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豪袁宏道讲过一个故事，说曾有一位书生携仆人向太行山行进，仆人粗通文墨，见道旁石碑上书有“太行山”三字，误读曰“太形山”。书生以为可笑，告之曰:“读杭，不读形”。仆人不以为然，争辩不已。书生道:若前面遇到有识之士，我们请他作一公断，谁错了输一贯钱。走不远，见一老学究正给童子教书，书生趋前请教，并告以主仆打赌一事。老学究答曰:读“太形山”是对的。仆人闻之，欢呼雀跃。书生不得已付给仆人一贯钱，但心里甚是不服。离开老学究走了不远，书生复返回再问老学究:先生以传道授业立世，怎能如此错谬？老学究答曰:宁可让您输一贯钱，也要“让他俗子终生不识太行山”！故事的结尾让人惊愕。表面上看，老学究不像主人那样批评那仆人，但其实老学究的态度是一种更刻薄的批评。

　　由这个故事联想到，时下有一些文人、“学者”，常常下笔万言，不知所云，整个一“不识太行山”的仆人样；更有寡廉鲜耻的欺世盗名之徒，七分经营，三分抄袭，以文字垒就了进身阶梯。这些人往往只听得好话，听不得批评。谁要批评他们，诸如“心理变态”、“小丑”、“盗版者的帮凶”这样的帽子便从他们的手里抛将出来。这种情形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风尚。如果我们抱以宽容的态度，对他们的“硬伤”、“软伤”一概不予理睬，便宜了他们倒算不上可惜，要紧的是害了大众。晋冀间的那个“太行山”，众人当然晓得，任无知的仆人怎样犟嘴，众人也不至于跟着学舌。但是，知识领域的“太行山”，众人大多不甚了了，而像无知仆人那样的文人、“学者”又不甘寂寞，常常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更有善于煽情者，不遗余力地蛊惑大众，腐蚀着大众智慧。如果任凭他们摇唇鼓舌，总有一天太行山会变成“太形山”。

　　防止知识界堕落的办法是展开批评，而眼下批评者的处境似乎岌岌可危，批评工作好像见不得人，尤其在批评涉及名人的时候，批评者免不了挨一顿臭骂，甚至有时还要冒一定的风险。

　　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受人尊敬的人士也不习惯批评，尤其不喜欢刻薄的批评。我曾读到文化界颇有名气的一位先生议论批评的文章，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批评者的不屑。这位先生以著书为文必然出错立论，来贬斥批评者。作为批评者，当然是要挑错的；越是名家的错，挑起来越具有刺激性。这位先生还讲了一个故事，说欧阳修等一帮名士曾原谅苏东坡的错误，以此证明凡大家不仅不究小错，还欣赏那种无伤大雅的小错。又拿福楼拜的话当挡箭牌说，大作家往往不在乎语病，文笔不佳，而这正是大作家的美妙之处。其实，故事中苏东坡说“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一看就是夸张之语，算不上什么错，只不过引经据典的文人不习惯而已。至于福楼拜的一番话，根本不足为训。

　　著书立说难免出错，批评家也难免刻薄。一些人动不动说什么只有中国文人才容易刻薄，好像外国文人就宽容，就通情达理。此论实在不确。别的不说，美国大社会批评家凡伯伦就是一个很刻薄的人。叔本华在批评别人时也很刻薄。

　　对某一类文人、“学者”的批评，我看该刻薄的还是要刻薄。刻薄出智慧。刻薄使被批评者难堪，要他们不再以为国中无人而信口开河。大凡批评者对某一位人士采取刻薄的态度，多是胸有块垒，不除不快。以我的经验，凡是名不副实的“名人”，迟早会领教刻薄的批评。最近我读到杨早先生批评余秋雨的文章，甚为痛快，要是由我来写，还要更刻薄一些。

　　实际上，对名副其实的学者、名人，批评者大多是不会刻薄的。从维熙先生的笔下曾经议论过老舍先生，因为在1957年那样特殊的政治气候下，老舍竟指责从维熙的作品“煽动农民造反”，要不是首长有异议，不把从维熙送到断头台上才怪！但是从维熙先生没有刻薄，因为从普通人的眼光看，老舍也是人，说点无人信的过头话，也算是保护自己。而且老舍的文章的确做得好，又远不具有那种大文痞翻手云覆手雨的本领，谁还会对他刻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