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心”现象

　　纵观西方国际政治研究本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有个始终存在、发散着巨大影响的“美国重心”。是美国的威尔逊理想主义，造就了第一阶段的“乌托邦”特征；是摩根索、凯南和基辛格等人的研究，奠定了其后阶段西方“权力政治学”的框架，使国际政治学与外交政策结合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是多伊奇、卡普兰和沃尔兹等人的“行为科学的现实主义”研究（以“信息现实主义”、“系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等形式出现），使国际关系的分析头一次具有了“科学”外表；是以基欧汉、奈伊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美国新自由主义者的工作，使全球主义学说从罗马俱乐部的生态分析层面推进深入到国际政治层面。虽然其他的“旁系”多少起一点制约作用，美国人的主导地位直到８０年代中期以前没有受到任何质疑；目前它虽从颠峰状态有所下降，仍处在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美国始终拥有范围最广大实力最雄厚的研究机构（包括大学、研究所和课题基金），出版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国际事务期刊杂志，美国政治家和舆论界的国际事务兴趣似乎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同行更浓厚。而且，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一个事实是，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见解，无论是否由美国人首创，总是经过“美国中心”的阐述和诠释，才形成国际研究界公认的“一家之言”；连“美国中心论”的许多批评者，如罗伯特·科克斯、罗伯特·沃克、吉米·乔治，也经常是通过美国的巨大和卓有成效的科学研究网络和印刷传媒网络，才得以使自己的批判理论广为人知。此外，在非欧美的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在许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和东南亚），在非西方的广大发展中世界，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世界政治的理论认识也多受到美国中心的严重辐射，出现了所谓“美国化”现象。〔1〕从二战结束至８０年代初的３５年间出版的、被誉为“当代经典”的２２部著作中，美国作者提供了１８部，占总数的８０％还多，美国以外的发达地区的作者贡献了另外的４部，不到总数的1/5。〔2〕

　　在当代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至少有30种学说、学派或思潮，是由美国学者开创的（或至少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流派之一)。

　　这30种学说、学派或思潮，包括了当今西方国际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3〕那些基本上由非美国学者创立的学说、学派或思潮，在整个研究内容中所占的比例很有限；而所有带有非美国的发达区域标识的演说、学派或思潮，在美国国际政治学界都有反映。比如，曾任美国国际政治协会会长的基欧汉教授对多边主义的分析，就是迄今为止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多边主义”研究的最重要文献之一。〔4〕美国的德·代元教授与澳大利亚的吉米·乔治、加拿大的沃克和科克斯等人一道，是目前整个欧美国际关系研究中“后学”阵营的几个主要倡导者。美国一些学者对“中等强国”和“弱小国家”等专题的研究，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平。〔5〕简言之，别的国家有的，美国基本上都有；而美国有的，别的国家不一定有。在３０种学说中，由美国学者首创的占多数（６０％以上），而美国学者与其他西方国家学者共享创先“美名”的也占了相当一部分（３０％以上），真正完全由非美国学者创新、然后被美国学者加以继承发展的只占一小部分（不到１０％）。正如斯蒂文·史密斯教授指出的，美国人的“统治”主要还不在于人数、刊物、资金或影响面等“量”的指标上，它更重要的是表现为“研究范式的支配性”（paradigm dominance）上面。〔6〕

　　二、历史溯源

　　国际政治学在美国的发达与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的经历密切相关。美国一下成了西方盟邦的领导和世界的霸主，它是二战刚结束时唯一的经济强国，其实力几乎可以同全世界的总和较量，一段时期内它还是唯一的核大国。在这种背景下面，一般的美国人具有了越来越强烈的“世界意识”，而美国的政治学者对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比对美国的国会政治、对地方选举或集团多元主义也更感兴趣，形成了一种所谓“美国的世界主义”态度：凡是世界的事务，都与美国有关；凡是美国的好东西，都是世界可适用的——不论政治、经济，道德、价值，工艺、制度。当冷战开始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研究很快适应了美国国家“国际斗争的需要”。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它的世界利益出发，美国需要学者们去消除某些人尚存的孤立主义情绪，现实地承担起世界事务主导权的“义务”；它需要学者们研究和说明权力集中的“理性”，研究和说明国际干涉的“技巧”，研究和说明遏制苏联扩张的方法及手段。国际政治理论在美国的全面滋生，符合了这个西方新霸主二战后国际斗争的要求。

　　大体上，可以划出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在使“冷战政治”理论化方面的三次突出“贡献”：第一次从二战结束到５０年代中期，主要是摩根索、罗斯托、沃尔弗斯、凯南、早期的基辛格、奥斯古德和邦迪等人的作品，它们奠定了美国新的外交目标和新的国际研究的基石，或者说，廓清了政策和理论的边沿。这一时期的美国国际政治学给整个西方国际研究学术界一种全新的气象，一种直言不讳的“权力中心学”的研讨风格，一种目标专一、方法多样、理论与政策紧密结合、学术研究同世界进程息息相关的“美国作派”。第二波从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后期，其重点和标志是将核时代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核战略的分析设计，变成美国国际政治学的中心内容；这里有一大批国际政治学者和战略分析家，他们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从战后技术的革新到热核武器的出现，从一般的势力均衡到核武器的均衡，从威慑的政治准备到威慑的心理因素，从大规模报复理论到灵活反应学说，从核理性到核裁军，从常规裁军谈判到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从核门槛高下的设计到防止核扩散的一般规划，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到两大阵营乃至全球范围的国际关系，等等。〔7〕从这时起，美国人的研究已经开始主导整个西方国际政治学界的研究趣向、领域和方法，显示出对“冷战政治”的诠释“高人一头”的姿态。第三波大体上从６０年代后期到７０年代中期前后，即所谓全球化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所谓“相互依存理论”等等。它与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美国设法从越南脱身；美元与黄金的汇率脱钩，世界石油市场的混乱及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关系日益明显和得到承认；等等。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迅速各个领域——从政府政策到学术研究，从经济学到政治学，从国内事务到国际关系。与前两个时期略有不同，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国际地位的相对下降，美国的国际学术领导地位亦有所减弱，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学者也加入到创造范式、贡献思想、产生影响的行列中来。

　　就美国的特殊性而言，以权力政治学为主干的国际关系理论所以充分的发展，还有若干制度性因素：

　　第一，学界与政界的密切联系。像西方多数发达国家的同行一样，美国的教学界和研究界的独立性和学术自由一向是受到高度强调的，但另一方面，不少美国人、尤其是国际政治学界的许多人又十分看重“学问”与“政策”之间的联系，美国社会特有的政治家向学问家频繁“垂询”、学问家以策论闻名的气氛，使得国际政治研究、特别是外交学研究与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力的互动关系。斯坦利·霍夫曼教授认为，国际研究领域的学者参政，在美国表现为两个阶段：头一阶段是４０年代后期至整个５０年代。学者参政议政那时还是老式风格，“即文官、商人和律师的结合。他们不得不处理整个世界的问题，不得不对付一个持久的敌人，不得不应对核时代的混乱。他们既需要数据，又需要观点，于是他们转向大学和学术界求教。学院派研究家这时还只是顾问和咨询的角色（不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他们研究的资助多半来自于主要的政府相关部门（比如国防部的资助就明显多于国务院）。”另一阶段始于１９６０年，“这是一个转折点”：“大学和研究院成了‘总督府’，这里聚集了各式上层人物。学者们争相献计献策，证明自己的理论和办法比他人的更适用需求、更高明有效。如果你对‘政策科学家’有疑问的话，那只能是由于科学决策人的行为所致。在当时的气氛下面，学者同华盛顿的联系从一种知识的交换转变成一种职业的方式。”〔8〕在美国，学者参政议政，或者反过来，政府官员从学从研，是一种相当普遍、在一般人看来也相当自然的事情；美国国际政治学界的许多著名专家都或多或少地担任过政府的各种顾问甚至直接担任过政府的高级职务，而一些著名大学的一流国际问题中心或研究所也经常由有高层决策背景的专家学者主持。这与美国中央行政体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特点无不关系。总统在任命新一届政府官员（包括驻外大使）时自由度相当高。而在西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学者参政或官员从学的情形都没有美国普遍；比如在英国、法国和日本等主要西方大国，行政官僚制度往往有自己复杂而严格的程序及选拔系统（包括特定的行政院校），学界的参政议政仅限于小范围的政策咨询或课题任务，或者某些研讨会的方式，学者进入高级决策过程和担当高级官员的情景不多，至于政府官员“屈就”从研从学的就更是罕见。美国成了对学者、尤其是国际政治学者来说有最多渠道和特殊价值的国家。

　　其次是基金会的特殊角色。与多数西方国家不同，美国的各种基金会不仅数量多、实力雄厚、涉及面广，它们的存在方式亦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即像是权力结构与学术圈之间的某种“粘连剂”和“催化剂”。例如，许多重要的学术沙龙是由它们发起的，许多双边的（国家之间的）重要活动是由它们安排的，许多过于敏感的话题到它们那里有了合适的交谈场所。例如，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推动建立的美日欧“三方委员会”在推进欧美日现任和前政府高层的非正式会晤方面，凯特林在促进中美两国军事交流和打破“六四”风波以后双方外交僵局等方面，福特基金会在促进中美文化和思想交流方面，就起着有效作用。这些基金会多选用有丰富阅历和从政经验的前政府高官当主持人或重要项目的负责人，他们与政府和学者间均保持着良好而密切的个人接触，其课题资助和会议赞助方式对于学者们的工作十分方便和有利（例如在对外交流方面）。大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各种基金会作为美国机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建立美国国际政治学界的国际化和争取主导地位方面有一种不可低估的作用，它是包括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无法比拟的。

　　再次，美国大学本身的结构也有助于国际问题研究的推广普及。美国的大学有两个优点。首先，各方面十分灵活。像有的专家指出的，美国的大学竞争性极强，其多样性保证了良好的竞争和专业水准；它们完全独立自主，既不受公众约束，财政方面自给自足，又不像欧洲一些大学那样墨守成规。后者多少带有封建时代的痕迹，它们曾经以个人教养方式的精英式教育为主，现在面临了普及教育的任务，对新时期的要求适应性较差；它们可能避免衰败的命运，但至少对创新活动乏力。另一个特点是，美国的大学体系含有实力强大的配置：有几十种专门的国际事务杂志，有几十个国际政治方面的院所和系室，有数百个国际关系讲座教授，它们保证了国际关系学科的发达。相形之下，法国在６０年代末以前，英国在新大学体系推广以前，国际关系一直是（用霍夫曼教授的说法）法学的“侍女”（handmaid），或是历史学家的“笑柄”（laughingstock）；哪怕政治学系像雨后春笋一般突然冒出时，英法等西欧国家的大学依旧不具备美国大学发展国际关系学科的其他优越条件。德国的大学直到６０年代中期才第一次设置了国际关系讲座，意大利到９０年代中期也只有三、四个这方面的讲席。“只有在美国的大学里，才会出现有关后工业时代的最杰出特征和机制、有关它的发明创造的实验过程的社会学作品”。美国的大学始终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地，美国的教学和研究过程实际上已融为一体；尤其在一流的美国大学，一个教授不仅要教书，而且必须要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否则他很难在激烈的位置竞争中保留一席之地。就国际关系领域而言，美国的教授对他所讲授的专业通常都有自己的研究心得和专业著述，而最好的美国大学里（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加州伯克利等）讲授国际政治的教授往往是某一学派的奠基人。〔9〕
　再一个特点表现在人力资源方面。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是当今世界人才流动的最大集聚点。这也是造就“美国中心”的关键因素之一。移民在美国当代自然科学、工程技术领域和社会科学界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原子弹和导弹的发明，到战后以来被吸引到美国的许多一流学者和工程技术人员的突出成就，可以说美国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世界各国优秀人才及其技能或思想的吸收之上，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这种优势。在社会科学领域，美国的外来人才把他们的原有思想与美国的情况结合起来，所提供的不止是额外的技巧，而是全新的知识框架；他们的哲学训练和个人经历使他们能够提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很难提出的问题，不光是手段、也包含目的，不光是技巧、也包含选择，不光是小城市或政府单元的结构、也包含社会整体和国家大局，不光是现在的局面、也包含历史的演化。那些经历过种族歧视、民族压迫、贫困折磨、战乱流血和流离颠沛之苦的移民学者，比在稳定、安逸、舒适和富足环境长大的美国学者，更能体会世界民族的差异、国家战争的后果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在美国的国际政治学界，除了摩根索这位德国后裔外，还有许多已成为学术大家和外交智囊的著名人士，比如有阿诺德·沃尔弗斯（原籍瑞士），约翰·赫兹（原籍德国）， 大卫·米特兰利（原籍罗马尼亚）， 亨利·基辛格（原籍德国）， 恩斯特·汉斯（原籍德国）， 斯坦利·霍夫曼（原籍奥地利），布热津斯基（原籍波兰），乔治·李斯卡（原籍捷克斯洛伐克）、卡尔·多伊奇（原籍捷克斯洛伐克）和克劳斯·诺尔（原籍德国）等人。他们多半在二战前后移居美国，其童年或青年时代曾亲身体验过纳粹法西斯给欧洲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作为思想家理论家的他们都希望找出这场灾难的原因和含义，让新大陆的美国人理解他们曾经感受过的切肤之痛；毫不奇怪的是，他们多半是现实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尽管属于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代表）。他们给美国国际政治学界勾划了充满历史哲理、毫无幻想色彩的国际斗争画面；战争的经历和结果，不仅丰富了他们自己的经验和智慧，也使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在美国学术界扎下了根基。

　　与许多发达国家的学者相比，美国人更重视“精密科学”的作用。这不止是对于自然界的问题，也包括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美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喜欢创造解释自然发展、解释社会发展和国际发展的各种科学理论。这里的“科学”含义，其一是有规律可循，其二是不断发展进步。在研究探索过程中，美国人似乎特别相信，世间的任何问题都是可能解决的，关键在于有科学的方法，即不做价值判断的、结合了经验调查结果的、有各种命题和公理及其测试方式的途径。如分析家看到的那样，新大陆的美国人为自己年轻国家的迅速成长经历所激励，他们希望如征服自然界一样征服社会问题，他们相信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和问题上都会找到（或者可能找到）关键的答案和手段——不只是知识上的答案，也有可操作的范围。它很像１８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冲动与热情。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构成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与欧洲不同，这种意识形态是举国一致的，不存在来自不同侧翼的挑战，既没有欧洲传统式的保守主义，也没有旧大陆各种的激进思潮。不管他人如何评价历史相对短暂造成的各种缺点，美国人自己看重的主要是这个年轻国家的朝气。从国际政治学研究的角度观察，它带来的是一种求真务实的态度和时常咄咄逼人的气势。

　　三、“新资本主义”

　　理解美国人在西方国际政治学里的中心地位，我们还必须深入研讨美国国家／社会独有的结构。总的讲，美国学者所以能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始终领风气之先，或者更广义地讲，美国人所以能够成为各种现代学术研究门类的“前沿阵地”（包括在当代的各种诺贝尔奖项中占有绝对优势），是与这个国家自身的结构（包括它的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世界主义”价值等）分不开的。我们常常讲“学术环境”这个词，把它作为某种促进或限制学术发展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可以将“学术环境”分成三个层次：一是学者的理念境界和思想范围，即学者的人格意识和“学术自觉”，包括对外部状态的自觉、对知识的自觉、对学科的自觉以及作为人的自我意识等因素；二是学术圈中的小环境，就是上一节提到过的诸条件，如大学的布局、学科的设置、发展学术的经济条件（如基金会的帮助）、人力资源方面的状况、社会的风气、政治家的偏好等等；三是学术以外的大环境，它涉及到一个社会或者说国家的基本构造和发展趋势，如经济制度、政治体系、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规范和文化传统等等方面，这种大环境似乎离纯粹学术活动最远从而显得最虚，但实际上它的作用最深刻从而也最持久。前面两节侧重于前两个环境，本节主要谈所谓“大环境”，即国际政治学之“美国中心”的制度背景及其力量来源，即所谓“美国式新资本主义”。

　　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世界秩序出现了三种霸权结构；每一种结构下面都伴随着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新的历史集团和新的生产关系。第一种霸权结构是一种自由主义的体系，主要是在１９世纪英帝国统治时期出现的，英国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世界优势由先前的工业革命所推动，又进而把自由资本主义扩张到全世界。第二种是随后的帝国主义列强野蛮竞争的结构，从普法战争到二战结束。在这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进一步扩张，国家权力全面扩展，西方各主要国家间为争夺殖民地和资源而角斗。在国家间争夺加剧的同时，各国内部的政治控制大大加强，福利国家的形态也逐渐形成。第三种是随着法西斯主义的灭亡和苏联影响的被遏制，战后在美国出现的新的霸主秩序。这是一种所谓“新自由主义国家”形态。在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结构里，从前那种社会创新（如工业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福利政策等）得到改进，并与世界经济的相对和平与开放特征结合。这种体制把自己视为稳定的联盟体系中的一员来寻求自身的军事安全，作为开放的世界经济的参与者来寻求自身的经济增长。作为领导者，美国使自己的安全与经济利益建立在世界更大范围的稳定和发展之上。美国把资本主义霸权体系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它超越了从前单纯寻求自身福利和安全的国家政策，按照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方向推进国际体系的更新。“马歇尔计划”以及美国对战后日本和德国的重塑便是突出的事例。美国的霸主地位正是通过这种布施“王道”的方式表现出来。〔10〕

　　因此，在美国的世界霸权后面，存在着国家权力、公民社会与世界秩序三者之间复杂的互制与互助关系。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言，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王道”霸权，需要大规模生产性经济与工会及工人之间具备一种协调的甚至“和谐的”权力／社会关系；从国家机器方面讲，这种新霸权需要越来越精细有效的、适合所有权与管理权适当分离的管理方式（包括它的不断改良），以便使稳定的经济增长补充、“滋润”和扶持新的“生产型政治”，以保证大规模生产所需的利润以及社会的稳定；从国际层面看，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还需要不断增强世界经济的开放性，与此同时保持国内经济的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三方面互相联系、不可或缺，历史上它们各有自己的存在方式和渊源，但作为一个整体却是第一次组合。美国的世界影响所以可能，乃由于这种新自由主义之历史合成的实现；它在稳定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认同，使国家／社会关系经历了复杂的重塑过程。

　　对此，有几点值得进一步讨论：

　　１．美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很多人注意到，美国有一种独特的自由主义。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美国没有封建主义的历史经历；尤其与欧洲不同，它不是在反对贵族封建特权及压迫的斗争中形成的革命式的意识形态。美国的自由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甚至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种“保守主义”。体现在个人自由、机会平等这样一些观念中的美国式自由主义，从一开始便得到广泛接受。挑战自由主义的价值，往往直接意味挑战美国大众认同的公理，挑战美国本身。在这里，自由主义是一种不争的前提，是“政治正确”的基本内涵之一，它不像欧洲多数国家那样是由长期斗争（包括和平的和流血的斗争）争取来的。所以有人把新大陆的情形称作“美国式自由主义”（liberal Americanism）。与一些欧洲国家（如德国）不同，即便在大萧条年代，美国式自由主义也没有受到撼动；政治共同体的根本法则、私人财产的特权以及公共权威的特定范围等问题，从来没有像欧洲一些国家那样受到质疑，它们是从不引起纷争的“美国遗产”。

　　在古典资本主义构造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由主义体制这两方面同时扩张，各自体现根本不同的政治逻辑：一个是强调经济特权，其基础是财产权；另一个强调自由和民主的优先性，其基础是个人权利的行使。两者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常常出现的政治斗争，反映出传统的自由民主制度下面“国家与社会之间”、“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性矛盾，它们似乎代表着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存在一种本质上难以调和的对抗。而在美国，上述两个方面却在趋同，也可以说并行不悖地发展；国家／社会的关系表现为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形态，一种比欧洲古典形态更复杂（或许可以说“更高级”）的形态。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有明确的区分、定位和分工，这种区分是由美国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工业资本主义及有组织的工会在一种自由的“国家／社会体制”衍生而来。战后以来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念，通过公共与私人权力之间的重新谈判，通过此前在大萧条年代、“新政”和二战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塑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有限的“阶级斗争”传递的往往不一定是负面的信息，生产和消费活动在西方世界总是“独领风骚”，造成广泛的模仿和推广效应。在经济政策方面，美国相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提供的福利较少，而对生产活动的刺激则较强；经济对科技保证着较高的需求，科技进步始终排在政府和国防部门的议事日程靠前的位置上，从而使美国人的科学发明一直执世界牛耳。国家既保障劳动者和工会的活动权利与讨价还价能力，又尽力使其不致破坏现有的规则和体制。美国各大工会的合作性比任何其他国家的同行表现得更加明显。民主与资本主义在美国的条件下基本上能够做到“和睦共处”。〔11〕

　　2．政治与生产方式分离下的阶级斗争形态

　　美国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化、都市化和阶级形态从１９世纪的美国起，便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模式：“就业和工作的政治”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被人们给予不同的关注，由不同的社会组织加以表达，并且具有不同的动力与意愿。在早期工业化时期，美国便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自由主义式的国家／社会形态，它明确地把政治实践从工作场所排除，把劳动阶层的需要与政治隔离，始终保持了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二元化的状况。有好几个因素促成了这一局面：其一，大规模生产中的普通劳动者与政治是分离的，其主力军——白人男性工作者——在工业化成长最快的时期通过与制度合作的投票方式而不是群众政治运动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其二，这一过程发生在高度分散化的国家机构的背景下。在美国很难找出单一有效的政府部门机构，用以表达工人政治运动的意愿。其三，在美国的环境下，国家政治只不过是各种地方性政党和都市机器的集合，它们动员和组织不同种族族群的、不同居民和社区的民众，从事族际性的或社区性的参与认同过程或争取权利的斗争，但缺少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有组织的政治斗争。美国的激进左派力量从来没有形成欧洲那样的广泛力量和影响，它们始终被抑制在弱小的多元社团的有限表达层面。

　　在工作场所，如车间或办公地点，熟练劳动者的集中化，加上性别特点和美国的人际关系特征，使他们更多地也更愿意集中关注他们的工作条件问题，组织行业组织和工会，集体与雇主谈判待遇问题。但美国的行业工会与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工会不大 一样，它们通常只代表和反映本行业本专业的具体问题，不涉及也不支持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行为。一般地讲，在美国，比较成功和有影响的工会，从来不是革命工会，而是工联主义的典型形式。美国的工会除了上面讲的排他性和保守性之外，还因为其种族、宗教、性别等因素而相对分散化。这种情况更使阶级性的活动、组织与斗争不易发生。历史上，像马丁·夏伏特看到的那样，“工会和政治机器的制度同化过程，使得美国发生的任何阶级冲突都不致于造成大的问题，并且始终处于受遏制的状态”。〔12〕

　　３．从“生产性政治”到新自由主义霸权

　　马克·鲁伯特指出，美国全球力量产生的历史过程具有特殊的含义。“美国特有的国家／社会关系，产生于劳动者、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之间政治斗争的闭锁性终结状态。假如没有大规模生产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它赖以存在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社会复合体，美国在全球分工中的核心位置是不可能获得的。”〔13〕美国私人大资本的力量有效地推动了生产的社会组织的合作。大规模生产的制度化，则最终在美国式管理下发展起来。新的管理性的社会力量成功抑制了社会政治的阶级斗争。它使美国各种大规模产业中的工人，同新的、复杂的和高度相互依存的分工中的角色需要保持了基本一致。在美国的生产过程变得日益社会化的同时，它始终被置于一种非政治化的、以各种“经济的”要求（包括资产所有者的利润要求和劳动者的工资要求等等）表现出来的形态上。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生产性政治”，创造了管理阶层对产生过程的有效控制，和劳动者对私人权力下的这种管理方式的不自觉认同。制度化的机构允许甚至鼓励不同集团、不同社区、不同种族或不同性别基础上的讨价还价，允许分配上的某些斗争和磨擦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也存在某种“阶级斗争”，但它剔除了一般人理解的“阶级斗争”概念中的政治内容。通过“契约机制”，通过劳工法，通过各种相关的社会组织形态，劳动者保持了（或者说被迫保持了）与现社会体制的基本一致。在美国，这种认同比任何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有左翼工会和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西欧国家）更有效。在这种生产性政治中，官僚化的工业工会联盟成为社会—政治大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大规模生产结合在一起，支撑起了美国的战后经济繁荣和它以新自由主义方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重建和推广。

　　笔者以为，上述事实既有“工具性意义”，更有“实质性意义”。从前一方面讲，正是美国的大规模生产的产业，帮助美国击败了法西斯主义这个世界各国的心腹大患，解除了战后欧洲经济危机，令美国始终充当着世界经济的“领头羊”，在经济竞赛中遏制了苏联模式的扩张；从后一方面看，美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中的核心位置，得到美国国内“恰到好处的”、协调一致的增长型政治的加强，它保证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奠定了新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一个以美国的制度和观念为主导的、以美国模式为向心力的基础。

　　四、前景展望

　　上述解释不一定全面准确，但它们有助于理解美国已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世界霸主地位，有助于说明美国在与苏联的全球对抗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原因。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的“王道”霸权，使得美国虽然经常遭到世界各国（包括它的西方盟国）这样那样的批评，但它的“世界宪兵”和“西方旗手”的地位始终没有出现替代者。美国在当代的世界霸权，与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帝国”方式（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工业优势、尤其是“船坚炮利”的优势之上）不同，更有别于日本或德国在二战时期各自侵略占领的范围内的惩罚性威慑的“恶霸”方式；它有自身的时代进步性，不止是技术、器物层面的先进性（如航空业、军火业及各种重工制造业），也不光是经济、政治层面的领先性（如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不断创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还包括美国人始终对“科学”力量和方式的执着、对世界事务的关心和“裁判式”强权（包括经常在外人看来不必要、不合理甚至不讲理的干涉），包括它所能够给予世界其他国家、向其他人提供的东西（如先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或如联合国、ＧＡＴＴ、货币体系和强大的军备援助），以及对所谓“不良国家”的改造或“修理”能力（如二战后对德日、目前对两伊）。这中间既有硬的实力及其指数，也有无形的价值辐射与历史遗产（所谓“硬力量”和“软力量”）。其他国家，即使在某一时期显示出超越美国的态势，如苏联在７０年代前后，日本在８０年代左右，现在某些舆论家所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它们实际上仍然距美国甚远；它们能够提供其他国家的东西仍然有限，它们建立世界规则的能力仍然有限，它们维持国际格局的手段仍然有限；它们各自的创新（不乏内涵丰富的创新）多半只有国别性、至多是地区性意义，或者是暂时的、某个制度层面的意义，尚不具有美国那种全球性、持续性和全方位的吸引力。从国际政治的意义上讲，其重要性在于，它把今天的国际关系锁定在美国定位的框架内。而美国霸权的前提和基础，就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国家／社会结构，一种在２０世纪出现的新资本主义形态。

　　上述分析同样有助于我们解释美国人在西方国际政治学里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心地位。它是随着美国的实力地位一道形成的。理论上讲，它比后者要短，因为思想的传递与主导性的形成总是在实践的发展之后。严格地说，美国人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巨大作用，是在美国这种新资本主义形态进入成熟期以后才出现的，它的“重心”和权威性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普遍认可，仅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在西方世界，罗斯福的“新政”标志着第一个将政府的有效干涉与经典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产生；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使权力政治获得新的外壳，成为一种建立在“后工业社会”、“无阶级冲突”、“信息时代”和“科学管理”等现代性之上的国家机器形态。并非偶然的是，美国的国际政治学最少避讳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恰似美国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在国际事务中表现得那样；美国的权力政治学和外交政策学在引导西方世界与苏联及其势力范围较量的过程中得到最先和最充分的发展。“冷战政治”是由美国人首先发展出来、最充分最全面地阐述的；而冷战的最终结局，特别是苏联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和西方头号威胁的消失，更使美国人为主要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国际思潮得到强烈激发和扩散。这是意识形态层面的相关性。从体制和物质层面上讲，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家之所以特别重视科学的作用，行为主义的各种观念与方法之所以最先在美国得到推广运用，同样与美国的当代科学兴盛及它在经济管理、社会协调、国家权力运作的改良等方面的辐射不可分离。美国学者在几乎社会科学的所有重要领域推行了与国家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化、信息化、计量化的尝试，取得了重要的经验和理论，最明显的事例是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学领域建立“硬科学”的努力及其成效。可以认为，像其他一些学科一样，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化过程与美国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无论是观点的梳理或者是学派的分流，理论框架的设计或者是研究方法的发掘，认识论的探索或者是本体论的反思。这种超群的实力和巨大的优势迄今未曾遇到真正的挑战，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美国化”依然是基本特征之一。

　　历史地讲，任何强国的演化都有其兴衰过程，任何事物也都有其相对性或者局限性。美国也没有例外。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因素可能会滋生和助长西方国际政治学的多元化过程，尽管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美国社会自身的稳固性的下降。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也被认为是“最好的”）移民国家和多民族、多种族“熔炉”（melting pot）。美国的力量和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能够吸收世界各种民族和文化的长处，包括人才的聚集和贡献；美国的国际政治观的明快有力，表现出美国人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来自于国家的整体实力，更在于美国人对自己制度的信心，对国内问题的无忧，或者说对解决问题的有把握。他们从本世纪以来，尤其是美国成为头号强国以来似乎就没有过西欧及其他一些国家那样的“后顾之忧”：种族对立之忧、国家分裂之忧等等。但是今天的美国也开始暴露此类问题。美国的原有的黑人白人之间的种族问题和由于亚洲和南美洲大量移民所造成的新的矛盾，加上其他一些积累下来的社会问题，可能使美国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有人形象地把这种情形称为“中心塌陷”。〔14〕如果这种情景出现，可能引起美国人学术影响力的严重下降。

　　第二是美国式“科学主义”的弱点逐渐显化。从国际政治研究者的角度观察，美国的国际政治学既有尊重科学精神、强调科学方法、建立科学规范等优点，同时也存在忽略人文学科的人性特点、忽略社会现象的某些不可丈量性、忽略所谓“模糊性”等问题。其实，人的世界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有“规律”可循的。当缺少“规律”的时候，美国人的善于发现、整理、分析“规律”的专长可能就变成了短处。另一方面，美国的国际政治学研究比较注重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的内容，对全球性问题的探讨、对“低级政治”的分梳和导引，始终没有形成前者那样的专项和优势（这方面基欧汉和奈伊的“相互依存学说”是少有的例外）。相形之下，北欧和西欧的许多学者的专门研究和成果显得更有特色，因为在后者那里这是全力以赴从事的工作。

　　第三是美国以外发达地区新的特长的形成。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国际关系研究者，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出一种明显有别于“美国化”的趋势，其特点用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家斯考特的话讲就是，“从权力政治转向社会关系”。〔15〕如英国“国际社会”学派、法国的“新社会历史学派”、德国的“社会批判”学派、北欧的“和平研究”学派、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多边主义”学派和“中等强国”专题、广泛存在于上述国家的“后现代主义”和“新社会运动”的各种流派，等等。如果这一趋势继续发展下去，“美国中心”消解的远景是不难想象的。

　　第四，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从国际政治学本世纪前半叶诞生，一直到目前为止，非西方世界的贡献不多――不管是研究的范式，还是分析的方法，包括通用的名词术语。依笔者管见，在当代欧美国际关系学界，真正得到承认并且有一席之地的非西方国际政治学说或流派，大概只有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毛泽东的游击战学说和农村包围城市理论，切·格瓦拉的不断革命思想，南美一些学者在７０年代前后首创的“依附理论”，而且它们无一例外地均处在边缘的位置。然而，就西方国际政治学的进一步多元化的态势而言，一种可能的远景是：随着东亚、南亚或南美以及中东等新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上的崛起，随着它们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发言权的加强，随着它们富有特色的文化和哲学观念在更大范围的传播，国际政治学的“美国色彩”可能逐渐淡化，“东西方”共同创造国际理论、“南北方”同时贡献研究范式的景象将变得更有可能。但笔者要说的是：第一，它仅仅是一个远景，而且其间的“文化冲突”断不会少；第二，即便到那个时候，各方所占份量仍然不会一样。“国际政治”朝“世界政治”的转换，即从国家间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向各种行为主体同时发挥重要作用的国际关系的转换，将是十分漫长的进程。我们对理论层面“非美国化”问题的思索，不应脱开这个参照系统。

　　注释：

　　[1〕例如，韩国、日本和我国台湾省近几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沿着“美国化”方向演进的，在这些地方，国际政治学者不太关心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对欧洲学者的工作而言），而比较熟悉美国的学派和范式，并且沿袭了后者的基本框架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近些年来亦出现了同一趋势。

　　〔2〕Steve Smith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ritish American Perspective,
(Basic Blackwell Inc.) pp.20-22.

　　〔3〕这些学说、学派或思潮的名称及主要代表人物是：理想主义，威尔逊；新自由主义，奈伊、基欧汉等；权力政治学，尼布尔、摩根索等；外交政策学，凯南、基辛格等；地缘政治学，马汉、斯皮克曼；势力均衡论，基辛格、摩根索、沃尔弗斯；国际系统论，卡普兰、沃尔兹；国际博奕论，先林等；国际决策论，斯奈德、爱利森等；国际威慑论，尼采、基辛格等；相互依存论，基欧汉、奈伊；新现实主义，克莱斯勒、汉斯等；结构现实主义，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结构自由主义，迪优尼、埃肯伯瑞；一体化和功能主义理论，米特兰利、汉斯等；新功能主义，奈伊、林德伯格等；国际制度理论，基欧汉、克莱斯勒；安全共同体理论，多伊奇等；国际行为科学，辛格等；霸权周期理论，莫德尔斯基、吉尔平；霸权稳定理论，金德尔伯格、莫德尔斯基、吉尔平；国际政治经济学，吉尔平；政治制度化理论，亨廷顿；文明冲突理论，亨廷顿；国际学习理论，坎特里尔等；世界体系理论，沃伦斯坦、莫德尔斯基；新帝国主义理论，麦格道夫；建构理论，文特等；社会批判理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后现代理论，德·代元、夏皮罗等。

　　〔4〕Robert O.Keohane, “Multilateralism: an agenda for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Autumn, 1990, pp.731-7764.

　　〔5〕例如，曾经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作过访问学者、现任美国陆军学院国家安全事务讲座教授的麦可·汉迪尔（Michael Handel），专门撰写了一本《国际体系中的弱小国家》（Weak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1981, 1990）的大部头著作，系统分析了中小国家的概念、它们的力量和弱点的根源以及它们在不同的国际体系（单极、两极和多极体系）下面的不同角色和功能。

　　〔6〕Steve Smith, “Paradigm Dominan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a Social Science,” 
in Hugh C.Dyer and Leon Mangasarian eds.,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State of the Art,The Macmillan Press,1989, pp.3-27.

　　〔7〕P.Gallois, The Balance of Terror: Strategy for the Nuclear Age, (Boston:Houghton
 Miffiliu, 1961); T.C.Schelling and M.H.Halperin, Strategy and Arms Control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1); D.M.Snow, “Current Nuclear 
Deterrence Thinking: An Overview and Revi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3, September 1979, pp.445-486.

　　〔8〕〔9〕Stanley Hoffman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ames DerDerian ed., International Theory, Critical Investigations 
(New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25；pp.226-227.

　　〔10〕R.W.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215-220.

　　〔11〕S.Bowles and H.Gintis,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1986).

　　〔12〕M.Shefter, “Trade Union and Political Machine: The Organizationand
 Disorganiz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in the Late Nineteeth Century,” 
in I.Katzelson and A.R.Zolberg e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Nineteeth-CenturyPatter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1986), p.199.

　　〔13〕M.E.Rupert, “Producing Hegemony: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990, Vol.34, p.450.

　　〔14〕“中心塌陷”的说法，就笔者所知，最先是由李慎之先生１９９５年在美国所一次有关美国文化与种族问题的研讨会上提出来的。

　　〔15〕J.A.Scholte, “From Power Politics to Social Change: An Alternative Focus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9, No.1, Jan.1993, pp.3-21.

　　来源：《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