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7日 星期四
面向新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若干思考与建议
作者王逸舟              日期:2013-03-15               阅读:4383 次

[内容提要] 本文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做扼要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试图揭示若干带有前瞻性质的前沿课题领域,它们是:对全球化过程利弊的透析,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的把握,国际社会和国际道义的探究,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综合性的国际安全新观念的塑造以及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作者指出,只有了解国际学术研究动向、进入理论前沿并且树立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风气,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才能更上层楼。

  [关键词] 国际关系研究,学术反思,理论前沿。

  本文试图把笔者近一段时期有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前瞻研究的思考做一归纳。显然,它既不可能很成熟,也不会十分有系统,其主要的着眼点在于提一些问题,引起读者、尤其是同行们的关注和进一步探讨。

  对于全世界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来说,今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英国威尔士大学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教席算起,国际关系理论或者说国际关系学(按国际上通用的说法,也可称“国际政治学”)诞生至今,已经整整八十个年头。在这五分之四个世纪里,人类目睹了两次世界大战、各种意识形态的兴衰、工业革命的限度和科技进步的利弊,也经历了国际格局由纷争混乱到相对稳定、又由相对稳定到新的大变动大改组的过渡;有很多事情值得严肃的国际关系学者去总结、研究。对于中国的同行们来说,这种纪念还多了一层意义: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进程至今已经整整二十年,真正象样的国际关系研究也恰恰是从二十年前起步,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也存在这样那样不如人意、值得改进或完善之处;因此,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即将到来之时,也在新世纪将临的时刻,十分有必要认真地思考一下未来的发展。

  在谈论所谓“前瞻性研究”之前,我想就刚刚过去的这二十年先做一个简短的回顾。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差不多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单一到多样、由较为浅显到较为深入的发展历程。简要地说,其成绩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研究和调研队伍由小到大不断壮大。改革开放以前,仅有外交部、科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部)和几个大学有为数很少的调研人员和教学工作者。现在,国际关系理论象经济学、社会学和法学等领域一样,成为蒸蒸日上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国际问题的各种专业课程和研究所,甚至有些理工大学也新建了国际问题研究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考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本科、硕士和博士专业,使之成为“热门学科”;外交部系统、安全部系统、军队系统、大专院校系统、党校系统、社科院系统以及新华社系统,都有自己的专业国际问题研究力量,有的已具有广泛的国际国内影响;除北京、上海和南京等理论研究的“中心基地”外,东北、西北、华南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结合本区域的地理、需求和对外交往特点,逐步形成了独有的国际研究方向及特色。国际关系教学和研究机构在为自身培养不同层次“梯队”的同时,每年都为社会和政府输送了一批有专业知识、掌握外语和国际交往规则的专业人才。第二,从原先的简单化的“政策注释”的单打一局面,逐渐发展成学术研究和现实关注并重的形势。50年代我国对外政策的“一边倒”和6、70年代国内政治的特殊背景,使有限的国际问题译介人员和外交研究者几乎没有可能钻研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所有的工作和精力都用于对现有的政策进行一些注解或对国外情况进行跟踪调研,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员很少能够完全独立地从事理论研究或翻译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在了解、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开始了一个新的比较有创造性的思考和研究的阶段。比如,现在我们不仅有对几代领导人国际战略思想和理论的大量研究成果,有对中国外交的权威性的和纯学术的不同解释,也有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历史性改变的透析,有对苏联解体经验教训的总结,有对新条件下国际冲突新特点新趋势的多层次分析。现在的国际关系专业研究人员,开始重视政府和社会及市场化条件下的各种需求,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成果适应新的形势,也越来越看重理论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和规范性,力争向国际标准看齐及更好地与国外同行交流。第三,出现了一大批国际问题方面的专业刊物,出版了大量和多样化的国际关系方面的学术著作(包括译著)和通俗作品,朝“让中国人了解世界、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目标上不断迈开步伐。不夸张地讲,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与此有关的一些研究人员和出版单位,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和训练,已经做到了“基本同步地反映国际动态并分析全球问题”的要求;中国的研究者们不仅能够比较迅速报道世界局势和各种大的事件,仔细分析和评估各种问题和潜在趋势,而且能够将国际上一些前沿的学术理论、思潮和研究方法,比较及时地批判借鉴和消化吸收,一些重要的外文著作和文章很快就能译成中文出版,这方面大陆与港台地区相比已不逊色。无论是数量或者质量方面,现在出版的国际关系方面的作品(不论是纯理论的或通俗性的),都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国际问题调研人员无法想象的。如今国际关系队伍的各种研究工作中,有一些成果受到政府各部门(尤其是外交部门)的重视、广大读者的好评和国外研究机构的关注。中国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继续保持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协调的局面,我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这些不仅是政治家和经济工作者努力的结果,还包含着外交家和国际问题研究者们的某些心血,它同时是研究者们加强和改进自己工作的不竭动力。

  提及上述成就,并不意味着没有缺失或改善的余地。笔者以为,与国外较为发达的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相比,仅从最浅表的层面观察,至少可以说,中国学者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仍然不够,在一些需要长期细致研究投入的问题上仍然没有深下去;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的多重关系仍有待进一步磨合,仍有待于寻找更好的、能够持续发展的“有机结合点”;国际关系学里短期的研究比较多,而中长期的、尤其是带有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较少,“理论的理论”即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探索更少得可怜。我在另一篇文章里指出:“我们可能缺少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国际政治思想史。在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或思想史里,对‘理论国政学’的描述和分析,应当占有重要份量。所谓‘理论国政学’,指的是‘理论的理论’,即有关国际政治学建筑的基本问题的分析(包括方法论),如同理论社会学、理论历史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奠基作用一样。当然,这部国际政治学说史,还应当全面叙述和讨论从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以后思想家们对国际关系的讨论,包括欧美的马基雅弗利、霍布斯、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人直至当代的各种学派,发展中世界的纳塞尔、甘地、尼赫鲁直至当代的阿明、卡多佐、桑多斯,列宁、斯大林直至前苏联东欧自成一体的各种论述,中国的严复、康梁、孙中山、毛邓直至当代中国学术界等内容。其次,我们可能缺少对当代国际政治学经典作品的全面介绍,特别是缺乏对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开放以前,除了极个别的‘供批判用’的翻译作品外(如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等),国际政治学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讨学科建设理论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介绍进来;8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学术界陆续翻译了一批公认的经典作品,但总起来看,我们不仅对国际政治学的古典代表作介绍得不全,特别是对于国外80年代以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进展,包括各种新的重要思潮、学派和方法论,国内学术界注意得很不够。第三,我们可能缺少哲学思想的启示和激励,缺少国际政治学之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渗透与帮助。在中国,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度有过的‘哲学热’之后(它与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对哲学的强烈召唤有直接联系),近十余年来,哲学思维和方法对包括国际政治研究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激发推动,似乎处于冷冻状态,人们很少感受到作为一种‘智慧’之学的哲学的影响力。中国新一代国际政治学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强的,主要还不是具体的学说观点或专业知识,而是哲学辩证思维及其方法论的锤炼。同理亦适合于国际政治专业的学者对其它学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第四,我们可能既缺少‘实用主义’以外的其它学派,也缺少精细、专业的个案分析。中国现有的国际问题研究,多半是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和全球主义等学派观点的混合,有的时候再加上一点‘传统文化’;它们的基本取向是实用主义的,它们的研究途径多半是动态跟踪式的,它们的分化与组合既不明确、也不有力。对比一下经济学、社会学等相对先进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状况,中国国际政治学界内部形成的学派分支显然少得多也弱得多。”

  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的重要性,因为在笔者看来,之所以存在上面一些问题,多少是与国际关系学界缺少比较充分的学术批评这一事实联系在一起的。看看那些比较发达的学科与理论吧,有哪一个缺乏充分象样的批评?!文学界不必多说了,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伤痕文学”到1997-98年的“历史反思系列”,从王蒙到王朔,从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到异军突起的“族类理论”,虽然承受了这样那样的批评甚至“讨伐”,最终却展示出一幅幅生动多彩的画面,构成了发育壮大的不同阶段;经济学界更是一个标杆:从老一辈的于光远、蒋一韦,到吴敬琏、厉以宁,直至一大批更年轻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从股份制理论到市场经济学说,到“中国特色”争论到“新左派批判”,直至什么是经济学研究的“真问题”,或学者的人文关注或对社会弱势的关怀,一个个精彩的分歧与论辩场景令人目不暇接,每一次大的论战之后人们都见到了中国经济学乃至中国思想界更高的思考方位和又一批新人的涌现。法学,社会学,当代史学和语言学研究,莫不如此、各具特点。整个来讲,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相当活跃,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一些探讨争鸣既了解国外理论及动态、又尽力把握中国国情与需求,如汪丁丁等人与汪晖、崔之元等的争论,“新自由主义”与“民族本位派”的较量,都是显著的例证。相形之下,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界的状况不能不让人汗颜:我们的研究成果与国家安全和外交等实际部门的需要是否能够完全吻合?我们能够列举出几个象样的、真正对中国的实际发展或理论建设起过作用的学派或代表人物?我们有多少拿得出手、能与国外同行一争高下的学术专著?全国各地这十几年先后大量印制的那几十本模样如出一辙、内容陈旧老化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教科书何曾受到过什么阻击?说这些扫兴的事情,当然不是要否定取得的成绩,而是提示成就的限度,期待更大的超越与发展。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没有理由停步不前,更没有理由仅仅抱怨外部条件的不具备。如果我们鼓励真正严肃的学术批评,如果大家都用富有创造性的态度评价自己和他人的工作,如果人人都对那种“低水平的重复”表示厌弃,我想,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局面定会有大的改善。

  关于过去就谈这么多,下面再就面向未来的国际关系研究提几点看法。

  首先一点感觉是,理论界要深入全面研究全球化的利与弊。在中国,全球化研究始于90年代初。开始时,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全球化的经济层面,尤其是经济的彼此依赖给各国各民族带来的好处。随着近几年问题一面的凸显,特别是由于近一时期由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震荡的加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不止是学者)认识到,从现实与思想的距离着眼,对全球化的定义还是宽泛一些为好。现在,已经有很多专家从不同角度做了这样那样的概括,经济学家多半指全球市场化、区域集团化、各国各地区在经济上彼此依存、跨国公司日益具有支配性影响等现象,社会学家讲的是都市化、工业化、现代化造成的各国社会结构的“同构”趋势,文化学家用这一词汇描述商业文化、大众娱乐排斥传统艺术的过程,政治学家试图用它分析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浪潮或者国际道义和国际干涉的增强趋势,军事学家的所谓“全球战略”强调的是各国对高科技的重视、更开阔的决策视野和地缘军事观的扩展,等等;有人看重的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有人说的是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也有人想要揭示世界的总体前景;一些定义重点放在全球化的“全球性”上,另一些定义锁定全球化的“化”字上。所有这些定义都含有“真理的颗粒”,但单个地讲又都无法襄括所有要素。看看各国专家们对全球化所在的20世纪的概括罢:“世界大战的世纪”,“意识形态和冷战的世纪”,“全球性政治转型的世纪”,“极端的年代”,“恐怖的年代”,“西方史上最可怕的一个世纪”,“历史终结的世纪”,“民主胜利的世纪”,“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灭亡的世纪”,“极权主义退隐的世纪”,“各种‘主义’衰败的世纪”,“经济一体化的世纪”,“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的世纪”,“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世纪”,“技术变革的世纪”,“信息时代和人工智能的世纪”,“生产加速提高的世纪”,“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众说纷云,不一而足。我们应当记住它们的“真理颗粒”,同时避免各自的片面性和独断性,把它们的有用成分综合起来,构造全球化的“立体画面”。我们今天的国际研究所赖以为大背景的,就是这样一种没有明确定义、至少没有统一定义的“全球化”,是由无数的“真理颗粒”组成的、动态的“立体画面”。我越来越相信:全球化是一个新的时代,这种“新意”不光是时间意义上的超越,更是内涵方面的更新,它已经并且将继续带来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和国际安全的新特点;它既是一个历史的进程,即近代以来才出现的现代化进程,又是一个涉及当代国际生活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结构变革和剧烈震荡;作为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带来比从前多得多的财富、机会、发展与和平,也可能扩大矛盾、差距、冲突和斗争。全球化的端倪现在刚刚展露,任何评说都不会、也不可能一览无遗地涵盖它的所有侧面和前景,因此,研究者不能不用一种比较开放的、包容的心态和方式看待全球化问题。历史地看,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尽管它确实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内容之一,但又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经济的、市场的进程,而是包含着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多种成分,近年来它向世人更充分地展示了多重因素交织作用后的复杂后果。尤其是,各国发展的经济起点、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不同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过程时,不能不有非常不同的战略考虑及政策取舍。就中国自身而言,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世界的一员,哪怕单单作为一个历史文化传统悠久的人口及幅员大国,中国都不可能简单地在全球化过程中与欧美一些强国“完全趋同”,而必须有一个趋利避害的“选择性进入”或者说“创造性进入”。我国国际问题研究界面临的挑战应运而生:为什么说全球化是一个难以阻挡的世界性进程,不介入行不行?面对全球化的所谓“大势”,我们怎样选择、又何以“创造性”地进入?什么样的“进入”才既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人类共同的进步?这种“创造性”如何量力而行,有理有利有节?这绝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澄清的问题,它的确关系到亿万人的发展前途,我们不能不用心对待。

  第二个方面涉及到复杂的国际制度与国际规范。冷战结束以来的近十年里,国际事务中一个愈来愈明显的现象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日益增大,国际规范对于约束各国行为变得更加有力,国家关系及国际交往中更多采取了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方针。应当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断努力的结果,也是国际间相互依存不断增大的使然。这里谈论的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其实是一些相当宽泛的概念,覆盖着众多的领域和问题,比如,它们不仅包含经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贷款行为,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如绿色和平运动和各种人权组织),还有许多以各种国际法、国际公约和多边协议出现的形式,甚至涉及到一些不成文的国际惯例和行为方式等等。如果国际制度、规范与合作在后冷战时期的增强,只不过是旧的两极体制瓦解的一种反映,那这种趋势当然值得欢迎、值得推动,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它同时也给新局面下的各国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就那些成文的公约或多边协议而言,人们会问:“是谁制订了这些制度、规范与合作方式?其间是否包含着在特定历史阶段上国际力量格局的旧的特征?是否公正、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仍然符合及适应新世纪到来时的时代变化?”当现实中国际制度与规范出现问题时,譬如讲某些国际组织对民族国家的干涉超越了一定限度,或者,某些国际约束严重妨碍了各国政府行使主权的权利,自然会有更多的疑问与反诘出现。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有同也有异: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也有维护主权、捍卫发展权的重大利害关系;然而另一方面,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国际责任与义务也在相应增加,这次我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面前有关“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就是一突出事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是,我们如何对待不同的国际制度和规范?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现有的国际合作?在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如何思考新形势下主权的实现形式和各种途径?进入国际规制的过程中如何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一种动态的、必要的平衡?哪些国际规则仍有进步意义的,哪些不够合理、公正?哪些属于我们暂时无法加入、但长远角度讲必须进入,哪些属于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但今后要逐渐加以改造的对象?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时,我以为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观察所谓“制度”、“系统”、“格局”和“规则”等似乎只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硬指标”时,不要忘记它们背后的社会因素、人的因素(经常表现为民族集团)、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因素等“软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的“文明冲突论”引起广泛回响不是偶然的,可惜他所说的“文明”是一种过于狭隘的、甚至含有种族歧见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超越传统的“权力均衡观”或者纯粹系统论的研究领地,用文化学、历史学、乃至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工具”度量两极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或者,用被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观重新界定新的、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这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文化重建”,是提升国际政治学理论层次的新出发点之一。
 第三个方面,国际社会与国际道义问题。如上所述,国际社会不是一个虚无的东西,或者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东西,它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有自己的文化与价值,有独特的利益与追求,有不同的成员与小集团,有相应的偏好与弱点,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的各个国家也象各国内部社会的人一样,在处理与整体的关系时存在多方面的考虑与制约因素,反过来国际社会在以整体名义发言或行动时也是一样面临许多矛盾。比如,在人类即将进入新的世纪时,我们看到,国际共同体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旧的困惑:一方面,它似乎比以往任何世纪都更看重国际社会的群体价值及其道义标准;联合国安理会日益增多的维和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断强化的干涉措施,以及全球范围的生态环保运动、女权运动和各种国际范围的“新社会运动”,加上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信息工具的作用,都一再提醒世人,国际社会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已越来越不容忽视,各国不得不重视(可能还不得不认同)某些共同的道义尺度。然而另一方面,旧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消失,相反,有些时候、有些场合,它们仍然无视一些公认的国际准则,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或者改头换面地存在于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规范的背后名下,从而使国际道义的权威性合法性受到质疑。无论站在什么角度衡量,中国的国际事务研究者都有理由更多地关注这一困惑的内涵,尽自己的努力作出回答;这方面,要承认我们以往的重视和研究都不太够。依笔者管见,有三个一般性的问题需要研讨:第一,所谓的“霸道”与“王道”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霸道”之后才有“王道”,还是“霸道”混杂于“王道”之间,甚或说“王道”只有通过“霸道”方能体现?第二,国际道义的源泉来自何处?是源于康德所说的“人类向善的本能”,还是国际上无数历史经验教训的积淀?第三,国际社会的实质何在、发展趋势又如何,其价值观靠什么建立?它是一个先验的东西,还是表现为演进、变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工作者还需要联系我们国家对外交往的实践经验,探讨与国际社会及其道义相关的战略策略问题,例如:如何认识国际社会及其道义在“战争与革命”与“和平与发展”的不同年代的各自性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自身实力不断壮大的国家,对于建设一个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人类新世纪,应当有什么样的新贡献?在保障本国发展的第一位需要与改造旧的国际关系的全球性呼吁之间,我们可能有什么的取舍余地?在新的纪元里,占当今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国人,如何使中国的伟大先哲留下的宝贵思想更加充实和发扬光大?如何努力使人类各民族的不同的文明智慧更好调动起来,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地球的可持续存在发挥更大作用?强调的一点是,如果我们的研究者真正把国际社会看成一种“社会”,并且试图运用研究复杂变化的社会时才会讲究的多层次多途径分析方法,研究者争论的焦点就不会贫乏地停留在诸如“一极还是多极”、“主要矛盾是南北矛盾还是东西矛盾”等老问题(虽然是重要的老问题)上,国际问题研究者展示给读者的画面色彩将会丰富得多。

  讲到此,不能不探究另一个层面即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纵观当今世界,变革与发展绝不只是所谓“转型中国家”的事务,各国、尤其是各主要国家(包括世界大国和地区强国)在冷战结束之后,无不在根据变化的环境和任务进行自我调整和变革(同时包括内政和外交两方面),无不在为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做各种谋划及准备。就我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关注而言,进行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并从中获得借鉴启示,无疑是当务之急之一。理论上讲,外交的转型并不是当代独有的现象,它发生在自民族国家产生以来的所有阶段上;每当旧的时期结束、新的发展时期出现,作为一个国家对外关系的政策体现的外交工作,必然形成从指导思想、交往原则到敌我友关系构思和战略策略的一系列相应改变。然而,在当代条件下,确有一些独特的新内容新趋势,值得跟踪研究;例如,人们不仅在最近半个世纪里,观察到了世界由“战争与革命”朝“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变化,由粗放式扩张朝集约式增长的技术变化,由所谓“经济发展第一”朝注意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变化,而且,更在最近的几年内,亲眼目睹了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亚洲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及科技的一体化趋势、全球政治与理念的多极化趋势等历史性事态,所有这些当代史实都不可避免地将给各国新时期的外交留下深刻的印记,并且对于塑造未来的国际关系发生久远的影响。因此,外交转型的国际比较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它要客观而充分地记录历史,它必须认真汲取正在流逝中的经验和教训,它还应当提供一定的战略思考和前瞻性说明,它将揭示外交与内政之间实际存在的、却奇怪地受到长期忽略的丰富联系。比如,它可以告诉人们,从世界各国的情况比较,为什么更加专业化、“与国际接轨”的外交是必需的,为什么外交人员要不断更新观念和自我充实,为什么外交工作不能不变得更加多层次多渠道,为什么外交决策过程有可能更加立体化和科学化,为什么国家的整个对外政策既服务于国内改革、发展与稳定,又同时受制于国内政策目标的实现程度,为什么在当代条件下贸易的或其它经济技术的手段比传统的武力方式更有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为什么国际间的利益和矛盾很难用一个尺度权衡及应对,…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我想,如果我们研究人员能够系统深刻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对这些问题加以梳理和说明,能够在理论层次上深掘下去,“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学说才不仅仅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口号。

  最后一点要研究的,是国际安全的新形势和相应产生的新安全观念。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并没有象国外有些观察家预测的那样,自动导致“和平的千福年”。缓解此起彼伏的民族、宗教冲突,遏止不恰当的外部干涉和由此引发的矛盾,争取全球范围更大程度的稳定与安宁,仍然是摆在世界各国及国际社会面前的艰难任务之一。不过,在国际安全形势方面,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新特点:首先,虽然军事手段及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起不可或缺的作用,但经济因素(包括金融、贸易、投资和技术合作等等内容)在总体国际安全中的地位却在明显上升,所谓“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性得到日益增多的共识;此外,目前仍未止息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动荡,也从不同侧面提醒人们,国家安全不能止限于对外部势力的防范,而要与国内的改革、发展与稳定联系起来;在全球化的时代,拥有更加开放、健康的国内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比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防止腐败的机制等等),才能使国家安全更有保障。换句话说,安全性是与进步性联系在一块的,国家安全乃至国际安全是在动态的、开放的过程中实现的。这种新的综合安全观的出现,预示着后冷战时代的发展变化,给各国政治家战略家以新的冲击和启示,也给国际间的各种合作与规范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我们不难见到,在各国和国际间寻求和平与稳定的各种努力中,所谓“共同安全”、“协商安全”和“合作安全”等等,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以往两极时代少数国家说了算、动辄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做法不同,各国现在更加看重诸如区域性合作、灵活的和有实效的妥协方式、非零和的“双赢”格局、双边与多边并行不悖的解决办法、非联盟式安全安排等内容,实现国际和平、处理国际争端的途径与从前相比明显更加多样化、多层化。当然,不能否认,尽管总体上国际军备竞赛的势头有所减弱,但少数军事上占优的国家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它们在“总量削减”的表象下追求着新的优势位置,所谓“高边疆安全”的形成便是一例(包括研制新一代“高精尖”的武器装备,使原子弹等大杀伤性武器微型化,准备信息战,发展太空作战手段,致力于研究所谓“非人员杀伤性”的打击方式等等)。这种消极现象,亦给和平与发展的现时代增添了不少困惑和难以确定的因素,值得警惕。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存在着两种很不一样的安全观念。传统安全观是到目前为止仍占支配地位的安全思想,它的要点是:国际关系 不论古代现代当代 始终是无政府状态的,它缺少、也不可能具有各国内部那种强有力的统治秩序与权威,从而,这种无序和不安的状态给各国带来了种种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 对领土边界的威胁,对民族生存的威胁,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对各国统治本国的权力的威胁,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并且根据“自助”(self-helping)的原理,规划本国在国际角斗场上或“搏斗拚杀”或“韬光养晦”或“合纵连横”的战略和策略,如结盟制裁、确立均势、加强实力、军备竞赛,以及(偶尔地和部分地)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力量或威望。这种安全观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自身越强大,安全就越有保证;至于他人的安全需求,它是不太考虑的,说得严重一点,旧的安全观是制约和压倒对方为基础的。一旦大家都这样考虑,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局面,一种所谓的“囚犯困境”:各国都在增强自己的相对实力,而国际和平变得越来越缺乏保障。看看以往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战略学研究的主要对象罢,以及各国政府关心的主要内容罢,无非是加强本国实力(综合国力)和动员能力,设计各种各样的用于国家间博奕的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外交、军事、国际法、联盟与裁军等“争取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都是这种安全观占据支配地位,其中,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成为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把国家角色放在国际舞台的中心位置,把哲学上所讲的“人性恶”和“互斥”作为世界观的根据,把人类社会以群体分居的历史视为经久不变的“斗争-妥协-再斗争”的过程之循环。它向人们展示的既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社会画面,依笔者言,它也是一幅“不打枪不放炮即为和平态势”的比较单调的“平面示意图”。

  近些年来,尤其两极格局瓦解之后,世界战争、尤其是核大战的威胁逐渐消失,军备竞赛的吸引力逐渐下降,而全球经济和跨国公司的发展、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尤其是区域内经济合作及一体化的加快,以及生态环保、难民救助、走私贩毒、恐怖主义、信息爆炸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许多新气象新因素新趋势。军事威胁的相对减轻和非军事性挑战的出现,孕育、推动了一种新的安全观的逐渐形成。概括地讲,它的主要思想是,国际关系及国际格局,不是传统现实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恒古不变的,而是不断进步、朝着人类发展的“高级方向”慢慢演化的,国际关系虽然仍然没有完全克服无政府状态,但到了当代,它建立了越来越多的协调机制,出现了争取和平与发展的强烈氛围;国际组织与国际法尽管尚无法与国内政府与法律抗衡,但它们毕竟变得比从前更有效和有力;随着边界作用的下降和主权意识的淡化,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很多全球性问题以及各国国内的一些矛盾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治理办法和思路加以解决。在这种新形势下面,安全观必须加以扩展、转换和充实,它所应当分析和回答的,不止是与旧时的军事冲突和外交斗争有关的内容,而且要有对全球化时代新现实新问题的关注与探讨,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如贩卖毒品)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包括难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总之,新的安全观所要“综合”的,是如何建立更加稳定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更能促进国际关系演化和各国国内进步的国际格局,更有利于整个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国际秩序。很显然,它不仅研究范围上广得多,还有着与传统安全观很不一样的哲学思想基础,向世人揭示的是一幅复杂得多、充满变数、动态发展的“立体画面”。

  说实话,过去人们讲的“国际安全”,实际上是“国家安全”的某种集合,是“放大”了的国家安全,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安全更多是与全球利益和需求相联系的。从综合安全的角度观察,这里面的最大难题在于协调和处理各国的自主发展与全球的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它们彼此间经常存在着一种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互相支持又互相对立的复杂关系。民族国家及其主权地位是国际法得以履行、国际合作得以建立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全球性问题变得如此严重,以致于如果没有必要的主权约束(不论自我约束还是外部性约束),以及使国家的议事日程与国际要求一致的安排,国家自己最终也有可能受到严重损失,包括传统安全利益的损失。换句话讲,别人国家的安全问题也越来越是你自身的安全问题,在很多场合,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否是与其它国家(包括整个地区)的安全与否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块的。综合安全观的提出,有可能使人们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辩证联系,并且依照对各种问题重要性先后顺序的认识,逐渐确立解决或缓和人类共同面临威胁的新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安排。但仅仅有这种“综合安全”的意识还不够,还应当充实其内容,研究它在外交上的实现,探索“小我”与“大我”的利益边界和磨合时限,为政治家、外交家和普通百姓展示国际关系在新世纪的可能发展前景与我们政策的选择余地。




  阅读:4383 次

版权所有 ©1995-2019 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