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06日 星期三
社会发展研究四个视角的比较分析
作者吴忠民              日期:2013-03-05               阅读:4156 次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以及片面经济发展弊端的显露,社会发展问题愈来愈引起整个社 会的关注。国内社会发展研究的热潮开始形成。由于社会发展研究涉面非常广泛,因而引发了多个学科和部门对于社会发展研究的投入;又由于学科背景及立足点的 不同,因而又形成了社会发展研究的多种视角。这些研究视角主要包括哲学、科技、政策研究以及社会学这样四种研究视角。多种视角的存在,对于丰富、深化社会 发展研究是极为有利的。同时,还需要注意的是,多种研究视角的存在,如若处理不当,则会使社会发展研究出现难以达成共识、难以全面把握等弊端,从而在某种 程度上造成社会发展研究不规范的情形。显然,对社会发展研究四个研究视角的利弊得失进行一番比较分析,是社会发展研究规范化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一、国内哲学界较早地开始关注社会发展问题,不少研究者已经投入或开始转向社会发展研究这一领域。严格地讲,从学科属性上看,社会发展研究并不属于哲学 这一学科。中国哲学之所以比较关注社会发展问题,原因有很多,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同中国哲学界特有的传统及目前特有处境密切相联。从历史上看,中国哲学界有 着经世致用的传统。就是在“左”的思潮非常盛行、“理论”的地位被抬到无以复加的地位的时候,也往往要顺便带上一笔:理论要为实践服务,要同实践相结合。 尽管当时这种结合由于理论的片面、空洞以及实践的简单而难免流于生硬、机械,甚至有时起着负作用,但也说明中国哲学的实用型传统根深蒂固。中国哲学的这种 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因而在现阶段很容易使哲学界里的一部分研究者关注社会发展问题。再加上,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得不够充分,因而其中不少 学科(如社会学)的职能便由哲学这一人文学科来代行。这种学科职能上的泛化客观上成为某种惯性,并使不少哲学研究者关注其他领域的研究。另外,现在国内哲 学正处在更新和重新定位的时期,这导致哲学界的研究视点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出现分化的情形,从事“纯哲学”的研究者与从事现实问题的研究者之间的界限开始分 明,换言之,哲学界的一部分研究者开始明显地转向现实社会包括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

  从哲学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可以形成一些独特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观的研究。社会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元发展理论研究,亦即社会发展观研究。这是社会发展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对于这一问题的 研究状况的如何,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研究的水准与质量。从哲学的视角去研究社会发展,便形成了发展哲学这一哲学分支学科,而发展哲学尤其重视社会发 展观这一重要问题。如果仅仅是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科技界的视角出发,是难以全面解决社会发展观问题的,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定向问题亦即终极目的问题 是无法通过实证性研究予以解决的。发展哲学强调以人为本位的人文价值取向,强调以关注人的终极目标的人文取向是一个健康、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 分,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应当是按照人的需要、人的本性而进行的。经济与科技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以人为本位的社会发展 观,不但解决了社会发展的目的,而且同时还解决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问题、人的主动创造性问题。值得说明的是,把社会发展研究的视野只是停留在社会发 展观方面是不够的。只有同时注意从社会学的视角去进行研究,才能够不仅只是解决社会发展的定向问题,而且还可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发展模型问题。

   第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哲学视野本身的广阔性以及中国哲学的实用性传统,使得中国哲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的某些重大问题 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与道德问题。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人文含量减少以及道德滑坡等不正常的现象。许 多研究者从哲学的视角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对之进行了有益的批判,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始初阶段,短期性、功利性的行为对于文 化领域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的冲击是巨大的,不少扭曲的价值观念如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流行于社会各个层面,从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不能 说是正常的,必须予以矫正。(2)天人合一亦即生态平衡、环境保护问题。 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人们对于自然资源往往是采取了一种掠夺性的开采方式。随着 时间的推移,这往往造成了一种资源浪费的情形,更为重要的是,还破坏了人类社会赖于生存的生态环境。在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这种情形尤为明显。哲 学界许多关注社会发展的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警示,并从天人合一的高度提出了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3)中国社会发展的长远趋势问题。 哲学界很容易形成 一种全球意识,把中国的社会发展问题视为全球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宏观的思路对于提醒中国的社会发展应注意借鉴其他国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 训,对于中国社会形成一种大开放意识,是有益的。哲学界还很注意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注意后现代社会问题,注意“信息社会”、“电子技术社会”、“后工业 文明”、“技术结构社会”等未来“全球模式”的研究。在这一点上,哲学界的视角同未来学是很合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代行着未来学的职能。

   必须看到,由于学科属性所限,仅仅从哲学的视角出发,是无法形成有关社会发展基本理论的。哲学毕竟是一门人文学科,其概念也往往是过于抽象,因而从哲学 的视角出发所形成的有关社会发展理论的许多假设无法得到有效的确立与检验。就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而言,除了社会发展观之外,更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运用现代社 会研究方法如经典方法(Classical approach)、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和操作论(Operationalism) 将理论与资料融合在一起,从而确立和检验假设。这种较为严格的实证性的研究程序同哲学学科特有的概念与方法体系是不相适应的。再者,哲学的视野与方法过于 宏观,这也妨碍哲学对于许多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准确的研究。社会发展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有关社会发展的中观问题的研究。而从哲学的视角出发则 难以做到这一点。哲学对于社会实体的具体组成部分缺乏特有的研究理念与方法,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住社会实体各个中观要项以及这些要项在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 变化轨迹。如果从哲学特有的宏观思路去把握社会发展问题,有时会对于一些重要的概念作出某些误判,如,哲学对于社会发展这一重要概念的理解便是例证。社会 发展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一般意义)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机体的进步、递进;狭义上(特定意义)的社会发展则是专指一个社会的现代化问题。而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发展这一概念,是指后者而不是前者。概念尤其是重要概念的误差显然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的误差。

   如上所述,哲学的特有学科属性限制了哲学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准确把握。看不到这一点,就会形成对于具体社会发展问题的片面认识。哲学学科的人文属性,使得 哲学研究者往往容易囿于价值观的影响;思维的跳跃跨度过大,也会程度不同地影响研究过程中的客观性。虽说特有的价值观以及宏观的思路对于形成社会发展观来 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一旦涉及到具体的而且是比较重大的社会发展问题,若不加以注意,对于囿于价值观的作法以及过大的思维跨度往往会导致片面、极端的观 点,这一方面表现为过于理想化,即:对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的期望值过高,而没能把现代性(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指标体系)与现代性的“化”(实现现代 社会的具体过程)这样两个问题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则往往表现为过于激进化,即:在涉及到具体发展方略时往往忽略了社会机体各个层面各个环节以及发展过程的 高度复杂性,而试图通过一揽子改革与发展战略一步到位。这些片面的观点与作法对于具体的发展进程会产生许多不利的影响。

  二、国内科技界在80年代初期就开始注意有关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的问题。近年来,这种注意已发展成较大的投入。从科技的视角去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有着某些独特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尤为重视社会发展所赖以进行的自然基础的研究。这是科技界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采取怎样的一种社会发展 模式才是合理的,这取决于基本国情的具体状况。而基本国情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自然基础的具体状况。这些年,国内学术界兴起了一种国情研究热。在这种国情 研究热中,科技界可以说是起了一种倡导与具体实施的重要作用。科技界对于资源、能源、生态以及人口等许多重大问题的具体调查与科学研究,不仅有助于诸如农 业、科技、工业、国防、文化教育等具体部门合理发展战略的制定,而且也为社会总体发展模式的形成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第二,重视可持 续发展理论的研究。人口过快增长、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是困扰着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 会在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明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概念:可持续发展是指这样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要,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这 一概念迅速得到了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响应。相对其他学科而言,中国科技界对之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许多有关的研究成果迅速推出。可持续发展这一理论成为 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中关注的议题,对于学界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以及实际部门发展战略的制定,均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涵义也越来越丰 富,从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环境保护、经济持续发展到社会持续发展均已包括在内。值得注意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尽管在不少方面是交叉重合的, 但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情。因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点是要解决人口、环境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而社会发展理论的重点则是解决社会本身发展过 程中的特有理念、规律、种种问题以及发展质量等问题。

  第三,重视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发展问题。科技界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主要 是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如量化分析的方法、建立模型的方法等等。这就使有关社会发展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清晰度较高、操作性较强的情形。在设计某个区域的规划方 案或者是制定某个部门如交通、能源的规划与开发方案时,这种作法往往显示出一种明显的优势。在这种方法所适用的范围之内,有关的社会发展研究成果往往是观 点明确、设计精确、程序规范,而且理论也容易得以检验和修正。但是,就社会发展的总体研究而言,这种方法所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

  科技界的主要研究对象毕竟还不是社会领域。从科技界的视角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必定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1)元发展理论的匮乏。 如果说哲学中的人文成 分过多了一些的话,那么,科技界的人文成分便是过于不足。人文成分的匮乏,使得科技界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缺乏一种有关发展的基本理念的指导。于是,科技 界就需要从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学科中去直接引入某些理论以供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之用。这种作法很容易使定向性的理念与自己特有的视角之间产生某种隔阂,从而 妨碍了有关社会发展研究成果自身的一致性。(2 )对于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设计过于简单。如果把科技界制定的有关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与社会学界制定的社会 发展指标体系作一对比的话,就会发现,科技界在制定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时,对于社会机体的要项或子项目注意得往往是不全面的,过于简单;而且是划分层次常常 不当,该列入的没列入,暂不该列入的有时却列得比较详细。比如,对于社会分化与整合方面的内容、世俗化方面的内容常常忽略或者是考虑不足,而对于生活消费 方面的内容有时考虑得过细,有时细致到列进具体的小康住宅设计与标准、新药开发等等,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发展指标体系显出一种支离琐碎、机械呆板、缺乏浑然 一体的统一性的情状。(3)有时易于形成某种悲观的发展观。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自然基础固然很重要。科技界有时过分地看重了这一点。这 样,在分析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社会发展前景时,如果只看到人均耕地面积过小、人均能源储量较少、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很少、人口数量巨大这些先天性的制约性因 素的话,那么,就很容易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形成一种悲观的看法。实际上,还应看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不只是取决于自然基础的如何,更取决于社会基础 的如何。许多国家与地区如东亚许多国家与地区的社会发展都印证了这一点。中国社会机体内部还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和巨大的社会资源。对于这种创造力和社会资 源如能进行有效的开发,就会使中国的社会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

  三、在国内社会发展研究中,政策研究界也据有一席之地。政策研究部门以其独特的视角,就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形成了某些特有的优势。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重视现实的社会发展事业。政策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它的选题与关注点往往是基于现实问题有感而发。随着改革与开放过程的推进,社会发展问 题的现实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因而政策研究界对之也就重视起来。而这种研究与投入主要是从现实的社会发展事业方面入手的,对一些社会发展中突出的现实问题尤 为关注。具体来说,政策研究界对于社会发展的研究点主要是放在社会保障、劳动就业、扶贫、社会治安、教育、文化、环境保护和计划生育等方面;对于社会发展 规划的具体制定也大致是围绕着这些方面进行的。应当承认,政策研究界对于现实社会发展事业的重视,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研究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比如,社会学 界这些年之所以非常重视社会保障、社会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是同政策研究界的推动有直接关系的。

  第二,重视研究的时效性与对策性。政 策研究界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政策,其研究是围绕着这一主要目的而进行的。政策研究界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其主要目的自然也是为制定社会发展方面政策而服 务的。政策一个重要的功能便是要解决现实问题。社会发展方面的政策是要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的解决往往是不能拖延的。于是,政策研究 界对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往往是很快地便讨诸了实践,比较快地产生了实际效应。这一点,是不同于其他领域有关社会发展研究的成果的。比如,政策研究界与社 会学界都很重视扶贫、社会保障等现实问题,几乎同时都开始了有关的研究。但是,当社会学界的有关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定型的成果时,政策研究界就有关扶 贫、社会保障方面问题而制定的一系列许多政策就已开始付诸实施。政策研究界对于社会发展研究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 )缺乏系统性。政策研究 毕竟还不是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界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是系统的。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应当包括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两个 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社会发展理论方面的研究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框架,而后者又可以为前者提供必要的经验依据与检验,两者相互促 进、共同深入。政策研究界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偏重于应用研究,而相对缺少理论的分析框架与理论依据,因而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解难以深入和系 统。于是,政策研究界基于自身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解而制定的具体政策有时表现出一种急功近利、顾此失彼的情形。比如,就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言,合理的作法 应是,先通过社会发展理论与应用的针对性研究,分析、总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特色、基本原因、相互关系以及演变规律,尔后再按轻重缓急的次序,安 排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略。而政策研究界对于类似社会问题所提出的方案往往是就事论事,对于具体的社会问题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相互联系以及社会问题的下一 步演化趋势难以有一个总体上的宏观把握与具体把握。(2 )缺乏稳定性与联贯性。诚如前面所述,政策研究界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缺乏系统性。这就很容易 使有关社会发展的政策缺乏应有的稳定性。近年来有关社会发展的一些具体政策的变化幅度较大,新旧政策之间的联贯性较弱,新旧政策之间往往缺乏一种应有的衔 接性,新政策的出台往往只是简单地取代了旧政策。就是在新政策里,相互抵触与矛盾之处也不少见。社会发展方面政策的多变与不同一,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进程是不利的,它不仅仅会降低社会发展政策本身应有的权威性,还会对社会发展进程产生某种误导的负效应。

  四、就社会发展研究而言,同 哲学界、科技界以及政策研究界相比,社会学界有着明显的优势。尽管社会发展研究具有着综合性的特点,涉及到许多学科,但是,严格说来,从学科属性的角度着 眼,社会发展研究当属社会学学科。只有将之纳入社会学的视野,社会发展研究才能获得规范化的进展。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可以被包容在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内。无论是哲学界、科技界,还是政策研究界,它们对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只是集中在某一点或某些方 面,而不可能对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给予系统的研究。社会学则不然。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是在社会学的视野之内,换言之,社会学是要对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及 规律给予系统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是指当代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即:狭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社会现代化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 容,一方面,社会学要对围绕着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社会的分化与整合、世俗化、城市化、现代社会结构、现代人的素质、现代 生活方式、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现代社会的质量、理想社会模型、后现代社会等等。另一方面,社会学还要对社会发展过程亦即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系统的研 究,这包括影响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各项因素、二元社会结构、早发与后发类型、现代化的动力与阻力、现代化的政治力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秩序、环境污染、生 态退化、资源问题、社会失范、社会解组、民族传统的影响、国别性现代化模式等等。在社会学界对于社会发展(社会现代化)问题研究的基础上,便形成了社会学 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发展社会学。

  第二,社会学学科的概念体系很适于分析社会发展问题。研究社会发展这样的大问题,须有一个有 效的概念体系。否则,无法准确地描述与把握社会发展这一重大现象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种种效应。只用单个或少数几个概念来描述与把握社会发展问题是远远不够 的。这是因为,某个学科的某些概念也许在表面上可以同社会发展这样的大问题相吻合,但是,由于相关概念的缺乏,因而无法进行相关的描述与分析,这也就谈不 上对之进行准确、有效的系统研究了。比如,哲学学科虽然有社会发展这样的概念来指称社会发展问题,但是却缺乏相关的一系列准确、有效的概念来系统地研究社 会发展这样一个大领域,从而也就无法建构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这样一种不足,在科技界和政策研究界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都是存在的。相比之下,社会学 学科则不然。社会学有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一整套的概念体系,以此来系统描述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如社会变迁、结构与功能、合作、冲突、交换、竞 争、社会组织、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社会生活、社区、社会规范、角色、代际等等。特别是,社会学的中观层次的概念对于社会发展中大量的中观要项可以给予贴 切的把握。这种优势,是其他领域有关社会发展的研究所不具有的。以这样的概念体系为工具,是可以建构系统的社会发展理论的。

  第三,社 会学规范性的研究方法也很有助于系统的社会发展研究规范化的、有效的开展。社会发展研究属于社会科学的领域,其研究成果需要验证;同时,社会发展研究又具 有着很强的现实功能,要为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服务,需要制定出精确、可行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这就对社会发展研究成果的可行性与精确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这一切,使得社会发展研究对于研究程序与研究方法的要求很高。哲学界、科技界与政策研究界由于本身学科属性的限制,不可能满足这种需要。相比之下,社会学 可以做到这一点。社会学研究有着严格的程序。这种程序包括五个相联的步骤,即:选择课题和陈述假设、制定研究方案、搜集资料、登录和分析资料、解释研究结 果。就资料的搜集而言,社会学有着明显的优势。它可以依照不同的选题类型,采用不同类型的、却是有效的技术方法,如调查抽样、问卷设计、访谈研究、实验 法、观察法、民俗法等等。由此可见,社会发展研究要想取得规范的成果,就必须采用社会学的研究程序与研究方法。

  也正是由于社会学界有 关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着学科属性方面的优势,所以,中国社会学界在近十年期间围绕着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取得了一系列系统的、涉面广 泛的、有价值的成果,如:对于社会发展与现代化基本理论的研究;对于社会工作、社会保障研究的拓展;对于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不平衡发 展、社会失范等问题的研究;对于世俗化、市民社会等问题的研究;对于社会分化、整合与流动的研究;对于社会形势的预测与社会风险的预警;对于有关发展与现 代化问题的各类调查,乡镇社区研究以及边区开发研究等等。

  从以上对有关社会发展研究四个视角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哲学界、科技界以及政 策研究界对于社会发展的研究均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社会学界则由于学科属性的吻合具有着更为全面的优势。基于这样的看法,不难得出结论:应以社会学的有关 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为主体,汲取其他领域对社会发展研究的有价值部分,从而形成规范化的社会发展研究的体系。

  (原载《文史哲》1996年第4期,为收录入吴忠民个人专栏,故再次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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