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下半年以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沉着应对，着力化解经济社会 转型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确保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简称“后危机时代”），将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问题共生的特殊历史时期， 将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能力构成更为严峻的考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战略部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 一场深刻的革命，必须通过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来推动。在“后危机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迫切、更为重要。

　　在“后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将更加突出，迫切要求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制度上规范政府职能和政府行为，防止政府调控“过度”和“失灵”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中的一个共性话题。如何把政府的调控作用建立在现代市场机制基础上，遵循现代经济规律建立和完善政府行为 的制度规范，成为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绕不过去的一大难题。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衡量，政府管理体制 和管理模式仍然相对滞后，与市场经济发展趋势很不适应，权力过于集中、行政效率低下以至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这不啻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需要 长期着力和突破的重要环节。

　　在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被重新提起。在西方，一些人将世界金融危机的原因简单地归咎 于“市场失灵”、“市场泡沫”，从而推脱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责任。在国内，一些人对中央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误读乃至曲解，对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面临的某 些现实问题加以渲染乃至夸大，从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加以全盘否定。而那种企图把某些在应对危机中不得不采取的“一揽子”做法固定化，提出所谓“中国 模式”的主张，则会有意或无意地掩盖某些体制中的弊端，动摇人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信心。在“后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从制度上厘清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变得更为迫切。

　　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关键在于从制度层面规范政府职能和行为，防止政 府调控“过度”和“失灵”。许多事实表明，无论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失灵”的可能。这两种“失 灵”，都会各自走向极端，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危害。所以必须把市场运作这只“看不见的手”同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补充。这是防 止和克服市场运作“失灵”或政府干预“失灵”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关键是如何“结合”，“结合点”选在哪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的实践表明，市场运作与政府干预的“结合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制度与规范，二是道德与情操。首先是要建立健全制度，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确立市 场规范，使市场运作在规范的制度体系中进行；同时按照现代服务型公共政府的职能确立政府规范，使政府行为在规范化的制度体系中进行。其次要树立良好的道德 与情操。现代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不可没有道德内涵；现代政府机构是“道德政府”，不可没有道德内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任何市场主体都应具有起码的道 德底线，绝不可金钱至上、损人利己；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过程中，任何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具有公共服务道德，绝不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而防止政 府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归根到底又只能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规范来实现。

　　在“后危机时代”，反腐倡廉任务将更加艰巨，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化权力运作体制改革，着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更加注重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反腐倡廉既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任务，又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高度重视和扎实推进的紧迫话题。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我们党加大了 反腐败工作力度，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不可否认，腐败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治理，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件触目惊心、 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仍呈蔓延趋势。探究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不仅要着眼于制度外，即从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人的因素及其教育方面寻求原因， 而且要着眼于制度内，即从干部选拔制度、干部管理制度、权力分配制度、权力制约体制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等方面寻求原因。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的制 度根源主要表现在：

　　——领导体制上高度集权的弊端。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凌驾于集体之上，是产生官僚主义以至导致腐败现象的根本制度原 因。邓小平曾指出：“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经济市场化 和政治民主化趋势，必然要求改革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应当承认，这方面的改革很不彻底，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甚至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当前， 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不仅在党政领导机关中仍严重存在，而且不少企事业单位甚至高等院校也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化倾向。学术行政化、行政集权化，导致一些所 谓“清水衙门”腐败现象也易发多发。

　　——用人管人制度上某些悖离民意的漏洞。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用人失察、用人不当，不仅是滋生腐 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本身就是一种腐败，甚至是一种影响更为恶劣的腐败。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方面的漏洞，是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又一制度根源。这 几年，中央加大了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力度，出台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不可否认，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还存在着漏洞，不少腐败现象， 追根求源，很大程度上与用人不当、缺乏民主监督有着内在联系。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屡禁不止，等等。

　 　——干部问责机制上某些不够彻底的地方。大凡重大责任事故，背后一般隐藏着腐败，这几乎是一种规律。这些年中央加大了对干部的问责，2009年7月出台 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是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制度化成果。但是应该看到，目前的干部问责制度还很不彻底。比如，关于问责的内 容，中央《暂行规定》侧重于发生重大事故，而对那些虽未导致发生重大事故、事件、案件，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要 不要进行问责？再比如，对被问责的领导干部重新起用，除了党委组织部门进行考察审批之外，要不要听取人大、政协以及广大群众的意见？要不要经过法律程序？ 如此等等，都尚需进一步完善。

　　以上所列，仅是当前表现明显、人们比较关注的制度和体制上的障碍与漏洞。仅此几点足以进一步证明，反腐倡廉，必须牢牢抓住制度建设这个根本环节不放，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着力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在“后危机时代”，大众政治参与要求将更加多元，迫切要求健全政治参与的制度保障，不断扩大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极大地激发了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大众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既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因，又是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 突破口。迫切要求进一步拓宽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为大众政治参与提供宽松的环境和有效的路径。在“后危机时代”，大众政治参与将更加突显和多元。一方 面，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乃至政治关系方面更加深刻的变革，使经济成分、利益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进一 步多元化，这就势必更广泛地激发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热情，人们希望通过更多地参与政治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民生和民主紧密相连，人们对民生问题 的关注，政府对民生问题的解决，必然大大激发社会成员对自身民主权利的重视。所有这些，都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 不可多得的资源，必须倍加珍惜和爱护，并因势利导，将其转化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强大动力。

　　在我国现阶段，公民政 治参与还受到某些制度、体制和文化习俗的障碍而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某些政治参与行为也很不规范，甚至还存在着种种悖离社会主义民主性质和要求的政治参与 行为。现实提醒我们，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在有序化和有效性上下功夫。一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政治参与机制，畅通政治参与渠道；二是要进一步营造政 治参与舆论氛围，提高公民参与政治的积极性；三是要进一步提升政治参与质量，把政治参与纳入社会主义民主的大方向和大趋势；四是要严厉处理压制民主、打击 报复的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行为，切实保护公民政治参与的权利和积极性。总之，在“后危机时代”，尤其要把大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实际地作为深化政治运行 机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

　　发展协商民主，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形成民主政治建设的宏大 生力军，是在我国现阶段发展大众政治参与的重要环节，是深化政治运行机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当代中国已进入多元化发展新阶段。经济成份多元化、利益分配 多元化、就业方式多元化，直接带来了社会结构和阶层多元化，社会成员在多元化的经济社会变革中产生着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多元化的政治价值诉求。社会结构多 元化，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增添了巨大的动力和活力，也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适应这种多元化发展趋势，大力推进协商民 主，不断拓展协商民主的实现渠道，不断完善协商民主的制度安排，是在“后危机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