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同国家来说，“和平与发展”命题的重要性、利害关系和实现顺序是不一样的。多数国家把发展放在首位。但还不能说这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

　　●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对自身保持一个比较谦虚的态度和低调的估计，但在很多外人那里，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强国”。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相互适应，其中主要是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的磨合，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构成最大威胁（挑战）的是处理台湾问题这样一个特殊的内政事务，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将大大推助中国走向世界一流大国的步伐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

　　如何看待世纪之交总体的国际格局，并对中国外交作出更长远的思考？笔者不揣冒昧，就此提两点想法就教于大家。

　　为什么说“我们时代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

　　从全球总体情况判断，近几十年国家间经济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扩大，以及由此造成的各国之间经济上相互依赖的局面，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将持续发展。西欧、北美和亚太等地区不仅继续保持在原有基础上的稳步增长，而且增加了增长的“含金量”（如信息、电子、科技等新的含量）。这种质的改进和提升日益成为主要国家抢占新世纪制高点的“杀手锏”。三大地理板块占据了世界经济GDP的85％以上，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们的政治、安全和国际关系格局基本上是稳定和平、没有战争威胁。真正动乱不已、停滞不前的，是那些对世界大势没有多少影响的少数发展中国家，它们难于构成全局性的导向。这一点是人们形成“当今世界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之判断的主要依据之一。

　　另一重大依据是，世界各主要大国以及那些引人注目的区域性强国之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紧张关系，如历史积淀的恩恩怨怨或地缘方面的分歧纠葛，甚至不排除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次区域性的局部战争，却不存在冷战时期那种关乎全球大局的军事对峙甚至对抗形势，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估计也不会有彼此关系极度恶化和全面对抗的可能。依我看，各大国国际战略的核心是，一方面竭力使本国在争夺“制高点”的各种战役（科技、经济、军事等等）里，取得阶段性胜利或占领有利位置，另一方面使相互间日益增多的摩擦，保持在一个可以控制的、不致形成大的战争冲突的范围内。当代多种国际协商和合作制度的增强，和西方主要国家对所谓“多边机制”的更多借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新含义。

　　总之，对于世界的不同地块和不同国家来说，“和平与发展”命题的重要性、利害关系和实现顺序是不一样的。多数国家把发展放在首位（不论是高科技的发展还是维持温饱的发展），继续推动国际关系向前迈进；个别国家和地区仍处于长期战争和动乱之中，对它们来说，第一位的目标是平息战火和制止残杀。总体大战的缺失并不必然意味着局部战争的消除，“大战打不起来”不等于说小规模战争也从此销声匿迹。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由于民族分裂主义、种族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引发的地区性冲突和低强度战争反而多于冷战时期，全球总的伤亡人数和难民数量都有增加。即便从“发展”这一特定侧面观察，讲它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之一，也不等于说这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毋宁说它仍是一个有待处理的难题，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不

　　能不严肃面对的主要挑战。当今全球南北差距在某些方面的日益扩大，便是发展领域值得警醒的一个事例。

　　确定时代主题，是国家在新世纪确定长远规划的基本依据之一。它有助于我们既对各种事态保持密切跟踪与关注，又不为一时一事所动。考虑到历史上有过的深刻教训，任何时候当谈论“和平与发展”时，都要保持清醒的大判断，避免过于偏颇、失之片面。

　　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仔细评估。我的感觉是，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既有有利的因素，也有不利的因素，比较起来前一个面稍大些。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国过去20年的迅速发展壮大，既奠定了争取更大发言权的基础，但也势必遇到更多碰撞和正面交锋，承担地区及全球责任的外来压力也会增加。

　　由于多种原因，中国人往往习惯于对自身的国力、世界位置和影响力保持一个比较谦虚的态度和低调的估计，常常听到的说法是，我们现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资源拥有量尚排在世界倒数多少多少位，我们国内还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等等。但在很多外人那里，观察角度迥然不同，他们往往倾向于从总量上、总体规模上或问题的基本性质上作出判断，在涉及全球气候变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联合国及安理会改革、重新定位人权话语和非政府组织（NGO）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调整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等问题上尤其如此。

　　在他们眼里，中国不只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有着博大而独特的文明脉络的亚洲国家，又是一个拥有核武器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的社会主义大国，是世界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发展最迅速的主要大国之一，总之是“一个崛起的强国”和拥有绝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的非西方国家。

　　世界近代史也多次证明：第一，任何崛起的大国，在其崛起过程中都会出现民族成长与社会分化的许多难题；第二，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势必与旧有的国际和区域格局造成无法预期的碰撞；第三，崛起大国与旧秩序碰撞的结果，既有成功磨合的式样，也不乏火花四溅的先例。可以想见，在可预见的未来，来自方方面面的期待或压力都会以中国人自己不曾预料的幅度和方式增加。亚洲金融危机时有关国家对中国的积极评价（也许在我们看来是过高的评价）和一些要求（如人民币不贬值和给予某些具体援助），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这些年的风雨曲折，都是晚近的例子。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相互适应，其中主要是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的磨合，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世人在新世纪的头几十年将目睹这一阶段的复杂进程。对此，中国人自己不能不有一个更充分的思想、理论和战略准备。

　　中国从70年代后期始已远离了所谓推动世界革命的不切实际的目标，专心致志争取自身经济改善和发展，内政与外交均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毫无疑问，这种思路和做法在未来一段时期不会、也不应当有大的改变。中华民族不仅需要继续休养生息，更有理由提高生存的质量，使我们的综合国力提升到新的档次；国际环境和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我们的认识和方法也不能不相应调整———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既定的思路与方针。对现有国际体系实行创造性融入和有选择地进入的外交路线，以及对现有的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体系实行渐进式改造的长远方针，在今天的中国，有着更广泛的民众基础。另一方面，过去的20年，中国人的主要精力是用于国内事务上，集中解决从温饱到小康的过渡，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无能力大量关注国际事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思维也带有某种“保障”或“防范”性的色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国人的多方面需求的增强，上述特点的局限性将会逐渐显示出来。

　　我曾经分析过，中国外交今后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恰当处理“保障自身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和“发挥国际责任”三大目标之间的动态而复杂的关系。

　　它又牵涉到国家经济建设的长期目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下一阶段步骤、国防现代化的速度和内涵、中国与主要的国际规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国的地区作用和全球利益等方面的多重关系。现在看来，这种关系比原先预料的更复杂，含有更多的变量和不确定性。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国防现代化，中国是立不起来的。但这还不够，我想补充的是，没有最高决策层视野宏大和深思熟虑的通盘规划，没有各部门（尤其是军事、外交、经贸等关键部门）相互间的认真协调和深刻谅解，没有国际问题学界和社会众的积极参与或支持，这种复杂关系是很难处理妥当的，最终也将延缓中国的成长。

　　最后想说的一点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构成最大威胁（挑战）的是处理台湾问题这样一个特殊的内政事务，以及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俄关系、中国与东盟关系等等）。它的确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极其重大的问题，无论从其解决的复杂困难程度、影响的广泛深远程度均无其他问题能及。问题的根本性质在于，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不会是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同样，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也会是一个办事负责任的大国。台湾问题的解决，确实是关乎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国际形象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将大大推助中国走向世界一流大国的步伐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处理不当，则有可能使中国重新陷入一种不确定的情景之中，令中华民族重陷危机。所以，这就需要我们不但要有智慧和技巧，还需要巨大的负责感、勇气和创造精神，以此去开创一个伟大的历史与时代。

　　《环球时报》 (2000年12月01日第四版)

来源：人民网－《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