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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基本走势与基本特征是：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得到了初步发育，而且，这种发育又进一步引致中国现实社会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趋势。对此，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来理解：
１．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实现了初步的有机结合。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是在一个正常的基石之上开始发育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极为密切。社会主义应当是具有现代化内容的社会主义，而现代化则应当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相对而言，社会主义侧重必要性的保证，现代化则是侧重中心、内容的构成。
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情形：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内容经常相互分离。或者，现代化建设只是简单地附着于社会
主义，居于一种次要地位。建国初期，出于重建社会结构的迫切需要，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两者脱离所造成的危害还不明显。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中国社会
本应开始大力推进现代化。然而，整个社会却把重心移到了单纯的“社会主义”方面，“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还曾经长期把发展生产力的
任务推到次要地位，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以阶级斗争为纲’。”［①］
１９７８年以后，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实现了初步的、有效
的结合，两者的关系逐渐得以摆正。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是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从根本上得以发育的基石。这种结合，为中国现代化内在
生长力的形成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第一，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中国社会一些重大的体制可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而做必要的
调整，以保证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如在所有制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正常发育提供较强的推动力。第二，在两者有效结合的基础
上，方可实现由社会主义的“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从而有助于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正常发育。十几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取得了重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雏形得以确立，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各种劳务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已初步形成，并日趋扩大。这样，就确保中国现代化
的内在生长力能在一个比较正常的基础上开始发育。
２．民众与现代化初步的广泛结合。这就使中国现代化内生力的发育具有了一种强劲的底力。
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曾进行过现代化建设。尽管现代化建设始终没有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特征，但是，有时却也在外观上显得轰轰烈烈，如大跃进运动。即便是
在轰轰烈烈的运动中，现代化也并没有真正实现同民众的有效结合。１９７８年以后，这种情形开始发生变化，民众同现代化开始了广泛的结合：第一，民众的切身
利益开始同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状况产生了一种息息相关的联系。中国真正的现代化过程是从经济方面开始起步的，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这种作法有一个很
大的优势，即它能直接让民众得到实际利益。在十几年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实际收入呈持续递进势头，而且幅度很大。按可比价格计算，１９７８年人均国民生
产总值指数为１００，到１９９０年则增至２３０．９。按当年价格计算，１９７８年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１３３．６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为３１６
元，到１９９０年，则分别增至６２９．８元和１３８７元。［②］第二，民众日常生活同现代化进程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十几年中，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
进，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容与方式均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从民众的消费生活和闲暇生活来看，还是从民众的代际生活与社区生活以及总体生活质量来看，现代化的
影响很大。耐用消费品平均每百人拥有量是：１９７８年，电视机０．３台，录音机０．２台，电风扇１．０台，洗衣机０台，１９８８年则分别增至１３．２
台，８．３台，１３．４台，６．８台；［③］人均居住面积是：１９７８年，城市为３．６平方米，农村为８．１平方米，１９９０年则分别为６．７平方
米，１７．８平方米。［④］另外，民众的文化生活也开始丰富、活跃起来。据有关部门估计，“近几年，每年平均在国内进行一日和数日以上的异地旅游约达
２―２．７亿人次。”［⑤］第三，社会流动度增大。在十几年中，社会成员从总体说，开始摆脱过去那种身份隶属化、工作固定化、居住不变化的情况，垂直流
动、水平流动、结构性流动以及自由流动的社会成员人数大幅度增加，整体社会流动呈立体状。
民众与现代化的结合，大大增强了中国现代化
的内生力，进而使中国现代化具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势头。民众切身利益同现代化进程息息相联，从而导致民众把现代化同自己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民众日常生活同现
代化进程的相关性，决定了民众日常行为取向逐渐与现代化认同。而社会流动度的增大，又在客观上有助于启动各个区域、各个群体甚至于每个社会成员的动能。这
一切，使现代化成为中国整个民众的共识，成为民众生活所需和民众行为的价值取向。这就使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得到初步、真正的发育，并使中国的现代化成
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３．开放与现代化初步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提供了一个有效杠杆。
１９７８年以前，中国一直没有进行过真正而正常的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开放。１９７８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２０６．４亿美
元，１９９１年增至１３５７亿美元；１９８３年，实际利用外资１９．８１亿美元，１９９１年增为１１５．５４亿美元；１９８２年，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为１．８９亿美元，１９９１年上升为１９．７亿美元；１９８０年，旅游外汇收入为６．１７亿美元，１９９１年上升为２８．４５亿美元。［⑥］另外，中国还
大规模兴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
对外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从本质讲是一致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可分
割。因此，中国十几年的对外开放，无疑促进了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增强。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对一个民族保持一种有益的压力，使之产生一种民族的超越精神，进
而使民族的原动力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通过开放，还可以为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找到一定的参照。在开放过程中，可以通过对别的国家某些先进技术的引
进，直接促进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开放的民族就是在应战中更新自我：“应战不仅解决了挑战所提出来的问题，而且还在它每一次胜利
地解决了一个挑战问题以后，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样，文明生长的性质最核心的成份便是一种活力，这个活力把那个受到挑战的一方从一个由于应战成功而出现的
平衡状态中，又引向了一个出现新挑战的不平衡境界。”［⑦］
４．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初步有机结合，使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开始具有了真正的有机性。
中国在１９７８年以前，由于基本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中，并由于“左”的思潮盛行，因而过分地强调一种纯粹的成份，即除了“革命”事物之外，其他一切事物都予以排斥。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使民族传统日趋淡漠甚至被遗忘。
１９７８年以后，民族传统开始复归，并同现代化实现了初步的有机结合。究其原因，一是开放过程的推进。前面曾经谈过，在十几年里，中国的开放势头比较迅
猛。但是，中国是在缺乏足够准备的情形之下，忽然打开国门，置身于众多国家之中，并面对着许许多多在发达程度上远高于自己国家的。因此，同许多发展中国家
一样，中国需要在自身体内寻找一种依托物，以求得本国人民的认同与凝聚，避免离心解体。于是，民族传统便开始为人们所关注，甚至是着意强化；二是经过多年
政治运动的反复，人们也逐渐发现，民族传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民族传统与意识形态并非互相排斥。这样，中国便开始实现了民族传统与现代化内容的初步有
机结合。
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这种结合，增强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第一，它直接增强了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动力。在民族传统那里，中
国人可以寻找共同的民族血脉。以此为纽带，中国人的力量、意志、情感可以得到极大的凝聚。这种凝聚力进而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民
族精神、爱国主义可以使中国蕴藏的能量和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释放。需要说明的是，在考虑这种动力时，既要防止狭隘的人文种族主义思想，又要防止旧的
时代因素借民族传统之名而复活。一旦由民族传统所引致的民族精神畸形化而成为一种人文种族主义时，或者旧时代因素借民族传统之名而复活，那么，它必定会阻
碍现代化进程的正常推进。第二，有助于形成完整的中国现代化模式。对于形成一个完整的、合理的中国现代化模式而言，民族传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如从民族传
统着眼，中国现代化进程得以稳定的制约机制具有与西方社会不相同的特色，即：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保留一些由重人伦所进一步导致的重德治的传统，以此与法治相
得益彰，求得社会的稳定。再如，就现代化的推进方式而言，同西方社会倾向于不断重建有所不同，中国社会则更倾向于逐渐转型。民族传统对于形成中国现代的
大、中、小型社会单元的特有结构也有不小的影响。
５．现代知识的累积、传播同现代化实际进程的有效结合，使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更加具有一种渗透力和扩散力。
不能否认，在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三十年间，中国的现代知识在累积、传播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这三十年，中国现代知识的累积与传播存在着三个
突出的症结：一是没有广泛地与生产领域结合在一起。如果说，在军工技术以及某些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进步的话，那么，在适用技术方面只是取得了比
较小的进展；二是片面性。当时，人们对于现代知识的理解仅限于自然科学及技术，忽略了现代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人们过于轻视甚至是压抑
教育，因而其水平及处境每况愈下；三是现代知识地位的不断下降。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整个知识界、知识成果的价值不被确认，不仅如此，现代知识也呈贬
值状态。正是由于这些症结的存在，使现代知识在１９７８年以前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没有起到应有的渗透及推动作用。
１９７８年以后，
现代知识的累积、传播与现代化的实际进程开始了初步的却是富有成效的结合。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杠
杆。具体表现在：第一，人们对于现代知识的重要性开始有了比较普遍的确认，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是新的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和决定性的因素。”［⑧］这
种认识的转变，为现代化知识发挥作用确定了必要的前提条件。第二，现代知识开始与生产领域实行广泛的结合，尤其是适用技术趋于普及，从而直接推动了经济的
发展。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地方经济的“星火计划”，目前“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县。截至１９８７年底，‘星火计划’已落实国家级项目９６１个、省级和地市级
项目８６９４个。”［⑨］科学技术等现代知识对于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建国后，在我国各个时期工业经济增长率总额中技术进步所占份额分
别是：１９５２――１９５７年为４６．９％，１９５７――１９６５年为２０．７％，１９６５――１９７６年为３．６％，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为
３０．５％，１９８５――１９８９年为３０．１％。［⑩］第三，现代知识的累积与传播趋于整体化。教育的水平、教育的社会地位、教育的规模在十几年间，呈
上升趋势。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也有了比较明显的长足发展。这些，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开始确立现代观念与现代行为方式，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劳动者文化
素质的提高。１９６４年全国人口文化程度状况是：大学文化程度是人口构成的０．４％，高中程度为１．３％，初中程度为４．７％；到１９８７年，则分别上升
到０．９％，６．９％，２１．２％。［⑾］
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的十几年间，中国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得到了初步
的发育。这种情形无论是在１９４９年之前或是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期间都未曾出现过。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初步发育，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进程具有至
关重要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现代化的推进已呈不可回转之势，决不会由于一些偶发性的因素而中断。
二、这一时期，在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成长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与不规则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发育的整体化程度不够。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中国过于追求经济方面的增长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人们倾向于将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等同起来。１９７９――１９８８年，经济的确获得了
长足的进步，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９．６％。［⑿］这个增长率在世界各国是不多见的。经济发展保持某种程度的超前性，只要适度，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机体
可以起着一种积极有效的带动作用。问题在于，这种超前不能过度，不应过分超过其他方面发展的幅度。相比之下，非经济领域如教育、文化、管理等方面的幅度过
小。在改革方面，也不够配套，人们将改革的重心放在经济领域，而对其他方面的改革则不够重视。只要我们看一下这些年出台的各种改革方案和措施，就会发现，
非经济方面的改革方案与措施所占比重很小，而且贯彻得也不力。
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对于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进一步成长、形成乃至
对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都会产生深远的不利影响。第一，降低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有机性。社会发展可能首先受惠于发展最快的环节，但不久就会受制于发展最慢
的环节。这是因为，社会机体是一个由各种环节、各个层面共同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各种环节、各个层面之间有着一种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
促进的关系，“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⒀］长时期片面发展经济，不仅无法得到其他环节、层面的有效
支援，而且，就连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不可能被社会机体给予有效的吸收，无法内化为社会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二，对于社会发展的方向也会产生不利的影
响。经济因素说到底是一种物质的力量，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被动自发性。因此，单纯的经济无法全面地解决有关社会机体发展的定向问题。经济的发展如若
失去控制，其后果是严重的。它不仅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异化现象，还有可能造成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这些，必定会严重妨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２．现代化内在生长力成长的有序程度不高。
这一时期，中国
现代化的内在生长力虽得以初步发育，但与之相对应的是生长秩序的相对紊乱。主要表现为：第一，经济发展过程的摇摆幅度过大。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经济出
现过热现象，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经济发展开始稳定，但时隔不长，经济又开始新的过热，尔后又低落。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起伏过大。我国国民
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１９８４年比１９８３年增长１４．６％，１９８９年比１９８８年增长３．６％，差幅高达｜１１｜。八十年代，同是发展中国家，泰国经济
发展的最高速度是１９８８年为１１．０％，最低速度是１９８２年为３．２％，差幅为｜７．８｜；南朝鲜最高年份１９８６年为１２．４％，最低年份１９８５
年为５．４％，差幅为｜７｜。［⒁］经济发展过大的摇摆度既不利于形成发展过程内在生长机制，也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第二，发展的区域分散性与重复性。
“在现代化方面取得成功的后来者，必须既要利用非同寻常的中央集权因素，又要利用各级权利与资源的平衡配置。”［⒂］１９７８年前，尽管中央也给地方下放
一些权力，但总的说来，是统得过死。１９７８年后，中央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
另一方面，“各地区竞相发展某些相同的行业，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生产，追求地区经济的完整体系，搞‘大而全’、‘小而全’，趋同状况日益突出。”
［⒃］各区域内的这种“有序”，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国范围内“无序”状态。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国家作为一个发展整体，其意义大为削弱。长此以往，不
仅造成巨大的浪费和低下的效益，还会使整个国家机体产生离心的倾向。第三，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纵观十几年的社会，可以发现，社会问题无论是从种类来说，还
是从数量来说，均增长得快。从一定意义上不妨将这种状况视为社会问题的并发症。如１９８２——１９８８年，全国重大案件增幅很大，为建国以来所罕见：按指
数计算，１９８２年重大案件数目为１００，１９８３年为１０１．８，１９８６年为１５２．８，１９８８年为３１６．６。［⒄］社会问题的并发症，会造成社
会的不安定，进而会对现代化进程的平稳递进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挫伤社会劳动者的积极性，削弱发展进程的后续推动力。
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在发育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上述问题，其根源多种多样。其中，比较明显、比较直接，而且影响比较大的根源在于：急功近利思潮与行为的强化同现代化目标体系的模糊、匮乏这两种现象的相互并存、相互感应。
这一时期，急功近利思潮与行为的强化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性行为取向的极端功利化。人们的行为具有一种只顾眼前，不计后果的重要特征。人们在生产上的短期
行为就说明了这一点。如在农业方面，国家对农业的投入不仅相对数减少，而且绝对数也在减少，“六五”期间，国家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五五”期间减
少了近１／３，为１７３亿元人民币，占投资总额的５．１％。在国家对农业投入减少的同时，农民也减少了对农业的投入。“抽样调查表明，１９８０年六种粮食
每亩土地的投入标准劳动日为２２．８０个，而１９８５年为１５．２８个，减少了１／３。此外，农民个人投资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积累，占７０％以上。”
［⒅］在工业方面，“‘一五’时期建立的１５６个重点项目，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骨干，但多数企业由于只用不养，无力进行技术改造，使设备日益老化，技术
日趋落后”。［⒆］
这一时期之所以会出现急功近利的思潮与行为，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社会原因的。第一，摆脱束缚之后的过
度反弹。１９７８年以前，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人们过于看轻个人、中小群体甚至看轻区域的利益，过于看轻人民基本生活的需求，而过于强调超级大群体的
利益，过于强调长远的目标，致使人民生活的改善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１９７８年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始，以前的那种不正常的束缚被挣脱。但由于
受压抑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因而人们在挣脱束缚之后也出现某种不正常的反弹现象。即：过于看重高消费，过于看重个体及中小群体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很
容易出现过度的急功近利思潮与行为。第二，改革之初的显著成就所造成的急于求成的心理。改革之初，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其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包括发展基数
小发展幅度容易增大的原因，也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恢复生产力的因素。但不管怎样，发展的总幅度作为改革的整体结果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人们难
免类推，以为整个现代化也会顺利、迅速地进行，故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难免操之过急。总之，出于这些历史、社会的原因，中国在十几年的现代化建设中也就很
自然地会出现急功近利的思潮与行为。
从本质上讲，这一时期人们的追求同现代化的趋向是一致的。但是，仅仅有这种倾向性的吻合还不够。这种吻合只能说明现代化趋势的不可逆性，还不可能说明现代化进程的平稳状况。这就涉及到现代化目标体系的作用问题。正是在这方面，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没有给予很好的解决。
这一时期，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体系相对来说不够完善。主要表现在：（１）目标缺乏同实际进程浑然一体的内化度。即这个目标体系反映不出实际进程所应有的循
序渐进性，而且，实际进程中所存在的许多变项因素在这个目标体系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２）体系度不够，子目标不配套。现代化目标体系应涉及到现代化问
题的方方面面。但这一时期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却忽视了许多问题，如非经济因素的归类、作用、地位在目标体系中均得不到充分的反映。再如实现长期、中期、短期
各类目标的操作方案在目标体系中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说明。（３）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纵观十几年现代化进程，各种现代化方案、发展战略、改革措施一个个出
台，旋即被新者取代，或者是无声无息不再起作用。（４）缺乏同一性。这期间在改革、发展目标方面，不断出现相抵触的方案。严格地讲，这些目标并不属于一个
体系。
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之所以不够完善，同样也有着深刻的历史及社会的原因：第一，新旧体制的并存。从一定意义讲，现代化过程也
就是由传统体制向现代化体制的过渡。在这个过渡中，必定会出现新、旧体制并存的现象。新旧体制并存，不仅会造成社会成员行为、观念等方面的不一致性、不联
贯性，还会造成社会机体的非整合性。在这种情形下，现代化的目标体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一的现象，也会缺乏稳定性。第二，社会变化的高速率。在社会转型
时期，社会的变化是巨大的。社会变化的高速率会从两个方面对目标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社会的急速变化会使现代化目标体系中的一些目标尤其是一些短期
性目标、操作性目标很快失效或者是部分失效，这在客观上容易降低目标体系稳定性、配套性、同一性的程度。另一方面，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社会群体也在发生
相应的变化，如一些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一些原有的社会群体依然存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的需求必定差别很大。为了维持社会的整合与稳定，就必须照顾到各
种社会群体，否则，现代化便很难顺利进行。于是，在不同社会群体需求下所形成的一些具体目标显然很难保持同一性。
重要的是，急功近利
的行为及思潮的强化与现代化目标体系的模糊、不完整这两种现象并非各不相干，而是相互感染，相互加重。如急功近利思潮与行为的强化不仅会对现代化目标体系
的设计、制定造成不利影响，使现代化目标体系趋于片面和摇摆，而且，还会使本来有某些合理之处的目标无法在现实中兑现。这些进一步在客观上使现代化目标体
系对于现代化过程缺乏应有的导向力和控制力。而一旦如此，现代化目标体系便会更加降低自己在社会成员中的信任度。于是，失去约束、导向的人们便有可能只是
按照自己的眼前利益行事，急功近利的思潮与行为便会因之强化。
急功近利思潮、行为的强化与现代化目标体系的模糊、不完整这两种现象的
合流，在现代化过程的最初启动中，客观地讲，有时或许会产生某种显著的正向效应。但是，却会对继之而来的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产生不利的影响，两者共同
压抑着、阻碍着现代化内在生长机制、生长体系的形成，进而使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过程出现非整体化、非有序化等缺陷。三
如何才能在
已有的基础上使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发育再上一个台阶？笔者认为，正确的作法是，在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得以初步发育的前提下，及时地形成中国现代化的
内在生长机制（或称内在生长结构体系）。唯有如此，方可使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成长具有真正的保证，进而使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能顺利、稳定地向前推进。
就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机制的建立而言，其关键在于：（１）确立一整套合理、完整的现代化目标体系，使中国现代化各个阶段的目标、各个方面的目标以及各种
途径明确化，以最大限度地杜绝发展过程中的摇摆、停顿的现象。（２）增大发展过程中的理智成分，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潮与行为。（３）增强民族凝聚力，以便有
效地消除离心倾向，并有助于积极地社会动员，使现代化能够得以持续推进。（４）既要防止片面发展，又要防止均衡发展。前者有害，后者过于机械，同样有害。
应立足于整体，做全面考虑，在某个方面、某个时期有可能应特别注意合理超前发展问题，以便有效地带动别的环节、层面的发展，而在另一方面、另一个时期，则
应特别注意发展过程中的合理酝酿、合理停顿问题，以便使社会机体充分吸收已有的发展结果，并增强未来发展的潜力。
注：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第９页。
②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１》，中国统计出版社，第３１、２６９页。
③ 《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４６１页。
④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１》，中国统计出版社，第３０６页。
⑤ 何建章、吴军、朱庆芳等：《中国社会指标理论与实践》，中国统计出版社，第２８２页。
⑥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２》第６２７、６４１、６４５、６４６页。
⑦ 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１５４页。
⑧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第６６１页。
⑨ 《中国科学技术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７页。
⑩ 见《人民日报》，１９９１年５月２４日，马洪的发言摘要。
⑾ 《奋进的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４３９页。
⑿ 同上，第３３５页。
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５０６页。
⒁ 《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０》，中国统计出版社，第８４１页。
⒂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６５６页。
⒃ 周叔莲、俞恒：《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和调整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⒄ 公安部“公众安全感指标研究与评价”课题组：《中国公众安全感现状调查及分析》，《社会学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⒅ 胡鞍钢、王毅等《生存与发展》，科学出版社，第４５页。
⒆ 吴敬琏、胡秀等：《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与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１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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