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国际公共产品彰显大国责任
作者王逸舟              日期:2013-03-15               阅读:4271 次

 “国际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为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享用的东西,它们可以是由国际组织和机构掌管并使用的基金、储备、股权、债务或期权,也可以是以粮食、石油和各种物质形态表现的国际援助,还可以是国际规则、全球协定和组织形态本身,诸如“奥斯陆进程”、“京都议定书”、“南极条约”等。这些国际公共产品最重要的特征,是其公用性、可靠性和持久性,是得到多数成员国的认可、接受、采用和推广,是有益于国际危机的缓和、国际和平的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事业的壮大,总之有助于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国乃至整个人类进步的基本福祉和需要。

  作为一个新近崛起的发展中国家,解决和实现本国民众温饱和小康以及逐步富足的需要,长期占据着中国政府议事日程的首位。“发展是硬道理”,而其他方面如国际义务和责任,自然就“软”一点。但是,只有跨上这样一个新的台阶,中国才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和民族强者,中华民族才能为和谐世界的建设和当今世界各种重大矛盾的处理作出贡献。其间,我们要处理好三对辩证关系:

  处理好“大与小”的关系。所谓“大”,是指国际社会中大的贡献,多边会议上大的创意,大国关系中有示范效果的协定等。总之,它是容易让人产生惊喜的有突破性进展的国际公共产品,如新的国际维和机制或新的全球贸易协议等。事实上,这一类大的成功非常不容易取得,国际范围内更多的、相对容易的是那些比较小的倡议、次领域的安排、局部的创新。我们不要忽略后一类看似比较小的贡献,因为它们能聚沙成塔,积小胜至大功,同样能引导人类进步和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地中海小国马耳他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首创的“人类共同遗产”概念,新加坡和一些拉美中小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对于制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推动,以色列在农业技术方面为全球作出的示范,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事例。中国是一个进步很快的大国,但作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的后来者,要虚心向包括中小国家在内的各国学习,要学会从小的地方做起,“莫因善小而不为”。例如,一支小规模的国际救援队,一次加入国际NGO的志愿行动,一笔对看似与我毫无利害关系的边缘国家或边缘物种的捐款基金,都是中国人迈向重大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的具体步骤和台阶。

  处理好“远与近”的关系。分析中国以往贡献的国际公共产品,多半是提供给周边地区,特别是一些邻近国家,如对联合国在柬埔寨行动计划的大力支持,对阿富汗战后重建的援助,防止朝鲜半岛核扩散的倡议及努力,中俄主导建立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各国建立的次区域经贸合作机制,“博螯亚洲论坛”等。这些当然是必要的和优先的,但今后我们也应考虑在更远、更宽广的国际范围作出更大、更重要的贡献,以真正的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为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于与中国利益有关的国际公共产品,如维和、环保、防艾等领域的内容,国人会逐渐理解它们的重要性,也愿意承担更大责任;真正不太容易的,是那些看似与我国无关的国际公共服务、物品和倡议,如对极地上空臭氧层空洞的防范与遏制、对全球公民社会各种思潮和运动的引导与梳理,或是经济上无利可图的国际救助和慈善事业,对库尔德族、巴勒斯坦族等濒危民族的国际援助及政治安排等。提供后一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是更困难的事情,它既有经济资源方面的要求,也有政治斗争方面的麻烦。随着中国向小康社会和中等发达国家的不断迈进,随着中国公民国际意识的不断加强,中国有可能加大投入分量和比重。当然,外交工作必须先行一步、未雨绸缪,有相应的制度创新和资源准备。

  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未来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可能提供的各种国际公共产品中,多数具有“补缺”性质,即通过增加、改进国际公共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弥补现有体系的不足。但是,其中肯定有一部分内容会与长期占据国际体系支配地位、属于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提供方的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矛盾,如在安理会范畴下解决热点冲突的某些决议,或对国际核资源管理规则的修正倡议,以及对国际贸易谈判进程向不同方向的推动等。这两种国际公共产品,一种属于“立”的性质,比较容易被各方所接受,另一种带有“破”的特点,可能冲击某些国家的既得利益和对既有安排产生震荡效果,因而可能遭到某些阻力和对抗。现在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忧虑,相当一部分源自后一类情况。它们并不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在挑战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而是担心强大之后并且拥有全球1/5人口的中国会用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针对这种已经可见的前景和一些“未言明”的防范,我们要作出有针对性的探索,力争中国站立大国行列的过程是一种“软着陆”,在“破”与“立”之间保持顺畅、平稳和均衡的对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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