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界限”，是党在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举措。深入研究和科学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引导党员和干部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意义。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对意识形态领域，不仅要了解各种学派，更重要的是了解和把握社会思潮。学派是指某种学术思想和研究这种学术思想的学术团体和个人，具有明显的学术色彩，但不一定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传播。社会思潮则不同，它是某种政治观点和学术思想在一定阶级、阶层、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的社会政治思想倾向。当前，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一是社会思潮异常活跃。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处在社会大变动、大变革年代，各种社会思潮尤为突出和活跃，可以说思潮万千、思潮起伏、思潮澎湃。各种社会思潮激荡和碰撞，是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

　　二是正确思潮和错误思潮同时存在。当前在我国既有正确的、进步的、积极的、向上的社会思潮，也有消极的、保守的、落后的社会思潮，此外还有腐朽的、没落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社会思潮。它们彼此对立、互动、激荡、消长，对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三是国外思潮向国内思潮不断转化。社会思潮有国外舶来的，也有国内自生、土生土长的。国外思潮和国内思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打开国门以后，形态不一、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学术流派和社会思潮一涌而入我国的学术界和群众中，既活跃了学术空气、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又形成严峻挑战。

　　四是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一元主导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多元并存指的是各种学术思想派别和社会思潮同时并存。这种局面是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纯粹公有制，与其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比较单纯，马克思主义具有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其他学术思想派别和社会思潮尽管存在，但没有形成“元”，并不活跃，处于沉寂状态，对人们的影响较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领域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其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一元主导和多元并存的错综复杂局面。这种局面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便于了解和把握各种学术思想派别和社会思潮并从中吸取有价值的内容；不利的是对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挑战，甚至会动摇其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比坚持共产党在政治生活领域的领导地位要复杂和艰难。这种坚持要从多方面着手：一要靠制度，即宪法和党章所规定的制度保证，但制度不是万能的，它管不住人们的头脑和思想；二要靠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由此产生的说服力、影响力；三要靠积极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所谓积极引领社会思潮，就是支持正确和进步的，改造消极和落后的，抵制腐朽和有害的，尤其是抵制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以排除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的实质及其重要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世界观，在资本主义社会属于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在社会主义社会属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工人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思想武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以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是维护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领域全面统治的思想条件。如果不坚持这一条，经济领域的公有制为主体、政治领域的共产党领导也必将发生动摇。自觉划清“四个重大界限”，尤其是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

　　在意识形态领域，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非马克思主义，要积极引领，支持其中正确、进步的，改造其中消极、落后的。反马克思主义是指那些反对、攻击、诬蔑、诽谤、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和思潮，对其必须划清界限，坚决进行抵制和斗争，筑牢思想防线。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和思潮，有的属于敌对营垒，有的来自工人运动内部；有些是右的，有些是“左”的。当前，我们要特别警惕以下几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

　　一是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起源于西方，是以鼓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思潮。从文艺复兴开始，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到19世纪发展到高峰，而后到20世纪上半叶，由于西方社会出现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列强为争夺世界霸权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自由主义衰落了一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调整改革和新发展，自由主义回潮。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的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宣扬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模式、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实际上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西化”、“分化”的思想武器。在我国，自由主义思潮的输入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由于在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根本行不通，自由主义思潮长期处于沉寂状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活跃起来。新自由主义鼓吹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把西方的价值观说成是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经济上主张照搬西方的经济模式，更加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反对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实行三权分立、多党制、议会制和总统制，妄图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把我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一些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必须回应新自由主义和各种“西化论”的挑战，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改良主义派别和思潮，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尔后虽然曾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对其影响最深的是接受了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二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改称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中心在欧洲，它在该地区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我国历史上没有社会民主主义传统，这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大优势。但是，在苏东剧变后，这种思潮也传播到中国。有些人竭力宣扬民主社会主义，叫嚷“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主张把共产党改名和改造为社会民主党。我们必须回应这种挑战，自觉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一是在指导思想上，科学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而民主社会主义鼓吹世界观中立论，主张多元化的指导思想，并且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二是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坚持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取消社会制度的更替，把社会主义仅视为一种价值观，作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止境的价值目标（自由、公正、互助）追求，即不主张超越资本主义，仍然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三是在如何对待革命和改良的问题上，科学社会主义既坚持革命也不否定改良和改革，而民主社会主义只主张改良，根本否定革命，鼓吹改良就是一切的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比自由主义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历史局限性很大。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在各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中国模式被世界各国政要和学界看好，成为热门话题。中国不需要民主社会主义，如果硬要中国搞民主社会主义，绝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简单相加，而只能是把民主社会主义在西方国家所搞的那一套照搬到中国来，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多党制等。这样，整个社会必将大乱，我们几十年奋斗的成果也会被葬送。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前车之鉴。前苏共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由于改旗易帜，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导致亡党亡国亡社会主义。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这已被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伟大成就所证实。
　三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起源于苏联，从上个世纪50年代全盘否定斯大林到80年代鼓吹“公开性”，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诬蔑苏联搞的是“官僚专制”、“扭曲变形”的社会主义，给苏联历史抹黑。可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是苏共失败、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后这种风行一时的政治思潮又传播和蔓延到中国。这种思潮的主要特点是贬低传统，歪曲历史，否定革命。它竭力歪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颠倒事实，混淆黑白，胡说伯恩斯坦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歪曲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否定一切革命，包括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认为革命只能起破坏性作用而没有建设性意义，反对激进主义，鼓吹“告别革命”；给革命领袖人物抹黑，包括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美化反动统治者、侵略者和汉奸文人，叫嚷要为他们平反。这种思潮的政治倾向十分鲜明，是一种违反历史事实和历史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思潮。我们必须百倍警惕和有力应对这种思潮。如果这种思潮蔓延传播开来，将会严重败坏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和领袖人物的形象，动摇人们的理想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产生极其有害的作用。

　　以上三种是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我们必须自觉划清和它的界限。识别社会思潮最重要的是把握两点。一是社会性。社会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根源于它的经济基础。没有完全脱离经济基础、经济生活、经济利益的社会思潮。二是阶级性。社会思潮总是和一定的阶级、阶层、群体的利益和要求联系在一起的。超阶级的、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和要求的社会思潮是不存在的。离开社会性、阶级性，就认不清任何社会思潮的实质。

　　党的思想战线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在思想战线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并不是从今日始，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继承者们始终坚持做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自觉划清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坚持同反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历史。正确的思想总是在同错误的思想做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创立的，也是在斗争中发展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一生中，为划清界限，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曾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他们于1848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共分四章，其中第三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专门和特意为划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而写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阶级分析方法，对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反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道路。马克思在1875年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原本是马克思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领导人过目的一封党内通信，其目的是表明马克思不赞成《哥达纲领》的严正立场。马克思在批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平等的权利”、“自由国家”等庸俗社会主义观点的过程中，阐述了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的发展阶段、未来社会的分配原则，从而发展了他的共产主义学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以后，柏林大学讲师杜林在他的著作中鼓吹“新共产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为划清与杜林主义的界限，从1877年起，恩格斯用了两年时间，写了一系列文章，最后汇集成书，以《反杜林论》为名发表。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错误理论时，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原理。
　　列宁时期，由于国内外形势严峻，党内斗争更加激烈，他为划清界限而写的论战性著作就更多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划清与第二国际思想领袖考茨基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所写的被称为姊妹篇的两本名著。一本是《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在1917年“七月事变”后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列宁匿居拉兹里夫火车站的草棚期间，为指导十月革命，批判考茨基在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而写的。另一本书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是列宁在1918年8月31日被刺后，在莫斯科郊区哥尔克村疗养期间，看到考茨基著书立说恶意攻击十月革命道路，为回击考茨基，捍卫十月革命道路，以巨大的革命毅力写出的。

　　无论是革命和建设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划清界限。1940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为回击国民党反动文人大肆散布“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的反共叫嚣，解除群众的疑虑，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讲话，后改称《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开头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指出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和社会，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以及它的发展前途，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邓小平历来关心和重视思想战线的斗争。他在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针对一些人背离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的行为，提出反对精神污染。他指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0页）他号召“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在迈向新世纪的重要时刻，江泽民于1996年在《宣传思想战线的主要任务》的讲话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努力提高政治素质，在原则问题上一定要旗帜鲜明，分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等七个基本界限。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划清“四个重大界限”是这一精神的延续和发展，问题更加集中。

　　总括上述，在思想战线上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立场。划清这个界限，对于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这是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