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框架与现实

　　从国内政治进步的角度研究外交政策的改变，尤其是把它放置在“市民社会与政府管理”这样一个特殊的分析背景下，委实有很大的难度。

　　首先，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对于任何分析家而言，都不是一个轻松的分析命题；在外国如此，对中国学者尤甚。关键是其中包含的涵数关系和变量成分极不清晰，人们往往只能凭借推导甚至纯粹猜测。众所周知，外交历来是一个神秘的领域，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封闭的领域，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一直对中国人起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外交决策过程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进行的。有鉴于此，本文只能算作一种初步尝试，与其说它能够证明内政与外交的特殊联系，不如讲它有助于展示其中包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造成此课题研究困难的另一个原因是，“市民社会与政府管理”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人来说基本上是一个舶来品，中国历史文化乃至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学词汇里，从来不存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和理论逻辑。它反映出东亚地区各国共有的一种特性，不仅中国大陆如此，在台湾，以及在印尼、泰国及韩国也一样。别的姑且不论，单是“civil society”与“governance”这两个词汇的翻译，在上述东亚国家及地区就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歧义与难度。 前者仅在中国(包括台湾)就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民间社会”等不同译法，而后者甚至至今找不出特别合适的对应中文词汇，只能勉强用“政府管理”、“治理”甚至“统治”等不确当的术语代用。翻译上的困难，只是理解差异的外在表现形式。

　　对于幅员人口不等的国家而言，内政与外交之关系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比如，小国的外交很容易受到邻近大国的左右，或者直接取决于国际体系的变动，典型的事例有安道尔、圣马力诺、不丹等，它们不得不使自己的国际行为和对外政策与法国、印度等国家一致，即便前者的内部事务出现了与之明显矛盾的现象和压力。但对于中国、俄罗斯、印度或者美英法这样的世界级大国来说，情况则复杂得多：它们的外交可能受到国际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强烈影响，但也经常不得不服从于内政的需要和压力；对于这些大国的决策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内政置于外交之上，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这种情形虽然增加了研究的兴趣，但也增加了分析的难度，就是说，需要仔细梳理在什么情况下外交政策的变化来自于国内压力和变化，什么情况下此类变化仅仅导源于外部世界。尤其是，中国外交到目前为止是一种比较“实用主义”的外交，其特点与其说具有长远的战略性和理论设计，不如讲更象一种“撞击反射”的类型。任何纯粹理论逻辑的推导，在中国条件下可能都有失败的风险。我们只能依据具体的事件，依据发展过程给出的线索，判别中国外交与市民社会的直接间接联系。

　　当然，对任何人来说，见到中国外交近二十年进步的一些事实还是比较容易的，也不难发现市民社会在中国生长的某些明显事迹，问题是如何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分析表明，一个国家外交的参与和进步，可以有不同的诱因或来源，比如是内部社会经济压力等造成的改变（强迫性变化或者说压力性改变），或者是由于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所致（即所谓被赎买的变化），或者是因为某些变化根本无成本或低成本（无代价的变化），或者是道义使然－－就是说，外交决策者甚至最高领导人个人比较看重外部的评价，或对国际社会的道义标准比较敏感。 在承认所有这些可能性的基础上，本文作者仅仅在此研究（主要是）第一种因素和（作为一种辅助）最后一种因素，即外交变化的国内来源和国际来源。笔者的两点基本看法是，第一，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不可逆转地进入了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内政各方面如此，外交也不例外；不管有多少曲折与困难，这是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和趋势。第二，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和外交家，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已经受到舆论和公众的压力及影响，不管还有哪些不如人意之处，前者的确较过去更加开明和“从善如流”。在此意义上，“市民社会与政府管理”的分析框架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本文的结构是，首先考察和列举中国外交近二十年的主要变化与进步，然后对应地探讨这些变化及利益的民间根源，或者说从市民社会的成长的角度讨论中国外交进步的推动因素，这中间还要观察一下领导人个人的学习与适应过程，用所谓的“进化与学习理论”加强分析的结论，最后还将研究一下外部因素、也即全球市民社会扮演的角色。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外交政策发生了如下五个方面的重大调整与变化，所有这些调整与变化清晰反映着中国国内的进步。

　　对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有了新的判断与结论。邓小平改变了过去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观，明确提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发展是可能的。 对比一下，毛泽东执政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中国决策集团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战争与革命不可阻挡，各国正在迈向资本主义总危机和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全面胜利的阶段。

　　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不再同任何大国结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外交上选择了“一边倒”的战略，即同苏联结成战略同盟；后来，由于中苏决裂，中国面临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被迫采取了所谓“一条线”的战略，即实现与欧美日关系的正常化，借助美国和西方的力量来抗衡苏联的威胁。从７０年代后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外交也适时转变，实行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外交方针，更加强调独立自主、与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的原则。

　　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论亲疏。与前两点相适应，中国外交在新时期改变了过去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的“以苏划线”或“以美划线”的倾向，强调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界限来建立与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正常关系，尤其是应当把这种关系奠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外交重新审视和确立了与西方国家、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广大发展中世界的关系。

　　对外政策要努力保障国内的经济建设和各项改革事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中国领导人特别强调，现在的世界处于一个新的开放时代，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都必须开放，闭关自守只会导致停滞与落后。邓小平还要求，中国的外交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以此为指导，中国调整了与越南、印度、韩国的关系，尤其是与俄罗斯发展了正常友好合作关系。

　　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实践证明，这一创造性的方针不仅适用于中国内政，而且表明了中国外交决策者的一种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也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件，反映出中国与世界各国真诚合作的意愿。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５日，当时的中国政府总理赵紫阳宣布：“中国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自己对外政策的总目标”。

　　还可以举出一些具体事例，看看近些年来中国外交上出现的一些实际进步：

　　中国改变了过去对裁减军备的某些看法，参加了若干重要的国际裁军行动，包括呼吁所有国家承担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在此基础上缔结一项所有核国家参加的国际公约，确保禁止使用核武器。中国还在自身减少常规军备的同时，大规模地把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把大批军用机场、港口、铁路等设施转为民用或军民合用。

　　从９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已经两次发表了《国防白皮书》，一次是１９９５年，另一次是１９９８年。尽管外界对它们的准确性仍有怀疑，但我认为相对中国的过去，它们已经是一种重要的透明化和国际化的举动。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冷战结束以后，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对世界全局的影响明显减弱，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日益增强、能力不断提高；军事因素在国家安全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中的位置变得更加重要，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使经济安全问题更为突出，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政府加强协调、共同对付挑战的新课题。

　　中国政府强调，我们国家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国防事业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因此，在８０年代削减军队员额１００万的基础上，１９９７年９月，中国宣布，在此后的三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５０万人，这样中国军队的总数将从改革开放开始时的４００万下降为２５０万人。

　　中国安全官员和军队将领近些年来正在试图理解和解释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那就是：“相互同等安全；通过建立信任和对话合作谋求安全；安全合作不干涉别国内政，不针对第三国；军事力量不得威胁或损害他国的安全与稳定；实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在双边基础上，在边境和有争议的地区采取适当的信任措施；军事力量友好往来等等。” 根据这种精神，１９９６年４月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措施的协定》，１９９６年１１月中国与印度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实际控制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１９９８年１月中国与美国签署了《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同年底中美双方还共同宣布，不把各自控制下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

　　近些年来，中国先后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ａｒｆ），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ｃｉｃａ），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ｃｓｃａｐ）和东北亚合作对话会（ｎｅａｃｄ）。中国还参加了历次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和高官会议，参加和主持了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四方会谈”。尤其在最近一年多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为周边地区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和平解决国际冲突起了推动作用，重视并支持秘书长的作用和权威。自１９９０年首次向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派遣军事观察员以来，中国先后向“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ｕｎｔｓｏ）、“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ｕｎｉｏｍ）、“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ｕｎｔａｃ）、“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ｍｉｎｕｒｓｏ）、“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ｏｎｕｍｏｚ）和“联合国利比里亚观察团”（ｕｎｏｍｉｌ）等六项维持和平行动派出军事观察员３２批４３７人次。

　　中国外交官和有关专家积极参加了有关建立气候变化之国际公约的各项活动和谈判，如东京会议、阿根廷会议和波恩会议等，中国还将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内作为东道国承办有关保护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的世界大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暂时还不可能象发达国家那样承担减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但已经在国内各项工作中把环境治理、保护生态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加以推行。

　　以上变化，既有对国际环境变化的适应，又有国内改革的因素起作用，尤其是新的社会进步的推动。在当代中国外交里，通过仔细观察，人们不难发现三种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的三种需求。这三项基本利益与需求是：保障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受侵犯，即“主权需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以利于国内改革与建设，即发展需求；发挥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成员的作用，即“责任需求”。主权需求代表着传统的国家需求，在台湾问题和美日安保条约等问题上，中国的反应是典型的主权需求的体现，它实际上已经存在了一、二百年，即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就一直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占领者、建立独立自主国家愿望的体现。对于现在的中国外交来说，它代表着现实主义学派的要求，即需要以实力为后盾，把国际关系视为一种无秩序的相互竞争的状态。发展需求在邓小平时代的近一、二十年才突出起来，特别是比较一下毛泽东时代更是如此；“发展第一”的中国外交指导思想，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产物，也可以认为是全球主义学派的见解。它的基本要求是，外交工作的中心是尽可能地创造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对外政策要尽可能服从于国内经济发展的目标，如吸引外资、扩大贸易、增加出口、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和增强综合国力等等，一般说来，它要求与其它国家建立友好合作的而非紧张敌对的关系。发展利益与主权利益之间既有协调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竞争的一面，后者突出表现在与东亚一些邻国（日本、韩国、东盟若干国家）围绕领海和岛屿的主权归属争议上，这些邻国几乎都是中国重要的投资和贸易伙伴。比较起来，“责任需求”是三个主要利益中最不容易确定、也是新近几年才变得突出的一个需求。这种需求涉及的面很广，如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扮演一种更有建设性的角色，在各种主要的国际组织中获得充分的代表权（如世界贸易组织、八国集团、“核能源控制俱乐部”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防止生态环境恶化、国际维持和平行动、难民救援行动和打击毒品走私等行动中，发挥更积极的全球性作用。它所隐含的一个理念是，中国应当是国际社会的一员，是地球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显然，这种利益与前两种利益、尤其是同主权利益之间经常是有磨擦的，虽然从长远看它们都构成了中国之全球影响力上升的协同部分。

　　这三种需求同时存在，不过人们可以看出，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民社会的成长，发展需求和责任需求所起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而主权需求虽不时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有减弱的趋势。顺手举几个例子：中国北京和其它一些城市里，出现了由一些科学家、新闻记者、大学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发起的“绿色协会”，呼吁居民增强生态保护意识，拒绝使用一次性木筷，检查某些“三废工厂”的防污改进措施，等等；政府在这种压力和舆论影响下，逐渐采取了一些改善环境质量的措施；民营书店、民营中小学甚至大学越来越多，对于中国教育的多元化改革和与“国际接轨”起着有效影响；民众对于中国与美国发生争吵的前景表示担忧，对于中国周边地区的一些敏感问题（如朝鲜半岛的稳定、香港的稳定和台湾独立的前景等等）十分关注，甚至对于伊拉克形势、波黑危机和非洲冲突等相对较远的热点表示关切，希望这些潜在的麻烦不至左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中国政治决策部门的看法，一些报纸的民意调查和专家作品显示了这种担心，政府发言人也不时对于民间一些关注（如对日本战争索赔问题和钩鱼岛问题）作出回应。尤其是科索沃危机发生之后，中国老百姓表现出对遥远的域外事务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关注，报刊传媒进行了广泛和持久的讨论。持续的经济市场化的压力，市民社会的成长，居民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日益增长的开放度，使民间的各种需求与利益，越来越多地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着政府的对外政策。

　　二、市民社会的成长和作用

　　一个时代的哲学不过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的反映。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外交既是２０世纪后叶全球性变化的一个缩影，更是这一时期中国国内变革的某种延续。

　　从７０年代后期起，中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政治方针，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当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新的里程碑。１９７８年开始，中国广大农村打破了毛泽东定下的人民公社制度的种种规定，实行个体经营为内容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使农民获得了劳动和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迅速解放了生产力，成为中国农业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以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讲，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是个人自由获得解放的主要象征。１９７９年以后，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尝试建立“经济特区”，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引起全国各地的效法。经济特区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包括管理方式、引进资本和先进技术等）的一种尝试，它不仅打破了旧的生产力的束缚，而且打破了旧的教条主义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得人们对西方社会的看法为之一新。８０年代初，在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通过了《善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毛泽东作了历史的分析和批评，打破了人们对他的迷信，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广以及在外交思想上重新审议传统的哲学创造了一种合适的气氛。 绝非偶然的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转折同样是从７０年代后期开始的。
　中国的市民社会，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和环境下逐步成长起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特别表现为，市民社会产生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上，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化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推动力。新的职业迅速分离出来，不少农民甚至成为城市的新居民，一批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崛起，这些在改革中受惠的阶级和阶层，对于政治、财富和社会存在等问题，以及对于国际合作和国家间关系，有了完全不同于从前的感性认识。与此相适应，旧的“身分”及其意识加速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新的称呼甚至取代了旧的叫法。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力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也发生重要分化，比如，农村企业大大发展，住在农村的并不一定是农民，而原有的国有企业也裂变出越来越多的股份制度、合资方式和集体所有形式。尤其重要的一个现象是，群众社团和专业协会发展得十分迅速，不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各个省市下面，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地超越了传统的“工青妇”的助手角色。社会分化过程也导致决策分散化和社会自治的趋势，各地和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新的社会结构里面，知识的水平、专业化的程度、信息的拥有等等因素，起着比过去大得多的作用，比如在传播媒介里工作的人士便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环境保护人士的工作得到更大的关注和支持。对外部世界感兴趣（更不用说有研究或有联系），在许多人看来，是知识、财富和机会的象征，成为社会地位和收入的重要标志之一，教授、学者甚至大学生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就是一例。在新的社会构造里，政治家的权威性、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严性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级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均有相对的下降，公众对他们的批评和审视意识明显强化。理论上讲，外交政策的制订也潜含着受到日益增大的社会心理否决的可能。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和政治需求发生着相应的改变。比如，根据一份社会调查报告， 广大社会公众不仅对幸福生活和个人自由有了更大的要求（年轻一代尤其如此），而且要求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要求减少过大的收入差距，要求更加清洁优美的生态环境（包括减少噪音和城市“三废”的排放），要求遏制包括官员腐败在内的各种不公正的社会政治现象，要求更大程度的决策和信息透明度，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参与，要求在各级人大和政协机构里有更多的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要求传播媒介更充分地反映民意，这在基层更表现为直接通过选举产生基层领导人（比如乡村干部），等等。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进程，带来的不仅是器物层面的巨大改变，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和加速社会分化过程，更造成人们观念和思想的深刻革命，带来广泛的社会自我独立和审视意识，这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它在比较年轻的社会精英那里培育了不断变革和走向国际化的观念。决策者变得比较务实和开明，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更加敏感。虽然总体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一个改革和转变的过程，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仍然未能得到解决，但原有结构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公众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多地传递到决策层那里，成为不容忽视的变革压力。

　　典型的事例有环保意识的加强与信息网络的发展：

　　民众的环保意识的加强，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行动，也形成对政府在国际国内有关环境政策的有力制约，只要看看下面一些情况，人们就不验证理解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９０年代以后在国际社会采取的一系列有助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如签署核禁试公约和核不扩散公约、倡导彻底销毁生物和化学武器、积极参与有关遏止气候变暖的国际会议等等；实际上，这也是对国内民众态度的一种呼应，是政府对环境与发展关系认识的提高。看看国内的形势――近几年，北京一个半官方的生态环保组织“绿色志愿者行动”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声势日益浩大，影响与日俱增，其组织范围包括各个家属区居民委员会和使馆区、城市内和郊区、大中小学和政府机关，其活动范围包括倡导节水、节纸、节电、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提倡绿色食品、发展绿色技术、垃圾分类循环回收、救护物种和保护自然、植树造林和认养绿地、遏治沙漠和举报违规行为、开展宣传环保意识的文艺活动和创作等等。 北京最有名的民间环保组织有所谓的“四大绿党”――“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和“山诺会”。在它们和另外一些民间组织和学术团体以及传播媒体的组织和倡导下，北京市民已经开始使用分类包装的垃圾袋，一些影星歌星与民众一道上街开展环保宣传，有些中小学生发出了拒绝使用一次筷子的倡议，一个名叫“保卫北京绿色希望工程”的防止北京西北郊区沙漠化和鼓励市民认捐及治理沙地的行动迅速展开，上至７０多岁、小不到５岁的许多志愿者参加了这个活动，北京越来越多的街头路面披上了绿色的植被，一些出售违规野生动物食品的饭店遭到传媒举报和公众谴责，北京市青少年基金会开展了“决策者青少年保卫母亲河行动”，报纸上电视里厌烦播出了“有车族环保倡议”之类的建议和呼吁。在近些年每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代表会议上，环保都成为最受代表们和传媒关注的焦点之一。很多市民都知道，世界上工业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有六个在中国，他们也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采取强硬措施改善这种局面，比如北京市政府近两年对汽车尾气排放采用了严格的新标准，禁止在市区范围内使用煤炭作燃料，控制各种工地的扬尘，对各种违反规定的行为实施严厉的处置等等。根据国家林业局１９９９年的一份全国性的调查报告，城市公众中有７３％的人表示自己在９０年代对于森林保护、植树造林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关注有所上升，７８％的公众认为重大灾害和生态环境中的反常现象是自己关注度上升的主要原因，超过九成的人认为森林资源遭到破坏是导致１９９８年中国发生特大洪灾的主因，公众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约有七成批评政府行动不力、改善太慢。另一份调查报告突出显示了北京公众的环保知识水平和对政府相关措施的关注：在众多的环保术语中，有８９％的市民知道“臭氧层”这个词，听说过“沙漠化”、“酸雨”和“温室效应”的比例分别为８１％、７９％和７８％；自媒体于１９９８年开始公布北京市区空气质量周报以来，有８４％的市民一直关心和跟踪这份报告，教育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的市民几乎全部关注着监测日报（９８.2％），不关心空气质量的被调查者仅占１３.2％。 关于中国的环境问题与世界的关系，一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环境问题研究课题组经过三次调研最后制成的９０年代中期《环境问题调查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公众对世界与中国在环境问题上的联系的看法。这份调查结果显示：有６３％的人同意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有４２的人认为“环境可能比经济发展更重要”，有２５％的人说“中国工业不太发达，所以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比发达国家轻微”，有５６％的人相信各级政府应当对环境破坏及其治理负首要责任，５９％的人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有一定积极影响”，１４％的人认为“有很大积极影响”，２８％的人认为“有一定消极影响”或“较大的消极影响”。 可以肯定，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压力和影响，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已没有一个官员可以象从前那样无视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可以列举的典型事例是，过去中国人为自己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自豪，而丝毫不介意它们带来的污染后果，但９０年代的今天，人们则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爆炸造成的危险（包括大面积污染的可能性）表示了严重关切和谴责，认为这“与历史潮流和各国愿望背道而驰”。

　　信息的迅速传播与信息手段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远远超出了从前，从而也使人们对国际国内大事的看法更有比较和批判眼光。数字最能说明问题。据报道，中国的电信通讯事业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以年均４４％的速度增长，单是１９９８年一年就投资１７００亿元，新增固定电话用户１８００万，移动电话用户１１００万，相当于一年新建了两个印度电信网，９年内中国的电话普及率由１％提高到１０％以上，是世界上跨过这个阶段花费时间最短的国家。 如果说，电话和电视只是主要用于国内公众了解和传播信息的工具，而且易于受到政府意见的导向，那么，因特网则更多具有国际化全球化的信息传播特征，更容易传达跨国界的信息与知识。从１９８７年“中国上网第一人”钱天白教授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算起，中国的因特网用于公众生活仅十余年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经历了全球范围可能是最高速度的增长，它一直保持年均３０％以上的扩展速度，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计算机。软件、信息服务、网络和通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卫星电视业已构成飞速发展的电视事业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三个中国自己的卫星网、上万个卫星地面接收站，另外，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里的宾馆饭店和政府部门及一些研究机构，已能够接收香港风凰卫视、美国ｃｎｎ等地区和全球卫星综合节目。１９９９年初中国因特网用户达到２１０万，年中达到４００万，预计年底可能超过６００万；计算机装机量现在已超过１５００万台，学习机２５００台，电视３.5亿台，寻呼机７０００万台，２８００万手持移动电话。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两年间，网民人数由６２万人增长到４００多万，上网电脑由２９.9万增长到１４６万；９７年时中国（CN）域名下共有域名４０６６个，ｗｗｗ站点１５００个，９９年初这两个数字分别为２９０４５和９９０６个，人称“中国互联网的加速度”。网络用户以中青年为主（１６至３５岁用户占总数的８９.１％），而且普遍学历较高（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９０％），用户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广东省增幅最快）。 在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差不多每个研究室和职能部门都已与国际互联网连接，５０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和资料图书人员都会使用电脑，其中多数已把自己的通信系统与国际网连接。值得注意的一个进步是，去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开始启动所谓“政府上网工程”。据统计，截止１９９９年年中，国务院的４６家各部委和直属机构中，已有４１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站点和定期发布信息；其中比较全面系统的，有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的网站，以及北京、广州、昆明、海口和青岛等地方政府网站（例如，北京市怀柔县政府信息网已经襄括县属主要委办局及１５个乡镇政府均已上网，县政府在全国首创网络公文处理系统，不仅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且增加了政务透明度）。

　　网络的发展，大大开拓了民间的信息渠道，强化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这一点在观察对外政策行为时同样有效。举两个例子：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和日本仅几天之后，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市“三味书屋”举办的一次一次小型的有关外交政策的茶话会，近百位读者与几位应邀出席的国际问题人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博士、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金灿荣副研究员及笔者）一道，就国际热点的时事政治展开演讲和讨论；令我多少有点惊訝的是，尽管中国外交部和官方传媒对此次访问时两国间的严重分歧没有任何宣示，研讨会上仍有许多读者、听众对我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在日本的表态提出了批评，有的言辞甚至相当激烈（如要求某某人辞职等等，理由是对日本人让步太多、没有达到使日方象对韩国那样“公开谢罪”的目标）。会下我询问了一下，这些批评意见的消息源多来自国际互联网络（主要是英文和海外中文的各种讯息），那几天海外一些华人正在呼吁关注此事。又过了几天，我在参加一次外事活动时从一位外交部朋友那里证实，他们也已听到国内这方面的责难并感受到某种压力。最近的一个事例是科索沃危机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信息获取。据我了解，至少在高层知识圈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各所，或者外交口的一些研究机构（如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或者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节目制作组，相当多的人或者能够收到美国ｃｎｎ或英国ｂｂｃ节目，或者能够直接从网上获取当日国际传播媒体的大量新闻，我本人那些天每天起床头一件事就是浏览互联网络内“YAHOO”的“today’s top news”。他们中多数人最终选择的立场所以与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致或接近，并非象某些外界传闻那样是受到官方信息限制或控制的结果，而是出于对北约尤其是美国霸权行为的不满，出于对中国受到的轻视和袭击的愤怒。并非偶然的是，当中国使馆遭到美国导弹袭击的消息传来后的几天内，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一些信息网站受到愤怒的中国人的抗议（美国人称之为“黑客袭击”），其量之大甚至使一些网站不得不暂时关闭。我相信，这些行动绝大多数为大学生和一些电脑公司的青年人所为，它反映出的不是西方人所指责的“信息闭锁”，而是某种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

　　从理论上讲，９０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大陆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学术界，加强了对“国家利益”、“国际安全”和“全球化”等概念及问题的研究和重新定义，把这些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概念与社会本身的利益越来越多地联系起来。它可以视为以市民社会角度重新透视、检验外交政策及其效果的理论过程。其基本要求是，尊重市场下的平等竞争，尊重民众的权益和呼声，尊重现代世界的理性权威而非传统的政治权威，尊重人的自由与选择。

　　例如，对于“垄断”问题的讨论，反映出这种新的思想境界和要求。前新华社记者、现为“三味书屋周六学术讲座”组织者的仲大军先生，在一篇题为“反垄断呼声日疾”的文章里指出：“为什么到了今天人们对行业和部门垄断如此敏感和反感？这是因为中国已在很大程度走入了市场经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部门或行业垄断的直接影响，利益关系已经不象改革初期和吃大锅饭时那样模糊和含混。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身份平等、公平竞争和利益均沾。因此，反垄断成为时代的焦点和最强音势所必然。”他认为，不能狭义地理解垄断，其实经济垄断只是垄断的一部份内容。细分起来，垄断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权力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资源垄断、思想垄断、信息垄断、权利垄断;言论垄断、身份垄断、福利垄断、地位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垄断、职业垄断、岗位垄断、市场垄断、地方垄断、区域垄断、企业垄断、利润垄断、业务垄断等。如果仔细琢磨，每一种垄断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许多表现。虽然“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时间，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也需要时间，但反垄断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方向。” 这种思想要求，反映出处于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知识界的新视野。对国家利益的讨论，可以作为反对“思想垄断”的一个具体表现。

　中国的市民社会，正是在这种政治气氛和环境下逐步成长起来。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它特别表现为，市民社会产生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上，市场经济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化过程中成为重要的推动力。新的职业迅速分离出来，不少农民甚至成为城市的新居民，一批中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崛起，这些在改革中受惠的阶级和阶层，对于政治、财富和社会存在等问题，以及对于国际合作和国家间关系，有了完全不同于从前的感性认识。与此相适应，旧的“身分”及其意识加速退出中国历史舞台，新的称呼甚至取代了旧的叫法。传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力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也发生重要分化，比如，农村企业大大发展，住在农村的并不一定是农民，而原有的国有企业也裂变出越来越多的股份制度、合资方式和集体所有形式。尤其重要的一个现象是，群众社团和专业协会发展得十分迅速，不论是在全国范围还是各个省市下面，它们所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地超越了传统的“工青妇”的助手角色。社会分化过程也导致决策分散化和社会自治的趋势，各地和个人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新的社会结构里面，知识的水平、专业化的程度、信息的拥有等等因素，起着比过去大得多的作用，比如在传播媒介里工作的人士便受到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和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环境保护人士的工作得到更大的关注和支持。对外部世界感兴趣（更不用说有研究或有联系），在许多人看来，是知识、财富和机会的象征，成为社会地位和收入的重要标志之一，教授、学者甚至大学生所获得的社会评价就是一例。在新的社会构造里，政治家的权威性、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严性以及政府官员和各级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均有相对的下降，公众对他们的批评和审视意识明显强化。理论上讲，外交政策的制订也潜含着受到日益增大的社会心理否决的可能。

　　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和政治需求发生着相应的改变。比如，根据一份社会调查报告， 广大社会公众不仅对幸福生活和个人自由有了更大的要求（年轻一代尤其如此），而且要求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要求减少过大的收入差距，要求更加清洁优美的生态环境（包括减少噪音和城市“三废”的排放），要求遏制包括官员腐败在内的各种不公正的社会政治现象，要求更大程度的决策和信息透明度，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参与，要求在各级人大和政协机构里有更多的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要求传播媒介更充分地反映民意，这在基层更表现为直接通过选举产生基层领导人（比如乡村干部），等等。从社会学的角度观察，二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进程，带来的不仅是器物层面的巨大改变，创造出许多新的社会阶层和加速社会分化过程，更造成人们观念和思想的深刻革命，带来广泛的社会自我独立和审视意识，这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它在比较年轻的社会精英那里培育了不断变革和走向国际化的观念。决策者变得比较务实和开明，对外部世界的反应更加敏感。虽然总体的政治体制仍然处于一个改革和转变的过程，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仍然未能得到解决，但原有结构内部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公众的日益强烈的呼声已经越来越多地传递到决策层那里，成为不容忽视的变革压力。

　　典型的事例有环保意识的加强与信息网络的发展：

　　民众的环保意识的加强，造就了越来越多的环保组织和行动，也形成对政府在国际国内有关环境政策的有力制约，只要看看下面一些情况，人们就不验证理解中国政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９０年代以后在国际社会采取的一系列有助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的行动，如签署核禁试公约和核不扩散公约、倡导彻底销毁生物和化学武器、积极参与有关遏止气候变暖的国际会议等等；实际上，这也是对国内民众态度的一种呼应，是政府对环境与发展关系认识的提高。看看国内的形势――近几年，北京一个半官方的生态环保组织“绿色志愿者行动”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声势日益浩大，影响与日俱增，其组织范围包括各个家属区居民委员会和使馆区、城市内和郊区、大中小学和政府机关，其活动范围包括倡导节水、节纸、节电、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提倡绿色食品、发展绿色技术、垃圾分类循环回收、救护物种和保护自然、植树造林和认养绿地、遏治沙漠和举报违规行为、开展宣传环保意识的文艺活动和创作等等。 北京最有名的民间环保组织有所谓的“四大绿党”――“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和“山诺会”。在它们和另外一些民间组织和学术团体以及传播媒体的组织和倡导下，北京市民已经开始使用分类包装的垃圾袋，一些影星歌星与民众一道上街开展环保宣传，有些中小学生发出了拒绝使用一次筷子的倡议，一个名叫“保卫北京绿色希望工程”的防止北京西北郊区沙漠化和鼓励市民认捐及治理沙地的行动迅速展开，上至７０多岁、小不到５岁的许多志愿者参加了这个活动，北京越来越多的街头路面披上了绿色的植被，一些出售违规野生动物食品的饭店遭到传媒举报和公众谴责，北京市青少年基金会开展了“决策者青少年保卫母亲河行动”，报纸上电视里厌烦播出了“有车族环保倡议”之类的建议和呼吁。在近些年每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协代表会议上，环保都成为最受代表们和传媒关注的焦点之一。很多市民都知道，世界上工业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有六个在中国，他们也了解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采取强硬措施改善这种局面，比如北京市政府近两年对汽车尾气排放采用了严格的新标准，禁止在市区范围内使用煤炭作燃料，控制各种工地的扬尘，对各种违反规定的行为实施严厉的处置等等。根据国家林业局１９９９年的一份全国性的调查报告，城市公众中有７３％的人表示自己在９０年代对于森林保护、植树造林和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关注有所上升，７８％的公众认为重大灾害和生态环境中的反常现象是自己关注度上升的主要原因，超过九成的人认为森林资源遭到破坏是导致１９９８年中国发生特大洪灾的主因，公众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约有七成批评政府行动不力、改善太慢。另一份调查报告突出显示了北京公众的环保知识水平和对政府相关措施的关注：在众多的环保术语中，有８９％的市民知道“臭氧层”这个词，听说过“沙漠化”、“酸雨”和“温室效应”的比例分别为８１％、７９％和７８％；自媒体于１９９８年开始公布北京市区空气质量周报以来，有８４％的市民一直关心和跟踪这份报告，教育程度在大学本科以上的市民几乎全部关注着监测日报（９８.2％），不关心空气质量的被调查者仅占１３.2％。 关于中国的环境问题与世界的关系，一份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环境问题研究课题组经过三次调研最后制成的９０年代中期《环境问题调查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公众对世界与中国在环境问题上的联系的看法。这份调查结果显示：有６３％的人同意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影响到生活质量”，有４２的人认为“环境可能比经济发展更重要”，有２５％的人说“中国工业不太发达，所以工业污染等环境问题比发达国家轻微”，有５６％的人相信各级政府应当对环境破坏及其治理负首要责任，５９％的人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有一定积极影响”，１４％的人认为“有很大积极影响”，２８％的人认为“有一定消极影响”或“较大的消极影响”。 可以肯定，由于上述各方面的压力和影响，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已没有一个官员可以象从前那样无视环保问题的重要性。可以列举的典型事例是，过去中国人为自己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自豪，而丝毫不介意它们带来的污染后果，但９０年代的今天，人们则对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核爆炸造成的危险（包括大面积污染的可能性）表示了严重关切和谴责，认为这“与历史潮流和各国愿望背道而驰”。

　　信息的迅速传播与信息手段的迅猛发展，使得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远远超出了从前，从而也使人们对国际国内大事的看法更有比较和批判眼光。数字最能说明问题。据报道，中国的电信通讯事业进入９０年代以来，以年均４４％的速度增长，单是１９９８年一年就投资１７００亿元，新增固定电话用户１８００万，移动电话用户１１００万，相当于一年新建了两个印度电信网，９年内中国的电话普及率由１％提高到１０％以上，是世界上跨过这个阶段花费时间最短的国家。 如果说，电话和电视只是主要用于国内公众了解和传播信息的工具，而且易于受到政府意见的导向，那么，因特网则更多具有国际化全球化的信息传播特征，更容易传达跨国界的信息与知识。从１９８７年“中国上网第一人”钱天白教授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算起，中国的因特网用于公众生活仅十余年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经历了全球范围可能是最高速度的增长，它一直保持年均３０％以上的扩展速度，数字化技术的普及为计算机。软件、信息服务、网络和通信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卫星电视业已构成飞速发展的电视事业的重要内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已有三个中国自己的卫星网、上万个卫星地面接收站，另外，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大城市里的宾馆饭店和政府部门及一些研究机构，已能够接收香港风凰卫视、美国ｃｎｎ等地区和全球卫星综合节目。１９９９年初中国因特网用户达到２１０万，年中达到４００万，预计年底可能超过６００万；计算机装机量现在已超过１５００万台，学习机２５００台，电视３.5亿台，寻呼机７０００万台，２８００万手持移动电话。从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两年间，网民人数由６２万人增长到４００多万，上网电脑由２９.9万增长到１４６万；９７年时中国（CN）域名下共有域名４０６６个，ｗｗｗ站点１５００个，９９年初这两个数字分别为２９０４５和９９０６个，人称“中国互联网的加速度”。网络用户以中青年为主（１６至３５岁用户占总数的８９.１％），而且普遍学历较高（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９０％），用户集中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广东省增幅最快）。 在笔者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差不多每个研究室和职能部门都已与国际互联网连接，５０岁以下的研究人员和资料图书人员都会使用电脑，其中多数已把自己的通信系统与国际网连接。值得注意的一个进步是，去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开始启动所谓“政府上网工程”。据统计，截止１９９９年年中，国务院的４６家各部委和直属机构中，已有４１家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主页、站点和定期发布信息；其中比较全面系统的，有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的网站，以及北京、广州、昆明、海口和青岛等地方政府网站（例如，北京市怀柔县政府信息网已经襄括县属主要委办局及１５个乡镇政府均已上网，县政府在全国首创网络公文处理系统，不仅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且增加了政务透明度）。

　　网络的发展，大大开拓了民间的信息渠道，强化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这一点在观察对外政策行为时同样有效。举两个例子：在１９９８年１１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和日本仅几天之后，笔者参加了在北京市“三味书屋”举办的一次一次小型的有关外交政策的茶话会，近百位读者与几位应邀出席的国际问题人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勇博士、中国社科院美国所金灿荣副研究员及笔者）一道，就国际热点的时事政治展开演讲和讨论；令我多少有点惊訝的是，尽管中国外交部和官方传媒对此次访问时两国间的严重分歧没有任何宣示，研讨会上仍有许多读者、听众对我外交部的一些官员在日本的表态提出了批评，有的言辞甚至相当激烈（如要求某某人辞职等等，理由是对日本人让步太多、没有达到使日方象对韩国那样“公开谢罪”的目标）。会下我询问了一下，这些批评意见的消息源多来自国际互联网络（主要是英文和海外中文的各种讯息），那几天海外一些华人正在呼吁关注此事。又过了几天，我在参加一次外事活动时从一位外交部朋友那里证实，他们也已听到国内这方面的责难并感受到某种压力。最近的一个事例是科索沃危机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信息获取。据我了解，至少在高层知识圈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各所，或者外交口的一些研究机构（如国际问题研究所和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或者中央电视台国际新闻节目制作组，相当多的人或者能够收到美国ｃｎｎ或英国ｂｂｃ节目，或者能够直接从网上获取当日国际传播媒体的大量新闻，我本人那些天每天起床头一件事就是浏览互联网络内“YAHOO”的“today’s top news”。他们中多数人最终选择的立场所以与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致或接近，并非象某些外界传闻那样是受到官方信息限制或控制的结果，而是出于对北约尤其是美国霸权行为的不满，出于对中国受到的轻视和袭击的愤怒。并非偶然的是，当中国使馆遭到美国导弹袭击的消息传来后的几天内，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一些信息网站受到愤怒的中国人的抗议（美国人称之为“黑客袭击”），其量之大甚至使一些网站不得不暂时关闭。我相信，这些行动绝大多数为大学生和一些电脑公司的青年人所为，它反映出的不是西方人所指责的“信息闭锁”，而是某种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

　　从理论上讲，９０年代以后出现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中国大陆的国际问题研究理论学术界，加强了对“国家利益”、“国际安全”和“全球化”等概念及问题的研究和重新定义，把这些在国际上受到重视的概念与社会本身的利益越来越多地联系起来。它可以视为以市民社会角度重新透视、检验外交政策及其效果的理论过程。其基本要求是，尊重市场下的平等竞争，尊重民众的权益和呼声，尊重现代世界的理性权威而非传统的政治权威，尊重人的自由与选择。

　　例如，对于“垄断”问题的讨论，反映出这种新的思想境界和要求。前新华社记者、现为“三味书屋周六学术讲座”组织者的仲大军先生，在一篇题为“反垄断呼声日疾”的文章里指出：“为什么到了今天人们对行业和部门垄断如此敏感和反感？这是因为中国已在很大程度走入了市场经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受到部门或行业垄断的直接影响，利益关系已经不象改革初期和吃大锅饭时那样模糊和含混。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就是身份平等、公平竞争和利益均沾。因此，反垄断成为时代的焦点和最强音势所必然。”他认为，不能狭义地理解垄断，其实经济垄断只是垄断的一部份内容。细分起来，垄断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权力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资源垄断、思想垄断、信息垄断、权利垄断;言论垄断、身份垄断、福利垄断、地位垄断、部门垄断、行业垄断、职业垄断、岗位垄断、市场垄断、地方垄断、区域垄断、企业垄断、利润垄断、业务垄断等。如果仔细琢磨，每一种垄断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许多表现。虽然“全球经济一体化需要时间，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进步也需要时间，但反垄断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方向。” 这种思想要求，反映出处于改革开放进程的中国知识界的新视野。对国家利益的讨论，可以作为反对“思想垄断”的一个具体表现。

　　过去，按照传统和惯例，国家利益当然是由官方界定的，甚至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已经完成的工作。然而从９０年代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便开始冲破这一传统的束缚。例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阎学通博士指出：以往人们在谈论国家利益时，混同了“national interest”与“interests of state”的区别，“例如，有些人认定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是有阶级性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其依据是国家‘乃统治阶级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其国外经济利益的追求，都道德表现为对于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追求’。有人认为‘统治阶级掌握了国家机器，行使国家权力，统帅军队……它代表了国家利益’。有人干脆在统治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划上等号，说‘国家利益就是一国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与此相区别，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国家利益分析》一书里，重新界定了国家利益的复杂构成、国家利益的各种分类以及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的关系，指出：“王朝利益不等于国家利益”；“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由于政客们常常以抽象承认、具体否认的办法不论具体的国家利益，或是以国家利益之名掩盖其追求私利之实，使得人们难以识别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但这不等于个人的所有利益都是国家利益中的一部分”；同样，“虽然集体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构成要素，但它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利益，…在现实政治中，最为常见的是利益集团常常把他们的利益标榜为国家利益，要求政府为保护他们的利益调整对外政策。每个国家内部都包括了许许多多的利益集团，如军方或军队中的不同兵种，工业界或各种不同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或不同农产品的种植地区等等。每个利益集团都有各自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并不都与国家利益一致。” 这本书获得１９９８年度“国家图书奖”，证明了它的广泛影响。

　　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越来越不可分的观点，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取得了不断增长的共识。人们相信，中国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周边的环境和和世界的走向，不可能与之背道而驰。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室主任李少军副研究员，在其新著《国际安全警示录》中提出，在国际政治中，讲安全是不可能把“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截然分开的，因为这三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进入２０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随着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体系的逐步形成，国家的安全已日益带有国际政治乃至全球政治的色彩。在当今世界，不存在与世隔绝的国家，所有主权国家都是“地球村”的一部分。国家的活动，与国际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通讯和交通的日益发达，以国家名义处理的任何事务，包括国家内部事务，实际上都变成了国际社会大舞台上的活动，都会立即引起国际反映。 他的副手、国际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李东燕副研究员也认为：在新的形势下主权概念虽不会消失，但受到限制是必然的，中国也不例外；“在新的世纪中，在为解决诸如冲突、战争、犯罪、环境破坏、瘟疫等全球性问题时，我们将继续面临全球有效联合与维护国家主权的矛盾。由于各国实力和地位的不同，一些大国通常向弱小国家施加压力，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霸权主义行为，引起中小国家的反感和反对。但我们不能因为有差异、有矛盾而放弃合作，因为我们面临的许多威胁是全球性的。共同的威胁需要共同行动来对付。无论是大国小国，强国弱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合作是唯一出路，否则，受到损害的将是各国在主权范围内极力保护的利益。”
　　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也有类似的效果。在中国大陆，全球化问题的讨论自９０年代初发端后，成为一股不可遏止的思想潮流，全球化的概念也由知识分子推广到了政治家和普通民众。这一概念最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之先生在其纪念哥伦布航行美洲大陆五百年的研讨会上提出，９０年代中期之后成为中国报刊杂志的一个流行词汇，以致１９９７年中共十五大报告正式使用了“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提法，认定它“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近两年来，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波及效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各种探讨，以及科索沃危机的大量讨论，中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全球化的（正面与负面）后果。它不仅使国家的经济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使政治与经济，外交与内政，经贸与安全，和平与发展等“对子”看上去更加难以分开，它还加快了各国国内分化改组的速度和结构性改革的步伐，加大了各国政府治理社会经济的难度，加强了国际社会改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它同时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的相互依赖，不仅可以给创造巨大的财富和其它利益，同样可以令准备不足、体制有缺陷的经济实体受到重创。泰国的严重经济麻烦，韩国的重创与重振过程，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倒台，这些邻国的经验教训给人们以许多政治经济的提示。总而言之，全球化的讨论使中国人把自己与外部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多地用从外部世界获得的信息和知识，来评价本国的各方面的情况。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以及广义地说在比较发达的区域（如沿海地区），理论界知识界的自觉探讨与民众的朦胧的自主意识驱动的行动是相辅相成的，近些来数量逐渐增多，影响力也有增长趋势。比如，现在北京和上海有一些近年来出现的民营研究机构或半官方的研究小组或出版物，对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问题作了广泛探讨、呼吁和写作。仅笔者在北京参加过或了解到的一些有影响的民间学术活动就有，著名经济学家茅于拭、张曙光和盛洪等人主持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双周专题讨论会”和“天则双周学术讨论会文稿系列”，著名国际战略思想家李慎之先生指导的每季度左右一次的“光华研究院讨论会”，著名经济学家樊纲为所长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下属的“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及其活动（包括其专题报告），前国家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小强在粤海实业集团等公司资助下发表的“香港传真”（一种在北京发行的会内通讯式的不定期出版物，类似于简报，篇幅通常不超过一万字），北京大学肖灼基教授等人主持的“北京市场经济研究所”及其活动和报告，于光远、吴明瑜等著名改革派思想家为顾问的“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及其系列报告“中国市场经济论坛”，前新华社记者仲大军主持在“北京三味书屋双周学术讲座”，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家、电视策划人和作家杨东平等一批人建立的“北京绿色环保中心”，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人员廖晓义为主任的“北京地球村环保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人员刘军宁、王炎主持编辑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系列”（以书代刊），它们的特点是：比较多地反映社会、民意和知识分子的意见，其中多数由著名知识分子主持或参与，具备相当强烈的独立审视与批评意识，大多有自己的出版物（刊物或书籍）或会内通讯（多半是不定期的），研究范围既有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方面的重大问题，也有广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如环保和生态问题、权利意识与公民意识、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出版界的新讯息等等，这里面有些活动是小范围的、专业性的，有些是对公众开放的，甚至邀请外国朋友（包括使馆外交官和记者）参加。单从名称听上去，它们中多数是纯粹经济事务为焦点。其实不然。比如，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经过几年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最有名气的经济研究所之一，天则所的研究员们则是最受当代大学生欢迎的演讲者。它的探讨范围十分宽广，涉及群众关心的许多现实和理论问题，如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政府体制改革的技术性措施，企业转型与再造，政府电讯业改革方案，市场经济下的社会道德伦理，环境保护与公民意识的培养，外交决策与国际战略的方向，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权及与其它国家的矛盾，科索沃危机和中国的利害等内政外交问题，做了多视角的思考与争鸣（笔者本人有幸成为这个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也曾经应邀在天则所专题讨论会上就外交政策发表过意见）。天则所把每一次的双周讨论会的主题演讲和评论者印出供社会讨论，其中一些观点和建议已经产生重要影响（如盛洪对电讯管理体制改革的建议、张曙光对企业改革的建议等）。再如，光华研究院讨论会在李慎之先生等人的积极倡导和参与下，对社会关注的重大事务作了深入全面的研讨，如民族主义的作用问题，自由主义的历史位置问题，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现状与前景问题，中国外交与内政的内在联系问题等等，其参与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一批学者专家（庞朴、徐友渔、刘军宁、王炎、雷颐、金灿荣等），他们中多数人的研究成果直接反映出这些活动的讯息交流和研究心得，常常受到社会和公众的高度关注。

　　但是，笔者同时认为，目前还不宜过高估计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决策过程的作用。第一，中国外交仍然受到严格的政治程序控制，外交部以外的部门、更不用提个人和民间力量仅能起到边缘性的影响；“外事无小事”，这句话在任何国家都有效，也许在中国这种相对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下更甚。第二，中国的市民社会发生影响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国内事务，而在国内事务中又主要是经济和社会事务，国际事务、外交和安全事务的敏感度属于“层级”最高的档次。第三，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目前情况下，信息的主渠道仍然是官办的和受到严格控制的，传媒批评时政的作用和对民众意见的表达仍然有限，上面提到的一些积极的影响方式仍然是间接的、相对微弱的。可以推导，这种影响只能是一个分层次的、逐渐递进的、长期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国内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分层程度越高，外交受国内政治影响的力度才可能越大，市民社会扮演的角色才可能变得比较重要。　　三、外部的压力与自身的学习

　　在考察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时，除了国内的层面之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国际社会的因素，因为很显然，改革和开放在当代中国确确实实是不可分的；没有国际上的影响与压力，不会有中国已经、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革。

　　这里特别应提到“全球市民社会”（global civil society，简称GCS)的作用。如同大卫.布兰尼等人指出的那样，２０世纪后期以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与特征，“全球市民社会”便是其中值得注意的一种趋势。 新的因素包括那些与传统的国内政治相关的所谓“非国家、非官方”因素，如利益集团，民族宗教团体，科学家协会，政治人的网络等等。这些因素越来越多地超越传统的国家边界范围，使国际政治朝着一种新的“世界政治”的方向演变。超国界的世界被越来越多地想象和被接受，人们越来越多地为着跨国家的利益而组合和行动。如果说旧的科学技术仅仅允许人们把自己想象为特定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某个民族，那么现在的科技进步更趋向于使人们把自己视为全球公民或全球村的一分子。许多人认为国家无法处理一些新的挑战，而全球市民社会则有可能做到。比如，电视给人一种印象，菲律宾的“人民权力”和柏林墙的倒塌反映出一个全球进步的进程，一个争取全球范围的民主运动；电视商品广告不断地提示人们现在的全球经济有多么重要多么深入。它们给人展现的正是一个全球社会或“全球村”的景象；它告诉世人，人类的自下而上环境依赖于单一的全球生态系统，因而不论各国之间有什么关系或矛盾，大家必须同舟共济；而那些来自科索沃、刚果、卢旺达或索马里的难民潮，更刺激出一种全球的救援及责任意识。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为这些画面打动，但它们无疑已经构成一种流行的色彩。

　　我们还可以对此画面作一些补充，因为它的确反映出一种值得重视的全球性压力，一种为各国的外交决策者不能不考虑的外部变量。传统国际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它基本上是一种国家间或者说政府间的政治（inter-national or inter-governmental），它的议事日程、内容和规则均反映出“国家利益”的主导性，一般说来它是排他的、自私的和国界内的利益在驱动。新的“世界政治”则不然，它更多地或者说天然地具有一种反对“国别认同”的趋向，从内容到方式无不如此。而且，重要的是，这种ｇｃｓ或ｎｇｏ（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即非政府组织或机构的英文缩写）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一体化以及信息业的迅猛发展，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了日益增长的力量和发言权。９０年代后期的全球范围的禁止地雷运动(th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简称ICBL)即为一例，１９９７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美国民间倡导禁雷人士约迪.威廉姆斯（Jody Williams），很能说明这一运动广泛的影响力；其实类似的运动还有很多，如国际上的反对建造大坝运动（a World Commission on Dams，简称WCD），各式各样的人权和女权组织，反对腐败现象的组织（如“透明国际”），提倡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各种民间组织，保护濒危动物植物物种的组织，等等。按照《国际组织联盟》１９９３年年鉴的统计，本世纪初时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仅１７６个，到１９７２年达到２１７３个，１９９２年超过２７１９０个，其扩展的速度十分惊人。在谈到捍卫人权、保护少数权利和维护个人自由等问题时，中国人往往把它们与西方国家的政府方针直接挂钩，把前者简单判断为或者说有时误判为一种西方国家的“分化、西化”战略，却忽略了西方民众和知识界的声音及要求，事实上这二者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全球市民社会的各种组织往往专注于某个方面的问题，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从它们的明显局限性和偏颇性，然而它们却体现全球化时代不同利益集团向全球扩展和要求权利的必然；从各国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存在着较多富有特色的专业化的ｎｇｏ，出现较丰富较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一位研究者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上，各种ｎｇｏ越来越象是政府和私人公司这两种力量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而且它崛起的速度绝不亚于前两者，尤其是它的道义力量更大大超出政府和公司。 从根本上讲，它的意义在于，在一个全球性问题不断蔓延、全球一体化不断加速、传统的国家行为和私人公司行为对此却越来越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全球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影响力扩大，适应了分层次的全球性对话和全球性管理的不断增长的现实和潜在需要。

　　国际间这种力量及其声音的增长，无疑是中国人在对外交往时不能不注意到的一个重要参照系。我前面已经提到，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介入国际事务程度的加深，中国人的一种新的责任意识也在随之产生和加强，它包含着对自身力量增长的潜意识、由政府的公开宣言带来的道德感和对国际呼吁的一定认可，不能否认，这里面既有积极的参与想法，也有传统的“面子”成分，甚至不乏对利益和形象之关系的复杂得失的计算；但总的说它反映出中国人对自身所处位置的重新定位，对国际社会的某种新的承诺，代表着历史的进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分析道：“这种认同是发展于本世纪80和90年代的一种负责的主要力量观点。在20世纪晚期，正在出现一种由另一些主要力量应具备的品质（Characteristics）构成的价值观。这些特征与19世纪传统的权力观是不同的。在世界主要力量‘可接受’的品质(‘Acceptable’ Traits)中就有对国际体制的积极参与、承认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现实、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弱化国家主权以解决某些全球性问题等新内容”；“这种状况似乎显示，中国处理本条约时的诸多政策选择中，国际形象是采取合作政策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不愿其他国家视中国为整个条约的绊脚石，因为条约本身是全球核不扩散机制的一个关键支柱。如果中国反对或挖这个条约的墙角以符合中国的军事利益，形象损失会十分巨大。坚持反对与中国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符，这种形象得到了受到大多数国家支持的、享有很高法律地位和声望的国际安全组织的赞赏。很明确，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相信，全面核禁试条约代表了军事领域里的全球性趋势，那就是各国的安全选择受到受国际法的指导。逆这一趋势而动的话，即使反对这个条约与传统政治观相一致，也会使中国‘负责任的大国’的自定义大打折扣，引至国际社会的严厉批评。以前，比如在毛主义时期，由于决定奖惩的‘民意’主要由激进的、第三世界国家和革命运动组成，中国对于外部批评是不屑一顾的。今天的民意则主要由想维持现状的国家组成，形象成为不仅需要考虑而且必须重视的问题。第三个在国际体制中需要合作的原因是，虽然合作行动会限制相关实力的发展，国家利益的概念却已经发生了变化。即进入国际体制后，直接进入组织程序的行为主体，也经历着某种社会化进程。其结果是使国际体制自身的道德和价值准则国际化了。”

　　研究政府行为本身的学习内涵和深化特征，是另外一种可以借鉴的理论研究模式。它告诉我们，任何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都可能处于一个不断的“学习”过程，其结果是政策的改善、调整或修正，并造成连带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学习作为一种产生于以往经历的持续变化，适用于任何系统（如人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文化心理结构、社会组织系统、国家及国际系统等等）。学习过程既可能是一个新的认知过程（了解从前不曾了解的东西），也可能是从政策的成败中借鉴经验教训和自我修正的过程，当然也可能是一个产生新的推理和政治判断的过程，而且领导人本身的代际变化也可能加速或改变这些学习的过程。历史是外交家的一面镜子，外交政策的制订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改善的过程；不仅如此，按照著名的国际周期理论家莫德尔斯基的说法，整个世界政治及其理解的演进，都始终表现为学习基础上的进化。 当然，环境的压力有时可能产生看得见的好处和暂时看不见的积极深远影响，有时也可能造成心理的抗拒和其它消极的或复杂的后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前者如加入联合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或地区经济技术合作组织，并且享受到各种益处时，后者如受到外国制裁，遭到国际传播媒介批评，或加入各种裁军与军控谈判遇到与本国利益的根本冲突时，但无论如何这些都属于“学习”的范畴和内涵，都给了外交决策者以这样那样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有助于他们用更加复杂全面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工作，包括完成所预期的改进的可能。

　　用这种理论考察中国当代外交政策的演化与扩展，是同样适用的。当代中国外交，这里主要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不仅包含象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样的里程碑式的转变（其中包含了对国际国内形势新的认知，和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包含中央领导阶层“六四事件”之后对国际压力和制裁的深刻感受和心理评估，更包括难以计数的许许多多比较小的调整、改进和充实。举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加入了联合国框架下的裁军谈判。开始时中国主要是想向国际社会表达一种参与的愿望和合作的善意，随着谈判进程的深入和中国代表对会议程序的熟悉，一些具体的建议（如《关于化学战剂的定义问题》、《关于遗留化学武器的建议》等）逐步提了出来，并且在与其它国家代表的熟悉与合作中，最终劝说国际社会接受了中国关于裁减化武的某些建议（如“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提法）。 这确实是一个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过程。据我的一位了解内情的朋友讲，开始参加会议时中国代表团甚至找不到合适的翻译，现有的译员只懂外语而不熟悉化工术语，对裁减武器方面的概念更一无所知。中国代表团先是派出外交部和国防部的有关人员参加裁减化武谈判，后来才加上化工部的代表，他们之间的了解与合作同样是一个较小的学习过程。中国参与国际裁军谈判的次数、密度、强度和质量，均随着时间的推演和认识的深化以及国内需求的加强而逐渐增强：中国自７９年以后一直参加裁军审议委员会的工作；中国自８０年２月起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工作；８０年１１月联大正式接纳中国为外空委员会成员；中国自８３年起派出专职裁军事务大使常驻日内瓦；８４年中国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担任理事国，同年加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８６年中国宣布停止大气层核试验；８７年中国正式签署《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同年中国还受联合国委托在北京举办了“世界裁军运动”区域讨论会；９０年中国批准加入《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公约》；９１年起中国与安理会其它常任理事国一道共同召开了多次中东军控会议；９２年中国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９５年中国首次承诺向无核国家提供安全保证；９６年９月和１２月分别签署和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化学武器条约》。 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外交部等部门还派出了大量人员，到国外（主要是欧美日发达国家）学习进修，提高语言能力，了解国际变化，熟悉专业进展，宣讲中国变革，其效果虽然难以计量但肯定十分巨大，总之，这种现象切合了“学习与适应”理论的几乎所有步骤。

　　外交政策的学习，不止是上面提到的技术方面的熟悉与提高，更包含基本方针的改进和充实；既有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与驾驭，也有对国内变化及其要求的不断适应与服务。曾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现任负责外交事务的副总理钱其琛指出：中国外交政策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充实和完善”，主要根据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 我想，这里所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可以涵盖很广的范围：它不只指市场本身或者经济建设的器物层面的要求，还有随着市场化的深入造成的社会分化压力，有知识分子和传播媒体随之而来的理性自觉、批评审视意识和更宽阔的思维空间，有企业家和各种经济行为体追逐利润的动力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要求，有社会公众在外部环境和信息影响下产生的各种利益及要求，有整个国民经济在融入地区化和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自由化冲动及其整合，以及在此无法一一提及的其它新任务新情况。这里面当然既包含政府的因素，企业的因素，也有民间社会的大量成分。所谓“任务”，当然是站在政府立场上而言，实际上是指满足各种利益、协调各种矛盾、解决各种冲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着眼于“国际形势的发展”，意味着政府这种满足、协调和解决各种利益需求的过程，可能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政治思维和强制方式，尽量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步调相一致。

　　结论

　　题为“市民社会对中国外交的影响”的课题分析，兹有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市民社会”和“治理过程”等概念，对中国研究人员来说是一种帕来品，它们甚至缺少有共识的译法。作为分析框架它们是有用的，但其应用过程必须考虑到中国的现实。

　　第二，中国外交适应当代全球现实的变化，主要发生于７０年代后期以来的二十余年。变化适应了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也反映出中国自身的改革。虽然这些变化中有些属于国家的利益考虑（即现实主义的所谓“自助行为”），但不能否认，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国内其它方面的进步起着重大推动作用。

　　第三，理论上，在任何国家市场都是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中介，而在中国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于社会分层的过程和民间组织的生长更是不可或缺。中国改革的基本特点，一是渐进性，二是从经济领域始，三是由下自上发展。

　　第四，与中国改革的渐进特点相一致，中国市民社会的生长与作用更多是间接式的，即通过知识圈的探讨，通过影响舆论，通过改变大众观念，进而反映到决策层的思想观念和选择方式上，这既是中国的优点也可能是中国的弱点。

　　第五，外部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是重要的，它反映出一个典型的学习与进化过程。没有这种国际影响，不会有今天世人见到的中国外交的变化。另一方面，笔者不想给读者一个印象，仿佛现在外部世界的环境和压力对中国外交已经有多么重要，甚至有决定性的意义；这里想说明的是，虽然到目前为止外部的影响和压力仍然是有限的，相对于国内因素仍然是次要的，但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推进，也由于国际范围的形势变化，中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推行可能越来越多地受到所谓“全球市民社会”各种成分的影响，从而带来更加复杂、更有动态性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