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认知全球化的第三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归根到底，全球化是肇始于欧美的现代化进程在当代的深化与扩展，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愿意加入与否、擅长驾驭与否，它都是一个铁定的事实

　　●近一时期中国人越来越多地提到“趋利避害”：我们应当既看到发达国家的长处和中国的不足，也考虑到西方的主导地位和中国作为崛起之大国的责任，在保持对现有全球政治经济体制的批评态度的同时，与之进行多重的磨合与协作

　　●全球化命题的深化，带来的不只是安全观和主权观的变化，仅就国际关系而言，以往所说的“国际政治”已不再单纯是国家间政治甚至政府间政治，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政治”。在世界政治里面，全球性危机和机遇产生了对民族国家及其管理方式的新的压力和要求

　　全球化作为一个研究命题，在欧美国家的出现不过二三十年，在中国则只有10年左右。我认为，观察一下中国学术界对此命题的思考进程，不难看出其演进和深化的三个阶段，或者说，由简单至复杂的三个层次。正是在此思考进程中，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它们可能预示着学术研究新的突破和我们国家新的跃进。

　　第一个阶段，用最简单形象的话讲，是对扑面而来的全球化大潮的“热烈欢呼和拥抱”。

　　在改革开放事业欣欣向荣的中国，多数研究者强调的是全球化的积极后果（尽管也有少数人分析得出“新的生态危机和发展极限”），几乎所有人看到的都是这一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尤其当谈到加速发展、扑面而来的信息革命与科技进步、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种在二战以后极其明显的进程，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在中国，人们仿佛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大陆，一个提升综合国力和加速改革开放的巨大机遇。这类对全球化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看法，以及把全球化视为“纯粹客观的进程”的态度，既诞生和受制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始阶段这一特点，也多少受到欧美未来学家研究范式的制约（如“罗马俱乐部报告”冲击）和西方传媒“一边倒”宣传（如果可以使用这个不太准确的词汇的话）的思想影响。

　　第二个阶段，是对全球化带来的严重冲击及弊端的察觉和抵制。

　　公平地讲，这个阶段亦具有矫枉过正的特征。随着全球化带来的问题的趋于明显，尤其是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极后果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合理一面的突出，中国学术界及传播媒介对这一进程的批评意见大大加强，抵制的态度得到日益增多的公众赞同，不少有深度有个性的见解受到国外“新左翼”的影响或与之趋近。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示了全球化已经和可能造成的严重冲击及各种弊端，如南北贫富悬殊及科技差距的加大，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投机势力面前的束手无策，西方主流传播媒介和文化产业体现出来的“文化帝国主义”，一系列主要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表现出来的“西方霸权”（如在联合国名下四处干涉的西方多国部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受金融危机冲击国家的“改制建议”，导弹技术控制机制和核不扩散机制上的欧美主导性等等）。科索沃危机之后的中美两国之间的摩擦争吵和关系恶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众传媒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抵制心理。

　　第三个阶段属于“进行时态”，仍然处于探讨过程之中。

　　这个阶段并没有整齐划一的队伍及其研讨共识，人们见到的只是新思维的端倪。依笔者管见，它既是对前两个思想层次之优点的综合，更是对它们含有的缺陷和问题的超越。一方面，新的认识态度继续承认全球化的历史性和不可阻挡性，包括这一进程所含有的客观性和巨大机遇；另一方面，它清楚意识到当代西方在这一进程中的先发优势和支配位置，深刻认识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重压力。越来越多的人同意，归根到底，全球化是肇始于欧美的现代化进程在当代的深化与扩展，对于所有国家来说，愿意加入与否、擅长驾驭与否，它都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一把无法回避的“双刃剑”。近一时期中国人越来越多提到的“趋利避害”，以一种形象的语言，反映出全球化认知上的深化。理论上讲，我认为，就像中国学术界在看待西方文化时已经取得的“创造性转化”的共识一样，我们对待全球化这一命题时，应当具有一种“创造性融入”或“选择性进入”的视角；换句话说，既看到发达国家的长处和中国的不足（加入现有体系的必要），也考虑到西方的主导地位和中国作为崛起之大国的责任（谨慎趋利避害的必要），在保持对现有全球政治经济体制的批评态度的同时，与之进行多重的磨合与协作，在介入的进程中，根据自身的发展和壮大逐步修正它、改造它，使较高阶段的全球化比较公正合理，也有助于更多国家的更好发展。

　　在认知全球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理论界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念，它们既是对某些传统看法的修正和创新，也是对国际研究前沿的批判性借鉴。

　　比如，一些学者指出，在全球化的新的条件下，旧式的安全观必须加以调整和充实。新的安全观应当是一种“立体安全”的观念，它不仅把安全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扩大到非军事领域（如经济安全、金融安全和生态安全等），而且强调“国家安全”不只是一种对外的、单纯防御性的东西，还应当包含受保护的主体自身的健康发展和内部的良性互动，如政治开明程度、民族团结程度、社会安定程度、经济开放程度等“健康指数”；说到底，国家的安全与否是同国家的进步与否联系在一起的。国际上的各种干涉势力和干涉野心是始终存在的，但“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受干涉国家能否捍卫自身的安全，关键要看自身有无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政治和社会基础。反之，即便装备了各种先进武器和技术，哪怕“武装到牙齿”，仍无法避免受国际干预甚至被托管的厄运。此类事例在世界现实中比比皆是。

　　同理，不少研究者指出，“主权”这一古老而重要的范畴，在全球化时代必须予以充实和完善，赋予新的内涵和实现机制。一方面，我们应当坚守主权命题的当代有效性，坚决抵制西方霸权主义者所谈论的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等谬论，因为它贬抑主权对于当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石作用，无视广大发展中国家捍卫主权的内在权利和动因。在当代国际政治中，没有主权保障的人权是得不到联合国和国际法支持的，世界上那些漂泊不定的民族的悲惨经历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新的主权观应当超越旧式的纯粹法理的层面，以更加丰富的层次、更加多样的内涵和更有动态感的形态，对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新角色给予更好的理论及政策说明。与西方少数别有用心者的鼓吹不同，新的主权观念应当是与人权观念有机结合的，应当同时具备政治安全、经济社会等多层面的内容，应当给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少数发达国家实现自身愿望的机会。与新安全观一样，新主权观应当与“进步性”紧密联系起来；换句话说，一个国家能否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既要看它防范外部势力干涉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准备得如何，又要看它内部的各项“健康指数”提高得怎样。符合全球化要求的新主权观的逐步建立，预示着国家的逐渐成熟与兴盛。

　　全球化命题的深化，带来的当然不只是安全观和主权观的变化，类似的讨论及思想还可以列举若干。简言之，全球化进程带来的，不光是器物层面的新的丰裕和急剧流动，以及经济层面的一体化和效率化，还有观念层面的巨大撞击和体制层面的加速变化，有新思想的重大发现与新领域的重大开拓。仅就国际关系而言，在这一新的纪元，以往所说的“国际政治”已不再单纯是国家间政治甚至政府间政治，而是纳入了许多过去没有的要素、声音和力量，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政治”。在这种世界政治里面，对人的生存与发展命运的关注占有更大分量，“权力”已经不再只是政治的权力或政府的权力，它还包括了譬如讲女性的权利与权力、生态保护组织的权利与权力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声音的权利与权力；在这种世界政治里面，全球性危机和机遇同时造成的，既是全球性的关怀和全球治理的需要，也是对民族国家及其管理方式的新的压力和要求。

　　对全球化问题的执着探索，能够使我们发现从前不知道的许多东西，有更宽广的眼界和更博大的胸怀。它有助于中国在迈向世界大国的道路上，步伐更快、也更坚实。

　　《环球时报》 (2000年05月26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