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现阶段特有的国情，规定了中国选择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必要性。

　　第一，无论是同先发社会 （发达社会）相比，还是同其他后发社会（欠发达社会）相比，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都是很不相同的。与先发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要在一个相对说来比较短的时间内 完成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济形态、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等一系列的现代化任务。而这一过渡过程在先发社会那里是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完成 的。与其他大部分后发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艰难的社会转型，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不 确定性因素，并造成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1）失业问题。中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数量巨大。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已造成和将要造成庞大的剩余劳动力队伍。而在非农业生产领域，随着产业升级换代过程的展开，亦将出现为数众多的失业者。再加上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过程的 推进，在企事业大多数部门中，许多人员也会被精减下来。凡此种种，造成了中国社会里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日益加重的失业人口压力。虽然为了保证社会的安定，人 们有必要保持着一定限度的隐型失业率以求缓解失业压力，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2）通货膨胀的压力。 通货膨胀是绝大多数后发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出现的一 种现象。问题在于，中国社会里存在着某些别的后发社会所不具有的诱发通货膨胀的因素。不能否认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一些不利成分在中国依然存在，这势必 会对通货膨胀产生一定的诱导作用，比如计划经济体制不重视集约型的发展方式，而多与粗放型发展方式相联；再如，物价不稳定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货币投放量等问 题，还在于价格双轨制的存在以及由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转换过程中的不慎行为。（3）贫富差距的不合理。社会的转型， 是一个社会利益重新调整的过程。由 于中国社会一直缺乏规范化的市场规则，因而使得这种利益调整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现象。不少人并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通过权钱交换以及其他种种不公平的途 径获取了高额收入，这就与广大民众的相对低的收入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市场经济社会固然意味着社会阶层之间、社会成员之间应存在差距，但这种差距应是在公平 竞争中出现的。不公平的贫富差距必然会引发民众较为普遍的不满情绪。（4）群体性阻力。长时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 使得中国城市里的大多数劳动者有了固 定的收入和终身性的职业，享有了无可争辩的公费医疗、住房补贴等社会保障，同时这一切却并不与劳动者的劳动效果的具体情况直接挂钩。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 就是要改变这种局面。这就难免引起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抵触情绪与抵触行为。这种抵触显然带有群体性的色彩。

　　失业问题、通货膨胀问题 以及不合理的贫富差距问题势必会使中国广大社会成员形成一种深切的社会焦虑感，而改革群体性阻力的存在又使民众在某种意义上不愿采取激进型的方式来推进改 革与发展进程。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为了使社会焦虑不致于演化成不安定的社会行为，为了缓和中国特有的群体性阻力，中国社会有必要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

　 　第二，现代化建设以及市场经济运作等方面经验的匮乏，决定了须谨慎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从事现代化建设虽然已有着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真正将 之作为时代的中心任务来对待也只是近十几年来的事情。如何从社会本体亦即现代化内在生长力培育的意义上去推进现代化而不只是从工具的意义上去搞现代化建 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应当承认中国的经验是比较匮乏的。另一方面，从总体上看，市场经济在中国尚属新事物，发育得还很不够。中国对于市场经济 应如何运作，更是缺乏经验。尤其是在如何把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融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方面，更是缺乏经验。与前述匮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社会面临着大量 的而且是层出不穷的问题：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如经济效益低下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区域差距问题、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以及民众低收入问题等等； 许多新的问题开始出现，如贫富差距问题、产权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国有企业转轨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安置问题以及民众价值体系紊 乱问题等等；许多未知的问题即将要出现。现代化与市场经济诸方面经验的匮乏同大量问题的存在，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体系的不规范、不体系以及不确定性：在 中国发展目标中，许多子目标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许多既定的目标也往往同现实之间存有隔膜，可行性不够；中国的发展目标摇摆幅度过大，许多发展战略频繁更 换。在这种情形之下，如若贸然确定激进型的发展模式并予以强行实施，那么，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而一旦行不通，则会引发大量社会问题的迅速扩张，进而造成社 会的动荡，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陷于停顿。基于前述分析不难看出中国选择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必要性。

　　第三，现代社会的形成需要一个历史 过程。综观现代化建设已获成功的国家和地区，虽然从相对意义上讲其现代化所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尽相同，但从绝对意义上讲毕竟都花费了几百年至少几十年的时 间，而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如数年或10年、20年内完成现代化建设这一历史任务。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数值方面的迅速增长，而是涉及到社会机体各个层面的巨大 变化。任何一方面的现代化成果都需要一番“消化”的过程方可内化成为这个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问题在于，这种“消化”需要一个过程，并且是由多 方面因素所促成和制约的。例如，社会成员要想在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认同某种现代化成果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往往要经历一个不适、拒斥、部分认同、全部认 同的几个阶段。再如，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完善的过程。而且这种建立在始初阶段尚需较大比重的“人为”拉动成分，但一旦过了“启 动”阶段，那么，其“自然”成长的成分便会增多。除了“消化”需要一个过程之外，现代化建设所需的社会动力与支撑力的培育也需要一个过程。就现代化进程的 推进而言，并非想多快就多快，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动力与支撑力的强弱。而社会动力与支撑力的生成是要经过酝酿、释放、间歇几个阶段，是有一定规律 和周期的。可见，试图采用激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现代化建设任务的作法仅仅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便不能够成立。在这种条件下，采用渐进型现代 化模式不失为一种合理明智之举。

　　第四，庞大的社会机体在客观上讲更能同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相吻合。国家规模大小的状况，是这个国家特有 国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规模的具体状况，必然会对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国家规模之大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中国 由国家规模之大所造成的优势及潜在优势是很明显的，比如，综合国力容易迅速提高，容易举办一些规模小的发展中国家所无法举办的大型现代化工程等等。但是， 我们还应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在某种条件下，中国这种超级大型社会机体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来说也存在着若干不利的因素。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规模 的社会机体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其变量因素更多，其环节特别多，而且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故障，都极有可能对其他许多 环节产生联动或联滞的广泛社会影响。这种超级大社会机体的正常运转，有赖于社会结构中许许多多均衡点的存在。问题在于这些均衡点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极易受 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问题、国外示范效应问题的影响，因而发生变化，并造成整个社会机体的不稳甚至是动荡。而对于这些不稳和动荡的潜在 或现实因素来说，要想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是至为重要的，也是极为艰难的。从社会控制的机制来说，存在着一个信息反馈和措施实施的过程。但是，庞大的社会机 体对于社会控制来说存在着一些不利之处，这不仅仅在于庞大的社会机体运作时的信息量特别大，因而在其层层反馈过程中失效走样的情况比较多，对之进行处理、 加工的工作较为艰难，而且在于基于这些信息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许多针对性措施的实施也往往是比较迟缓的。更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超级大社会机体所蕴含的经济 与社会的总能量是巨大的，这些能量一旦失去控制，而通过不正常的渠道释放出来的话，那么，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的程度必定是很高的，对于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危 害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总之，庞大社会机体对于现代化进程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深远而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如若采用激进型的现代化模式用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那么，所要承担的风险太大。相反，如若采用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相对来说，其风险系数要小得多。

　　在中国采用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是人伦型的社会，这一特点使得渐进型现代化模式在中国具有着可行性。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极为重视群体生活，重视人伦关系，中庸、适度、平和 的行为取向已成为中国的一种民族传统。为了维护人伦关系的协调，除非万不得已，中国社会更倾向于用中庸、平和、适度一类的方式来处理社会中的争端与冲突。 中庸、适度、平和强调的是一种持中平和、不走极端的行为取向与观念。这种行为取向与观念虽然就其历史本源的意义上而言是产生于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但是，经过漫长历史过程的浸透，它已内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历史持久性和超越时代的性质，而不会随着时代的变更而即刻消失。 这种民族传统同渐进性现代化模式是合拍的，因而可以成为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现实依据。对此，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1 ）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本义是 通过相对温和的方式来促进社会的逐渐转型，防止激烈的社会冲突与动荡，以求得用相对小的社会代价取得相对大的发展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渐进型现代 化模式可以从中庸、适度、平和一类的民族传统中汲取必要的养料，使其本身更适合于中国国情，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从而更加容易为中国民众所认可和接受。 （2 ）中国民众从总体上讲是希望社会群体内的人际关系在现代化过程中保持着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变更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紧张状况有着一 种本能的不适与焦虑。因此，中国民众的这种要求从客观上讲就要求采用中庸适度平和一类的推进方式，换言之，渐进型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的实行也是具有民众心理 基础的。

　　第二，集权制政体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基础。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集权制政体。集权并不是必然同专制相联的事 物，而是同分权相对应的范畴，属于政体范围内并不是国体范围的事情。集权与分权反映着国家权力在具体配置、安排方面的情形。就中国社会而言，集权并不会随 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而归于消失，相反，集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要保证。中国社会成员从心理上来说，更能接受的，是集权制而不是分权制。中国的集权制 度自战国时期始，共存在了两千余年。集权制是中国民众所习惯化了的一种制度。因此，即便是从纯粹的理论意义上讲，分权也不坏，但只要集权制也还算得上是一 种不落后的社会管理方式的话，那么，从可行性的意义上讲，集权制更能适合于中国大众心理，更能起到一种事半功倍的效果。更何况集权制度作为一种纯粹的技术 性管理方式而言，与中国现代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吻合的而不是抵触的。中国的集权制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经过人们的不断加工与完善，形成了许多至今看来仍具 有价值的成分。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社会所普遍实行的科层制脱胎于传统的集权制度，因而集权制与科层制在不少方面是相似的，比如，两者皆主张职务分等、权 力分层；不因人设职，而是按照管理方便设职；上级监督下级等等。由此可见，集权制在中国的继续存在完全是可能的。

　　第三，某些旧的事物 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并不见得一概都起着阻碍性的作用。现代性是指现代社会的属性、特征，现代化的过程则是指实现现代社会的过程。一般来说，现代性容 易使人满意，容易使人对之产生一种理想化的心情，而对于现代化的过程，人们的心情则要复杂得多。尽管从总体上讲旧事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早晚都要消失。 但是还不能过于简单化。如果我们从某些旧事物所具有的现实功能来观察，就会发现，有时某些旧事物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可能会起着某种新事物难以替代的 作用，因为新事物的全面出现与生根需要一个过程。只要这个总过程没有结束，现代化过程便不能在较大范围内、在较为重要的部位上出现真空地带，否则，社会便 难以维系。而某些旧事物恰巧可以在这个时候、这个部位起着填补真空的作用。例如，虽然从长远着眼，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终生福利性的用人制度必须予以改 观。但是，在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务市场没有建立起来之前，旧的用人制度尚不能一举摧垮，否则，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流民问题将会使社会陷入动荡状态之 中，使现代化进程陷于停顿。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某个阶段、某个方面适当包容某些旧事物的渐进型现代化模式是可行的。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都已 验证了这一点。

　　既然渐进型现代化模式在中国社会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那么，中国采取渐进型现代化模式也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了。

　　二、中国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1.注重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亦即社会土壤的培育。

　　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土壤。这里所说的社会土壤，是指一种大的社会环境，同时还指某些间接性、前提性的社会改革。

　 　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社会土壤主要包括这样几项内容：（1）比较合理、 有效的社会流动机制。这种社会流动机制既能保证社会成员的上下垂直一类的流动，也 能保证许多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社会成员的水平性流动。其中，劳务市场的建立是一项重要内容。（2）系统的社会保险、社会保障制度。任何一个社会， 尤其是 一个转型的社会，一个强调经济效益的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大量的丧失劳动岗位和一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对于这些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必须给予必 要的保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系统的社会保险、保障制度。（3 ）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社会财富的分配，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因此， 分配制度的公平、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影响着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信任程度及责任心程度。（4）必要的社会共识。所谓社会共识， 是 指社会成员对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对改革的必要性、未来目标，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有一种共同性的认识。社会共识是保证社会整合、保证社会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

　　上述社会土壤的培育程度制约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程度。对此，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其一，社会土壤的培育程度决定着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转型的承受力 大小的程度。社会转型，意味着人们所熟悉的原有生活环境的改变，意味着新的生活环境的出现。如果环境变化幅度过大，而人们的承受力又不足的话，那么，人们 对于改革便会产生一种抵触的心理和行为，进而阻碍现代化进程顺利、有序的推进。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转型的承受力并非天然具备，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土壤之上而 产生的。如果社会土壤适应于现代化建设，那么，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转型的承受力无疑会增强，进而使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其二，社会土壤的培育程度直接影响到 整个社会对于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内化力的强弱。一定水准的社会土壤意味着社会机体对于现代化建设成果具有一定水准的内化力，两者基本上是一种同步的关系。如 果不具备相应的社会土壤，那么，不管现代化建设在表面上一时显得多么轰轰烈烈，其结果必然是由于无法扎根而成为一种与社会机体隔膜的事物，终究会被社会机 体所排斥。其三，社会土壤的培育程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现代化进程的“自然递进惯性”的大小。现代化建设一旦具备一种有益的社会土壤，那么，社会机体本身 便会有一种由“自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自然递进的惯性”。在此基础之上，现代化进程的“人为”推进方可有效而切实地起到应有的作用。

　 　与渐进型现代化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激进型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脱离了特有的社会土壤。这种模式试图一步到位，以尽量缩短现代化的进程。这种 作法难以行得通。例如，如果社会流动程度很低，社会保险与社会保障的基本体系不具备，劳务市场又基本没建立起来，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要想迅速建立起现代型 的劳动人事制度，显然难以办到。重要的是，激进型现代化模式尽管行不通，但如若强行实施，那么，它所破坏的，恰恰又正是社会土壤。这样，现代化建设所需社 会土壤的培育周期显然会拉长，其质量肯定会降低。

　　2.注重发展的有效性。

　　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立足点已超越了速度 问题，它把速度看作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而并非发展本身。它从更为合理的角度亦即发展的有效性角度来把握发展问题。发展的有效性包括这样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1）发展过程本身的有效性。 一方面，发展过程应具有一种共生性的状态。在发展过程中，社会机体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都在分别扮演着某种特定的角色，起 着某种特有的并且是无法替代的作用。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机体中的各个环节、各个层面以及各种成份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关系；不存 在以某个环节、某个层面为绝对主动的一极，而其他者为绝对被动的一极，从而前者的推进就一定能够决定后者推进的可能性。任何一个环节、一个层面的滞后，都 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机体发展的滞后。发展必定意味着社会机体各个环节、各个层面的协调并进。另一方面，发展过程从总体上来说应是一种有序的推进，发展过程 的起伏程度及其负效应应降至最低限度。要想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其关键在于形成发展的内在生长机制。这种内在生长机制可以持续不断地形成发展赖以进行的后续 推动力；并且，它还可以使发展过程自身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以适应一些外在环境的变化。（2 ）发展结果的有效性。一方面，发展应有较高的效益。这主 要是指以较小的成本取得较大的效益。另一方面，应具有较好的效益。这主要是指发展结果在一定生产能力水准范围之内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这种 满足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要恰当地满足，不应超出同一水平、同一类型的正常范围而生产出过度的剩余产品；二是对于社会成员的各种需要应尽可能做到同时满 足，不能只是注意满足社会成员某一层次的需要，如物质消费的需要等等。

　　与渐进型现代化模式不同的是，激进型的现代化模式热衷于追求高 速度的发展，而且，主要地是在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状况中可以发现，这是一种片面的作法，其结果往往是伴随着许多危害： 会造成增长成果的低度兑现，即看上去增长很快的成果实际上难以充分兑现，形成不了相应的有效社会财富；会造成经济本身的不规则化，使经济本身出现比例失调 的情形，并使经济起伏的程度过大；造成环境的侵蚀与破坏；造成社会机体的失衡。可见，为了保证中国发展进程的顺利推进，须以渐进型现代化模式来取代激进型 的现代化模式。

　　3.采用先易后难的渐次推进的改革策略。

　　在改革策略的安排上，除了对一些非改不可否则改革进程就 要停顿的旧体制进行直接改革的情况之外，对于大部分改革任务从总体上讲应本着先立新、再破旧、以新蚕旧的策略进行。（1）先易后难。 在旧体制影响相对来 说比较薄弱的部位培育新的事物、新的体制，并使之发展起来，尔后以此为突破口而向周围扩散，十几年以来我国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成功经验都印证了这一点。例 如：乡镇企业的崛起就是绕过了国有大中型企业所面临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传统束缚因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再如，一些特区、开发区也是避开了旧体制根深蒂固的区 域，而在一些相对远离传统体制影响的地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因而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类改革策略的作用在于，一方面，其本身的不断发展与壮 大，可以对于改革全过程形成一种实际的支援力和推动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改革全局形成一种示范效应及压力。（2）新旧并存，继之以新蚕旧。在旧体制比较 强固的部位， 先培育一些新体制的生长点，使新旧体制处于一种并存的状态。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对于新体制逐渐就具有了一种适应性。再到一定的阶段，在其他 一些已经扩散了的新体制的支援与影响下，通过逐渐吞噬和直接改革旧体制两种方式并举的途径，水到渠成地确立起新体制的主导地位。

　　激进 型现代化模式在改革方面的策略是四面出击，多管齐下，强行实施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在旧体制根深蒂固的现实中国社会，这种作法的结果很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情 形：旧的体制被破坏了，而新体制却又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来，于是社会便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进而延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如此看来，渐进型现代化 模式要稳妥、有效得多，因而所面临的风险也较小。

　　4.强化作为社会控制中心的政府系统的权威与行为。

　　强有力的政 府行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赖以顺利推进的保证性条件。因此必须使政府集中起必要的权力，强化政府的权威。在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中，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1）协调资源的配置。在社会转型时期， 由于现代化建设所需资源的匮乏，区域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行业之间势必会在资源配置方面出现摩擦以及不 公平争夺的情形。这就需要有一个相对超脱的协调者，否则整个社会就很有可能出现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而这个协调者只能由作为社会控制中心的政府来担任。 （2）组织社会动员。 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于经济因素的拉动和非经济因素拉动这样两个方面。其中，在非经济因素拉动方面，社会动员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 迄今为止，凡是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无不是充分地运用了社会动员这一推动力量。社会动员并非自发形成的，而是须由政府出面给予组织和协调。 （3）直接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从无到有。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在社会缺乏足够的基础性条件下进行的，因而需要政府 的直接倡导与干预。政府对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负有难以避开的责任，这主要是指：帮助培育市场行为主体；确立市场规则；弥补市场失效的部分等等。

　 　一般说来，激进型现代化模式更强调一种分权的状态，试图限制政府权力的集中。从认识的角度来看，这种模式是把专制与集权混为一谈。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 看，激进型模式一旦在中国实施，那么，权力真空的出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随之而来的，是社会整合系统的弱化以及社会机体的多中心亦即多极化。这种社会的多 中心化在中国社会现阶段现代化水平尚低的条件之下，同现代社会中的真正的社会分化有着不小的距离，其结果是区域的离心化和区域之间的封闭化。对于这种危 害，须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以上所述，就是中国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主要特征。值得说明的是，中国渐进型现代化模式并非一概地不主张高 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它所不赞成的只是脱离基本国情、不考虑社会支撑力与承受力的作法，其主要着眼点在于尽可能地降低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减 缓现代化过程中的阻力，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得以持续、有效、顺利的推进。在这个前提之下，渐进型现代化模式主张在某些阶段、某些部位进行合理超前的发展， 以求得现代化进程得以真正有效地快速推进。

　　三、为了确保中国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顺利实施，还有必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事情：

　 　第一，使广大社会成员不断地受益。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和禁欲主义的影响，中国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准一直维持在最低限度内。到 1978年，中国城镇人均存款余额只有89.8元，农村仅为7.0元。 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禁欲主义的瓦解以及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 人们开始看重日常生活问题，中国社会成员生活消费的需求呈不断增强的趋势。任何使民众生活水准有所下降的举动均会招致广泛的抵触。所以，在推进发展与改革 进程的同时，必须注意使广大社会成员不断地受益，至少应当尽可能地普遍满足社会成员日常生活最基本的需要。这一点如若能做到，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稳住绝大 多数社会成员，使社会避免严重的震荡。

　　第二，建立有关社会问题的预警系统。渐进型现代化模式的一个重要宗旨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发展的 社会成本，降低社会动荡的程度。而社会问题种类的多少、危害性的大小是同社会成本以及社会动荡的程度成正比关系的。因此，防范与减缓社会问题便成为人们有 效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要前提。就社会问题的防范与减缓而言，建立起有关社会问题的预警系统不失为明智之举。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的要项包括：居民最低生活 线，失业率，社会公众安全感程度，物价指数，社会保障水准，城乡居民对改革的承受力，社会贫富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等等。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的建立，可以 对我国社会问题实行有效的监测，并据此采取有效的政策与措施，从而把社会问题所造成的负效应降至最低限度，为现代化建设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

　 　第三，提高政府系统的廉洁性和有效性。中国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对于作为社会控制中心的政府的期望值很高，因而要求政府必须将必要的权力集中起来。但是，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专制与集权始终是融为一体的。这种情形，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存在着一个隐患，即：专制往往可以凭籍着集权特征的存在而 在某种程度上难以消失。再者，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开始在中国形成，但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社会仍然有着不小的影响。目前，中国的行政权力在某些部位对于市场经 济存在着一种侵蚀的作用，如对于市场行为主体的形成的制约、对于市场规则的侵蚀以及对于统一市场体系的干预，并且，在新旧体制并存的状态下，行政权力有时 会出现弱化的情形，或者，有时却又会直接与不正常的经济行为结合在一起，从而引发腐败现象的出现。因此必须通过恰当的政治体制改革，使政府权力系统自身先 做好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建立起有效的监察机构。集权毕竟是一种权力比较集中的政体。对于这种政体不仅需要从根本上给予约束，还需要其自身的科学化与合 理化，这就涉及到其自身的调节与修正的机制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监察机构，来保证它不至于异化成为一种专权的机构。另一方面，要保证在社会 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必要的权威性。比如，现在中国政府财政能力呈削弱的趋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小：1978年为 31.2％，1988年为17.7％，1993年仅为15％。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想在经济领域确立必要的权威，以便进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显然是力不 胜任的。

　　（原载《文史哲》1996年第3期，为收录入吴忠民个人专栏，故再次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