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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说，人们对于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制约性因素注意得过多了一些，而对中国发展过程中
的一些潜在优势，则注意得不够。这样，有关中国发展过程的总体认识也就难免出现片面之处，不利于中国合理发展模式的确立。考虑到这一点，本文拟就中国发展
过程中几项重要的潜在优势试着进行一些分析，以求教于大方。
一、综合国力容易迅速增强，这一潜在优势，对于中国发展过程的顺利推进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以为发展过程得以正常推进的前提性条件――国家安全提供一种重要的保障。国家安全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能否从根本上持续进行的大问
题。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不但可以把别国对于自己进行侵略的可能性以及被侵害的程度降至最低限度，而且，即便是本国的人均军事费用在一定程度上低于别的国
家，那么，本国的安全相对说来仍不会出现大问题，而被节约出来的资金便可用于它途。
第二，综合国力的增强，会相应地使本国的国际威望
和信誉也得以提高。“威望和国家实力有关，一个国家的国力越强，就越能够赢得威望。”⑴而一个国家的国际威望和信誉，对于该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
可以使别的一些国家对本国产生一种信任感，因而有利于吸引外国的投资、先进技术以及人材等等；另一方面，也可以程度不同地增强本国在外贸活动中的信誉，从
而有利于本国产品的出口。这些，都会直接推动本国的发展进程。
第三，有助于提高本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主动能力，把别国对于自己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综合国力强，同时也就意味着自己拥有着较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具有较强的回旋余地，因而自己的秩序不会被轻易打乱，而且，拥有着较强的整体力量用以主动地抵制别国转嫁危害的作法。
第四，有利于许多大型现代化工程的建设。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高、人均文化素质较低、甚至人均自然资源较匮乏等种种不利条件之下，仍
然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之内，将资金、技术力量、自然资源集中起来使用，将之投入到亟需建设的项目中去，从而有效地推动大型现代化工程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综合国力容易迅速增强，固然是中国的一项潜在优势。但是，我们不能将之过分夸大，将之放到一个不恰当的位置，否则，便会模糊对实际发展水准
的认识。这是因为，尽管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发展水平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两者毕竟不是一回事情。综合国力的强弱，往往带有一定的先天性成分，它同一个
国家规模的大小往往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出一个国家发展的真实水准。
二、各个国家现代化的起步时间大不相同。起步时
间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现代化类型：早发类型的现代化和后发类型的现代化。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虽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面临着许多后发性的劣势，但
同时也具有着不少潜在的“后发优势”。这种潜在的后发优势对于中国发展过程具有着不小的有益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可以从发达国家（包括大多数早发国家和别的较为成功的后发国家）那里获取必要的参照与借鉴。发达国家甚至还有许多现代化建设不成功的国家所积累的经验与教
训，对于中国来说不可能没有启发之处。中国可以以此为参照，追则有目标，戒则有所鉴。这就增强了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所持有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
力，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形成合理的发展模式。
第二，可以把外在的经济压力转化为一种强劲的动力。同发达国家相比，后发国家在经济方
面有巨大的差距。这种经济上的巨大落差对于后发国家的民众产生着巨大的刺激力。具体到中国来说，这种刺激由于两个特殊因素的存在而更为加强。一个因素
是，1978年以前，中国长时期地处在封闭的状态之中，因此，一旦国门打开，发达国家高位水准的经济便产生了一种新奇而深切的刺激效应。另一个因素
是，1978年以前，中国实际上是实施了禁欲主义的作法，中国民众的消费生活长期处在极为低下的状态中，所以一旦发觉发达国家高消费水准的生活方式时，发
达国家在经济上的示范效应便更为加重。中国社会所承受的这种发达国家示范效应的压力是巨大的，以致于在某个时期内造成民众性的高消费热、躁动的心理状态以
及无序的追求方式等等。但是，只要因势利导，给予冷静而妥善的处理，将之引入发展生产的轨道，便有可能使这种巨大的经济压力转换成一种对于发展过程极为有
利的、强劲的、民众性的内在驱动力。
第三，可以吸收一定量的外资，以弥补现代化建设中资金的稀缺。欠发达的后发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人均收入的低下。人均收入的低下，造成了储蓄率的低下，进而造成投资率的不足。而投资率的不足，则又成为经济起飞的约束性条件。因此，如何才能提高投资
率，便成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所关切的重要问题。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要想解决这一难题，除了提高国内储蓄率的作法之外，还有一个重要途径，这就是尽可能的吸
引外资。十几年来，中国对于外资的引进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在1983年为19.81亿美元，1985年为46.47亿美元，1990年
为102.89亿美元，1991年为115.54亿美元⑵。这就在不小的程度上推动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第四，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
术，以提高本国的技术基础。后发国家技术上的差距和短缺，也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性因素。因此，后发国家必须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有所突破。
从历史上看，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出现过三次巨大的飞跃。对于后发国家技术基础的成长来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复制这一过程。后发国家可
以根据高起点、实用化的原则，直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尔后，在引进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假若正在发展中的国家能获得工业国
的新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可能趋于相同。”⑶后发国家的这一潜在优势，可以使本国的技术发展少走许多弯路，取得一种事半功倍的效
果。
第五，有利于现代人材的培养。现代化建设是靠人进行的。如果缺乏大量的现代型人材，现代化建设便成为一句空话。现代人材包括现代
型的劳动力、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决策者以及教育者等等。尽管后发国家不应指望全部现代人材均由发达国家培养而成，但是，借助于某些适当的方式，通过派出
去、请进来的途径，能够培养一定数量的现代人材。后发国家还可以利用发达国家在本国投资企业的机会，培训一定数量的工人与技术人员。
第六，可以借鉴许多有益的技术性的规章制度。现代社会需要一整套严密、合理、有效的规则与章程，用以维系正常的运转。中国是一个后发大国，面临着建立市场
经济体制和从事现代化建设的双重任务。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中国必须有一整套严密、有效的规则，以便顺利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合理配置生产
要素，实现产品的平等交换，并与国际市场接轨。而从事现代化建设，又要求中国社会必须有着完整的运作章程，以消除社会机体紊乱的隐患，缓解众多的社会问
题，保持社会稳定的局面。必须承认，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摸索与创造，在这些方面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因此，中国可以吸取、借鉴其中的有益成分，并根据
中国的特殊国情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创新，以尽快形成有效、合理的规则与章程。中国在利用后发性的优势时，必须把握住一个基本的原则，即：对于发达国家先进事
物的引进与借鉴，必须以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内在生长力的培育为准则，换言之，必须使引进与借鉴的事物在中国社会机体中渗透与扎根，内化成为中国社会机体中的
有机成分。否则，如果只注意吞进，而不注意内化，那么，就很有可能步入“后发陷阱”，使这一潜在优势变为潜在的劣势：其一，不加择别地引进发达国家的资
金、技术与建设项目，而且，不考虑本国的需要程度和消化程度，便很有可能程度不同地造成本国对于发达国家经济与技术的依赖性，引起经济自主发展以及技术创
新势头的减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依附性国家。这种情形一旦出现，那么，就意味着本国的发展潜力被发达国家所限定，意味着本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将无休止
地保持下去。“中心国家以及对它们的依附关系并不造成贫困”，但是，“它们的确对长期保持贫困起促进作用”⑷。拉美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应当引起我们的
深思。其二，引发社会机体的紊乱，造成许多畸形的社会现象。不加选择的盲目引进，会加重中国经济已有的二元性结构，使现代产业部门和传统产业部门之间的差
距拉大，使经济“飞地”与周围落后地带形成一种更为明显的反差；反映到社会生活方面，则是人们畸形的高消费势头的加剧，而远远脱离人们的实际生活收入水
平；反映到价值观念，则是社会价值体系的更加紊乱，使人们无所适从；反映到社会秩序方面，则是大量社会问题迅速累积和加重。其三，强化了人们急于求成的心
理。对于发达国家先进事物的盲目推崇与引进，就会使发达国家所产生的示范效应更为明显。这种情况会进一步造成中国民众对于未来发展的不切实际的高期望值，
试图通过一揽子改革方案的实施，使社会转型一步到位。一旦一揽子改革方案被证明难以兑现，人们又难以忍受。结果不仅仅只是欲速不达，而且还会使人们的焦虑
日趋严重，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某些心理基础。
三、同不少国家相比，中国在民族凝聚力方面更容易得以增强，更有潜力可挖。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潜在优势。
几千年来，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由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生活与融合，由于古代中国文明相对周边国家的先进性，中国人具有了一种高强度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
力，一种根深蒂固的“中华”意识。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得以延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族凝聚力的深厚。“在中国的历史遗产当中，消除分裂状态
并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主张是一股根深蒂固的力量。尤其突出的是，这一遗产中并没有宗教的或是非宗教的组织与势力之间的对抗传统。因此，这个主张一旦实
现，其本身就成为一个推动力。”⑸不能否认的是，1978年以前的一段时期，民族性的事物往往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被摈弃，谈不上得到应有的重视。当
时，社会的凝聚力虽然很强，但由于没能同民族性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因而不可能持久。时至今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充分开发这一潜在优势，对于推动中国的
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有助于形成一种强大的发展的推动力量。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不仅仅只是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许多非经济
方面的动力。其中，民族凝聚力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力。许多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的道路充分说明，强烈的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
是发展的强大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最可怕的是民族凝聚力的瓦解。在强国如林的环境中，中国只有强化民族凝聚力，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
才能形成一种真正的民族主体意识，进而造成一种强烈的超越精神。在这种超越精神的作用下，中国所蕴藏的动能可以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其程度将远远超过个体
社会成员能量简单相加之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一方面可以从总体上防止开放过程中民众心理倾向外移的可能，保证发展过程持续不断地、正常地进行下去；另一
方面，也可以成功地应付发达国家的挑战，使得本民族在应战中不断地更新自我。“应战不仅解决了挑战所提出的问题，而且还在它每一次胜利地解决了一个挑战问
题以后，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样，文明生长的性质最核心的成分便是一种活力，这个活力把那个受到挑战的一方从一个由应战成功而出现的平衡状态中，又引向了
一个出现新挑战的不平衡境界。”⑹
第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整合社会机体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其社会机体本身是非常复杂的。中国这一社会机体的构成因子、子系统一类的东西相对小
国而言是很多的，换言之，中国具有着更多的变量因素。由于中国社会的信息反馈具有着多个层次，信息的庞杂性和失真程度要相对高一些，再加上控制措施要相对
迟滞一些，因此，中国的社会控制系统相对来说出现故障以及失控的可能性比较多。中国社会又处在转型时期。在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并存、二元经济成分、区域不
平衡发展、价值体系紊乱等一系列复杂的情况，更使得社会失控的可能性机会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强化民族凝聚力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整合社会的方式。这是因
为，不管人们在经济利益方面、在观念方面存在着怎样的差异，但是，在民族血脉方面存在着共同之处。通过对民族纽带的认同，通过民族凝聚力的强化，不少摩擦
与矛盾可以得到缓解，社会的整合性也由之得到一定的增强。社会整合状态的保持，对于发展进程的正常推进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有助于民
众素质的更新。民众素质的更新，尤其是后发国家民众素质的更新，既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为”的过程。强化民族凝聚力的过程，实际上也是
实施一种特殊的社会动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感染、相互影响，因而从总体上说社会成员能够为接受某种共同的东西做好某种心理上的
准备。在这种条件下，如果适当地传播、普及某些与发展过程相吻合的现代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那么，往往会收到某些事半功倍的效果。要想使得以强化的民族凝
聚力对发展进程起到积极而有效的推动作用，就必须使之完全服从于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这个基本准则，而防止偏离这一准则的错误作法：其一，要防止狭隘的种族
主义、人文种族主义倾向的出现。当民族凝聚力被高扬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时，就有可能演化成一种非理性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认定自己民族优越于其他任何民
族。这种倾向不但会构成世界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也会把自己同外界隔绝起来，深闭固拒，因而也极不利于自己的发展。从世界现代化史上看，这种作法是曾经存
在过的。其二，要防止复古倾向的抬头。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时间极长，许多落后的东西根深蒂固，短时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一旦人们开始强调民族性事物的重要性
时，一些旧的时代内容往往会借机抬头。“五四”以后的中国历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不消说，旧时代因素的抬头，会对中国的发展进程起着一种阻碍性的、至少
是歪曲性的作用。其三，要防止牺牲个人正当合理利益倾向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强化民族凝聚力是一种强调民众整体利益的作法。在强化民族凝聚力的高潮的
时候，出于高度整合的惯性，如果不加以注意，有可能会出现看轻甚至是消除个人正当合理利益的情形。这种倾向一旦超过了一定的限度，那么，对于本民族的长远
发展会起着一种伤害性的作用。
四、务实的精神，也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项潜在优势。
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极为注
重现实的生活，具有着一种明显的务实精神。无论是从其精神文化领域来看，还是从其社会结构、民众社会态度以及统治者的理想抱负来看，均浸透着这一明显的倾
向。这种务实的精神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特点是，社会的基本取向是经世致用、黜玄想而务实际。总的来看，世俗的力量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占有压倒优势，
而宗教的力量是从属于世俗力量的。因此，宗教所强调的那种远离现实追求彼岸世界的精神，没能成为中国民众的主要价值取向。另一个特点是，中庸平和。中国传
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人伦型社会。而要适应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众多的人伦规范，就必须采取中庸平和的行为方式。否则，一旦采取稍加“过激”的行为方式，便难
免与社会整体产生隔阂，因而难以持久。此外，中国传统的务实精神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极为重视民众的日常生活，重视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强调“正德、利用、
厚生、惟和”。
19世纪中叶至1949年中国长时期处在动荡之中。而1949年以后的30年，中国又把意识形态的东西凌驾于一切事物
之上，“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些，使得务实的传统在不小的程度上隐而不见了。因此，务实的精神只能说是一种“潜在的优势”。时至今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基调的确立，中国社会方步入现代化建设的正轨。在这种情形下，积极开发中国传统的务实精神这一潜在优势，对于中国的发展进程有如下的益处：
第一，有助于有效、平稳地推进发展进程。其一，重视发展的实际效果。许多后发国家都在片面地刻意追求经济的高速甚至是超高速的增长。“‘增长率灵魂’隐
含着一种竞争精神，它反对比别的国家增长得慢。它要求把增长率的加速作为长期计划的主要目标。”⑺大量的事实证明，这种作法是片面、有害的。它造成了增长
成果的低度兑现，造成了经济本身的不规则化，造成了社会机体的失衡，还侵蚀与破坏了自然环境。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所应特别考虑的是应重视发展的实际效
果问题，而中国传统的务实精神，可以提醒人们，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发展应当注意到“度”的问题，过犹不及。这就有助于人们把发展的速度与现实效果结合起来
通盘考虑，以效果的如何来确定发展的速度，而不是相反，从而确立起中国合理而有效的发展模式。其二，重视发展进程的平稳推进。在现代化的推进方式方面，中
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明显不同。受传统因素的影响，西方社会倾向于不断的重建。中国社会如若也采取这种激烈的推进方式的话，那么一来代价过大，二来也行不通。
中国传统的务实精神就此可以提供不少具有启发性的东西。中国极为重视人伦关系，而且，中国社会结构又是极为复杂的，各个环节盘结交错，动一牵万，因此，采
用和缓平稳的方式促使中国社会逐渐转型（由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的作法显然是明智、有效的。这样，不仅仅可以尽可能地缓解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
之间的紧张关系，使改革更能为人们所认可、避免可能的社会动荡所造成的损失，还可以最终有效地推进发展进程。
第二，有助于不断提高民
众的生活质量。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生活质量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中国传统的务实精神在这方面的价值愈来愈显示出来。这种务实精神注重民众的日常
生活问题亦即基本需求的满足，注重人们生活方式的合理化问题。而且，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之下，相对来说，中国人也形成了某种与之有关的智慧和技巧。这些，使
得中国在人文指数方面有可能得到某种相对超前性的发展。1987年，根据对130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 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后列，但是，人文
水平却步入“人文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或地区”⑻。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同中国传统务实精神有所关联的。重要的是，中国在这方面仍有相当的潜力。
以上只是就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几项主要潜在优势所做的大致、粗略的分析。中国的潜在优势应该说是比较多，涉及面也很广的。因此，这一类的研究是一项复杂的
工程。但不管怎样，在有关研究中，必须把握住这样两点：其一，许多潜在优势实际上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从而产生出某种综合性的效应。比如，中华民族凝
聚力的强化有助于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从而有助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而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又会使中国人民自尊、自信得以加强，因而又有助于民族凝聚力
的强化。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中国的潜在优势，应进行综合的考虑。其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潜在优势的兑现程度直接影响着中国发展进程，反映着中国发
展进程推进的程度。所以，我们应当尽可能地为这些潜在优势的兑现创造一切必要的条件。
正文注释：
⑴〔印〕JR辛德：《国际政治学导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
⑵《中国统计年鉴1992》，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版，第641页。
⑶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⑷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98页。
⑸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第601页。
⑹汤因比：《历史研究》（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54页。
⑺亚诺什科尔内：《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⑻《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统计资料1990》，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原载《文史哲》1994年第5期，为收录入吴忠民个人专栏，故再次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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