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走向理性爱国主义
作者马庆钰              日期:2013-02-28               阅读:1111 次

 

在一个国家的生命历程中,爱国主义永远都是一个相伴始终的主要旋律之一。只要有一个确定的疆界和一群有着独特文化的国民,就存在与另外不同国度和国民相互 区别的一部分利益。当相互间产生冲突,使此国的生存发展受到彼国(或相反)的威胁与侵扰时,爱国主义就是富有号召力感召力的一只号角,它使国民受其鼓荡, 勇往直前,冲锋陷阵,为了一个特定疆界内的整体利益去战斗去奉献去牺牲;同样,当意识到由于种种原因造成国家衰弱,发展受阻,形象受损,尊严受侮之时,爱 国主义就是富有吸引力凝聚力的一面旗帜,它使一国的国民集于麾下,亦步亦趋,追随进退,与所属疆界内的整体利益保持一致,与国家的立场寻求一致。这就是爱 国主义的本源意义。

在世界历史上,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一起,不仅成为若干国家抵御外来侵略、谋求主权独立的有效工具,而且起到了促进全球主义秩序与规范的重要作用;而在中国 历史上,我们更能看到它在保卫国家利益、捍卫主权尊严、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抗日战 争到新中国的成立,从结束“文革”到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革命”,我们无不处处感知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实践在中国躯体内的存在,感知它的种种探索所提供的成功 和失败的经验。无论怎样说,爱国主义在演变为文化民族主义之前,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富有积极意义的宝贵精神资源。

爱国主义多半是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困境中发生与发展的,因而极易受某种极端情绪的驱使、受某种主观偏向的引导、和受某种似是而非的假托之名的诱使,从而 成为与本源意义相去甚远的角色——或者是另为他用的工具,或者是演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无论哪种变异,都是爱国主义本有价值的丧失和它真正生命的终止。此不 仅是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实践的悲哀,更是国家和一国之民利益的悲哀。所以,在爱国主义生成与发展的过程中,如何通过正确引导将它定位在恰当位置,使其在体现 积极宗旨的同时,避免受任性的民族情绪和其它消极因素支配而演化为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即在追求国家与民族利益至上的同时,不旁生出文化独尊、文化排外和 文化霸权的倾向,这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如果人们公允和客观的话,就应当承认,爱国主义从来都是一种手段的运用而不是目的本身。既然这样,就必然存在一个评估结果的效度和依据效度确定一种爱国主 义性质的必要性,此所谓“不管表面何种模样,关键是看效果”。那么,在目的、手段运用和效度三者之间就很容易建立一个有关爱国主义真实程度的逻辑标准。这 对于纠正爱国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弊端,辨识真假爱国主义,是一个简单实用的方法。就目的方面衡量大都没有问题,在主观上人们不会是为了削弱和破坏而只能 是为了捍卫和增进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去奉行爱国主义。一般地讲,爱国主义者的动机几乎是无差别的善良和积极。然而在作为手段的运用上情况就很不一样,因 此而使爱国主义实践的效度以及由此效度决定的爱国主义的性质大相径庭。

在爱国主义的光谱上,同样是追求国家与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实践表现值得注意和比较。一种表现为科学理性,宽容大气和开放借鉴,使爱国 主义动机、手段与效度有机结合,保持一致,从而促进了目的的实现。如反对英国侵略的美国独立战争曾极大地激起美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但却并不影响他们借 用英国哲学家洛克的民主政治学说来设定这个新生共同体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又如在日本历史上的“黑船事件”以后,日本人迫于侵略者的压力而与美国人签定 带有侮辱性的“日本门户开放条约”,这曾激起他们的深仇大恨。但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计,日本人最终从仇视与敌对的情绪中摆脱出来,放弃以文化 民族主义为特征的狭碍爱国主义,毫无成见地借鉴与学习一切于之有益的外来文化成果,正是它的“对头”的某些经验,帮助这个弱小国家用短短30年就挤进世界 强国之列,此可谓理性爱国主义的实践与效果。

与此对照的另一种爱国主义,则表现为任性失度,偏狭短见和封闭排外,使爱国主义的动机、手段、效度相互错位分离,从而阻碍了目的的实现甚至完全悖于爱国主 义的初衷。在这一点上,中国就很有以史为鉴可评可点的教训经验。最典型者莫过于从历史文化的重负和对外域敌对势力的仇恨中走出来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所创生 的一个“宁——不”式公式,自古至今,祖辈沿袭,几成千古绝唱。从清中杨光先说“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到30年代吴贯因说“宁愿从 夷齐饿死于首阳之巅,而委身黄土,断不愿逃儒归洋,逐外国本位之潮流”;从清末的“宁使中国之路不成,矿不开,不令外国资财于吾国而得利”,再到1949 年以后“文化大革命”时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都清晰地透视出了偏狭爱国主义的病态神髓。由此观之,中国自1840年以后的现代化进 程曲折缓慢、举步惟艰也就不难解读了。

“宁——不”式逻辑带来的政治举措是闭关锁国,它在1949年以前断断续续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在20世纪的50年代至70年代,又有20多年的再次重演。 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在执政党的新方针引导下,才开始出现改革开放局面。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针对国内再次出现的陈旧、僵化、消极、片面的认识倾 向,总结1978年以后正反两面的经验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要害是姓资 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大第一 次正式决定把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1992年可说在中国当代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首次突破了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些障碍,在经济 生活中作出了具有世界普适性价值意义的文化选择。它不仅是对以往历史上“宁——不”式逻辑的一次否定,而且也是对似是而非的偏狭爱国主义的一次纠正。

可是,当市场经济模式在引进当中引起整个社会价值系统的重组时,那种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在诸种因素的作用下又有萌发。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僵化走向 改革正方兴未艾,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制度间的文化对话正全方位展开,以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功能优劣、价值高低为中心的文化争论一度又成一些人的热门话 题。虽时代已变,可其思维形式、认识方法、话语框架却未有稍变,仍可算是近代以来带有文化民族主义意识的偏狭爱国主义的延续。针对着发达国家人民在工业科 技、信息文明中“家园丧失”、“不知归处”的“焦虑”和本国人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暂时出现的无序和困顿,重提用东方文化、儒家传统文化拯救人类未来,既反 映了炎黄后代对于民族命运的忧思,也体现出对于世界人文精神的深切关怀。遗憾的是它既不体现理性爱国主义本质,也不合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虽然出于良好 愿望,但其实践上的意义却难免与国家与人民利益南辕北辙,它除了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和进程产生消极影响外,不会再有别的积极作用。

这就是狭碍爱国主义的实质:初衷在于爱国,结果却是误国;夙愿在于发展,结果却是退化:本意在于富强,结果却是贫弱。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正是带有文化民族 主义心态的狭碍爱国主义不可避免的悲剧。逾一个半世纪以来,它在种种因素的驱使下,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国人面前混淆与理性爱国主义的界限,干扰人们对爱国主 义理念的正确确立与实践选择,从而与其它一些消极因素一起,多次延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时机,干扰与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对此,人们有必要获得客 观而清醒的认识并从中吸取教训。

爱国主义是理性的而不是情绪的,民族主义是实在的而不是虚妄的,。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民族落到每一具体成员时,就是用自己的行动来促使其进步、发 展、强大。不是看一个人心是如何去想,话是如何去说,根本是看效果。带有文化民族主义心态的狭碍爱国主义不是说想得不够,说得不好,而是由实践证明,那种 主张及其行动并不能达到爱国的目的,从其动机的善良与结果的背道而驰来看,狭碍爱国主义主义其实是似是而非的爱国爱民。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一再出现反 复与曲折,这种狭隘片面的价值追求及其实践是其中的主要阻力之一。实现现代化是中国确定不够的目标,国人长期以来无不翘首以待。而要实现这一宏大愿望,让 我国立于民主、文明、富强国家之林,就必须要以理性哲学取代任性哲学,以务实哲学取代务虚哲学,以吃饭哲学取代观赏哲学,在认真反思旧有文化观念基础上, 真正放弃文化民族主义传统,抛却种种成见,以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和博大胸怀去采撷来自外域的一切优秀文化与文明成果。

21世纪的曙光已经破晓,新百年的大门即将打开,一个开放化、信息化、一体化速度更快、程度更高的新世纪和全球文化进一步融合的新时代就要到来。站在世纪 之交的终始线上,我们有必要在总结成功挫折与进退得失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民族的文化心态和进一步矫正国人的价值坐标,从而为接受和适应新世纪的挑战做好 准备。过去的一切都将融聚为中华民族的珍贵阅历与宝贵经验,旧百年的历史将启迪与引导我们以崭新的风貌,积极的心态,进取的精神,和科学的探索走上新的奋 斗征途,而理性爱国主义之光定能照射与指引中华民族攀上21世纪现代化发展的制高点。

来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200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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