣传教育的主动仗,努力使互联网成为广大青年获取知识信息的新窗口和接受思想教育的新途径。”此后不少高校开始包括形势与政策在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进网络的实践,几年下来,形成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天津大学在天外天网站建设了网上政治理论和形势政策考试系统,将每个学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和形势政策学习效果通过网上考试系统进行考核。该校将该网络考核系统成绩与《形势与政策》必修课成绩挂钩,实现了思想政治理论和形势政策学习的全程覆盖和全员覆盖。该校还在天外天网站开发了一套网上申请人党校培养系统,通过网上单元测验和网下闭卷考试的方式对入党申请人进行党的历史、党的基本知识、党的基本理论和形势政策教育,实现了申请人培养的100%覆盖。

(四)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深化形势与政策认知的有效方式

从广义上讲,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包括课程学习中的社会实践、校园社会实践和校外社会实践三种基本类型,从狭义上讲仅指校外社会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讲,课程学习中的社会实践等同于课堂教学,校园社会实践等同于校园文化活动,为了研究的方便,这里的社会实践取其狭义,即校外社会实践。大学生校外社会实践是人们最为熟悉、普遍接受、广泛开展、日趋成熟、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实践类型。它是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学校的培养目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引导大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联系群众,深入实际,了解国情社情,“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一系列物质与精神活动过程的总称。[19]

1)社会实践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意义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直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主要途径,对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首先校外社会实践是党、国家、学校和社会各界长期高度重视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类型,是教育与社会生产相结合、大学生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并充分体现教育使命和大学生使命的实践活动,因而被赋予高度的社会责任意义和政治使命意义。其次,它是大学生走出象牙塔走进社会的实践活动,它以最社会的方式促进着大学生的学习、成长和社会化,是大学生直接体察社会,真正了解社会,适应社会,走进社会所不可替代的社会实践类型。第三,它以宏大的社会平台为依托,较之课程学习中的社会实践和校园社会实践具有突出的开放性、更大的复杂性和风险性。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将在学校学得的形势与政策理论知识与现实社会相对照,如果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就会进一步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如果理论与实践相背离,则势必会激发大学生进一步思考社会问题,反过来又会促进大学生形势与政策学习向深入发展。

可见,大学生实践活动,是架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是了解社会、体察民情和验证理论的场所,具有认识作用、锻炼作用和教育作用的功能。有关调查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68.6%的学生认为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能够有效地提高自身的能力,其他依次是自学(45.8%)、兼职(38.4%)、参加中社团活动(37.7%)等。在你认为学校开展的哪些活动中自己受益最多的项目中,68%的学生认为社会实践活动使自己受益最多,其他依次是校园文化活动(46.4%)、学生社团活动(33.9%)等。在参加实践活动的目的方面,依次是学习知识、锻炼能力(80.2%)、多交朋友(66.4%)、为找工作增加资本(25.2%)、展示才华(18.8%)等。[20]

2)社会实践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影响机制

大学生校外社会实践活动,按照实践目的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调查性实践活动、服务性实践活动和生产性实践活动等三大类型,如果进一步细分,大学生社会实践又可分为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勤工俭学、生产实习、挂职锻炼等五种具体形式。各种类型的校外实践活动都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社会调查是大学生运用特定的方法和手段,从社会现实中收集有关社会事实的信息资料并对其作出描述和解释的一种自觉的社会认识活动。具体如时代建设成果考察、典型历史专题体验、走访英模热点人物、社会热点调查、行业调查等。社会调查使大学生获取了大量有关形势与政策的感性材料,对于他们全面认知形势与政策产生的社会效果具有明显的帮助。

校外志愿者服务是学生走出校园,志愿投身社会服务的系列活动。具体如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三下乡活动、留守儿童关爱行动、共建和谐社区志愿服务行动、大型经济体育文化活动及社会公共活动场所志愿者服务等。调查显示,在学生感兴趣的组织团体中,志愿者协会最受欢迎,选择比例高达51.5%,其他依次是体育健身协会(47.5%)中国共产党(44.4%)、同学同乡会(23.0%)、外语科技协会(22.0%)、合唱舞蹈话剧等演出协会(20.6%)。[21]与社会调查相比,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已经不再停留在认识世界的层面上,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勤工助学是指高校在籍学生在校期间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有利于培养学生劳动观念、自主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以及与专业学习相结合的科技文化服务或者其他工作,并通过合法劳动服务获取一定报酬的劳动。具体如家教、兼职打工等。勤工俭学是大学生接触社会的独特形式,通过勤工俭学,大学生可以近距离观察了解社会,学到在课堂上所学不到的知识。

生产实习是在学生已学习了专业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后进行的理论联系实际、与生产相结合的系列实践活动。生产实习可以看作是为大学生正式步入社会所做的“热身运动”,通过生产实习,大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就业形势,端正就业态度,确立就业目标。

挂职锻炼是近年来高校新兴起来的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大学生、研究生在政府和学校的组织引导下通过到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一段时间的挂职锻炼,积极参与职单位日常管理、业务实习、科技推广、学习宣传和文化卫生建设等活动,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积极争取和依托大学的多方面资源,为挂职单位解决力所能及的实际问题,在严格遵守大学的校规、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单位的有关规定前提下,创造性地开展服务工作。大学生通过挂职锻炼不仅培养了服务基层、回报社会的能力素养,而且可以切身感受到形势与政策的影响,对于拓宽大学生形势与政策的认知视角和眼界具有明显的帮助。

第三节 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过程

规律是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多要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必然趋势。人的认识是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认识发展的规律支配着认识运动的一般进程。对于认识的基本规律,列宁曾作过一般性的表述:“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22]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更是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认识。毛泽东认为,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这两次飞跃及其多次反复、无限发展的过程,就是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总公式,是对认识基本规律的高度概括。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知也要遵循这一认识规律,也会经历从最初的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用其指导实践这一不断反复的过程。这一规律也是大学生在接受形势与政策教育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一种规律。在接受的过程中,虽然诸多主客观因素不断刺激影响学生,他们的政治观念也不断变化,但总体上是向着教育目标所要求的形势政策观念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辩证运动的一般规律

认识是在实践中主体对客体的能动的反映。这个过程是一个辨证的发展过程。在实践中,人们先是产生感性认识,在感性认识积累的基础上,产生了理性认识,然后在理性认识的指导下去进行新的实践;在新的实践中又产生新的认识。人的认识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这样一个不断反复、无限发展的过程。

(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

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这种反映有两种基本形式,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是对事物表面的、直接的、具体的、个别特性的反映,因而是不深刻的、片面的认识。感性认识分为感觉、知觉和表象三种形式。感觉是人脑通过人的感觉器官直接反映事物个别特性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反映客观事物的开始;知觉是比感觉高一级的反映形式,它是感觉的综合,是把各种感觉集中在一起并把它们组合起来,形成对对象各方面外部特征的整体的认识;表象是事物感性形象在大脑中的再现,是指曾经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引起感觉的事物在离开人的感官以后,它的感性形象在人的大脑中重新浮现。

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对事物本质的、全体的、间接的、概况的反映,因而是深刻的、全面的、相对稳定的认识。理性认识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三种形式。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全体的反映,它包含同类事物共同的、一般的特性,是理性认识的细胞,是判断和推理的前提与基础;判断是概念的展开,是一种利用概念对事物做出某种判定的认识形式,这种判定反映了事物之间的内部联系,由于事物的性质是在联系和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所以判断也是对事物具有或不具有某种性质的认识;推理是从事物的关系中由已知合乎规律地推出未知的认识形式,它由判断所构成,使人们获得新知识的重要手段。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开始,是认识过程必不可少的阶段,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只有通过对感性材料的加工制作才能形成理性认识,离开感性认识就没有理性认识。其次,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感性认识只是对事物外部现象的反映,尚未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认识的根本任务在于经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第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互渗透。感性认识中有理性认识,任何感性认识都是在理性认识指导下进行的;理性认识中包含感性的成分,理性认识必须以感性材料为基础,如果没有大量的感性材料,理性认识就无法进行抽象和概括。

毛泽东认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23]这表明,感性认识必须要上升到理性认识。但这一过程的实现并非无条件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指出,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飞跃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勇于实践,深入调查,尽可能多而全面地占有感性材料;第二,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运用正确的思维方法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只有将调查和研究结合起来,才能透过现象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从而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二)从理性认识到实践——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认识运动至此还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24]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比第一次飞跃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首先,只有经过这次飞跃,才能把理论用于指导实践,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也是优点。其次,只有经过这次飞跃,是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才能使之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26]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也是有条件的:第一,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只有这样,理论才能真正发挥自己的指导作用,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第二,理论要回到实践中去,需要经过一定的终结环节。第三,理论要回到实践中去,还必须为群众所掌握。人民群众是时间的主题,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转化为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第四,要有正确的实践方法及工作方法。

(三)认识过程的特点

认识过程的主要特点有三个:反复性、有限性和无限性。

(1)    认识的反复性

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先是感性认识,然后上升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这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然而,正确的认识往往不是经过一次认识过程就能完成,有时需要多次反复才能完成。所以,江泽民指出:“认识的发展变化,包括出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讨论,这是正常的,说明对客观事物的人是不可能一次完成,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总是要经过反复认识和反复讨论,并通过事件不断总结提高,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认识”[27]

认识的反复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决定:从认识客体来看,首先,客观事物本身往往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每一个矛盾的双方以及各个矛盾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有许多特点和非常复杂的情况,这就决定了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其次,事物的矛盾有个展开和发展的过程,事物的本质并不是一开始就显露在外,这也需要一个过程才能逐渐暴露出来。第三,任何事物都是具体的、历史的,人们的认识必然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认识客体的上述特点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必须经历反复的过程。从认识主体来看,人的认识收到主题的生理因素、知识水平、生活经验、认识能力及其立场、观点、方法的限制。主体的这些特点,决定其必须经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获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

(2)    认识是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统一

认识的有限性是指每个时代的人每一次具体的认识是有限的,认识的无限性是指整个人类无止境的世代更替的认识是无限的。认识的无限性存在于每个时代的人的认识的有限性中,并通过无数有限性的认识而得以实现。所以,恩格斯指出:“人类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28]

毛泽东指出:“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9]

二、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形成过程

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认知过程同时也是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接受过程,是大学生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特定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环境下,接受形势政策教育者所传输的教育内容和观念,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得以升华等过程。这一过程既有时间上的持续性,也有空间上的延伸性。时间上的持续性是指大学生在接受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过程中,随着教育活动的展开和社会的发展,大学生对于形势政策的认识会不断深化。而空间上的延伸就是指大学生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时刻与外界保持着密切联系。不论是宏观环境也好,微观环境也好,总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积极或消极地影响着整个形势与政策教育过程,影响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因此,高校学生在认知形势与政策时,他们对形势政策教育的接受以及思想上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主要有如下几个过程。

(一)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感知

感知是感觉和知觉的统称。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感知主要是指对某一具体事件的认知,而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感觉则是在对多个具体事件认知的基础上进行的初步概括。

高校学生对形势政策的感知过程大体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1)对形势政策事件的感觉。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感知往往先从某一方面的具体信息开始,最初形成的只是对某一具体事件的直接认识。这种认识的来源可以是多渠道的。可以是从广播、电视、报纸、网站上看来的,可以是家人或亲友转告的,也可以是党团组织或学校老师传达的。一般而言,学生们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消息来源比较正式或可靠的信息往往比较容易接受,反之,就要通过这些他们认为比较正式或可靠的渠道去核实。由于大学生一般都是生活在一定的集体中的,因而他们对这些渠道的选择往往会受集体的影响。集体越紧密,影响就越大。在这一阶段,学生们关注的焦点是事件的细节和它的真实性,而对事件的本质及其意义知之甚少。比如,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人们一般最先感受到的是物价、就业能反映经济形势的具体指标,食堂饭菜价格涨了,毕业生找工作困难了,家里有人下岗了,火车拥挤了,旅游景点人满为患了,如此等等。对任何一个问题,学生们都会形成他们自己的看法。但是这些看法往往是零散的、片面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表现出来的就是学生们往往知道的东西很多,好像思想很活跃、很博学,但却把握不住事情的要点和本质,不能在这些事情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来。此时,如果不经过适当的引导和教育,他们对形势政策事件的认识就会仅仅停留在“知道”这样一个层次上,还不能把它们与形势政策联系起来。

2)对形势政策事件的知觉。大学生是喜欢理性思维的群体,他们对形势政策的认识不会仅仅停留在“知道”这样一个层次上,而会由感觉上升到知觉。也就是说,他们总会在某种思想力量的引导下,对感觉到的东西进行理性的概括,从而得出对形势政策的判断来。这种引导有时并不一定是通过正规渠道来进行的,它可以是通过学生之间的交谈、讨论来进行,可以通过媒体来进行。他们通过这些渠道得知,物价上涨、就业困难等现象表明经济形势出现了问题,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解决,于是就初步建立起了形势和政策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正确的引导就非常重要的,它将直接决定大学生对形势政策的看法的形成。形势政策教育就要起到这样的思想力量的作用。从学校来说,我们就是要通过形势政策教育,将形势政策事件发生的背景、要点和本质,以及党和政府为引导形势健康发展所采取的对策告诉给学生,从而使他们对形势政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大学生形势政策观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看到,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做这种引导工作的并非只有我们自己。各种思潮都在竭力用自己的形势政策观来解释形势政策事件,高校学生往往是争夺的重点。在什么样的思想力量的引导下完成由感觉到知觉的过渡,大学生的形势政策观就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因此,这是我们在形势政策教育研究中必须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形势政策教育的过程对学生而言也是一个感性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所得到的是别人的理性认识,而对他们自身则是感性的材料。这些材料需要通过学生自己的思考和整理,才能转化为理性认识的材料。

(二)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识的深化

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对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识的深化来说也同样适用。大学生对形势政策的认识不可能在一次教育中完成,必须经过多次反复才能不断深化,最终形成对形势政策的理性认识。这一深化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对上面所述的感知过程的重复,但是这种重复中包含了感性认识的积累和大学生自己的思考。经过多次这样的重复,大学生的形势政策认识就会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

大学生通过接受形势政策教育,得到了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形势政策的理论知识。但是由于大学生一般都是喜欢独立思考的,因此,他们对于这些知识的真理性还是将信将疑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有新的问题和事件出现,他们要在新的问题和事件中去检验自己所学知识的正确性。如果正确,他们就会相信并坚持这些观点和方法,如果不正确,他们就会怀疑甚至否定这些观点和方法。这就给我们从事形势政策教育的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形势与政策教育者自身对形势与政策没有科学正确的认识,以其昏昏,焉能使人昭昭?或者虽有正确认识,却因教育方式方法不对,同样会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从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在坚定政治立场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增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被教育者自身的分析综合能力也会对他们形势政策认识的深化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对大学生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过程中,经常发现,不同的学生对同一问题的认识差距很大,有的看问题的视角比较独特,分析问题也很到位,基本上能够做到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但是也有一些学生人云亦云,缺乏个人独立见解,逻辑混乱,对形势与政策缺乏深刻的认识。由于大学生用来分析形势政策事件的方法不只来自于正规的形势政策教育,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会表现出很多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这实际上是他们在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中进行比较和鉴别。正确的观点只有在这种比较和鉴别中才能确立起来。

由于学生形势政策认知深化的过程具有反复性,而这个反复性又是大学生在深化形势政策认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形势政策教育本身也必定是一个反复进行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学生的思想认识出现反复就认为是我们的教育失败了。要坚持抓反复,反复抓,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最终树立起正确的形势政策观。这也是形势政策教育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三)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的确立

社会是发展的,形势与政策也是不断变化的。我们开展形势政策教育,不仅要使学生在对形势与政策的认识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我们的教育,使学生掌握正确的分析看待形势政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要逐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形势与政策观。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育中,既要给学生以“干粮”,也要给他们以“猎枪”。没有“干粮”就不能解决学生眼前面临的问题。但是干粮总是会吃完的。学校教育更根本的是要交给学生获取“干粮”的“猎枪”。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教育仍然是失败的。

一般而言,形势与政策观是任何人都会有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形势以政策观却是要经过教育才能逐步树立起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的思想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人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是从对他们所认识的世界的分析和综合中得到的。从形势政策观的“四层次”结构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指导下的对形势与政策的总的看法。而对大学生的认识而言,它又是建立在对形势政策的认识的基础上的。

大学生能否确立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关键取决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而判断形势与政策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志是看形势与政策的内容是否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符合、一致。如果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关于社会形势发展的预测被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则会大大增强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的认同感,从根本上讲有助于大学生确立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反之,则会引起学生的质疑甚至反感排斥。这就要求广大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自身科学预测形势的能力,政策的制定者也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从而在源头上保证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增强说服力,提高可信度。

大学生在不断深化对形势与政策的认识以后,便会形成自己个体形势与政策观。这与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还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来源于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不足。因此,我们的形势政策教育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形势政策,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原因,正确阐释各种方针政策与国内外形势之间的逻辑联系,阐释出它们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合理分析党的各类方针政策出台的原因,既让学生认识形势与政策之间的统一性,又引导学生正视现实与理论的差异性。同时,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者不能回避矛盾,还要在科学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政策制定者也要通过调查研究,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通过增强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帮助大学生最终确立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总的来说,高校学生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的确立过程,既是学生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是形势与政策教育者不断教育和引导的结果。期间,学生的认识也会因种种主客观因素而不断起伏和波动。这种波动,是学生的思想认识在“信服”与“不信服”、“认同”与“不认同”之间的摇摆,是学生思想发展中的常态,也是认识过程中的必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认识是一个反复的、无限和有限辩证统一的过程。

三、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识的表现

我们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总要关心教育的效果。这就要把握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识的水平。一般而言,人的思想并不会直接被他人所了解。所谓“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莾谦恭下士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人的行动总是受他的思想的支配的。虽然我们不能直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但是可以通过对他的言行的分析,对他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点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识一经形成,也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表现出来。通过深入分析这些表现及其产生的原因,可以大致了解到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从而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创造了条件。总体看来,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表现形式可以认知、认同和运用三个层面加以考查。

(一)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层面的表现

认知是立论的基础。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的认识首先在对形势与政策事件的了解上。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的建立必须建立在对形势与政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尽管理论知识的获得并不一定需要直接的实践,别人的实践经验也是一种间接的实践,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知识的积累,仅仅知道结论,这个结论是很容易被改变的。同时,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状况把握也是我们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前提。不了解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状况,我们的教育就可能变成无的放矢。

世界上每天都会发生若干件形势与政策事件。但是这些形势与政策事件并不都和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相关。我们所关注的是那些与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育相关的形势与政策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对说明国内外形势走势有影响意义的事件;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成就;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和政策;对稳定大局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其他与形势与政策教育相关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我们一般都会通过形势政策教育介绍给学生。大学生在认知形势与政策的过程中,会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背景以及亲身体会,表现出一定的选择性,即表现出对某些信息的偏好和兴趣。而这背后,恰好反映的是他们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一般而言,没有接受过形势政策教育的学生不一定会了解这些知识,但是接受过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学生对这些事件应该是了解的。如果他们不了解,那么,或者是反映我们的形势政策教育进行得不到位,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或者是学生本身对形势政策教育有抵触,拒绝接受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了解学生对重要的形势政策事件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和把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识水平的基础。

对于形势政策事件,大学生在了解的同时,还有关注的问题。有些事件,学生们虽然了解,但并不关注;而有些事件,他们不仅了解,而且还会非常关注。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们对形势与政策的判断。一般而言,学生对形势政策事件的关注是与他们对形势与政策的总的看法相联系的。“关注”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如当大学生对国内的现状满意度较高时,则会相对关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所获得的成绩。而当大学生对国内现状满意度不太高时,则会相对关注国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负面事件;当国内的发展相对稳定,发展较快较好时,他们会相对关注国内的发展动态。当国内的发展不甚满意时,他们就会更多地把目光转向国外;当高校学生基本认同国家的方针政策时,则思想领域出现的焦点,热点问题会相对较少。而当高校学生对国家的方针政策出现负面认同时,则思想上出现的焦点、热点问题相对较多。当然,如果一个人对形势感到悲观,他也会选择逃避,一些无关紧要的信息也会进入他关注的视野。所以,如果当学生们对娱乐八卦类的新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这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此外,大学生也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处于一定的集体之中。同学、朋友间的日常交流,各种社区、论坛、校园bbs的互动等,容易让某个事件、某种形势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尤其是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发生、某个重要会议的召开,或者某个重大的纪念节日等更容易给青年学生带来不同的心理反应,促成大学生思想热点的形成。通过关注大学生的思想热点以及他们发表的评论和看法,也可以了解大学生对这些事件的政治观点和基本立场。

(二)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认同层面的表现

高校学生对形势与政策的认同,是高校学生在形势与政策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情感共鸣,以及思想观念上的接受和认同。大学生在接受形势政策教育过程中,经历一系列的思维活动后,特别是当灌输的信息与已有的知识系统相一致,当形势政策的发展与自己的期望相一致时,情感在反复波动后就会相对稳定并产生共鸣。情感上的共鸣正是高校学生思想观念认同的前奏,对大学生的思考和行为方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会进一步促进大学生政治观念上的认同。认同,既是我们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的,也反映了我们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效果。对于形势政策教育而言,其目的就在于“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30]因此,大学生在接受形势与政策教育过程中,思想观念上产生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认知过程中情感上的波动和起伏。情感是伴随对事件的认识而出现的一种心理活动,形势政策信息本身具有的政治性、时事性、理论性等特征,使得大学生在认知过程中,一开始就带有较为强烈的情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感情倾向,情绪上也容易产生偏激、走向极端。情感上的认同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一是对领导人的评价。对领导人评价的背后隐含着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满意与否、认同与否。一般来说,当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各阶层的矛盾相对缓和、突发事件较少时,高校学生则会满意和认同国家的内政外交、方针政策,并对领袖人物趋于正面的评价;但当国内政局不稳、人们生活水平缓慢提高、各阶层的矛盾凸显、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时,大学生就会质疑当前的内政外交以及各种大政方针,同时,对领导人也会做出相对负面的评价。二是通过一些典型的语言表达对某些事件的不满,表现自身的对抗情绪。这尤其表现在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对关系自身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上。如当前的“被”字网络流行语。从媒体曝光的西北政法大学的“被就业”开始,“被”字就一语风行。这反映了学生对有关部门脱离实际、不实事求是的做法的反感。

其次是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效性的认同。这主要表现在对国家发展趋势的看法上。我们要判断国家的发展趋势,主要的依据有两个。一个是当前的形势好不好,如果当前的形势好,则发展惯性的作用,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应该是比较乐观的;反之,如果当前问题很大,有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则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就会比较悲观。另一个是党和国家的政策是否正确。如果学生们认同党和国家的政策,他们对国家未来的发展趋势就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判断,反之,就会比较悲观。

第三是对理论观点的认同。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学生在了解了形势与政策的发展变化后就会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这种理论观点总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的看法,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的看法,以及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看法等。这些观点与可能与我们希望学生树立的理论观点相一致,有些可能不一致。一般说来,一致性越强,说明我们的教育效果越好,一致性越弱,说明我们越需要改进和加强教育。

(三)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运用层面的表现

马克思曾经讲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31]一般而言,判断认知主体是否确立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的标准主要有两条:一是看认知主体能否自觉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分析解答现实问题,在思想上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二是看认知主体在日常生活中能否做到坚决拥护并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行动上保持与中央的一致。简单理解,就是在言行上都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具体到大学生而言,情况稍有不同。

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是学校,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相对较少,因而对于大学生而言,判断是否确立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主要是看大学生能否自觉主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分析解答现实问题,在思想上时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作为认知主体的大学生自身的特殊性,其对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的应用很难从他在学校中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体现。这种表现也许要等到他走向社会后若干年,特别是在经历了重大政治事件的考验后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而我们的教育又不能延伸到学生毕业以后。所以,我们只能着眼于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来判断学生的形势与政策的认知水平。而学生在校期间能够表现形势与政策认知水平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获取信息的渠道

能够向学生提供形势与政策的信息的渠道有很多,而学生对信息渠道的选择也有很强的自主性。从什么渠道获取信息反映了学生对信息提供者的信任。

传统上,我们一般都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报告会等正规渠道向学生提供形势与政策信息的。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学生获取信息更多地开始依赖网络。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比通过传统媒体更加方便、快捷。但是网络信息也鱼龙混杂,很多信息并不具有权威性。特别是一些敌对势力往往通过互联网传播、散布谣言,混淆视听。这些信息会严重地干扰我们的教育工作。

大学生虽然涉世不深,缺少分析和辨别能力,但是经过教育以后,他们会对这些信息的渠道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一般来说,对党和政府持信任态度的学生比较相信来自正规渠道的信息,如广播电视、党报党刊,以及主流网站等。而对党和政府持不信任态度的学生则比较相信来自非主流渠道的信息。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喜欢从非主流渠道获取信息的学生都是对党和政府不信任的。我们的主流媒体也确实存在信息报道不够及时、不够生动的问题。很多学生虽然明知道非主流媒体的信息不可靠,但还是会到这些媒体上去寻找信息。这里,我们判断的标准应该是学生最终会相信谁。

2)对形势政策教育的态度

形势政策教育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与政策观教育的主渠道,也是我们向学生传播形势与政策信息的主要手段。但是学生对形势政策教育的态度却有很大的不同。有些学生很愿意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有些学生却对此不屑一顾。我们在学校里举办的形势政策报告会,有的会场爆满,而有的却需要严格的考勤才能保证一定量的听众。这里,不仅有教育者(报告人)本身的知名度、口才,以及教育(报告)的主题方面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学生对我们向他们传授的形势与政策的知识的态度。如果他认为我们讲的东西可信,我们讲的观点符合他的思想,他就会感兴趣,就会接受。反之,他们就会拒绝,有时,虽然他也参加了听讲,但是却“身在曹营心在汉”,我们所讲的东西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大学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态度来了解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水平。

3)对突发事件的反应

突发事件并不是经常发生的。我们也希望突发事件越少越好。但是,偶然发生的突发事件却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水平的重要表现渠道。

突发事件是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这种矛盾是否具有普遍性是需要我们去分析和研究的。我国近年来突发性事件发生的几率在增多。但是认真去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些突发性事件绝大多数是由局部的矛盾所引起的,并不具有普遍性。这些矛盾和问题既不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错了,也不说明我们党和政府的工作出了大的问题和偏差。但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就需要有一定的形势与政策知识,具有一定的分析和判断能力。因此,大学生在突发性事件面前的态度就反映了他们形势与政策认知的水平。水平较高的学生就能在突发性事件面前保持清醒和冷静,相信党和政府,与中央保持一致。反之,就容易受各种谣言的蛊惑,作出过激的反应来。

4)对党和政府号召的反应

大学生对党和政府的号召的反应也反映了他们形势与政策认知的水平。党和政府的号召是对大学生未来生活的安排。学生响应号召实际上是要承担风险的。五、六十年代,大学生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边疆建功立业,却换来了“我为祖国献青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结果。当然,那一代大学生在祖国的边疆作出了成绩,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他们无怨无悔。今天的大学生虽然在激情方面稍逊于他们的父辈,但是他们同样希望为国家的繁荣富强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是值得的,他们也会义无返顾。这就涉及到他们对形势与政策的认识了。比如就业方面,中央长期以来号召并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到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业,并为此制定实施了“大学生村官计划”、“免费师范生计划”、“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战略措施,在公务员招录方面也通过强调基层工作经验引导大学生面向基层就业,不少高校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也加入了就业政策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对就业地域和职业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其就业观的体现,从根本上讲,也是形势与政策观的体现。如果高校学生在面临就业选择时,把收入待遇福利等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宁要京沪一张床,不要外地一套房”,就表明他们的就业观完全是个人本位主义的。相反,如果大学生在面临就业选择时,把国家利益和社会需要放在首位,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扎根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则表明他们的就业观是集体主义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认知的表现。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表现是从总体上看的,都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学生身上,形势与政策认知的表现会有一些差异。这些表现给我们分析判断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认知水平提供了一个线索,也为我们测评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认知水平提供了依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2页。

[2]所谓场,就是环境,心理学家把外界环境描述为一个场,简单说场依存性是指一个人独立性的程度。美国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金(Herman·Witkin)认为有些人知觉时较多地受他所看到的环境信息的影响,有些人则较多地受身体内部线索的影响。他把个体较多地依赖自己所处的周围环境的外在参照,以环境的刺激交往中定义知识、信息称作场依存性。隐蔽图形测验通常用来评定个体的场依存性-场独立性。测验时,要求被试在较复杂的图形中把隐蔽在其中的简单图形分离出来。场独立性的人能排除背景因素的干扰,从复杂图形中迅速、容易地知觉到指定的简单图形,而场依存性的人完成该项任务则较为困难。

[3]陈凡:《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心理特征探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4]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页。

[5]刘书林:《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114页。

[6]《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7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 562

[8]“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是教育部思政司2006年重大科研立项之一,课题组成员包括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等四所高校科研人员,项目负责人是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课题组因研究需要曾于2007年在京津地区部分高校就大学生思想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6500份,回收6209份,回收率95.5%,符合统计学调查要求。调查覆盖了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所有年级。男生有3347人,占54%;女生2856个,占46%。调查问卷共包括8个部分。基本信息、经济消费、价值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个人信仰、校园文化与社会实践、辅导员工作、道德观念与日常道德行为、就业、情感压力与心理健康、学习情况和生活满意度等。数据分析采用SPSS12.0完成,从而有效保证了调查结果的科学性。

[9]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2页。

[10]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11]该课题组项目负责人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志英,调查问卷于2005 年秋季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北京物资学院等北京的 10 所高校共计发放3200 份,收回有效问卷2887份,问卷回收率为90.2%,符合社会学公认的调查问卷回收率要求。

[12]李志英:《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大学生思想动向调查》,《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06年第5期。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页。

[14]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15]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报告》,20083月,第114页。

[16]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8页。

[17]转引自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页。

[18]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19]胡树祥、谢玉进:《大学生社会实践类型的新思考》,《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年第2期。

[20]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1页。

[21]刘川生:《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22]《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2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3页。

[27]《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2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2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30]《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教社政[200413号),http://www.pxjd.sdu.edu.cn/content.php?id=48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阅读:2596 次

版权所有 ©1995-2019 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