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农村建设中传统村落及村落文化正在大规模消失、衰败，保护传统村落及村落文化意义重大而具紧迫性。保护传统村落和村落文化，就是保护中国乡土文化、农耕文明、农民的乡土田园和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珍贵资源。现实践中的中心村和农民社区建设、传统村落整治和古村落保护、自然村里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区片联创等实践创新模式，给我们以示范和启迪，研究、总结和推广之，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传统村落；村落文化；保护创新 　　一、保护传统村落及村落文化意义重大而具紧迫性 　　乡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农民市民化、城乡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伴随一个个新村庄的崛起，传统村落 [1]正在大规模消失，村落文化也在快速衰败。 　　村落与村落文化消失的原因有五：（1）行政村撤并，全国行政村从1990年的743278个减少到2005年的640139个，减少了103139个，平均每年减少6875.9个。（2）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推行（三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集中、村落向城镇或社区集中，“多样化”的传统村落及村落文化正在被“千村一面”的小集镇和农民社区化所取代。（3）工业型村落、产业集聚型村落、专业市场型村落转型为工业社区、中心市镇。（4）城市扩张，大量村落被圈进“城中村”，进而被改造成为城市社区。（5）异地脱贫、下山移民、库区整村搬迁，以及对未纳入新农村布局规划的村落实行“萎缩”管理，使大量传统村落消失或衰败。 　　总体上说，上述发展趋势是中国乡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必然趋势，但也要看到这一过程中的盲目性、无规划或规划的不科学性问题。很明显，村落不会终结、农民不会消亡，仅靠中心村、中心镇和农民社区，绝对容纳不了9亿多中国农民。传统村落保留了大量各具特色的民居建筑，承载了厚重的中国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中国乡土文化的基本特征其实就是村落文化在地域特色上的概括和提炼。保护传统村落和村落文化，就是保护中国乡土文化、保护农耕文明、保护农民的乡土田园、保护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珍贵资源。 　　二、不同区域的实践与创新 　　如何保护村落和村落文化？新农村建设实践中不同资源禀赋和经济水平的区域探索出不同的模式，给我们以示范和启迪。 　　1、“三集中”背景下农民居落集中有多种类型。其一，自然村向行政村集中，以行政村为单元集中建设新村庄；其二，行政村合并建设成为中心村或农民社区；在中心村或农民社区建设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商业网点等公共设施，使中心村或农民社区具备小城镇的功能，辐射周边村落；其三，对水源涵养地或不适宜人群居住的山区村落实行下山移民，对库区整村搬迁 [2]，对未纳入新村布局规划的村落则实行“萎缩”管理，即不再批准新建民居，使之自然衰落。无论哪一种类型的集中，都特别强调规模效益、节约资源、统一规划、分户建设、社区管理 [3]。村落向中心村或社区集中的实践与创新，是中国乡村工业化、村落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必然选择，比较适合于长三角这样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紧缺、人地矛盾、农用和非农用地矛盾突出的地区。村落适度集中，不仅有利于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公共设施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城乡产业空间布局一体化、城乡景观和功能分工区域化、专业化，有利于城乡教育、公共交通、卫生和环境保护一体化。但“三集中”加速了传统村落和村落文化的瓦解，不能不引起关注。 　　2、村庄整治及古村落保护。浙江省自2003年6月始启动了“万村整治、千村示范”工程，从治理村庄布局杂、乱、散，农村环境脏、乱、差等问题入手，按照布局优化、道路硬化、四旁绿化、路灯亮化、河道净化、环境美化的要求编制规划，开展建设，其目的是为了搭建城乡一体化的平台，解决富裕起来的农村“有新房、无新村”等问题。村庄整治分为示范村、整治村和改造村三种类型，每种类型有不同的标准。至2006年，浙江省共完成8236个村的环境整治，建立852个示范村 [4]；累计用于村庄整治建设的资金总投入287.5亿元 [5]。浙江省还比较重视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和开发，坞镇、诸葛村的保护与开发是其中成功的案例。2005年，浙江省启动了“历史文化研究工程”，一大批古村落纳入研究视野，这将为古村落保护与合理开发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万村整治、千村示范”以及古村落保护，为我们处理新村庄建设与传统村落及村落文化保护中的矛盾提供了经验。 　　3、文明生态村建设与“区片联创”。文明生态村建设是海南人民创造的集“建设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经济，培育生态文化”为一体的“绿色小康”新农村建设模式，是在自然村展开的新村建设。到2005年底为止，海南省累计投入资金5.3亿元，建成文明生态村5300个，占全省自然村总数的22.8%。“区片联创”即在一定的区域内组合若干自然村联合创建，是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克服自然村零星分散的不足，为节约资源、发挥规模效益而摸索的行之有效的方式。美兰区共4镇、694个自然村、划分为10个片区，目前已有485个村建设成为文明生态村，占全区自然村总数的70%。演丰镇是海南著名的革命老区和乔乡，他们把13个村划分成3个区片，其中滨海的5个村民委员会92个自然村全部建成文明生态村，连成一片，成为海南重要的黄金海岸“农家乐”旅游点。海南省文明生态村建设实践创新有鲜明的地域风格。（1）它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普遍的创建活动，并不强调农民向中心村、社区或小城镇集中，只是修缮传统民居、彻底清除垃圾并设立垃圾清扫和处理人员。这样做降低了新村建设成本，避免了拆迁对传统民居、环境以及村落文化的破坏。（2）它用“区片联创”的办法化解自然村布局分散的缺陷，使若干个自然村或若干行政村连成一片，共建基础设施，节约和共享公共资源。（3）它“以迷人的环境和好客的传统‘收容’那些城市中的逃亡者和向往大自然的人们”。这种做法与“全球生态村联盟”所针对过度工业化、城市化的生态危机，为长期在城市且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服务，或专为逃避城市生活服务建立的生态村有异曲同工之妙。 　　4、扶贫新村建设。四川省巴中市三县一区，其中三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省级贫困区。2003年，巴中市启动了扶贫新村建设项目，列入项目的村落（行政村），国家项目经费投入30万元，省市区三级政府投入扶贫资金50万元，有条件的乡镇再投入配套经费20万元，建设周期2年，建设目标是文明新村。我们调查的巴州区马鞍村 [6]是扶贫新村之一，这里的新村建设主要是：（1）基础设施建设――“五改三建”，即：改居，农民住房刷墙粉脊，每间补贴80-100元；改厨，沼气利用或省材灶，全村已建沼气池120口，每建一口沼气池补助1000元；改厕；改水，全村打机压井168口，使用自来水115户，占总户数的23.6%；改电；改路，村通晴雨路，户通石板路；建池，全村建微水池280口，每口蓄水300―500立方米；建园，发展庭院经济；建家，发展家庭农业和工副业。（2）农户经济建设――以项目开发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第一饲养生猪，2004年全村生猪出栏1.8万头，户均约37头，推广养猪新技术后，每出售一头猪获利300元；第二发展水塘和稻田养鱼，全村有养鱼户16户，每户收入一般在5000元左右；第三养鸭，全村养鸭2.6万只；第四推广新技术及发展循环经济。贫困地区的扶贫新村建设实践创新，以“五改、三建、五通”为主要内容，把基础设施建设、旧村改造或文明村创建，与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经济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全方位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对我国广大欠发达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小结与建议 　　1、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而呈现鲜明的地域差异。现有的中心村和农民社区建设、传统村落整治和古村落保护、自然村里生态文明和区片联创等实践创新模式证实，新农村建设绝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因地制宜、模式多样、量力而行、长远规划、科学发展应是基本原则。 　　2、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长三角不可能再回到以自然村为单位来建设新村庄，类似海南那样的工业化、城市化不足、人口密度较小、土地相对富足的地区没有“三集中”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贫困地区的农村不可拆毁旧村建新村。因此，应把新农村建设规划纳入到城乡一体化布局的大格局中通盘考虑、整体规划、科学规划并提高规划的法律强度，在建设新村庄的同时，合理保留传统村落；同时，建议分区域对我国古镇、古村落做一次全面普查，制定保护和开发规划，抢救性保护古村落和创新传统村落文化。 　　3、我们这代人能否为后人建造延续成百上千年的“古村落”？1960年代，我国推行过集体农庄模式，那些街道式的低矮房子绝大多数已拆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住宅建设至少经过了三代建筑，目前新村庄建设将迎接来农民住宅第四代大拆迁。这种拆了建、建了拆，有新居、无新村的现象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节约型社会需要我们建设一批代际传承、长盛不衰的新村落。 　　4、用政策化解“守土与离土”的矛盾和冲突。现代化进程中守土与离土的矛盾和冲突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矛盾。在文化意义上，守土是守住繁衍生息的家园；在经济学意义上，守土是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农业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生态环境）。但“离土”随时都在发生：在文化意义上，离土农民市民化意味着传统生活方式和习惯与城市文明的冲突中不断融合；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离土”的实质是农业资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向工业和城市领域的转移，处理的好是农业资源对工业化、城市化的经济参与，处理不好既是新形势下对“三农”的剥夺。当前的“三农”政策应该充分协调其中的矛盾和摩擦。 　　5、未雨绸缪，提前为“城乡一体化战略”由东部向西部渐次推进做准备。国内外经验表明，当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比例（70%）之后，逆城市化现象（城市人口、产业向农村转移）将出现。目前我国东部区域性城乡一体化战略也将渐次向中西部地区推进。但是，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乡一样化，城乡一体化意味着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未来的乡村应该是城乡居民混居的家园，应该提前进行相关试验、总结和政策储备（比如，农民进城的道路打通了，如何打通城里人返乡的路？）。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完稿时间，2007. 6） 　　（发表于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第12期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