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熟的公共意识有两点最重要。一个是对公共边界的认知，另一个则是对公共行动程序化重要性的认知。

　　过去有一种说法，叫“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又说“一个日本人是一条虫，三个日本人是一条龙”。这种说法贬低了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和中国人在公共领域的行动能力。因为历史和基本制度的差异，各民族人民公共意识的强弱，和他们在公共领域的行动能力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在较长的历史跨度中并不很重要。

　　公共意识的核心并不是人们对公正与否的是非判断。不能以为一个民族会长期缺失公共领域的是非判断的能力，否则无法解释这个民族何以能够生存繁衍。即使一个民族在“羊群效应”之下去集体作恶，也不能说人们在心里丢掉了基本的是非判断。

　　成熟的公共意识有两点最重要。一个是对公共边界的认知，另一个则是对公共行动程序化重要性的认知。如果对公共边界的认知很糊涂，就要发生私人权利被过度侵犯的问题；如果以为不论什么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干预公共事务，或者以为任何组织或个人凭借暴力就可以独占公共资源、随意操纵公共事务，这个群体或民族就会有大麻烦。

　　近日有媒体披露，山东某村有6位60岁以上的老人，悬赏数百万人民币延聘“清官”。尽管这种做法有炒作的意思，对解决问题的意义不是太大，但这几位老人关心公共事务的意识殊可褒奖，他们想继续借助体制内的力量(以官治官)解决问题的态度，也多少表明他们在潜意识里愿意将一个小社区里的公共行为秩序化。近日，河南南阳一位青年要求当地很多政府部门披露自己关心的信息，也是在体制内寻求公共信息披露规范化的努力。

　　学界说起公共意识，常常过多关注民间相关因素的变化。其实，政府及其相关系统的公共意识变化也很值得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的变化也应得到肯定。

　　8月初，我到黑龙江某个村庄做调查时，遇到一件小事情，很受感动。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郭先生说，在几年前粮食价格低迷时，不少人家卖了自己的承包地(其实是卖了承包期内的使用权)，他为此而忧虑。因为土地承包期届满后，如何延包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农民的土地买卖合同难免有问题，就给当事人留下了一定的风险，这两年就出了一些合同纠纷。

　　郭先生不赞成卖地。他鼓励农民在土地流转时尽可能达成租地契约，而不是买卖契约。因为他的劝说，村里卖地的农户就比较少。我赞赏他的见识，更欣赏他以自己的良好见识指导施政行为。这不简单。在农村土地流转这件事上，没有出台过比较成熟的指导意见，很多地方政府又过分热衷于土地兼并集中。在这种背景下，他能保持清醒头脑，做正确的事，真是不容易。他是官方主渠道中有良好公共意识的最低阶官员，尽管他不是标准的公务员。

　　高层政府的公共意识也在加强，突出标志是公共财政体制正逐步形成。革命政权刚刚稳定时，政治家们忙于稳固政权，想把稀缺资源都掌握在手里，并不在意那些资源有没有公共性。用过去流行的话来说，叫做“革命就是暴动，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那时的公共问题，基本上被看做是破坏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问题。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家财政不仅用来搞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还用来搞全民社会保障，甚至在低收入的农民群体中也推行低保、医保和社会养老制度。

　　讲这些话，是想说明政府和民间人士在公共领域的观念和行为总有一定的共性，这是合作的基础。当然二者之间也有差异，政府掌握了巨大的公共资源，其公共行动又有合法性支持，一些民间人士怎么也比不了。如果能开辟一些通道，把关心公共事务的民间人士吸引到体制内，公共领域的官民合作就会好做许多。过去我们在“统一战线”制度设计框架下做这个工作，现在，这个制度框架也许需要改进。（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