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是新闻舆论制约。媒体通过自主的新闻报道、传播、调查、评论，对政府官员行为操守进行批评监督。公众通过舆论、举报、游行、示威、罢工等揭露腐败，制 约公共权力的规范。发达国家的舆论和新闻监督机制不仅都相当健全，而且也相当有效。许多国家的腐败案件包括涉及到国家顶级要人和高级官员的徇私舞弊、权钱 交易、权色交易行为，最初都与无处不在和异常活跃的媒体新闻有关。它们的作用只所以如此有效，关键在于发达国家的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对新闻媒体的独立地位 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和保护。在这些国家，没有任何政府权力和任何政府官员包括总统和总理在内有特权为媒体规定新闻口径和“频段波长”，媒体机构总是以自己独 立的立场和眼光来扑捉公共权力有违政治与行政伦理的蛛丝马迹，并将之公之于众，从而对政府与官员的公共管理行为形成了有力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第七是法律制约。发达国家普遍具有相当健全的反腐败法律体系。比如早在20世纪初，北欧国家就开始制定反腐败法律，强调预防与惩治相结合。瑞典于1919 年、1962年、1978年制定和完善了《反行贿受贿法》。芬兰在20世纪20年代制定了《公务刑法》。丹麦虽然没有专门的反腐败法典，但在其刑法典的有 关章节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对贪污罪的刑罚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犯罪的处罚标准。欧洲、大洋州和北美的发达国家也都有用法律制约权力腐败的悠 久传统。除了上述类似法律外，它们中的许多国家还逐渐制定并实行了具有直接针对性的《信息公开法》和《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等。透明与公开是政府的一个主 要原则。除法律规定的军事秘密文件外所有政府信息和官员财产收入都必须公开。早在1766年瑞典就实行公民有权查阅官员直到首相的财产与纳税状况的制度。 后来发达国家先后普遍借鉴和实行了金融实名存款制度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阳光政府和透明官员。从而有效保证了公共权力的廉洁。

第八是“洗牌制度”的制约。这是最根本的权力腐败的克星，通过定期的选举，民众始终在权利对权力的制约关系中将主动权抓在手中。发达国家都实行现代文官制 度。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这是选举制度的基础性设计。占职位少数的政务官必须通过选举由党派轮流充任；占职位多数的事务官的录用和升迁，则不受政务官的去 留和干预影响，而是取决于考试和考核。对各级政府行政首长和议会议员的定期选举，使“洗牌制度”和“任期制度”成为现实，从而有效避免了大官决定小官、权 力任期无界所造成的盘根错节和结党营私。对政治权和行政权的制约来说，最根本和最核心的就是要实行以党内选举和公民选举为核心标志的“洗牌制度”。执政党 内选举和公民选举的真实与否，直接决定了对执政党权力和对公共权力监督制约体系的是死还是活、是有机还是无机、是有效还是无效。

发达国家政府权力清廉度之所以比较高，靠的就是这样一种以民主法治为核心的综合配套的针对公权腐败的监督制度和机制，它保证和促进了发达国家政府及其官员 的诚实、守信、廉洁和效率。根据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在反腐败当中，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首先高度重视法律体系完善与洗牌制度的建设。

关于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完善，实际上我国政府一直在做着不懈的努力。从法律体系的完整和有效来看，在《宪法》之下，限制政府公共权力需要一般法律体系和特殊 法律体系的呼应结合。一般法律体系至少应当包括《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行政许可法》、《国家公务员法》、 《行政处罚法》和《行政程序法》等。迄今为止，除了《行政程序法》《行政处罚法》以外，其它法律都已经制定完成并付诸实施。针对一般法律，我国需要做的是 根据它们对公权限制和对私权保护的有效性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以形成比较完整的权力运行所依循的规范框架体系。

特殊法律体系则直接服务于防止和惩治公职人员的权力腐败行为。在这个方面，我国基本是处于法律空白的状况。根据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针对腐败的特殊法律至 少应包括：第一是《信息公开法》，目的在于建立阳光政府，保证透明行政，杜绝暗箱操作，强化政府责任；第二是《公务人员财产申报法》，目的是公开公职人员 家庭财产档案，便于公众舆论的监督，促使公务员拒绝不正当收入，减少权钱交易行为；第三是《反洗钱法》，目的在于将金融诈骗、侵占挪用公款、出口骗税骗 汇、贪污受贿等公权腐败所得纳入刑法打击范围，通过认同国际惯例和建立国际合作机制，进行超国境追查打击腐败分子通过洗钱将非法所得合法化的犯罪行为；第 四是《公务道德法》，目的是明确而详细规定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是非界限，建立合法用权和非法用权的标准，使公务人员有一个全面约束用权行为的操行手 册。

关于反腐败的“洗牌制度”建设，则是用定期的民主选举减少公权腐败的根本性措施。关于腐败与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任何一种公共权力的基本走势就是 伴随时间推移逐渐走向盘根错节和结党营私。一般来说，执政管理权连续任期超过8-10年以后，往往就要发生腐败与异化。因此必须对各级政府的关键权力职位 实行定期民主选举的“洗牌制度”来保证公权的流水不腐和户枢不蠹。实际上我国已经注意借鉴国外的一些制度反腐经验，只是效果有欠彰显。这种“南橘北枳”的 结局说到底，与民主洗牌制度的缺失有关。试想，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能依宪行使权利来决定“公仆”命运的时候，其它任何制约监督公权的形式除了逐渐徒有虚 名、成为听凭权力摆弄的木偶之外，再也不会是别的。因为当公民无法决定权力被委托人的命运时，实际上整个国家社会的生存、包括所有其它监督措施的生存，便 已全部掌控于执政者之手。此时任何对公共权力的限制和监督只能取决于权力持有者的偏好与忍耐限度。从这个意义上讲，以选举为特征的民主制约机制是所有监督 举措的保证，是整个制约公权体系的灵魂和核心。所以，完善民主选举，通过真实选举这种“洗牌制度”来中断所有公权力盘根错节、结党营私的规律性腐败进程， 以确保政府及其官员的诚实、守信、廉洁和效率，就是我国执政党和政府在反腐与廉政建设中不能拒绝的选择。

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