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由农村而城市，形成全面改革的局面。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大包干”起步的。

　　我在阅看报刊书籍时，发现农村改革起步的一些材料，觉得颇有价值，记述如下，与读者共享。

　　（一）《贵州日报》在1978年11月11日鲜明提出姓“社”姓“资”的命题并明确表态。

　　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县有个顶云公社，共两个大队，28个生产队，1978年3月，县委主要负责同志遵从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强烈要求，同意在16个生产队实行“定产到组，超产奖励”的管理办法，他们称之为作业组生产责任制。具体做法是，以“五统一”为前提，将生产队划分为若干作业组，定下产量指标，超产给予奖励。所谓“五统一”，主要是生产资料归生产队所有，由队统一调配。这个办法的主要特点是联系了产量，有了奖励制度，实际上是作业组承包，把生产队的集体收益与社员个人所得联系起来。这个办法，还不是“大包干”，只是在原来的“大锅饭”体制上打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但它将“包”字引进了农业生产的经营管理（下一步必然是包产到户），这是一个突破。

　　就是这样一点改革，却有效地调动了社员的积极性，很快见了成效。尽管这年夏收作物遭受严重冰雹，秋作物又遇到了干旱，但这16个生产队仍然队队增产，产量比上年增三成，全公社一举改变了粮食生产10年徘徊的局面，还多卖了5万多斤粮食给国家。广大干部和社员拍手称快，他们说，这样搞下去，农业就有奔头，高速度发展农业就有望头。

　　就是这样一点改革，却引起了上上下下的争论，一些人指责这样做是破坏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争论的焦点就是：“定产到组”姓“社”还是姓“资”？

　　1978年11月11日的《贵州日报》，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就这个问题报道议论。报纸的大标题是：“定产到组，超产奖励”姓“社”不姓“资”。

　　《贵州日报》的编者按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顶云公社的实践已经证明，实行联系产量的生产责任制是正确的，效果是好的。“定产到组”，根本不是单干或半单干，更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切有利于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受到农民群众欢迎的政策、办法，就应该大胆实行。这反映了贵州省委领导的鲜明态度。（以上均见1978年11月11日《贵州日报》第1版）

　　这大概是姓“社”姓“资”争论的最早版本，值得记载。

　　（二）甘肃省陇西县红崖湾在1978年秋实行了“大包干”。

　　陇西县属甘肃定西地区，苦瘠甲于天下。解放近三十年，人民生活仍不得温饱，很穷很苦。

　　陇西县碧岩公社红崖湾生产队，十几户人家。解放以来，这十几户人家不但从来没有向国家缴过一斤粮食，而且年年吃回销粮，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外出要饭打工，连队长也无人当了，生产无法进行。1978年秋后的一个晚上，碧岩公社党委书记袁志茂找到县委书记张自强。他提出：能让我回去把他们包产到户吗？县委书记说：你真胆大。公社书记说：我实在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县委书记经过考虑，认为一个十几户的队，试就试一下吧，便对他说；你回去试办，可要把后路留开。第一条你在公社不准讨论，我在县上也不讨论，你知我知咱俩知道就行。第二条你回去后给社员宣布一条铁的纪律，要绝对保密，对亲戚朋友都不能说。第三条当年收成下来后，第一场打碾的粮食必须按公社分配的数目缴清公购粮。公社书记袁志茂回去后，在红崖湾悄悄实行了包产到户，把全队500亩土地划分到户。据《宋平在甘肃》一书记载，时间是1978年10月21日。到了第二年春天，县委书记同袁志茂相约，两人不进村直接上山进地察看。他们从山顶往下看，麦苗长势很好，细看一下，看到人们分散在一块一块地里劳动，庄稼锄得像花园一样。这年秋收后，红崖湾一次就缴清了公购粮，人均粮食破天荒地上了千斤。社员们喜悦地说：活了半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的粮食！他们决定来年继续照样办。大队党支部书记知道此事后说：红崖湾包产到户了，今年人家把牲口赶上，带头缴粮哩，几十年来就没见过红崖湾人缴粮的。他说，这和你起面（发酵面）一样，在那一盆面里，你已经把一疙瘩酵母子放进去了，这面已经起来了，从盆的四周溢出来了，那你要收拾也就收拾不住了。事情确实如此。红崖湾的事情就慢慢传开了。1979年2月，陇西县四级干部会议决定在全县试办大包干。（以上见中共甘肃省委政策研究室《调查与研究》2009年第1期《陇西县实行包产到户的前前后后》，张自强口述，张全有整理）
（三）1978年12月，安徽小岗村秘密签订 “大包干”文书。

　　安徽凤阳小岗村1978年底实行“大包干”的事，已经流传很广。

　　凤阳是一个有名的穷地方。我的家乡邻近安徽，我从小就听说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小岗村是凤阳县的一个小村落，只有20户人家。1978年，安徽大旱。夏收麦子，小岗村每个劳动力才分到3.5公斤。农民说，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得想想办法。这年12月的一天晚上，18位农民在队长严俊昌家秘密开会商讨，将土地分到各户耕种，不再吃大锅饭。在当时来说，这是冒大风险的事。他们签订了一个契约式的文书，文书写明：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户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小岗全村20户人家，在这文书上盖了4个印章，按了17个手印，队长严俊昌一人盖了二个章，有2人代表二户人家按了手印。人们将这个文书称之为“大包干合同”，或“包干合同”。

　　现在，人们从网上可以很方便地找到这个“大包干合同”的影印件。如果仔细看一下，就会产生一些疑问。应当说，这件事，是确确实实的，对其真实性不容怀疑。但已被收藏在博物馆的这张文书，却是以后补制的。

　　小岗村的大包干一年就见成效。第二年秋收，小岗村的粮食总产量由1978的1.8万公斤，猛增到6.6万公斤，人均收入由上年的22元跃升到400元。小岗村不仅结束了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而且破天荒地上缴国家粮食3200公斤。

　　小岗村的“大包干”同样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甚至批评说是“开倒车”。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给予坚决的支持。万里在小岗村的座谈会上说：地委批准你干三年，我批准你们干五年。有人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万里说：学就学呗。万里不但支持小岗，还支持推广。万里很快到中央工作。小岗的经验得到中央的肯定，对推进农村改革起了积极作用。小岗村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小岗人的骄傲，也是小岗人的一种幸运吧！

　　记述了以上材料，有一些感想。

　　一是，以上三个材料，一个来自西南地区，一个来自西北地区，另一个来自华东地区。在这样广阔的地域几乎同时出现“大包干”的形式，这更能说明农村改革的必然性，更能说明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二是，从农村改革起步，搞“大包干”，就出现姓“社”姓“资”的争论，延续至今。这充分反映了“左”的特点，就是在反“资”的名义下反对社会主义的改革。他们把农村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活跃经济的改革举措，都说成是“资”（资本主义）。这是一种“恐资病”。这种以反“资”为特点的“左”，影响很深，在不同时期，它会以不同的形式、以不同的题目出现，至今不可忽视。

　　三是，我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1年，到了回顾和书写改革历史的时候了，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许多改革史论著。历史贵在真实。如果能够收集更多真实反映改革历史的资料，将能使改革史写得更全面更充实，立论也更准确。依据更丰富的史料，若干年来说惯了的一些话，作些调整，也是很自然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小岗村的改革“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缕曙光”，现在看来，这个说法是有点绝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