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温哥华有一所卑诗大学（UBC），是百年老校，那里有不少中国留学生。

　　我在温哥华时，曾到该校参观。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并引起我深深的思考。

　　在该校一座教学大楼旁，平整的地面上矗立着五块不规则形状的大石头，每块石头上刻着一个繁体汉字，分别是：仁、义、礼、智、信。字写得工整有力，远远看去，金光闪闪，耀眼夺目。每块石头上还刻着中文、英文的说明词。我在异国他乡的大学校园里，看了这五个大金字，真有震撼的感觉！

　　首先一个感觉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竟传到这么遥远的地方，而且如此受重视，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我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五个字为什么能流传这么久，又流传这么广？

　　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这五个字很好地概括了中国儒家伦理道德的精髓，而且成为广泛的共识。

　　这五个字所以能够这样广泛地传播，同它文字表述上的简约，也是密切相关的。它只有五个字，而且通俗，人们看了一下就能大致明白它的含义，更重要的是，不啰嗦，不玄奥，不拗口，人们很容易记住，而且可以朗朗上口。记得我在上中学时，看到校园内白粉墙上这五个大字，一下就记住了。这种文风，很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如果当年儒学大师们不提炼出这五个字，也像我们今天的某些文字作品那样，字数很多，概念重叠，语句别扭，含义又不清，那就决不能流传下来。

　　查一下资料知道，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的价值体系，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锤炼。孔子提出了仁、义、礼，孟子加了一个智，到宋朝的朱熹，又加了一个信，经过很长历史时期的酝酿、提炼、积淀，才最终形成。这说明，有些东西，不能搞急就篇，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必须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得到比较成熟的东西；许多东西，也难以一锤定音，要依靠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约定俗成。

　　现在，克服不良文风的呼声相当高。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专门讲了文风问题。他提出“短”、“实”、“新”的要求，很有针对性。

　　克服不良文风，很不容易。“短”、“实”、“新”，不妨先从求“短”做起。文章、讲话、文件，尽量短些，再短些。“短”了，就难讲套话、空话、废话，就比较易于达到“实”；“新”，是从钻研实际中来的，务实，就可能出“新”。

　　求“短”，也要改变观念。人们往往把长文章称之为“大文章”，认为文章长了才有份量。其实，不尽然。有些长文章，空空洞洞，废话连篇，即使其中有点有价值的东西，也被掩盖了。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首先讨伐的，就是这样的长文章。他把这样的长文章比喻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今天，我们也应当这样来反对“官八股”）。相反，许多短文章，却很有份量。大家读一读毛泽东的许多短文，如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1963年5月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等。这些短文都很精彩。笔者粗略统计，《邓小平文选》第 3卷的文章，平均每篇才1900字，这本书里却讲了那么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

　　求“短”，是 很 难 的。“短”是锤炼出来的。不刻苦学习，不下苦功夫，不“亲自”费脑子（分析、综合、提炼、概括），靠秘书和写作班子，是很难搞出短而精的作品来的。

　　改进文风，既要议论，更要行动；既要改变观念，还要作些改革。有些地方开会限定发言的时间，就是一个有效的办法。这方面，需干和可干的事很多。

　　促“短”，媒体和刊物有重要的责任，编辑们也可以有所作为。比如，现在的稿酬，是以字数计算的，文章越长，稿酬越多，而不考虑文章的含金量。这样的稿酬制度，起了鼓励写长文章的作用。能否考虑既计文章的字数，也看文章的质量来计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