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挪威几位朋友以外，我们这两天讨论新阶段农村改革时很少有人谈到农村的经济发展，我想从村域经济的转型发展谈一谈我的观点。我们说单纯追求GDP是不行的，但是没有GDP是更不行的。村域这个范围内它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我们的村域的概念就是行政村。我想讲三个观点. 　　一、村域是行政区域最小的单元，是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载体，在新阶段的改革当中，加速推进村域经济转型发展意义重大 　　一是科学的发展不是不要发展，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共识，从微观的程度上看，我们农村除了很少一部分富裕性的村落以外，大多数的村域发展是明显滞后的，包括发达地区也不例外。浙江是农村改革做得比较早的，我们看一下他的发展状况。这是06年浙江省33611个行政村村级集体的收入状况，如果把年收入低于3万元的我们作为贫困村，浙江还有36.9%的村域是贫困的。如果以5万元来算，浙江还有44%的村域不能维持正常运转。 　　二是我国的农村综合改革也还处于试点阶段，从试点的情况来看，连上海这样发达的地区都特别强调夯实农村发展的基础，他们讲了三个基础，人力资源的基础、财力的基础，组织发展的基础。 　　我们国家，我查了一下有64万的行政村，行政村是我国农业的“产业园区”，也是农民生活的家园，如果其中多数的村域未完成转型发展的任务，三农现代化乃至国家富强都是空话。村域经济转型发展状况事关我们能否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和三农现代化的目标，也直接影响农户收入的增长，决定村级组织运转的效率和村民的生活品质。在公共财政的阳光尚无力普照农村大地的情况下，村域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农村社区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水平。如果把3万元收入以下的村排一排，我相信全国的数字是很大的。 　　二、现状：农村改革30年来，伴随制度和技术创新，农村分工进一步深化，村域经济呈现多样化，多级化的趋势 　　多样性体现为村域经济可以归纳成六种类型：农业型、市场型、工业型、旅游型、山区型、古村落。但是纯粹单一的类型是不存在的，大多数是有重叠、交叉的，理论上我们把这种分类作为一个分析框架，但并不是很完善的。我下面有一些图片，是杭州的一个工业村，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的状况。 　　你看2000年以后就是一个城市社区了，这样的村在发达地区是很多的。 　　水平的多级化我们分成四个类型，巨富型的村域经济，工业村、市场村属于这种类型，集体年可支配收入是300万以上，上海的标准是5百万，村民的人均收入15000，最高有6万。小康型，现代农业村、已开发的古村落，和旅游村属于这种类型。可支配年收入是一百万―3百万，农户人均纯收入接近8000元。温饱型村域经济，现代农业、旅游业、工商业和专业合作社有所发展的村落，可支配收入20万元以上，1百万以下。还有就是贫困型的村域经济，传统农业村落、山区少数民族村落，未开发的古村落，年可支配收入3万元以下。 　　我们看看上海的状况，年支配收入50万元以下是贫困村，占29.5%，高于500万的已经占到了11.6%，闵行区高于500万元的有49.1%。 　　三：对策 　　怎么改变这种状况，我想对策就是如何加速推进村域经济的转型发展，这是新阶段农村改革比较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首先要分析一下是什么因素导致是村域经济的多样化和多极化。区域经济学总是用区位特点、区域资源禀赋、区域文化与区域政策方面的差异来解释，但是这种状况发生在不同省域或者不同地市时似乎有道理，但村域经济多极分化经常发生在同一县域甚至相邻村落，他们的宏观环境、自然资源与文化传统完全相同，上述解释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可以得出的可能结论是，第一，区位因素及宏观环境是外部冲击;第二，村域基础设施和市场主体的能力和起点的差异对村域经济的差异有很大影响；第三，村落文化转型是内发动力;第四，村落精英的作用是决定性因素。谁是精英，民国时期有乡绅，我们现在有民营企业家等等，上午谈到中产阶级能不能站出来承担更大的责任，我觉得村落里面的精英可以发挥更大的责任。 　　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最关键的是培育村落精英，保障村级组织正常运转，发挥村级组织的重要作用，同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从根本上解决新世纪社来当农民的问题。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包括社区公共服务、互助服务和服务业体系建设，做出各种有利于保障农民生存发展底线的安排。这是我们的建议，能不能用是另外一回事。 　　（发表于“中国改革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