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于1951年参加工作，1965年1月到中央党校工作，至今已经半个世纪了，这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央党校度过的。特别是，我亲历了历史新时期中央党校的深刻变革。当年的一幕幕历史场景，至今历历在目。
　　十年“文革”中，中央党校是重灾区。尤其是，康生和他的老婆曹轶欧长期把持中央党校，作恶多端，使中央党校满目疮痍。
　　1977年3月，胡耀邦同志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4月7日，他主持召开了中央党校党的骨干分子整风会议。我作为文史教研室党支部选出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样，我这个一般干部，也有机会直接聆听胡耀邦同志的讲话了。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的讲话中就提出，“我们党校应当成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成为发扬光大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模范”（以后“坚强堡垒”改为“坚强阵地”）。这就是“一个阵地”、“一个模范”办校目标的来历。
　　胡耀邦在揭批“四人帮”，解决中央党校“文革”遗留问题的同时，以主要精力抓中央党校的复校工作。
　　胡耀邦首先考虑的是，中央党校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应当开什么课程。他在1977年3月28日同政经教研室负责人谈话时说，开学后学什么，初步想是四个方面的东西，一是哲学方面的书，一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一是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书，还有第四类党建理论，党的学说。他的想法是，让我们的领导干部比较全面地接触一下基本理论。他特别提出，中央党校要开设科学社会主义课程，让领导干部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问题。这是适应中国历史发展迫切需要的一个创举，意义深远。他组建了中央党校的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选编了教材。这些，都是开拓性的，很快影响到全国。在整风复校过程中，胡耀邦组织一些人选编教材，在他亲自指导下，选编了一百万字的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印了十四本分册，作为中央党校的基本教材。中央组织部决定，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教材，作为全国干部的学习材料。这套教材的编印和出版，对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中央党校整风会议上，胡耀邦响亮提出，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颠倒过来。这是拨乱反正的最早提法。怎么办？胡耀邦说，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于是，他想到要办一个刊物。经过酝酿，在1977年6月4日的一个小会上，他宣布要创办《理论动态》这样一个内部刊物，并指名孟凡和我参加筹办这个刊物（实际上参加会议的还有吴振坤和刘立中），以后又找了一些人。参加筹办《理论动态》，使我能够近距离接触胡耀邦，这是我的幸运。
　　1977年7月15日，《理论动态》创刊出了第 1期，刊登了吴江同志的文章《“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由胡耀邦选定的这篇文章，对当时还作为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提出了质疑，文章认为，继续革命的内容，首先要搞好生产力革命、科学技术革命，这实际上是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文章还认为，继续革命就是不断反右，这不是毛泽东思想，应当是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就否定了当时批判极右的主流提法。这期《理论动态》发给校内一部分同志后，立即就有了强烈反映。我和吴振坤同志一起，向耀邦汇报了有关情况，他很高兴。后来，胡耀邦说，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就是从这一篇文章开始的。他将这一期《理论动态》送邓小平同志。邓小平表示完全同意。胡耀邦说，这是我和小平同志在理论问题上第一次接触。
　　胡耀邦是《理论动态》实际的主编。在他具体指导下，我们几个人紧张地工作，主要是撰写文章。《理论动态》不断发表拨乱反正的文章，以胡耀邦创造的“特约评论员”署名，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公开发表，影响日益扩大，发行量也不断增加。
　　遵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特别是形势发展的需要，胡耀邦指导中央党校的同志撰写文件，提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并组织中央党校八百名学员进行讨论。
　　1978年5月10日，《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第二天，即5月 11日，这篇文章作为《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基本语言。这个论断，出自中央党校，由吴江同志概括出来，经耀邦同志同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发表后，立即遭到指责，被扣了“砍旗”的大帽子。1978年5月13日，耀邦召集我们到他家里开会。他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他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回答了反对者的指责，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深邃眼光和超人气概。
　　随后，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胡耀邦依据形势的发展，指导我们理论动态组和有关同志，撰写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文章，很快出现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局面。
　　邢贲思同志曾对我说，当年，他们在社会科学院，都认为中央党校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主阵地。我认为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胡耀邦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
　　中央党校八十年的历史，有两度辉煌。一是延安时期集中大批干部在中央党校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使“实 事 求是”四个字深入人心，实际上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第二度辉煌，就是在历史新时期复校以后，在干部轮训中提出实践标准，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准备，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一是抓理论，二是抓作风。
　　抓作风，首先是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还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在中央党校的帮派体系时，胡耀邦就提出：人是什么人，事是什么事，要实事求是，要非常冷静，总的要求是实事求是。随后，他又强调，在揭批“四人帮”和教学方面，都要实事求是，要调查，要摆事实，要从实际出发，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
　　在临近开学前（1977年7月29日），他又提出，要将主席在延安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挂在礼堂。落实的结果，是在校园里建了实事求是碑墙，几经变迁，最终建成的，就是目前大礼堂前广场南侧的实事求是碑墙。
　　胡耀邦提出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挂在中央党校礼堂，看来是一件具体的事情，但其意义重大。这就告诉人们，复校后的中央党校，要高扬实事求是的精神。这是恢复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关键。
　　抓作风，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改变“四人帮”帮八股的恶劣文风。胡耀邦组织选编了《科学态度与文风》的教材，在理论宣传干部班开了相应的课程。
　　在胡耀邦主持下，短短几个月，就解决了“文革”遗留问题，特别是揭露了长期把持中央党校的康生的恶行，清除了他的恶劣影响，中央党校复校开学，党校获得了新生，并进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本人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经历了这个不平凡的历史进程，做了一点工作，同时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学习成长。特别使我难忘的是，胡耀邦对我们的具体指导和亲切教诲。

　在开始时，如何撰写《理论动态》的文章，拨乱反正，我们都缺乏经验，感到很困难。胡耀邦耐心地给我们指导帮助。他的指导很具体，从文章的立题、立论，到布局展开，以至标点，他都给我们指点。那时候，胡耀邦住在党校，比较方便，有时为了一篇文章，他一天找我二三次，直到定稿，真可以说是耳提面命。有两篇文章，他还给我写了提纲，至今成为我珍藏的文物。在胡耀邦的指导帮助下，我们较快地适应了《理论动态》的要求，写出了一批较有分量的文章。
　　我自己的体会，胡耀邦对我们帮助最大的，还是在政治思想方面，在如何做人处世方面。他不止一次地对我们提出，要做理论战线的前卫战士。他说：我们党校在扭转乾坤中起些作用是很光荣的。我们要在继往开来中，占一个光荣战士的地位。我们的要求不高，当个思想的前卫，不是后卫。我们要当前卫战士。我们《理论动态》的参加者，就以这个为标准。我是不是做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前卫的战士？用这种精神办好我们的刊物，每天用这个东西来激励自己。
　　1977年12月17日上午，胡耀邦去中央组织部上班前，召集我们理论动态组同志开会，有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他说：人总要依附。是依附自己的领导者，熟人，老朋友，老首长，老同志？我不这样。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要依附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人民，还是人心。要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民心上，党心上，把我们的荣誉、耻辱、命运，寄托在人民的裁决上。寄托于个人，我看不必要。寄托于别的都不可靠。这是我移地闹革命要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他说的这些话，深刻感人，使我终生难忘，终身受益。
　　胡耀邦不但使党校获得了新生，为中央党校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央党校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从我自己来说，在胡耀邦指导下办《理论动态》的三年多时间，等于又读了一次研究生。我是把胡耀邦同志当做导师来敬重的。回首往事，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感到幸运，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