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系列特殊条件的规定，中国现代化进程出现了特有的社会解组现象，而这不仅使得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具有明显的特色，并且决定了无论与先发展国家相比，还是与其它后发国家相比，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中国必须采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思路与方法。

　　一、无论是同先发国家相比，还是同其他后发国家相比，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很不相同，有着一些明显的特色。这种情形，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解组状况所造成的，而后者，则是由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一些特殊时代条件所规定的。

　 　中国近十几年来的社会变动呈高速率状。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呈高速增长态势。1979年——199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为 9.3%，列发展中国家之首位。[1]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振荡幅度过大。这一时期是以纠正1977——1978年经济过热现象开始的。1979年、 1980年经济开始稳定下来。但时隔不久，经济又开始新的过热，尔后又低落。整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的起伏过大：1984年比1983年增长 14.6%，1989年比1988年增长3.6%，差幅高达｜11｜。80年代，同是后发国家，泰国经济发展的最高速度是1988年的11%，最低速度是 1982年的3.2%，差幅为｜7.8｜；印度最高年份1988年为10.4%，最低年份1982年为3.7%，差幅只有｜6.7｜；韩国最高年份 1986年为12.4%，最低年份1985年为5.4%，差幅绝对值为7[2]。中国社会的大幅度变动还表现在民众社会生活层面上的世俗化进程的迅速推 进。在1978年以前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社会过于看轻人民基本生活的需求，致使人民基本生活的改善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水 平指数以1952年为100，到1978年仅增至177。[3]而到1978年以后，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人们的消费水准便得以大幅度提高，而且，人们日 常生活的内容与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愈来愈注重日常生活方式的多样性，注重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从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来看，已改变了以往那种乌托 邦式的行为取向，而代之以务实性的态度，注重目标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但由于以前受压抑的时间过长、程度过深，因而人们在挣脱束缚之后出现了反弹冲动过度的 现象，即：过于看重消费、过于看重个体及小群体的利益。于是，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世俗化过程便呈现出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

　　后发国 家普遍存在着一种二元性结构的情形。与大多数后发国家不尽相同的是，中国社会目前的二元性结构突出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并存。在1978年 以前的几十年间，中国一直实行着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塑就了一种与之吻合的社会模式。应当承认，在50年代前期的中国社会，计划经济体制对 于恢复生产力、完成社会重构任务以及进行一些必要的大型工程的建设曾起过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是，随着原有历史条件的逐渐改变，计划经济体制对于中国的现代 化建设日益构成严重的阻碍性因素。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改革便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以市场经济体制来取代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十几年的市场化过程， 时至今日，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中国社会机体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还应看到，“在改革过程中，各种‘快变量’和‘慢变量’之间就会发生互不衔接的 情况，使市场经济体系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和较快地投入运转。”[4]况且，人们制定的市场化方案也不可能是准确无误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在一个时期内便 不可避免地还要存在，以防止经济改革过程中真空部位的出现。这样，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这样两种性质迥异的体制在目前特定的时期内便必然地呈现出一 种并存的局面，表现为一种胶着的情形。

　　中国现阶段中的国外示范效应表现得非常充分。1978年以前的几十年，中国一直处在封闭的状态 之中，深闭固拒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色。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大力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由于这时的开放并不是出于外国的军事压力而发端的，于是， 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便首先是表现在经济水准方面的悬殊。随着对外贸易额的不断增大、出国人员的不断增多以及三资企业的大规模设立，这一悬殊给予 中国民众的刺激是很深的。这时，人们情绪化的东西往往要多于理智化的东西，对于外国的消费品以及生活方式容易表现出一种盲目推崇的情形，同时却不能真正地 把握住本国与发达国家各自的具体状况。不仅在物质消费品以及生活方式方面，就是在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方面，国外的示范效应对于中国社会的原有秩序也产生了 非常复杂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民族传统正处在修复过程之中。民族传统在目前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形是很特殊的。现在人们常争论儒家文化与 中国现代化的冲突或是相互交融的问题。不过，稍加分析便会发现，这种争论与中国的现实社会有些隔膜。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现今中国社会，儒家文化的影响并 不像学人所通常认定的那么大。现在，中国大陆45岁以下者读过《论语》一类书的人并不多，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并将之奉为生活准则与信念的人也不占多数。应当 承认，民族传统在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断层。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几十年间，由于“左”的思潮的盛行，因而过分地强调一种纯粹的成分，即：除了“社会主 义”、“革命”的事物之外，其他的一切事物包括民族传统都被作为“封、资、修”的成分予以排斥。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忽视至少是严重轻视了民族传统存在的必 要性，使民族传统从总体上一度陷入中断的局面。随着开放、改革及现代化进程的展开，人们逐渐发现，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说，民族传统起着 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坚持民族传统是强化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前提。其次，民族传统对于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与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再次，民族传统对于现代化建设 具有着某种定向的作用。比如，人们只有凭借着民族传统，方可有效地改造外来之物。正因为民族传统如此之重要，所以，从1978年以后，中国的民族传统开始 出现了回归的势头。但是，这种回归不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完成。民族传统需要一个修复的过程，以便使民族传统得以合理的扬弃并在中国社会重新生根。而在这个修 复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传统尚不可能像别的后发国家和地区如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传统那样发挥着正常而有效的作用。于是，这就给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 会秩序造成某些不利的影响。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上述特定的时代条件，造成了中国某些特殊的社会解组现象，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中心呈疲弱与紊乱的状态。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社会。在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中，政府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但要协调资源的配置、组织社会动员， 而且还要直接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但目前中国的政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某种弱化与紊乱的情形。一方面，政府权力系统所制定的社会目标体系往往缺乏 同一性，因而也就难免出现某种非权威性的色彩。社会变化的高速率会使政府系统制定的现代化目标体系中的一些目标尤其是一些短期目标、操作性目标很快失效， 这在客观上容易降低整个目标体系的稳定性、配套性和同一性的程度。再者，在急剧的社会变化中，社会群体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一些新的利益群体形成了，一些 原有的利益群体依然存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群体的需求各不相同。为了维持社会的整合与稳定，就必须兼顾各种社会群体。于是，基于不同的利益群体需求所形成的 一些具体目标显然很难保持同一性。另一方面，政府的实际调控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减弱。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情形，使得政府系统不但要继续支 付庞大的、日益增大的机关事业的日常开支，补贴国有企业巨大的亏损缺口，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不健全，致使政府无法完成应有的财政收入，于是政府财政能 力出现一种日益削弱的不正常的情形：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小，1978年为31.2%，1990年为18.7%，1993年仅为 16.2%[5]。政府系统权威性以及控制能力的降低，使得中国社会难以更有效地防止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难以更有效解决、缓解已有的社会问题。更为重要 的是，社会目标体系的紊乱甚至会直接引发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

　　第二，价值体系的紊乱。从一定意义上讲，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并 存的情形造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板块。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板块基础之上，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很不相同的，致使社会的价值体系出现紊乱的情形。另 外，国外示范效应现象的存在，加上民族传统正处在修复过程中而不能正常发挥作用，这就难免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中国民众心理重心外移的特有状况。民众心理重 心的外移会进一步伤害民族的自尊与自信。而民族自尊与自信的伤害，又会使不少社会成员丢弃原有的社会行为规范而去简单模仿、照搬西方的行为规范。更何况， 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外国的文化价值观念也不可避免地流入中国。这些，势必会使中国社会出现一个中西价值观念并存和激烈的冲突的局面。再者，世俗化过 程片面并且是急速的展开，也会使不少社会成员信奉一种更接近物欲的、拜金主义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加重了中国社会价值体系的紊乱程度。需要说明的 是，价值体系的紊乱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并不是一回事情。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从本质上讲是同现代社会个性的多样化与选择的多元性相吻合的，是隶属于一个同一的 社会。而价值体系的紊乱则是一个结构分割的社会所特有的一种非同一的、相互抵触的社会现象。价值体系的紊乱会使社会成员缺乏必要的准则和约束，从而诱发出 许多社会问题。

　　第三，社会焦虑。社会焦虑是指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着的一种紧张的心理状态。社会焦虑是中国社会解组现象在民众心理层 面上的一种具体表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是因为国外发达国家在一个较高的经济水准上对于中国社会产生着示范效应，易使中国大量社会成员形成一种高期望 值。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这种高期望值难以兑现，这也就难免使中国不少社会成员出现一种急躁不安的心情。社会控制中心的弱化，则使社会制度相应弱化与紊 乱，社会成员的长期性行为难以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保证。于是，“从事长期行为的人，只承担长期行为的成本，而得不到长期行为的收益。其结果，只能是短期行 为的普遍化。”[6]这样，社会焦虑现象便容易形成。再者，社会的急剧变动，意味着社会成员原来所熟悉的社会环境大规模、急速的变动。在这个变动时期，必 定会出现大量的新事物、新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在对于这些事物的认可、认同中，在这个特定时期中，社会成员往往存在着一种抗拒、认可、认同的复杂不安的心 理状态。人们对于改革的结果一时不会有着十分的把握。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因而也就难免出现一种冒风险的心理焦虑。比如，改 革需要精简机构，精简劳动单位。如果某单位要裁减一百人，那么，担心者必定会达到数百人；如果要减掉一个单位，那么，必定会有数个单位的社会成员出现一种 紧张的心理状态。就社会焦虑本身而言，它是由酝酿、形成到呈指数扩张这样三个阶段所组成的一个过程。始初，社会成员可能只是普遍存在着某些不安的心理倾 向，如果引起这些不安心理倾向的因素没有及时被消除，并且有所增多、强化，那么，便会引发起社会焦虑。社会焦虑如果还不被及时地遏制住。那么，便极有可能 由于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感染，相互促进，从而使得社会焦虑从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指数型的扩张状态，从而达到高潮。由是观察中国目前的社会焦虑，实际上已处这 一过程的第二阶段，并很有可能达到第三阶段。社会焦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生成与加剧，无疑会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它不仅会使社会成员产生一种强烈的自保意 识，从而特别注重自身的基本生计一类的事情，而且，还会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更加没有规则的约束，从而加重了越轨行为。无疑，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特有的时代条件 和特有的社会解组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塑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具体特征。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问题的主要特征有这样几个：

　　1.生计型社会问题占有明显位置。

　 　现阶段中国的主要社会问题多集中在与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有调查显示，1992年，中国社会主要阶层公众对“改革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依次排序 的前五位是：工人把物价上涨过快列为第一位，把政策不配套、分配不公加剧、治安变差、政策多变分列第二至第五位；农民把治安变差列为首位，把物价上涨过 快、政策不配套、政策多变、分配不公加剧分列为第二至第五位；街道居民把物价上涨过快列为第一位，把政策不配套、治安变差、分配不公加剧、政策多变分列为 第二至第五位；1994年，工人、农民等社会主要阶层均把物价上涨过快列为第一位。[7]由此可见，在中国民众感受最深的前五项重要社会问题中，物价上 涨、分配不公、治安变差这三种与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者均列其中。

　　2.社会问题的种类很多、很齐全。

　　中国现阶段虽说生计型的社会问题占据明显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方面的社会问题就不存在了。相反，同别的国家与地区相比，中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的种类很多、很齐全，处在一种并发的状态。

　 　无论是从横向的角度还是从纵向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与现代化进程有所关联的社会问题都是非常繁多的。从横向的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大致存在着这样着一些社 会问题：失业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民族心理失重问题，环境污染问题，拜金主义问题，极端的利己主义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平均主义问题，治安 变差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行业不正之风问题，高消费问题，贫困化问题，心理障碍问题，暴力增多问题，民工潮问题，职工劳保问题，道德问题，劳资关系问 题，教育滑坡问题，宗教问题，民众参与问题、家庭问题，女性地位问题，代际矛盾问题，老年人问题，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问题，立法滞后与执法不严问题，青少 年犯罪的问题，消费品质量问题，儿童失学问题，卫生保健问题，住房问题，文化生活枯燥问题，经济病态问题，同性恋问题，“六害现象”亦即卖淫嫖娼、淫秽物 品、赌博、拐卖妇女儿童、贩毒吸毒、封建迷信等等。这些问题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纵向的角度来看，这些社会问题就其时代属 性而言，不仅仅有属于传统社会者、转型社会者，还有属于转发达社会者甚至是后现代社会者。

　　3.许多社会问题往往带有一种变异性的色彩。

　 　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以及价值体系的紊乱使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在不少方面具有了一种变异性的色彩，即：许多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就其属 性而言并不完全属于现代社会中的问题，同时也不完全属于传统社会里的问题，而具有一种介于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衍生性属性。这一类问题很多，其较典型 的有既无真正个性又无秩序感的随心所欲之行为取向，“单位化”问题等。此外，本想消除或预防贫富过分悬殊的不公平问题，结果却是采用了平均主义一类的同样 不公平的旧式方式；本义上是要搞行业分工，结果却在不小的程度上造成行业不正之风，本义是要发挥各区域的主动积极性，结果却演变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封闭体 系等也属于变异性社会问题。

　　4.社会问题的生长潜力很大。

　　中国社会的转型需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因此，在比 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特殊时代条件和特定的社会解组现象会持续存在下去，而且，其中的不少因素还会呈加剧的趋势。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社会问 题尚未达到“充分化”的状态，中国的社会问题具有着很大的生长潜力。对于社会问题的这种生长潜力若不加以及时的制约与缓解，很有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

　5.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处在二难的境地。

　　中国现阶段特有 的时代条件及特有的社会解组现象，往往会使人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遇到这样的情形：抑制住了此项社会问题，却又诱出了另一项社会问题。对此并不难理解。两种 经济体制的存在造成了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要求。在这种情形下，同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显然很难使各个利益群体的成员都能感到满意。更何况，社会目标体系又往 往是混乱的，缺乏应有的同一性和配套性。这样，解决社会问题的诸多方式之间就有可能并不一致甚至是相互抵触的，因而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就难免出现此消彼长 的状况。再者，由于社会控制能力的削弱，使得社会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是力度不够，无法有效地抑制住社会成员多种本能的行为取向。

　　三、 具有前述特征的社会问题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造成了许多负效应。其中比较明显的负效应主要包括这样几项：首先，直接降低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准与质量。发展就 其本义来说是要不断地满足人们的各项需要。这些需要包括生理、安全、归属、尊严和自我实现等多个方面。在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人们的主要需要是前三个方面亦 即基本生存方面的需要。而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恰恰是对人们基本生存需要方面形成极不利的影响，降低了其满足程度：持续的通货膨胀直接减少了人们通过发展过 程推进而得到的实惠；社会秩序方面的问题又使人们心理不安宁，缺乏安全感；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社会群体之间以及同一群体内部社会成员的关系容易处在一 种较为紧张的状态之中。可见，如是种种情形显然是在不小的程度上背离了发展的本义，使得发展的成果无法充分兑现，从而最终使得发展实际上成为一种民众收益 相对较小的发展。民众实际生活质量的降低或缓慢提高，还使得人们对于改革产生某种抵触的心理。本来，改革与发展是完全一致的，改革就其本义而言是要通过除 旧布新，来为发展创造合适的体制条件。但是，特定的现实环境，却使人们存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感觉：发展意味着要得到些什么，而改革则意味着可能要失掉些什 么。这又进而造成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极少有人反对发展，却有不少人在某些范围内不赞成改革。于是，人们便形成了一种对于改革的抵触性态度。其次，削弱了现 代化进程的后续推动力。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宏观上看，社会动员的难度增大。社会动员是后发国家尤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推动 力量。而中国目前存在的特有社会问题对于社会动员的形成非常不利。面临着种种社会问题尤其是生计型的社会问题，社会成员往往倾向于自保的行为；变异现象的 存在，则使社会成员多了一种随心所欲的行为模式；而社会对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二难处境，又往往使社会中心的权威性受到损害。向心力及动员中心的乏力，使得社 会动员的启动越来越艰难。另一方面，从微观方面来看，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遭到挫伤。尽管平等与效率有时会出现某些矛盾的情形，但从本质上讲，两者实为统 一的。“那些允许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决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8]但是，中国社会目前贫富悬殊等不公平分配现象的存在，使许多社会成员产 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并进而挫伤了其劳动积极性。“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9]再次，增大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不稳定性 因素。社会中心的弱化、价值体系的紊乱以及社会焦虑的加重等社会解组现象造成了变异型社会问题的存在，并造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二难处境。反过来，后者又加 重了社会中心的弱化，价值体系的紊乱以及社会焦虑，并对正常的社会分化与整合起着一种十分有害的诱导作用，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性因素更为加重。而且， 由于中国目前社会问题种类繁多，生长潜力又很大，如依附性发展以及社会流民等社会问题若不加以及时防范与缓解，那么，极有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从而更 增大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的动荡程度。

　　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处在一个敏感、危险的时期。对于这些问题若不加缓解与防范，则后果不堪设想，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累积、扩散、爆发与失控的过程，从而使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周期性动荡不安的境地，最终延误中国的现代化。

　 　要想完全消除中国现阶段社会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将之限定在一定限度之内，使之对于现代化进程的负效应有所减弱，则是可以做到的。至于缓解、抑 制中国社会问题负效应的对策而言，应本着有效、可行的原则，并根据中国社会问题的特征予以制定。具体来说，应当把握住这样几点：

　　第 一，强化政府系统的权威与效力。受种种时代条件的影响，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是相同的。“一个欠发达国家要想获得经济高增长率，它不得不 接受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权威主义政府。民主政府免不了太‘软弱’，不能调动资源、压缩消费和鼓励投资，以此争取高增长率。”[10]中国社会更是如此。在现 代化的早、中期阶段，强有力的政府，不但可以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保持一个较好的势头，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有效缓解与抑制由经济的较高增长率等因素所带来的 社会问题，降低社会解组的程度，并为经济的持续增长营造一个较好的环境。特殊的历史基础，决定了中国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心须承担一系列不可推卸的任务：不 但要确定整个社会运转与发展的目标体系、确定并维护社会规范，而且还负有引导人们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责，如确立市场规则，弥补市场失效的部分；中国强有 力的政府还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或直接的行为干预来解决或缓解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治安问题、社会流民问题、地方保护主义、依附性发展问题、贫富过于悬殊问题 等等。政府的这些行为可以使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失控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可以这样说，削弱政府权威与效力的作法，将无助于甚至是有碍于中国现代化进程 的顺利推进。当然，在强化政府系统的权威与效力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所实施的政府干预的类型、广度和质量”，[11]注意加强政府系统 的效率与廉洁，以防止政府臃肿低效、高成本低产出的情形，防止钱权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出现。

　　第二，保证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和基本生 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从前面的分析中已经看到，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社会问题非常明显地集中在与民众基本生计有直接关联的部位。因此，要想从总体上缓解社会问 题，就必须由此入手。现代化建设固然需要社会成员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种代价不应超过一定的限度，不能将社会成员视为被动之物，不能总是立足于让社会成 员承受些什么。必须看到，由普遍主义原则所直接导致的民众普遍受益性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否则，现代社会将会由于缺乏一种社会公平而不具备完整的意义， 而且，这个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将会由于缺少社会成员的积极参与而缺乏一种活力。正确的作法应当是，让广大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改革和发展所带来的实惠。“增长 是达到目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目的本身包括消除贫困、文盲和疾病，拓宽人类选择的范围，增强人类控制自然环境的能力，从而增加自由。”[12]而要做 到这一点，就必须至少保证社会成员对于日常生活消费品的满足，努力降低社会分配不公的程度，使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转型的不适心理不至于加剧；而且，还应尽可 能地降低通货膨胀率，并增强社会的防护保障能力，使失业人员与处在极端贫困状态的社会成员具有着一种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像教育、健 康和卫生这样的公共服务事业，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应该注重服务网点的设置，以利穷人能够从实际上享受到这些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满足人的基本需 要模式的作法，同增加穷人收入和提高其生产率的努力可以相得益彰。”[13]如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条件不恶化的话，那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安定局面便可 大致维持住，使社会避免可能的严重动荡，从而渡过现代化过程中最脆弱、最危险的阶段。

　　第三，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 会问题的种种具体表现，规定了激进型现代化模式在中国实施的不可行性，相反，中国必须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在改革策略方面，激进型的现代化模式脱离了 特有的社会土壤，强行实施改革的一揽子计划，四面出击，多管齐下，试图一步到位。这种作法很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情形：旧的体制被破坏了，而新体制却没有及 时地建立起来，于是社会便陷入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激进型现代化模式主要地是在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其结果往往是造成经济本身过大 的起伏度，经济比例失调以及发展成果的低效性。总之，激进型现代化模式不仅无助于原有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势必会造成社会机体的失衡，造成社会的失控，从 而激化社会的各种现实与潜在的矛盾，加重社会问题的负效应。鉴于此，中国社会只有采取渐进型的现代化模式方可有效地缓解社会问题。在改革策略上，渐进型现 代化模式更为强调改革所需社会土壤的培育，以此作为改革推进的前提条件；主张采用先易后难的渐次推进的改革策略的安排。“为了实现其目标，改革者应把一个 个问题分割开，一俟时机成熟，便尽可能迅速地解决每一个问题，在反对者组织起队伍以前，就把它从政治议程上抹去。”[14]在现代化建设方面，渐进型现代 化模式的立足点已超越了速度问题，它把速度看作是一个外在的东西，而非发展本身。它从更为合理的角度亦即发展的有效性角度把握发展问题，不仅注重发展过程 本身的有效性，而且注意发展结果的有效性。显然，就中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的防范与缓解而言，渐进型现代化模式要稳妥、有效得多，所面临的风险也比较小。

　 　第四，建立起有关社会问题的预警系统。基于现代化实际进程同社会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基于先发国家以及其它后发国家有关社会问题的经验教训，社会问题的许 多可能性前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是可以被预测与把握的。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建立起社会问题预警系统不但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的要 项包括：居民最低生活线，物价指数，社会治安情况，贫富差距水准（基尼系数），失业率，社会公众期望值的满足程度，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民众对于改革的承 受力等等。通过社会问题预警系统，可以对我国社会问题进行有效的监测，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从而把社会问题所造成的或可能造成的负效应降至最低限度，以有效 地推进现代化进程。

　　注：

　　[1]《中国统计年鉴1994》，第2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2]《中国统计年鉴1990》，第84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

　　[3]《奋进的四十年》，第45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

　　[4]吴敬琏：《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第234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版。

　　[5]《中国统计年鉴1995》，第26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

　　[6]孙立平：《“短期行为症”——非理性机制中的合理选择》，《东方》1994年第1期。

　　[7]陆建华：《1992年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载江流等：《1992——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5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各阶层公众评说’94国内社会问题》，《新世纪》1995年第1期。

　　[8]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第80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9]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第44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10]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4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

　　[11]纳米诚二等：《发展的难题》，第26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12]基思?格里芬：《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第211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马尔科姆?吉利斯、德怀特?H?帕金森等：《发展经济学》，第130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14]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338页，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原载《浙江学刊》1997第4期,为收录入吴忠民个人专栏，故再次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