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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各国即将进入２１世纪时，经济的全球化已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过程。无论是好是坏、是福是祸，它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地球的各个角落扩张，用难以阻挡的力量向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施加影响；其速度之快、力量之大，经常越过常轨、超出世人的预料。它不仅令各国迈上新的台阶或陷入新的困境，也给世纪之交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的变动趋势。
目前仍然没有止息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之影响的最新印证。有关这场危机的经济和技术层面，人们已经谈了许多。笔者试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即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层面以及国家外部的国际关系层面，探讨危机的后果及影响，揭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政治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难题，观察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由此出现的新变化。
一、全球化时代的国内政治：“三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
探讨此次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对各国的深远影响，我们不能不先分析一下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内涵及特点，观察民族国家的政治社会生活由此可能出现的变化，因为，在笔者看来，亚洲目前的经济动荡不过是全球化复杂的多重表征和后果之一。
９０年代以来，“全球化”（英文为“globalization”）几乎成了世界各国和国际舆论界的一个“日常词汇”。人们以极大的关注，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等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它做了各种各样的讨论和界定。［注１］在对它们做过初步的综合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对其要旨得出以下结论：
全球化首先是、也最有力地表现为一个经济的过程，或者说，效率第一的过程。它大大加强了不同地区、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无可比拟地突出了市场竞争机制和当代信息网络的主导性作用，使利润、效益和资金回报率等典型的“资本概念”成为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成败的主要度量衡；它在当代所衍生的一系列工具或途径，如统一货币、金融体系、贸易集团、薄记制度、电子交易、远距离交往等，体现着作为经济现代化、市场化和信息化的全球化进程的内在“逐利渴望”。对于各国来说，它既意味着更大的贸易机会、更多的投资吸收、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开放的国家经济体系和更有效的综合国力提升方式，也潜含着优胜劣败、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和无情淘汰的残酷逻辑；它还意味着，一旦民族国家进入这一本质上是市场竞争和信息开放的过程，便再也没有机会与可能回复到封闭时代可能具有的相对安宁与缓慢演进的状态。对所有国家，优胜劣败的两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但较发达国家当然较不发达的国家占据着更有利的位置（更多的资金拥有量、更灵通的信息网络、更优良的产业和产品结构、更加精明强干的专业人员、对“游戏规则”的更加熟练的把握等等）；尽管这种位置 历史地看 是相对的、并非不可变换的，例如，某些后发现代化国家可能拥有特殊的“赶超优势”，如新的资源发现、新的发展模式或新的“学习”方式，然而一般地讲，当较不发达的国家与较发达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发生高强度的“碰撞”时，弱劣的一面会更加凸显，在“博弈过程”（尤其是一开始）中常常会可能吃更多的亏。
全球化也是一个各国内部在外界压力下推进结构变迁、阶级整合和个人意识觉醒的社会过程，或者说，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由于有关外部世界现代性合理性的各种观念的广泛传播，也随着民众整体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的提高，全球化在世界各国同时表现为实行新的社会动员目标，确定新的社会公正标准，争取更广泛更有效的个人自由，推进合乎时代特点的法律程序的建立，消除各阶级之间悬殊的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现代化过程；与以往时代不同，在新的全球化条件下，它不仅要解决传统的社会矛盾，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多数民众不得温饱，饮水质量低劣和大范围文盲现象，更要应付新的、也许更加复杂和易变的社会矛盾，如不同阶层对开放或改革速度的不同意见，新的、可能比过去更严重的个人和地区间的收入差别，等等。在这里，全球化在世界各国造成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方面，新的现代性给人们带来更多更大的好处与期待，另一方面急促的现代化又加剧了变化过程的不稳定和各种失落感，在决策层、各种制度和法律没有能力充分整合它们的条件下，不稳和失落便酝酿成不满甚至动乱。总体上看，社会的个人意识在逐渐增强，同时政府治理社会的难度也在同步增加。同理，虽然世界各地都有收入差别现象，但在制度不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在识字率较高和接触外界机会较多的城市阶层，在失落感和受挫感最强烈的失业者和低收入人群，由于各种原因（比如上层腐败现象）造成的不满的情绪更易出现也更可能酝酿成社会麻烦和真正的骚乱。总之，在对外开放的幅度、经济增长的速度以及社会的不稳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函数关系，这种关系在经济全球化的不同阶段，在各国实现现代化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而在迅速变革的发展中国家，“曲线”的波动往往最明显。［注２］
全球化因而还自然地表现为一个政治过程。“政治”一词是在最广的意义上使用的，就是说，它不仅指政府的运作、上层权力的角逐和各种政治家的演说，而且特别包括了发展战略的设定、社会矛盾的处理、对机遇与挑战的估计、开放的时间表和进入的时机等决策内容。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强，也随着各国社会由此而来的起伏震荡，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政治不能不调整或改变旧的议事日程，不得不充实许多以前没有过的内容，例如：当一个国家置身于开放的、趋于一体化的国际经济环境时，这个国家的决策层及其战略是否对现代化和市场化同时带来的潜在的好处与可能的混乱有足够的准备；当一个社会开始进入迅速“起飞”的阶段时，这个社会的主体（多数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是否具有或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均衡、稳定和安全共识？在需要并且时机成熟的时候，决策阶层能否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官僚体制改革，解决因经济改革推进、社会层化过程与政治现代化各个进程不同步不均衡的难题？再比如，当经济的全球化使得民族工业的效率提高和（或）濒临破产时，一个国家是否愿意同时承受消费者获得更大的好处和（或）诸如更严重的失业状况的双重后果？当各阶层各种人和各地区的收入落差急剧扩大时（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完全合理），当某些新矛盾急剧突出时，多数人和决策层能否继续保持沉稳自信的心态？当生态环境的保护日益成为国际上的一种强烈呼吁时，急待发展的国家（或者发展目标优先的国家）怎样对待所谓“可持续性”问题？在面临新的、从前未曾遇到过的麻烦时（如信息大量涌入、边界作用下降、地方主义泛滥等等），在国际合作及国际制度要求限制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范围时，如何既保证必要的“融入”与“投入”、又坚持民族利益和主权、捍卫国家安全尊严？这一系列的“政治”问题，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面，明显具有了与传统的闭关锁国时代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人们又一次注意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对外战略的不断调整，发生在从世界上欠发达、发展中、较发达的各个地块各个角落，没有哪个国家（包括最强盛的超级大国）能够“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进程具有特殊的难度与“摇摆性” 比较完全封闭的国家和更加发达的国家而言：它必须同时应对更多层次和不同性质的问题，在譬如说“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增进效率与保持公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融入国际社会与反对强权主义”、“民族国家的世界化与文明风格的本土化”等有一定矛盾的不同战略目标、需求和资源配置方案之间，凭着比较有限的力量和经验，在制度不完备、时间较短暂的条件下，做出困难得多的选择、平衡和实施。
总之，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是世界现代化的最新阶段。它给各国送来的，是“一把两面有刃的剑”，可以用来披荆斩棘，也可能伤及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建立“三位一体”的安全新观念，显得越来越有必要。所谓“三位一体”的安全，指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同时兼顾的安全。首先，它当然有经济安全的内涵，即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趋于开放和一体化时代的发展与稳定，包括能够应付各种各样的突发事态、危机和麻烦，熟练掌握和运用全球各种经济网络（货币、金融、贸易、投资、资源开发等等），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次，它有社会稳定的成分，即一个国家在融入开放的国际经济的进程中，能够恰当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差别，能够有效地避免和克服短暂的社会动荡现象，能够及时地修正政治体系和管理机构中存在的与现代性不相符合的因素（如腐败、冗员、低效和官僚作风）。最后，它还应有政治和谐的规定，即不仅国家现行政策和总体战略得到政治精英和各决策部门（包括军队警察）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政治体系下的多数民众和阶层能够理解和认同，这里的前提当然是一个高效、廉洁和法治的政治体制。在一个非全球化的时期，例如欧洲中世纪或我国封建时代，国家安全可以是单一的和封闭的，就是说在基本上不顾及外部情况的条件下确立和实施；而在全球化时代，一旦进入竞争的全球市场体系和开放的信息网络，民族国家的安全考量便不能不是一种综合的、包括各个层面的事务，不能不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安全评估进程。
很显然，“安全”在这里是一个广义的而非狭义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概念。首先，安全不仅是军事学和外交学中所指的安全（如领土边界不受侵犯、国家民族统一、避免战争打击、解决外交纠纷、防止军事对峙等），尽管这种安全可能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还应当包含经济和技术的安全（里面又可分出金融安全、贸易安全、投资安全，避免大的起伏和周期，拥有更强大的竞争手段和能力，掌握信息时代的各种要素等等），社会的安全（尊重多数人的权利与选择，保持各阶层的安宁共处，给民众以秩序和稳定感，建立效率与公平的合适“度”，令各种犯罪、贫困、腐败、无知等消极现象控制在很低的水平，等等），政治的安全（保持政治领导层的团结一致，提出令社会信任的政府工作日程和战略目标，不断实行制度性的自我革新和各种“微调”，避免公开的权力争斗和大政方针的非连续性，有条不紊地面对和处置各类社会矛盾，避免出现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动乱，等等）。其次，安全应当是在一个变化、开放、进步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一个相对的范畴，而不是封闭状态下的自我保护（“蜗牛式的安全”），它也没有绝对不变的“界线”。换句话说，在封闭状态下被认为是安全的东西，在开放状态下未必视为如此，反之亦然；何况，有的时候，某种局部的、低度的和可控的系统内紊乱，可能预示着新的功能形成或新的跃进到来或新的和谐出现，它也可能是更高阶段上的稳定与安全的前提，而一些短期内趋于自我封闭或内部抑制性政策的“安全”，倒容易导致更大的麻烦。举一个例子：在世界的某些“热点”地区和国家，难民、饥馑、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大规模骚乱等严重危机事态，与其说是外部干涉或者天灾所致，不如讲主要是由内部体制的弊端和政治领导的无能所造成，是一味闭关自守、无视外部世界变化的后果之一。不能正视全球现实、不敢开放国门，在这种基础上建立的安全目标，归根到底是实现不了的，也守不住的。要人尊重，首先要自强，而要自强，必须有一个好的内部体制，这种好的内部体制应当建立在开放和改革的基础上；因此，可以说，国家的安全与否，是和这个国家自身体制所包含的时代进步性多少相联系的，这是理解“三位一体”的安全观的关键所在。
二、全球化时代的国内政治：亚洲金融危机的最新印证
从去年７月开始，一场货币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的新兴工业国家，随后又严重波及到东北亚的几个工业化国家。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泰国、印尼、韩国等国，东南亚多数国家，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遭受了程度不同的冲击，轻者被迫实行降低汇率、整顿银行等一系列措施，重者不得不求救于国际货币基金等组织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最严重者至今仍在危机泥沼中苦苦挣扎。
对于这场突尤其来的风暴及其后果，人们完全能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专业出发加以评说。依笔者言，它正是上一节讨论过的当代全球化过程之深远影响及其表现的一部分。从世界总体情况观察，它暴露出经济成长最快的那些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缺陷；若要用最简单的语言概括这场危机的性质和展望摆脱危机的前景，可以说，它属于总的发展过程中的突发性挫折和阶段性停顿，未来的结局将主要取决于有关国家建立其顺应时势的“三位一体”的安全架构的全面努力，其中，纯粹经济的甚或金融货币的因素是次要的，而社会的、尤其是政治的因素才是解决问题的枢纽。
此次亚洲货币金融危机，当然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一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才可能出现的经济现象。
几乎所有人都正确地指出，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近半年多来遭受的经济动荡，起因于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投机资本集团的金融投机活动。但一部分人没有说到的是，国际投机资本集团所以成功，乃因有“机”可“投” 被捕获国本身有严重的问题。多数人没有注意（或者是没有强调）的一点是，动荡和挫折恰恰发生在近几十年来经济成长最快、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没有受重视和得以解决的东亚地区 既非处于全球化更前阶段的欧美较发达国家，也不是处于前现代化时期的亚非欠发达国家。最后这一点确实意味深长。
国际投机资本是真正“全球化的”，人们甚至说不出它的确切出处和所属国，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等权威单位的估计，存在并且游离于全球各地金融市场的，有价值２０万亿美元的银行资产，２万亿美元的保险费用和１．２亿美元的日常外汇交易额，这里面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受国际投机资本集团直接或间接操纵的。［注３］这种实力远非一般国家能够匹敌的国际投机资本和其它游资，无时无刻不在寻找目标，追求“资本的最大效益”。举一个简单的事例：投机者在某国债务到期之前，首先大量拆借，然后大量抛售刻国本币（表现为资金外逃），如果该国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那么必然汇率下跌；投机者从拥有的债务中取得额外收益后，还可以等待物价上涨，待借款到期时，虽然在账面上还付那么多钱，但实际上归还的钱绝对买不到原先那么多的东西，在通货膨胀之前贷款的人可以坐收第二次暴利；等到该国银行、企业破产之后，廉价收购，再发一次不义之财。搞这种投机的“窍门”，在于掌握各种债务的期限，利用汇率和通货膨胀变动的双重因素来牟取暴利。
为什么泰国、印尼和韩国这些亚太地区的“经济明星”特别容易成为国际投机资本集团的牺牲品，而不是（譬如说）“富极”的美国或者说“穷极”的缅甸？单从金融领域观察，被国际游资捕捉的对象国通常有这样一些特征，比如：该国的债务很高，特别是短期债务比重大；该国的金融结构不健全，银行系统不恰当膨胀，含有大量呆账、坏账，资金周转不灵；有可能被拆借，也就是说可以用你的钱来和你博弈；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因而该国的汇率可能随时波动。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什么外债，无论汇率如何调整，对于金融投机集团都没有意义；如果债务结构合理，长短搭配，在近期内到期债务不多，那么投机者也不容易下手；如果一个国家的银行系统有足够的准备金，坏账比率不高，不论什么时候客户来提款时都能应付自如，投机集团便无空可钻；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完善的金融体制，又有足够的金融专业人才管理、监督金融过程，外国投机资本便谨慎得多。［注４］这些个“如果”，向我们显示了此次危机的某种必然性。
泰国和韩国是此际合适的注脚。８０至９０年代泰国经济以每年超过８％的增长速度被世人看成是亚洲奇迹的“第五只小虎”。在开放经济和吸收外资的过程中，泰国却忽视了潜在的麻烦和危险：它的投资结构重在非生产性投资和房地产投机，出口能力上升缓慢，基础研究和教育严重滞后；尤其是，外债总额大大高于外汇储备，而短期外债占了重要比重 ９７年６月危机爆发前泰国的外债为６６０亿美元，是其外汇储备的２．５倍，其中有４４４亿短期外债，而银行监管部门又不健全，金融制度缺乏合格的管理人才。７月以后，在国际金融资本的炒作下，外资外逃的同时大量抛售泰铢，泰中央银行在企业压力之下拚命维护汇率，很短时间内就把外汇储备的一点底子全搭了进去，最近被迫放弃固守，汇率下降５０％以上（就是说所欠债务要用多一倍的商品去偿还），大批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经济几乎全面崩溃。韩国经济尽管比泰国发达得多，结构上也存在类似问题，比如，许多银行放款过多而准备金严重不足，许多大型企业盲目扩大生产和不受限制地贷款，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中呆账坏账比率很高，政府的长期优惠政策和保护性措施使金融监督机构名存实亡。到９８年初，韩国的外债超过１７００亿美元，仅９７年１２月到９８年３月间到期的外债就有２４０亿美元，其后１２个月内另有近１０００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可是这个国家的外汇存底此时总共才２２０亿美元多一点；当风暴眼降临时，政府且战且退，直至鼓动老百姓把手头积蓄的零星外币都贡献出来，但这当然是无济于事的，到９７年年底外汇储备只剩下７３亿美元。［注５］当政府宣布不再固守汇率之后，韩元币值一路狂泄，几周之内下降４０％，在突然增加的债务压力下，银行系统几乎瘫痪，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一片混乱，经济成就的“泡沫成分”迅速消失，韩国经济的世界排名从第１１位一下跌落到２０位以下。这方面的数字已经够多，用不着在此赘述，笔者只想说：泰、韩等东亚“老虎”所以成为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捕获物，是全球化现阶段的资本市场“丛林”对这些不成熟且暴露无遗的“幼虎”的一次重大伤害。
以上仅仅讨论了资本的全球化带来的部分后果，经济的全球化还涉及制造业及其产品的全球化、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跨国公司势力的全球化、广告和信息及其产业的全球化等许许多多的领域；后面分析国际关系时我们会再度回到这些领域，现在仍然聚焦国内问题。十分清楚，这次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范围所以这么广，程度所以这么深，根源并不仅仅在货币金融方面；即便从纯粹经济角度讲，问题也要比金融体系的弊端多得多。想一想，为什么企业要一个劲地借钱？为什么银行会一个劲地贷款？为什么政府一个劲地鼓励它们各自的行为？为什么明明闲置的房地产已经卖不动，企业的贷款收不回，银行的坏账那么多，这些国家的政府、大企业和大银行还会有那么多的“宏大规划”出台？为什么这些国家会使经济学家所讲的周期性“景气”和“萧条”起伏显得如此明显？简单概括一下，它们可能牵扯到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如国家的“赶超战略”和对现代性的追求，政府长期实行的“倾斜式投资”及其理论依据，决策层和战略思想家们对国计民生的考虑，近些年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变化及政府的形象设计，从普通人到专家对国际游戏规则的知之甚少，对国际市场利弊权衡的失当，古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一些误导等等。经济学家肯定能够给出多种分析和结论，然而，如本文开宗明义已经说明的那样，我们现在的探讨焦点更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以及后面将要讨论的国际关系层面），所以，在对全球化的经济冲击波做过简短扫描之后，还必须看看另外两个方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体现。
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亚洲目前仍在经历的既是严重的经济危机，又是深刻的社会危机，它们展示着全球化的不同侧面、不同影响。
与世界许多地方不同，在多数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政治的合法性和政府的威信在最近一、二十年是建立在与从前不同的基础之上的；简单说，过去的政治与政府由于没有解决民生问题（不管是由于外部条件还是自身原因所致），一直得不到民众和社会的信任，而近些年这些国家和整个亚洲地区却以经济繁荣而闻名，它们用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实现了欧美国家用一个世纪才完成的经济发展（例如，危机爆发以前，韩国人均ＧＤＰ已经超过一万美元，而６０年代初却仅有一百美元左右；印尼这两个数字的对比是一千：六十）。可以说，没有全球化及各国同它的“接轨”，就不可能有这些国家的经济成就。政府及其政策由于把本国社会经济带入国际经济的开放进程、并且充分享受由此造成的好处，逐渐使其在民众心目中的不良形象有所改变。尤其在印尼、泰国和韩国等国，由独载的军政权向民选的文官政权过渡的进程中，紧张的政治转换是由快速的经济增长促成和维系的，每届政府和政治家都千方百计地要在自己任下实现比前任更高的增长目标和承诺。而社会及民众也不自觉地被经济景气所吸引，人们为很短时间内突然膨胀的个人财富和国家能力所陶醉，在经济利益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他们容忍了官员的腐败、任人唯亲和限制个人权利的行为，也容忍了暴发户、巨大的收入差距、不平等等现象，多数社会阶层对未来抱有越来越高的、其中许多未必是合理的预期，并且事实上鼓励了“企业大集团”、“贷款大手笔”和“政府大口号”（同时没有去深究其中的合理性、现实性）。
在硬币的另一面，是危机成分的增长，它们积聚到一定时候，遇到适当的“导火索”，便出现了真正的麻烦。这就是人人现在都知道的故事。由于汇率大降、股市暴跌，国家的外债问题突然间变得极其严重，普通人的存款因货币贬值而在一夜间损失一半甚至更多，物价却一个劲地飞涨，经济奇迹造就的中产阶级转眼间就沦落到“无产阶级”行列，更多的劳动者和职员因为不景气而失业或半失业，各种社会矛盾立即变得极端突出。例如，据估计，东南亚多数国家和韩国的许多工程项目被迫取消或延期，大批企业和银行申请或已经破产，仅泰国今年初已有上百万人失业，韩国已有无数白领职员被迫“下岗”，印尼到９８年年底失业总数可能突破８００万人大关。假若光是贫穷也罢，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受挫感。许多人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他们也不曾想过本国经济会受外部巨大压力和国际组织的严厉干涉；社会一下变得动荡不安，到处怨声载道和怨气冲天；原先对政府发展战略的某些不同意见，对官员腐败现象的某些不满，对富人和暴发户的某些嫉妒，对政治家先前许愿的某些怀疑，对外国势力的某些批评，对不同种族的某些根深蒂固的敌意，全都由潜在状态转为公开事态、由细小的抱怨转为强烈的愤懑，并且成为那些受到货币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国家的新危机源。例如，在泰国，已经导致一届政府倒台；在韩国，金泳三总统在９８年年初卸任之前，威信降到执政以来的最低点；最严重的可能是在印尼，许多外部观察家认为，仍在位置上的苏哈托总统面临着一个目前属于全球最具爆炸性的国内形势（从排外行为到抢大户风潮直至广泛的社会政治骚乱甚至军事政变等等无不已经出现或可能发生）。
从这些国家那里，我们不难见到本文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国内经济的国际化，既让国民经济提升到了新的层次，也令新兴部门和行业进入了新的“雷区”；金融货币领域能够给国家和个人创造比（譬如讲）传统农业和制造业更大更快的效益，也可以给他们带来比后者更加可怕和迅雷不及掩耳的风险。现代化的政府在解决本国旧的贫困、封闭和愚昧等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也收到巨大、广泛的成效，但这些努力同时增加了社会和民众的新的、更难以满足的预期，增加了宏观控制的难度。对经济增长的比较简单的需求，变成了既要增长又要公平的复杂需求；对贫穷的单一治理，变成了对双重目标（旧式贫穷和富裕之后再贫穷的失落感）的同时应付。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各阶级阶层的整合，在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的条件下，不仅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也释放出巨大的破坏力。这是一个社会前进的新阶段，它显示了对传统封闭时代的重大超越，也暴露出与更发达地带的明显差距。这也是一个曲折行进的艰难时期，很难说有关国家在经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是调整后的复苏并且迈上新台阶，还是出现暂时的停滞甚至倒退。
从政治学角度透视，我们现在讨论的亚洲危机，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危机，或者说，是全球化条件下对国家的政治战略、政府的应变能力和政治家的智谋胆识的一种严峻考验。
首先，这里面存在一个对经济整体发展战略的重新设计问题。理论上讲，它属于国家最高决策的内容；现实中看，亚洲有关国家不得不将这种设计部分地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因此，存在一个恰当地把握两者关系，既争取急需的外部援助（尤其是资金和金融监管方面的援助），又保持必要的主权权利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最危急的泰、韩和印尼三国承诺了１０００多亿美元的援助，但前提条件是上述国家接受该组织开出的药方 一揽子的经济改革方案，其中主要内容涉及宏观经济全面紧缩（如降低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削减财政预算、控制货币供应总量和提高利率等），进一步对外国开放（如降低进口关税、放松对外国投资者进入本国金融市场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购买本国银行等），重点改革金融体系（如修订银行法、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关停部分金融机构、大幅度减少呆账坏账比重、要求商业银行达到国际上的贷款与准备金的比例要求等）。正如有的报纸评论的那样，这是一次真正的“硬着陆”。［注６］一方面，它的针对性很强，援助数额也不小；但另一方面，这剂“猛药”能否让已经经受了严重震荡的国家接受、并使其经济逐步复苏，仍然存有不少疑问。笔者以为，问题主要不在于别人能够开出什么药方，而在于吃药者的态度和身体状况。就泰、韩、印尼三国而言，关键在于它们的政府和民众如何看待和对待ＩＭＦ方案，以及在今后一段时期落实有关的改革步骤。是封闭门户、中止经济的国际化进程，还是继续开放的同时注意趋利避害？对于政治家来说，理论上讲比较容易判断，但现实中由于各种困难和麻烦却颇费思量，甚至因实际的问题而迷失正确的方向。
这涉及到“政治危机”概念的另一层含义 “政治领导的能力和民众的信心”问题。［注７］经验表明，在金融危机的爆发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是汇率的崩盘；就是说，本来银行系统尚能按通常的汇率正常兑换外币与本币，一旦人心浮动，开始抛售本币的无休止过程，真正的崩溃就出现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信心问题。同样的资源、资本和经济水平，保持信心的社会与缺乏信心的社会可以给出截然不同的画面。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对比可能是一个事例。社会信心的有无与政治领导的强弱是分不开的。即使同样陷入危机的国家，社会信心和政治领导的状态仍然决定着走出危机泥潭的不同时间。韩国和印尼的比较可能是又一个典型。政治领导的强有力，不止表现在中长期战略的选择取舍上（比如是否与何时进入金融自由化进程，是否与何时使低效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是否与何时使本币直接与国际硬通货挂钩等等），在亚洲目前情况下，还特别表现在对不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官僚体制、政府体制和（广义地讲）政治体制进行勇敢的和有远见的改革上。不管今天的韩国人如何批评前总统金泳三，世人还是承认，他执政之初以其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极大推进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现在的金大中总统被寄予同样的期待：改造韩国“金权合流”的体制，摆脱严重危机的纠缠。相形之下，印尼所以让世人信心不足，苏哈托总统对于现政治体制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经验表明，改革的能够推行与否，是与社会的共识与支持不可分的，而社会共识的建立与对政府改革措施的支持，又同公众对现有改革进程和分配过程的公平与否联系在一起。如果政治家和政府仅仅让公众在危机面前作出牺牲，而自己却不肯“出血”或对明显不良的结构加以改造，公众的支持是很难获得的，即便暂时获得了也不会持久。
以上，仅从亚洲一些国家应付金融危机的层面，探讨了全球化进程对各国国内政治的深远影响。重要结论之一是，一个国家要想增进在全球化的国际体系下的本国自身安全，不管是经济持续、社会安宁或政治稳定，需要的是长远目光、好的战略、大胆改革，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位一体”的统筹与协调，是与时代进步性的吻合。
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变革与磨擦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给各国内部的治理过程带来一系列挑战，也给国际关系造成许多含义深远的变化，这些变化迫使国际关系的各种行为者作出不断调整，也推动国际关系的各种理论作出反复修正。
从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看，经济国际化、一体化的许多因素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它们使原有的国家间关系以及由此建立的国际关系概念受到冲击和挑战：
巨额资金不分国界地迅速流动，依照市场竞争法则和利润法则选择地点、对象和机会，打破了原先按民族、领土、主权划分的经济实体及其运行原则；
金融市场范围急剧扩大，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大量出现，创造出无数新的致富机会与新的风险。汇率的波动更加频繁，不仅对于世界经济贸易起着枢纽般的、有时是决定性的作用，而且成为民族国家经济成长状态和稳定程度的“睛雨表”；
日益增长的国际贸易，越来越多地通过从事中短期投资的金融机构进行，金融业相对于传统行业（制造业、养殖业、矿产业等）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迫使民族国家的领导人在确定本国发展目标的时候瞄准不断更新的国际标准；
信息业和电子技术及其网络，对于经济增长、国力增强，对于传播政府意志或国际动荡消息以及削弱或巩固政治领导人的声望（及风格），都变得更加重要；
进出口和掌握资金变成强国富民的主要手段之一和当务之急，各国既想利用稳定的货币促进进出口，又试图赤字预算筹措资金，实际做法常常是二者的矛盾综合。结果，愈是发展快的国家，不论喜欢不喜欢、自觉不自觉，愈是把自己与国际货币金融机制捆绑在一块，机会与风险并存而且等量；
几乎所有开放型和半开放型的经济都变得既更加强大又更加脆弱，前者意味着更快的增长和内涵的现代化，后者意味着更加敏感的外部信息效应和更加频繁的国际冲击浪潮，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很少有国家愿意回到完全封闭的、尽管不易遭受冲击的落后状态；
全球化首先和最有力地表现为地区经济趋向集团化和一体化，各国经济趋向“连锁化”。就是说，一方面，处于“景气圈”内的经济实体容易被带动成长，“圈外”的经济实体有时尽再大的努力也无法如意，另一方面，就“圈内”而言，一荣俱荣，一损皆损；
经济增长和国际化的同时，结构性失业日益成为全球性现象，在危机时期尤其明显，虽然对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有不同含义：发达国家的失业造成福利国家的不堪重负，发展中世界的失业酿成社会动乱；
亚非拉的许多新兴工业国，经济“起飞”强烈依赖外贸与外债，经济危机同样很大程度上导源于外贸及外债的结构。“起飞”可能使之在国际经济等级上的地位升级，危机则易于令其至少在短期内落到较下层（或较边缘）；
经济全球化造成的“阶梯性”逐渐显露，在不同地区和国家，由于不同背景和条件，呈现出“封闭的农业主导的经济”－“半封闭的工农业主导的经济”－“开放初期的工农业主导的经济”－“开放过程中的工业／金融主导的经济”－“发达的国际化的金融／信息主导的经济”的渐进过程。在此过程中，尤其在产业结构变化的“工业／金融阶段”，几乎所有后发工业化国家都要经历不同程度不同形态的危机，
付出一定代价，有些国家暂时落败，有些国家成功超出。
当然，全球化进程并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层面。本文反复强调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它既是经济发展模式碰撞比较、各国优胜劣汰的全球性进程，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类同化的全球性进程，是政治变革压力和政治战略调整的全球化进程，还是国际规则推广和国际关系重塑的全球化进程。
亚洲目前情况完全验证了上述论点。单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观察，我们可以见到如下趋势：
第一，类似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类国际金融管理机构，以及索罗斯这种个体性的国际投机资本（也算是一种“ＮＧＯ”，即国际上所讲的“非政府组织”），对于各国的经济改革方案和解决危机的出路，对于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经济贸易活动，起着日益重要的引导作用；它们的行为和规则，同时产生了更大争议，引起世人和各国对它们的更大关注。这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与国际组织（及ＮＧＯ）作用力、影响力此消彼长的最突出表现。
在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处理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着一种发动援助、组织实施、设计改革方案、推动全面市场化的“救世主”角色，它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不止是一种援助性质，而且涉及复杂的结构性改造和长期的战略调整任务，牵扯到国际货币基金本身、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美国财政部、许多私人投资银行家、西方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以及多国大银行，所及援助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所及内容包括被援助国的宏观经济全面紧缩、进一步对外开放以及重点改革金融体系；其后果含义极其深远，甚至现在都无法充分估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危机处理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就象联合国９０年代以来的维持和平行动（ＰＫＯ）通过自己的“灭火”行动在全世界获得的影响一样。
由此提出了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十分敏感的问题：国际干涉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显然，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并不希望各国都坚守原有的主权观念，因为那样意味着许多方案无法在被援助国实施；对于被援助国来说，也不打算完全固守旧的一切自主的方式，因为将意味着目前的危机可能变得无法应对。但是，也许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用激烈的言词所形容的那样，对于新兴的发展中世界而言，现有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有时可能滥用市场力量，从而产生一种“新帝国主义”，“严重否认了独立国家的权利”，“对受冲击的国家来说是不道德的和不公平的”。问题在于，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尽管从作用范围上是全球性的，但它们的设立和推行往往是主要西方强国意志的反映，更多代表了发达地区的要求和水平，所以，虽然国际组织的许多方案是有道理的、从经济专家的角度看正确的、符合市场竞争需要的，但对于不得不接受它们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它们的援助计划和改革方案仍然像“一剂苦药”。韩国前外长、现任韩国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韩升州教授，这样描述发展中国家的苦衷和困境：“全球化是任何国家经济发展都需要的、任何政府都无法说‘不！’的，但全球化又是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和规定的，毋宁说，全球化也是西方式的现代化，是盎格鲁／萨克森式的现代化。”［注８］
第二，相关的另一点是，经济的国际化、一体化与各民族坚持本土化及民族自主性之间，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碰撞和磨擦；表现在亚洲此次危机过程中，便是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滋长或加强。这是国际关系在全球化时期面临的又一变量，它给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层带来严峻的课题，也使当代的国际政治更加复杂多变。
从印尼、泰国和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近期的情况分析，由于国际货币基金以及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要求的严厉的改革方案，不仅涉及金融业本身的重组，而且要对原有的经济结构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在此背后，更还隐藏着援助主体对受援助国的政治体制、政府运作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某些批判性态度，所以，像一些国际观察家注意到的那样，且不说摆脱危机的过程中发生什么失误，就是在正常履行ＩＭＦ建议的条件下，也有可能激发潜藏在亚洲一些国家的根深蒂固的“激进民族主义”。问题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在这些国家本身，确实存在制度性结构性的缺陷，比如，在宏观经济政策失误的后面，证明了金融管理方面的混乱、不透明的政府／商业／银行之间的联系、腐败的“金权政治”、产业结构的低层次等问题，因此国际上援助的附加条件多半与对这些问题的消除有关；但另一方面，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既然如此严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消除它们也不可能安全按照欧美人的眼光和时间表进行，比如，就泰印韩等国而言，若在目前已经萧条的基础上再大大抽紧银根，势必加速衰退和失业过程。因此，人们不难见到，几乎所有受援国政府都提出了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适当放宽贷款条件、放宽改革期限等条件。而西方某些舆论的傲慢和幸灾乐祸，某些政治家的出言不逊（如美国国会议员经常表演的那样），则加剧了两方面的紧张磨擦。这是深刻理解全球化时代的进步性与局限性的最困难之处。笔者曾经指出：“霸道”与“王道”的杂合，是当今世界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和国际规则的重要特征［注９］；亚洲金融危机的目前阶段同样未能逃避这一逻辑。
亚洲目前某些地方的反美情绪所以与对国际制度的抵触态度联系在一块，乃由于美国处于所有重要的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的核心位置，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主，还是当今最“全球化”的国家。美国在当代的世界霸权，与英国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帝国霸权”方式（建立在对其它国家的工业优势、尤其是“船坚炮利”的优势之上）不同，更有别于日本或德国在二战时期各自侵略占领的范围内的惩罚性威慑的“军阀恶霸”方式；美国有其自身的时代进步性，不止是技术、器物层面的先进性（如航空业、军火业及各种重工制造业），也不光是经济、政治层面的领先性（如大规模生产方式的不断创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方式上的革命），还包括美国人始终对“科学”力量的执着、对世界事务的“裁判式”强权（包括经常在外人看来不必要、不合理甚至不讲理的干涉），包括它所能够给予世界其它国家、向其他人提供的东西（如先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或如货币体系和强大的军备援助），以及对所谓“不良国家”的改造或“修理”能力（如二战后对德日、目前对两伊）。从国际政治的意义上讲，其重要性在于，它把今天的国际关系锁定在美国定位的框架内。因此，无论是好是坏，在全球化的现阶段，美国起着不容置疑的主导作用。当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刻，最大的投机资本是从华尔街启动的；在解决危机的当口，最关键的援助决定是在华盛顿做出的。某种意义上讲，索罗斯和国际货币基金均是全球化时代美国霸权的产物，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不管是没有陷入危机的国家，更不用提已经陷入危机的国家，均把本国与美国的关系牢牢锁定为最重要的国际双边关系；各国真正有眼光的战略家决策家，无不根据对美政策的考虑确定本国的外交态势 从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明显亲美的国家，到世界大部分持中立和不结盟态度的国家，直至激烈反美的利比亚、伊朗、朝鲜和伊拉克，很少找得出例外。这一点，亦是理解现阶段国际关系复杂性的要紧之处。
从目前亚洲处于危机中的国家看，凡是那些采取或试图采取反美政策的地方（印尼、一定程度上包括马来西亚），民众情绪的激发，或政府强硬言词的宣示，多半出于政治领导暂时的策略需要，但结果事与愿违，造成的情绪可能滋成动乱后果；而那些审时度势、谨慎回避ＩＭＦ和美国的批评锋芒、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国内结构改造上的地方（韩国和多数东南亚国家），虽然国内亦不乏反美的火种，但没有蔓延成更大的不可控的社会问题。笔者的一个结论是，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包括不合理不公平之处，但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选择的余地却很小，它们只能先加入进去，在自强的过程中图谋长远的改革；“另起炉灶”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可能还会对自身造成更大的伤害。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各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安全关系和安全观念也在不知不觉发生改变。从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以来的实际情况观察，这一地区正在出现一些耐人寻味的政治安全新动向，给区域和全球国际关系的前景增添了未知数；无论如何，人们常说的“世界经济政治化和世界政治经济化”的渗透趋势，变得更加明显。
在各种政治和安全新动向中，下述事态可能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首先，传统军备的角色相对弱化，而新的综合安全观受到更多推崇。世人注意到，由于汇率剧变、经济危机和政府开支紧缩，东南亚各国普遍削减了军事预算。结果是，原有的一些武器采购合同（包括军用战斗机、直升机、坦克、潜艇和军事侦察卫星等内容）被迫放弃或推迟，军事现代化进程放慢，东南亚这一仅次于中东的世界第二大军火市场急剧萎缩。与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庞大的军备并不能够阻止危机的发生或有助于危机的缓和，相反它可能成为经济的某种负担；印尼便是一个事例。当然，这并不说军队现代化目标不重要，或者已经被放弃，而是说，它们被放到与国力相称的位置上并且（更重要的是）越来越服从于国家的总体战略。与这一现象并行的，是综合安全观的广泛承认或被意识。去年１１月，中国主席江泽民和外长钱其琛应邀到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参加东盟与亚太主要国家对话协商会议，其间分别发表了加强本地区综合安全、使经济稳定与合作成为更大关注目标的讲话，受到东南亚各国的普遍欢迎。在亚洲各国决策层的议事日程上，通过这次危机的教训，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综合安全概念被提到更靠前的位置。一定意义上，它应验了“坏事变好事”的古老格言。
其次，与欧美为主的国际制度（如ＩＭＦ或联合国）不同，亚洲自身范围内建立的一些区域制度对付危机的能力较弱，危机迫使完善它们的任务提上日程。其实，早在这次货币金融危机之前，东盟对于柬埔寨内战冲突新的升级迹象的无能为力，已经反映出这一问题；东盟目前对于印尼形势毫无办法，对于苏哈托只有私下抱怨却不敢有任何建设性作为，更证明制度化水平的低下可能造成的问题（有时它也看成是一种优点，就是说，给成员国很大自由和灵活性）。亚太经合组织此次表现亦不佳。如有的观察家分析的那样：“它的部长间聚会只在１１月举行，对危机难有准备，反应相当迟钝；这一组织仅关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问题，部长们开会时脑海里多与此有关，而且，参会的主要是外长和贸易部长，他们与财政部的同事交往甚少；财政部长们单独开会，与首脑会晤没有多少联系。……亚太经合组织本身被证明缺少应对（金融货币）危机的机制。”［注１０］从我们前面提到的观点看，它也说明，亚洲国家虽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迈上新的台阶，现在又开始吸取新的教训（比如，需要建立综合安全观及其操作机制），但现阶段仍然处于一个不成熟的位置上。地区性国际关系的整合和各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 尤其与欧洲联盟相比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一点是，危机再度把大国位置推向前台，美日中三个亚太主要国家的关系调整和作用发挥十分重要。美国自然扮演了最重要最活跃的角色。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开始时美国并不积极，一段时期内甚至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援助，但随着危机的深化，尤其当威胁到亚洲地区的稳定和美国“世界警察”的形象时，山姆大叔才介入援助过程，并且像在世界其它热点地区一样，起着组织和协调的霸主作用。对于美国人来说，目前阶段尤其关心的是：亚洲地区会不会出现激烈的反美情绪和民族主义？印尼这样的东南亚大国会不会发生严重的爆炸性事件，如果发生将对它的邻国和整个地区产生何种后果？政府财政预算的吃紧会不会影响日本韩国对美国驻军的经费义务？中国和日本这样的亚洲主要国家预防或应付危机的措施，会不会影响它们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会不会削弱美国在亚洲的既有地位？［注１１］日本现在自身也面临严重的财政金融麻烦，泡沫经济的问题逐渐暴露，社会公众对政治家的不信任越来越严重，战后几十年来支撑日本经济模式的信念和做法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看来，这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改革和官僚体系改革也势在必行；问题在于，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投资国之一，尤其对于东南亚地区更是如此。无论从经济利益或政治角度考虑，日本都会对东南亚和韩国的经济危机作出反应。日本在１９９７年提出的建立“亚洲基金”的倡议，虽然由于美国等国的不赞成而夭折，但它反映出日本人内心的有深刻含义的某些想法。估计今后一段时期，随着消除危机进程的深入，日本的内外政策会出现一些重大调整，并且给本国和周边地区带来深远的影响。中国由于各种原因避免了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打击，但中国经济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海外华侨的投资占了外资的绝大部分；目前印尼等国的社会骚乱已构成了当地华人的直接威胁；……。这样一些原因使中国不能不极其关注亚洲危机的进程及其克服，不能不采取各种措施（包括一些内外政策的调整），预防它对中国的危害。可以认为，中国在此次亚洲危机过程中既面临严峻的挑战，也有新的更大的发展和壮大自身的机遇。美国、日本和中国从９７年下半年起开始的高层密切互访和磋商关系，显然含有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的考虑。而美日中三大国的政策和战略动向，更直接关系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消解前景，影响整个地区乃至国际形势的变化。
四、向新的台阶迈进：中国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在前面几节的背景下，本节再来讨论与中国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从借鉴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出发，中国在向全球化进军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比如，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怎样保持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并且逐步适应国际关系的变化与调整。笔者的一个看法是，尽管现在有许多困难和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曲折和矛盾，中国仍将向全球化的更高阶段迈进，中国人极有可能以自身的发展与稳定为世界作出积极的贡献。
总起来看，最近五年中国经济的状况良好，经济国际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据统计，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７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９％，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７．２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８．７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４．４个百分点，比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东亚诸“小虎”（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高出２．２至３．７个百分点，增长速度居世界首位。根据世界银行三年调整汇率方法计算结果，１９９３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十位，分别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８％和８．７％，而到１９９５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跃居全球经济排名第七位（前面有美、日、德、法、意、英等国），分别占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５％和１２．９％。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作为世界上近二十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第一人口大国、第七大经济体和第十大贸易国，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看看１９９７年的一组数字：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６２０亿美元，吸收额连续四年仅次于美国而排名世界第二，世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民间和公众资金流量的四分之一都进入了中国一个国家；到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为１４３０亿美元，仅次于日本的２２７２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拥有国；我国国际旅游业收入为１２０．７４亿美元，已居世界第八位；中国以３２５０亿美元的进出口总值居全球贸易第十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赖程度（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９７年间已从９．８％上升到３７％左右；从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４年，出口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达到２５％以上；在工业生产、税收和就业等方面，外资企业的比重正迅速提高：例如，１９９５年外资企业在工业生产中占全国的１４．５％，以外资企业为主要税收来源的涉外税收在各种税收中占到１２．３％，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已经占到中国非农业劳动者总数的约１０％（１７５０万人）。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也逐步得到改善，近五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增长７．６％，居世界前列。按照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发展报告，按汇率和购买力平价分别计算，中国现在的人均ＧＮＰ分别为６２０美元和２９２０美元。［注１２］
不过，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化将不可避免遇到的困难看，中国仍然可能碰到一些亚洲国家最近面临的问题。中国政府新任总理朱熔基在他就任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便提出，现在中国领导人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如何防范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和报刊也都正确地指出，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令人深思反省的问题，如银行体系的不健全、国有企业改革的难处、资本市场的“泡沫”成分、短期外国资本涌入的风险、现有产业政策的副作用等等。
从目前情况看，中国所以没有直接受到东亚金融风暴的打击，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一点在于，中国目前的金融结构、外贸结构以及经济规模令国际金融投机集团难以下手：比如，迄今为止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外资银行在我境内银行中没有股份，也不能直接经营人民币业务，尤其是人民币还不能直接兑换。因此，外资集团既没有股份可卖，也不可能在我国内各银行间大量拆借。虽说我金融监督管理体系也不很健全，但监督有限的几家有业务往来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活动还是比较容易的。中国有外汇储备１４００亿美元，而外债总额约１２００亿美元左右，此外每年中国还要吸收好几百亿外资，听上去，还本付息是一个问题，尤其当某种传言和恐慌来临的时候；然而，看问题不能只看引进外资的数量，而应当看外资的结构。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这方面非常不同：例如，在泰国和马来西亚，大量外资投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俗称“热钱”或“飞燕式投资”，它们来得快，但一旦有问题时也逃得快；而中国最近几年（１９９４－９７年）引进的外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占８５％，外资企业的产品占中国出口商品的５０％和涉外税收的１３％，相对说来这些直接投资的厂房和设备都比较稳定，不是明天说撤就能跑得掉的，直接投资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有一个较长的滞后。从一些指标可以发现，中国的金融结构相当稳健，有的在外界看来可能过于保守：外汇储备与短期债务的比例，国际警戒线为８０％，而中国外汇储备是短期债务的５倍多，短期外债不到外债总额的２０％；外汇储备与支持进口时间，国际通行标准是３－４个月，而中国可以支持７－８个月以上；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的比例，国际警戒线是５０％，中国还不到１５％；中国近几年根本不存在经常项目逆差，外贸的年年顺差使外汇储备量持续上升；有人批评说，中国外汇储备过高，经营不得当，当外贸有了盈余后，居然把许多外汇都放在短期存款项目之下，没有发挥“资本生利”的功能。［注１３］另外，外国直接投资加经常项目逆差与ＧＤＰ的比例越高，接受投资的国家越不会因资本突然外流而遭受损害，该指标的国际警戒线－２．５％；墨西哥前几年发生危机时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最近一段时间都是负数，而中国则在＋５．７％以上。［注１４］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经常项目顺差和短期外债所占的比重，中国近些年在这两个数字上均保持良好的记录，使得外国金融投机资本很难占便宜。此外，还有一点或许是有些人没有注意到的，由于对中国经济前景看好，尤其对中国规模巨大的市场看好，很少有外国资本家愿意在短期投机上与中国人交恶，尤其是跟中国管理部门“过不去”，西方资本即便暂时占不到什么便宜，也绝不会冒风险“拿鸡蛋碰石头”，失去在这块大陆长久立足的机会。
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真正能够自立，首先需要自强。中国目前没有遭遇东南亚一些国家经历的金融危机，并不等于中国没有问题。恰恰相反，按笔者的看法，中国只是目前金融市场开放度不够，国际化程度不高，才免于遭受东南亚式的危机，但中国整个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又是不可能不走的一条道路。由此观察，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以及广义地讲中国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仍然要经历很多风险。所以说它是有风险的，最严重的有两个表现，一个是国有专业银行不良贷款（９６年的数字已超过８０００亿人民币）所占比例很高（２０％以上），［注１５］里面相当一部分贷款以拆借和信托放款的形式用于房地产、证券和期货投机；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现有国有企业中有４０％以上处于破产边缘，国有银行前些年的“政治贷款”（也叫“安定贷款”）基本上属于收不回来的“坏账”。而这两个问题又与我国经济体系从传统模式向新的市场经济模式转换过程的没有完结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一过程中断或停滞，在中国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会小于泰国或韩国。
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开放，以及整个经济管理方式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保障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标本兼治”之策。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案，已经可以见到一些端倪［注１６］，大体上包括这样一些方面：总的目标，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并且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惯例，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金融体系、现代金融制度和良好的金融秩序。一方面，是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是按照中国的国情与时间表有条不紊地进行改革和开放。从前一方面观察，中国将创造条件按照国际清算银行提出的银行有效监督管理原则，对银行业进行管理。今年，在朱熔基政府执政的第一年，就要对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若干项重大改革措施，如：商业银行依法自主经营，所有对投资项目的贷款将由其独立评价，自主决定；取消贷款规模的限额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将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提高到８％；按照国际规则，划分贷款质量，实行考核制度；实行谨慎会计原则，建立和完善呆账准备金的计提和冲销制度；等等。整个银行体系的改革，将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完成。这里面，一部分属于完善市场机制，一部分属于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在当代全球化的条件下二者密不可分。上述举措，在使中国经济迈向国际化一体化方面迈开了新的步伐。至于后一方面，中国领导人近期内已经多次强调，在加入ＴＷＯ的问题上，在减少ＡＰＥＣ组织所要求减少的关税壁垒方面，以及在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上，中国总的方向是是越来越开放和按国际惯例行事，但是，恰如央行行长戴相龙所指出的：“１９９３年，中央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指出，要创造条件，使人民币可兑换。按照这个目标，中国积极深化外汇外贸体制改革，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实现了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东南亚危机出现以后，我们将吸取教训，健全银行制度，健全企业制度，加强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逐步创造条件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但近期我们尚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过早地宣布实行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不但对本国不利，对外国投资者也是不利的，而且会殃及他国。”［注１７］
可以看出，近一时期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推出的这些改革配套措施，既是对前一时期国内改革的继续，也认真吸取了东亚地区某些地方的经验教训。在所有新的政策性调整措施中，有两点值得特别一提：一是重新思考建立企业大集团问题，一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问题。
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企业界、经济学界和一些政府部门曾经多次酝酿建立类似韩国的企业大集团，使中国企业“纵向联合、冲向世界”，不论具体想法如何、数目多少（有的说是１００家，有的建议５００家，还有的希望１０００家），这些涉及钢铁、造船、纺织、机械等以制造业为主的企业集团，都想瞄准三星、大宇、现代等韩国工业的“世界后起之秀”。然而，危机的现状却告诉世人，韩国模式有它特有的缺陷：长期以来，韩国的经济命脉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大财团手中，它们依赖政府和银行，大举贷款（许多超大企业集团的负债比率远远超过国际平均警戒线），迅猛扩张自己的经营地盘，造成企业摊子过大、举债过多、呆账如山的严重问题，最终在危机的环链断裂时因无法还债而纷纷破产（９７年以来已有７家位居前３０名的大集团宣告破产），给企业本身、给社会和国家均造成无法挽回的可怕损失。反观我国的台湾地区，由于经营以中小企业为主，高科技成分又较多，加上经济管理部门干涉得当，结果就没有被此次亚洲金融危机过多困扰。我们周边的这些事例从正反两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教训，使中国改革者学会从新的角度，更多地思考企业经营战略、政府管理方式、市场机制的利弊以及政治经济的复杂联系等问题。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反思水平的提高，无论企业界、经济学界还是政府部门，对于建立企业集团的问题，有了更加符合上述教训与启示的态度，关于建立国际大企业集团的倡议变得谨慎得多、细致得多，新的思考更多地与市场效率联系在一起。［注１８］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结果，使周边一些国家的货币竞相贬值。因此，有不少声音说，中国政府也会对人民币贬值，以维持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听上去，它似乎符合经济逻辑，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应当看到，人民币的贬值与否，既取决于国内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和央行增加外汇储备的购买数量，也取决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还取决于中国政府对一系列内外因素的综合考虑。１９９７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超过４００亿美元，资本净流入约３４０亿美元，国内外汇市场供大于求，央行从市场购入外汇折美元３４８亿。［注１９］中国政府宣布不让人民币在一段时间内贬值的决定，首先来自于对国际收支状况的信心。其次，反过来讲，实行贬值，有可能造成一系列的负作用：人民币贬值肯定会引发亚洲地区新一轮贬值浪潮，结果是“零和游戏”，谁也得不到好处，反而一齐受损。而且，国际金融界和舆论界极有可能认为中国搞的是“以邻为壑”的政策，从而加剧所谓“中国威胁论”。亚洲其它货币的贬值是危机的产物、是被迫的，而人民币的贬值会像去年台币的贬值一样，被人怀疑是有意的、甚至不怀好意的举动。对人民币贬值也会给中美经济关系甚至政治关系蒙上阴影，不利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尤其是，人民币贬值将加剧对港币的压力。港币自去年１０月下旬受到东南亚金融风波影响，短期利率急剧上升，股市地产惨跌，至今仍未完全摆脱险境；人民币的贬值将会在市场心理方面动摇人心，使港币孤立无援，对维系它的联系汇率制度、保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稳定产生消极影响。这是中国政府极其不愿见到的，所以朱熔基总理讲，如果香港特区有困难，中央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提供援助。这里面自然包括稳定人民币币值的成分。另一方面看，虽然周边地区国家货币的贬值给中国的出口业带来相当程度的困难，但是第一，这种困难并不是颠覆性的，中国的出口竞争力虽然相对下降，从出口结构、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诸方面综合衡量，仍比东南亚一些国家有一定优势。［注２０］在笔者看来，周边国家出口竞争力的加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它逼迫中国的出口企业不得不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改变产品结构上下更多的功夫；如果一味使用政府的保护政策，像７０年代“石油危机”后苏联东欧集团所做的那样，经过一段时间，受保护的企业反而无法适应国际市场新的竞争层次。尤其重要的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还可以看成中国人给予亚洲地区邻国和全世界的一种信用和承诺，它是中国在新时期的地区和国际舞台上以开放的姿态和负责任的态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石之一。
对于中国来说，东亚危机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经济迅速成长和国际化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学会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趋利避害、扬长避短，既要择善固执、又要从善如流。上面已经提到了诸如金融改革的速度问题、对外国开放信用工具的步骤问题、本币的稳定与可兑换问题、建立大型企业集团的问题，以及按照本国改革的日程和时间表有条不紊地加以推进的问题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由一、两个经济学家或政治领导人能够说了算的事情，而是需要仔细、全面和系统加以研究的重大问题。它们不仅涉及国内层面，还涉及国际经济关系的许多复杂内容和问题，比如，今后一段时期世界经济是处在一个向上走的长周期，还是一个缓慢衰落的态势？全球通货究竟可能会全面紧缩还是保持相对不变或者膨胀？国际贸易会出现一个停滞性时期还是大发展时期？美欧日等世界主要工业区带的经济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变化，是以科技带动的“新经济”式的复苏，还是总体缓慢下降，或者是主要经济区带的新的不平衡形成？信用、股市、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和虚拟资本的急剧扩张，到一定时候是否会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还是造成世界经济的革命性跃进？这些是中国人不能不注意、不能不分析的，不同的判断和结论将导致大相径庭的政策导向和实践做法。因此，全球化不仅要求实物层面的改造，更需要思维结构的再造，在上述方面我们应当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和结论体系，为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过程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如本文一再强调的那样，东亚危机带来的不止是经济的经验教训，它还有许多政治方面的含义的和国际关系的含义。因此中国同样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认真思考。
最重要的一点，可能是政治改革与社会稳定问题，它们同样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过程所需，两者之间也密不可分。政治改革既包括政府的一些策略和方针的反思与调整，也包括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从东亚情况看，似应有以下主要内容：第一，逐步切断银行、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各种非市场关系的“脐带”，让人际间的关系或者政治的上下级关系代之以真正的商业合约关系，使对银行和企业的“软约束”变成“硬约束”；这方面，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转变是必要的。韩国人把它称作对“黑金政治”的彻底改造。从中国目前改革形势分析，它已经放到议事日程的前列，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取消或减少“政治贷款”和增加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改革措施便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第二，使政治权力受到更多必要的监督与制约，使政府工作的运作更加透明。“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仿佛是普遍适用的道理，不仅东南亚新兴国家如此，连韩国甚至日本这样比较发达的工业国家也不例外。我们国家应当从中认真吸取教训，并且深刻反省自己这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现在社会上所以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极其不满，关键在于这种现象缺少制约，有愈来愈严重的扩展势头。如果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朝有力监督和制约政治权力的方向迈开步子，社会和群众的不满情绪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会随着经济开放程度和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消失，一有危机导火索便会引发重大社会冲突。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印尼）已经提供了严酷的现实事例。只有消除了政治腐败等问题，老百姓才有可能与政府同甘共苦，才会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改革号召，在遇到困难和危机时才愿意“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第三，必须大力精简政府机构，削减政府冗员和庞大的开支预算。这一次，朱熔基的新一届政府似乎真的下了大的决心，要使政府机构的精简令社会比较满意，已宣布的措施包括使现有政府４０个部委减少为２９个，政府官员减少一半。然而，这次的政府机构精简能否彻底摆脱以往“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仍有待观察。像邓小平早就说过的那样：“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它必然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也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调整与平衡过程。成功与否，当然与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意志与做法有关，在中国条件下还取决于一系列其它因素。在这一点上，笔者倾向于把它看成一个艰难曲折、布满“雷区”的前进过程，中国未来３到５年的政治将是令人瞩目的时期。韩国和印尼目前的正反事例有力地向世人说明，最高层政治家对自已国家原有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方式，是否真有决心改造，是否敢于“动大手术”，可能是一个国家走出金融危机怪圈和社会危机阴影的“试金石”和“分水岭”。
除上面所述政治改革的要求外，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问题还带有战略和策略设计的含义，尤其在全球化的新条件下，高瞻远瞩的国际战略方针是极其重要的。比如，我国国际政治学界近年来对于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的国际战略取向存在不同认识和主张，一种意见主要着眼于中国的国内需要，强调实现祖国统一、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和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等目标的优先性，另一种见解更加看重中国的国际责任，它越来越多的呼吁改造旧的国际秩序、参与修改旧的规则等。依我看，这种思路上的差异触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难题，即：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战略的基本取向（也有人称作“重点”），究竟应当是“韬光养晦”，还是“有所作为”？是基本维持国际体系现状，参与和支持现有的国际规则，当一个“建设性的伙伴”；还是调动现实的和潜在的一切力量和资源，运用各种方式和策略，努力改造或推翻旧的、显然不合理和有缺失的国际秩序？用更简单化但较通俗的话说，我们应当优先考虑的，是“富国”还是“强兵”，是“睦邻”还是“反霸”？在笔者看来，尽管彼此有联系，两者的重心毕竟不同，给政治家和决策层提出的抉择很不一样，导致的国内资源配置和国际战略策略将会迥然各异；例如，前一种方案可能要求把更大的优先性放在国内经济发展上，后一种见解也许会要求建造至少是印度和泰国拥有的那种航空母舰；头一种方案可能会主张抑制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发达的西方世界保持更加开放的态势，而第二种立场可能支持诸如在国际事务中“联俄抗美”，在联合国采取更加同情弱小国家的投票方针，对一些令西方头痛不已的“麻烦国家”予以声援或实际援助等建议。
依笔者看，不管是哪一方，在拿定主意之前，先要做两个前提性的调研：
第一是对自身历史、实力和需求的反思。“中国崛起”到底是什么含义？何谓“崛起”，目前“崛起”到了什么程度？是象一些中外人士所说的 根据所谓ＰＰＰ（购买力平价指标体系） 已成为世界第三甚至第二经济强国，还是一个总体水平仍然相当低（或者偏低）的发展中国家？哪些指标可算是世界列强的属性（“两弹一星”、经济和军事规模、安理会常任理事位置等等），哪些依然位居后发工业化国家行列（总体资源、生态环境、经济效率和人口素质等等），哪些离世界平均水准都差得很远（人均资源和产值、收入分配及其差距、某些社会稳定指标等等），它们各自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贡献了什么、又制约了哪些方面？战略思想家们应当好好捉摸一下，我们国家在历史上（包括内部政治经济史和对外交往史）有哪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决策层在解决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时应该确定什么样的先后次序或者轻重缓急，比如说在对外援助与吸引外资、沿海开放与西部开发、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鼓励“大中华经济圈”与维护国内各民族团结等等“对子”之间给予什么样的不同权重，我们的资源状况、人口素质、发展水平等等到底如何，国内发展和国际责任两副担子怎样掂量、如何平衡，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应该做什么和可能做什么，对别人做什么和对自己做什么，崛起前、崛起中和崛起后的“应该”和“可能”又有何种分殊。我想，出发点的不同，选择面的差别，价值取向的各异，反思水平的高下，对外部内部的影响都将大相径庭，它不仅确实关系到“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入２１世纪”的课题，而且关系到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但在近代落伍的民族如何塑造符合现时代进步性的自身形象与心态的问题。
第二是对国际规则的具体分析。单从博奕论的角度讲，一个国际规则如果长时间和大范围地遭到抵制，不管是强力反抗还是消极对待，它是难以普遍推广的，即使强制实现了也难以持久；因此，被广泛接受和实行的国际规则，尽管可能是少数大国共谋的结果或特定的消极事态的产物，多半有它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有它存在的根据与特殊价值。从实践中观察，对于主要是二战结束以来出现的各种国际规则，虽然不同国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批评、指责和反对意见，总起来讲，它们在整合、协调国际社会的秩序方面，起到了某些重要和有益的作用。当然，应当看到，由于时代在发展，各国在进步，人们的认识在提高，某些国际规则的缺点和弊病也在逐渐暴露，改善或改造的呼声便相应增长。比如，某些交换规则或市场法规，在二战结束后的初期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亚非拉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它们就渐渐暴露出其局限性；但问题既然不是一日形成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可能一蹶而就，它势必是一个渐进的改革过程。在我看来，一些国际规则完全是少数霸权国家的强权所致（所谓“霸道”的体现），一些国际规则直接表达了国际社会多数成员的要求和利益（有人称作“王道”之举），还有一些规则却是“霸道”与“王道”的杂合，比如国际金融规则和国际贸易规则；各种国际规则的形态、功能与后果很不一样，它们的积极性与消极面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所以，我们不能不小心区分：在既有的国际规则里，哪些可以从容处置、哪些必须谨慎对待，哪些是可以而且应当改变的、哪些是应当改变但难以做到的，哪些属于短期内不得不服从而长远看必须挑战之、哪些属于短期讲会有碰撞但长远看对大家均有好处，哪些是因为他国霸权的因素而显得不在道理、哪些是由于我们自身结构的缺失而易于造成磨擦，哪些是可能变化的、哪些是只应当加强的、哪些是必须服从的。“战术”上讲，即便对于那些明显充斥“霸气”、明显不合理不公平的国际规则，也有一个策略的问题。中国不是美国那样的世界强国，现在充其量是有一定世界影响和利益的地区性大国，我们还没有加入所有的国际组织（比如ＴＷＯ和Ｇ－７俱乐部），我们握有的某些“票据”和“入场券”（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和核俱乐部成员资格）又被各种因素打了不少折扣。因此不能高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达到的水平。中国目前第一位的需要，仍然是抓住时机、加快发展、提升国力，是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改革本国一些与时代进步性不相符合的内容，简言之，是自身的发展与进步。鉴于这种考虑，笔者以为，对于西方制定或主导的国际规则，中国人较为有利、较为务实的办法，不是挑头“叫板”，把自己放到“火炉”上让人焦烤，比如像马来西亚人那样提出区域货币的不切实际的、容易遭人误解和非议的建议，而是象孙悟空那样，先钻进去再相机行事，待自身壮大之后再自然而然增加发言权，就像德国人在欧洲一体化和欧盟里扮演的角色一样；我们国际战略的基本出发点，应当是“富国”而非首先“强兵”，是“睦邻”而非“改制”。自然，“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不可分的，但目前前者的份量似乎应更重一些。
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近一、二十年的实践经验观察，中国人了解、接受国际规则，既是分层次、有选择的，也存在一个随着国内发展及需要而逐渐提高认识、逐渐转变态度的过程。就前者而言，大体上可以把我们所接触所结合的国际规则分成三个层次：一是管理、技术、规格等“工艺性”层面，例如国际上管理海底资源的规定、防止石油泄漏和污染的机制、航空业或银行业的通行法则及各种术语的使用等等；二是体制性、机制性的层面，尤其是与政治、经济和安全有关的国际规则，例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禁止核试验条约或禁止地雷协议，以及近一段时期由于亚洲金融危机而被人谈论得较多的国际金融规则、国际货币基金的改革方案等等；三是与文化背景、民族心理或风俗习惯相联系的一些国际规范，如人权、女权、少数权利及个人与国家相互关系的各种公约。显然，对第一类国际规则，共识比较容易取得，大家都说要“与国际接轨”；而对第二类国际规则，则有各种争议和态度，选择时的差异也比较大；至于第三类国际规则，似乎反对的意见要多于赞成的立场。与此相关，不同部门、不同利益团体乃至不同阶层的人，对于国际规则的态度和接受程度也有很大差别，搞国际贸易和金融问题的人可能多半同意“加入”的见解，而搞军控、涉及“敏感”区域的专家则倾向于对外部要我进入国际规则的建议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是很自然也很容易理解的。在任何国家、包括那些发达的国家，都存在类似现象。不过，应当看到，对国际规则的了解及态度，如同我们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了解及态度一样，都是一个逐步的学习、加深认识和慢慢适应的过程；在不同时期，随着中国国内各方面的进步，随着对国家利益的内涵的不同认识，也随着国际条件和环境的变化，这种“学习”和“适应”过程会造成不同的结果与政策，例如，在５０－６０年代，我们不承认、也没法承认联合国，现在则是一个十分看重自己的常任理事国角色的重要国家；８０年代我们没有对国际禁止核试验问题表示同意，而９０年代中期以后则有所改变，虽然迄今为止我们出于重大利害关系考虑仍不能赞成国际禁雷协议。国际环境在变化，中国自身也在变化（包括“国家利益”的变化），因此，对于国际规则也不亦采取简单化的和单一的“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尤其对于现在我们所讨论的国际金融事务，由于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还不高，专业的金融高级人才还很少，中国经济仍然需要大量资金和金融工具，现阶段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对ＩＭＦ、世界银行、国际开发银行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采取不合作态度，对它们制订的国际金融规则采取漠视甚至对抗的方针；只有当将来时机成熟了，中国才能视需要和场合提出一些改革建议，包括对规则的重新审视和修改。
笔者以为，在这样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上，特别能够体现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和政治智慧。如果心中有数，就不会被局部的、暂时的、偶发的危机所难倒或吓住，而是把各种新的问题和挑战当成大棋盘中的一个个棋子，在总的原则和方向下加以思考和调度。拿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来说，近半年多来，对于那些容易担忧的人，报刊电视似乎总在传来各种坏消息：一会儿是台湾当局新出台的“南进”策略，企图以银弹打开“外交”空间；另一会儿又有某些外部的责备声音，认为中国近些年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产品出口方式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再过一段又出现了印尼的麻烦，对当地华人和整个东南亚的稳定形成某种威胁；还有，美国试图“借机”增强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日本试图强化对东盟国家的技术和金融影响，ＩＭＦ试图把西方价值观和做法强加于人，某个地方的股市遭受重挫，……凡此各种，举不胜举。所有这些消息中的每一个都可以看成含有某种对中国不利的成分，如果心中无数，缺少韬晦之计，就容易阵脚自乱，不攻自败；相反，如果沉着冷静，仔细观察，牢牢把握理性给出的大方向，就不会放大或缩小各种偶然、暂时或局部因素的“影像”，不会为它们所左右，而是把它们放到“大棋盘”上审视，从容地运筹维幄、调度子力，稳稳地推进已方的战略和策略。毫不夸张地说，此次亚洲金融危机的出现和消解的过程，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某些实际的困难和多种改革的压力，也是它壮大自身、稳定周边和贡献世界的良机。我们不能见不到这一点。
注解：
１．有关全球化概念的不同定义，可参见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１版）第１章《全球化：概念与动力》，第１－４６页。
２．有关“现代性造成稳定，现代化带来动乱”命题的详细分析，可参见亨廷顿所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第３７－６６页，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７月第１版。
３．这一数字是由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估计的。在１９９７年年底，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就开放全球金融市场达成协议，约７０个国家保证使其银行、保险和证券市场对外国公司开放，更多的国家考虑进入这一协议。见美联社日内瓦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新闻稿。
４．有关金融投机资本的活动方式，可参见徐滇庆“金融风暴会不会冲击中国大陆？”一文，１９９８年１月５日载于《世界华文作家周刊》，转引自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ｓ Ｄｉｇｅｓｔ，第３５５期和３５６期，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６日、２３日。
５．出处同上。
６．《解放日报》，１９９８年１月１０日，第３版。
７．有关政治领导能力和民众信心问题，可参见Charles Morrison, Domestic Ajustments to Globalization, the paper for GLOBAL THINKNET PROJECT. 这篇论文的打印稿，是笔者在参见９８年２月初东京“全球化研讨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中心主办）时获赠。
８．韩升州教授在“全球化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下列论文Han Sung-Joo, Asia Values: Asset or Liability, the paper prepared for Global Thinknet Tokyo Conference on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Civil Society.
９．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１版，第８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第３３２至３８８页。
10．见莫里斯（Charles Morrison），前引文。
11．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下午，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坎贝尔（Curt Campbell），在与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组织的中方专家学者（笔者是其中一员）举行座谈时，列举了上述担忧。
12．参见“我综合国力上新台阶”一文，中国《金融时报》１９９８年３月２日；以及《１９９７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第１版，第２１４页。
13．参见徐滇庆“金融风暴会不会冲击中国大陆”一文。
14．分别参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答记者问，中国《金融时报》１９９８年３月８日；徐滇庆“金融风暴会不会冲击中国大陆”一文。
15．王书杰，“我国金融市场的潜在风险”，《中国国情国力》杂志１９９６年第７期，第１８页。
16，17，见中国《金融时报》１９９８年３月８日报道。
18．参见陈华：“韩国一些大集团破产的启示”，中国《经济日报》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４日；丁斗：“韩国金融危机和韩国大企业”，《国际经济评论》１９９８年第３－４期。
19．引自李岚清副总理在１９９８年２月１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中国经济研讨会”上的讲话，《经济日报》１９９８年２月２日。
20．曾供职于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经济论坛的华裔经济学家和金融分析家胡祖六先生，以令人信服的大量论据证明，即使在亚洲一些货币大幅贬值以后，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仍然相对低廉。他指出，“根据工资正常增幅与１９９８年的预期汇率估算，中国与东亚其它国家在劳工成本上的差异将有所缩小，但不会完全消失。比如，泰国的劳工成本（比中国）不再是３倍以上，而是下降到２倍以下，菲律宾的劳工成本将由原来的２倍掉到１．６倍，而印尼的劳工成本将与中国大致相当、略高一点。”而且，他认为，与东盟诸国相比，中国的出口结构更加多元化，因此中国不用过分担心周边货币贬值的后果。见胡祖六：“亚洲金融风暴后的中国汇率政策”，中国《经济日报》１９９８年２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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