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邀王逸舟、黄金祺教授做答 　　问答提要 　　●以主权平等为主导、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原则已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 　　●新型发展中世界的新力量的崛起，使世界朝着更合理的、更公正的秩序的方向发展。 　　●认为中国的“和谐世界”倡议，主要是为了反击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的观点是肤浅的，也是缺乏洞察力的 　　1、“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两个概念有什么差别？ 　　新旧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实现快速持续增长，西方国家用过去西方大国无不通过武力扩张实现“崛起”的模式来看待中国的发展，提出“中国威胁论”和“冲突不可避免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曾使用过“和平崛起”概念来反驳这种论调，但是不久即以更加平和的“和平发展”的提法取代稍露锋芒的“和平崛起”，以强调中国追求的是惠及众生的发展，而不是出人头地的“崛起”。虽然国内外媒体有的仍在使用“和平崛起”，但“和平发展”已是十七大正式使用的概念，它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奉行的“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合作，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愿望。 　　2、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有哪些作用？ 　　《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以和平、发展、合作为核心的宗旨，以主权平等为主导、以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原则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石，在当代外交中占主导地位，代表着外交发展的进步总趋势，并且是区分正义外交和非正义外交的试金石。历史已经证明，一切违背这些宗旨和原则的行为都是不得人心的，都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并遭到失败。正如邓小平1988年9月8日对外国友人所说:“……所有谋求霸权的都遭到了失败或正在失败。”谋霸权的最终不能得逞，搞恐怖主义的最终也一样，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同霸权主义的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因而赢得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尊重和信任。国际舆论喜谈“软实力”，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的这种友谊、尊重和信任正是中国非常重要的“软实力”。 　　3、民间团体开展的对外交往，在中国总体外交中占有何种位置？ 　　外交有狭义外交和广义外交之分。在外交实践中，由国家的正式代表，即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其他外交代表，或以国家、政府、外交部和其他外交机构的名义从事的对外活动属狭义外交，在中国俗称“小外交”，而由其它专业政府部门、政党、立法机构、军队、地方政府和民间团体从事的对外活动属广义外交，在中国俗称“大外交”。中国的“小外交”加上“大外交”的“和”就是中国的“总体外交”。要完成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外交的总目标，不能仅仅依靠“小外交”，还必须有“大外交”的配合，即必须依靠“总体外交”的全面实施。中国的“总体外交”特别体现了中国外交的“人民性”。“总体外交”和“人民外交”人人有责，人人有份。中国各行各业的每一个从业人员和每一个公民，在各自的对外交往中，只要“心中有国”，有点“外交意识”，他的对外交往也就可以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一个部分，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以上由外交学院教授黄金祺作答) 　　4、当前国际格局的总体趋势是什么？ 　　不光是当前，整个战后以来，人类特别是大国之间越来越倾向于运用合作、和平、贸易谈判等外交手段，而不是用传统的武力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是，大国之间越来越多地展开战略对话，大国协调机制、大国对话机制、大国战略伙伴机制、日益成熟起来。这些机制的成熟，好处就是防止世界大国全面对抗，使大国间的全面战争变得不那么容易，使得争取综合国力发展、争取贸易进步、争取经济提升变成各国的主题。而且，大国间的协调不光是西方大国。如果说过去七国集团八国集团主要是西方集团，现在扩展到发展中国家，和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国家之间进行对话，从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富国俱乐部扩展到新型发展中世界大国，在一些不同制度国家之间进行战略对话，这是更有发展前途的。 　　现在一些新型大国，特别是金砖国家在崛起，像中国，转型国家的俄罗斯，印度、巴西等等。其实不止这些，像墨西哥、还有一些地区强国都纷纷在新的发展时期力图取得自身发展制高点，力图在全球竞争当中有更好的位置。它展示出发展中世界新的希望。新型发展中世界新的力量崛起，也代表世界一种改革的力量，使世界朝着更合理的、更公正的秩序方向发展。 　　5、“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理念二者有何关系？ 　　党的十六大以来，也即大体上进入新世纪后的这段时期，在继承改革开放前些年成绩的基础上，中国外交思想和实践又延展出新的线索。其中之一是，中国郑重向国际社会提出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倡议，它与同一时期党和中央政府在国内倡导“科学发展观”和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要求相一致；更确切地说，两者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反映出中国新一代决策层的意向。它在十七大报告里面得到反映，会对未来中国外交方略的制订有指导性意义。国际上一种看法是，中国的“和谐世界”倡议，主要是为了反击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被认为是中国崛起背景下的策略手段。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仅是消极的，也是缺乏洞察力的。真实原因必须从中国自身成长在新阶段面临的“瓶颈”中寻找:高速发展的中国，内部面临各种新的矛盾与紧张，如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腐败现象严重、社会道德感失衡、政治改革压力增大等；这些矛盾与紧张虽然目前还不至于影响到中国的升势，但假使遏制不力、听其加剧，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好日子”总有一天会受到影响。 　　6、怎样理解“和谐世界”的内涵？ 　　我个人初步理解，和谐世界至少有以下内涵:第一，它是对我国宝贵外交遗产的继承，是中国、印度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时期的发扬光大；第二，它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新安全观”等重大理念的延续，是对话求安全、合作谋发展等共赢思路的深化；第三，针对目前的国际形势和重大矛盾，它特别强调了不同文化、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进行对话和加深理解的迫切性，特别看重保持全球社会、政治和文明形态之多样性的必要性；第四，它充分注意到南北世界差距扩大的严重后果，要求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最后，它当然需要“有理”、“有利”、“有节”地抵制少数国家的霸权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进程。具体到不同领域，人们可以展开各种联想，有自己的解读，做许多事情，朝着建立和谐的全球政治关系方向努力。 　　7、怎样看待当前国家交往的政治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揭示，国家之间存在着三种政治交往文化或者叫相互关系的哲学。一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不共戴天的政治文化，国家之间必须争斗出个彼此输赢，各国考虑的是如何消灭或压倒对方，两次世界大战体现的就是这种政治文化及其思维。第二种是充满竞争性的政治文化。国家之间既有争夺也有合作。争夺或合作都是为了狭义的自身利益。很少为了全人类共同的福利和安全。现实世界我们见到的多半属于这种政治文化。第三种是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和合文化”，西方人叫它“康德文化”，这种政治文化重视全球的共同利益和双赢多赢结局，注意发掘合作的潜力和抑制麻烦的滋生，是一种真正的求同存异哲学，我们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就是这种“和合文化”的表现。 　　8、怎样理解“和谐世界”理念提出的背景？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说到底，所要求的是更加均衡的、可持续的“又好又快”的发展，是对各种矛盾与紧张的统筹处理、积极应对的态度，是通过法治而非人治手段、用进步而非倒退的办法消解症结的取向。同理适用于分析“和谐世界”的倡议:这种倡议的背后，是对现实世界里缺乏对话与理解、甚至充斥威胁与蛮力等现象的深切忧虑，是对用建设性态度和合作对话的方式、而非强制甚至武力解决麻烦冲突的认真承诺；它与解决中国国内矛盾与紧张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循着这样的逻辑推导，人们将会发现:中国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加入更多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会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解决分歧。按照这样的分析教育，中国公众和舆论的意识将被引导至被期待的方向，即对自己领导人和外交官在国际场合的宣示更有信心。运用这样的角度观察，世界也能逐渐意识到，在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中国人所提倡的“和谐的周边关系”、“和谐的亚太格局”、“和谐的大国关系”乃至“和谐世界”，绝非是政治人物和外交官的障眼法，而是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社会本质需求的体现，是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熏陶自然形成的、有深厚基础的哲学世界观。 　　(以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