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源远流长，影响广远，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对社会文明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慈善事业虽然恢复较晚，但是 很快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日益展示出在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中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明确地将慈善事业写入党的文献，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指出，要“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 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设》进一步强调，要“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完善 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既站在一个新的历史 起点上，又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在这样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从社会文明进步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发展慈善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文明意义。

　　慈善事业与扶贫济困

　　慈善事业的直接社会功能，是发展社会救助，关爱贫困群体。这对于积极化解由于贫富差距而带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具有最直接最基础的意义。

　 　通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极大提高。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7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早已突破1000美 元。我国认真贯彻邓小平“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大政策，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体制，极大地调 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这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富裕的根本原因。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催生了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 个重大现实问题。关于贫富差距，目前国际公认的标准是，基尼系数0.3以下为“好”，0.3-0.4之间为“正常”，超过0.4为“警戒”，一旦超过 0.6，则表明该社会两极分化已经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的基尼系数，1979年为0.31，1988年为0.38，1994年为 0.434，1997年为0.455，2003年为0.53，2004年为0.56，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接近“危险”界点。

　 　贫富差距首先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其次表现在地区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拉大，还表现在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据统计，目前我国最 穷的五分之一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4.27%，而最富的五分之一的人口收入则占全国总收入的50.13%，表明一半以上的财富掌握在不到五分之一的 富人手中，这很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对社会公平和正义造成直接冲击。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社会平等。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 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对我国现阶段发展中的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必须予以高度的重 视，采取积极的办法。解决我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和部分社会群体的贫困问题，绝不能走回头路。那种把贫富差距归咎于市场化改革，企图用简单拉平收入分配的方法 解决贫困问题的认识和做法，是错误的，也是不切实际的。解决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和部分社会群体贫困问题，必须靠改革与发展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大力加强政 府与社会相结合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政府对收入差距的政策调整与社会各界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有机地结合起来，是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途 径。

　　以扶贫济困、社会救助为宗旨的慈善事业，在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问题，不 是一般意义上的贫富差距，而是在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的社会代价。这就为各级政府提出了一个严重的“两难”任务：既要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推 进市场化改革，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又要大力发展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要把市场化改革与社会 保障体系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事实上，这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因为任何政府的能力与财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在市场化改革中将所有贫困群体都包养起来，这就 需要充分发育和发展各类社会公益组织，充分发挥慈善事业在扶贫济困、社会救助中的特殊作用。这既是对政府职能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又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 的一种内在需求。我国社会慈善事业以及各类社会公益组织在20世纪90年代应运而生，迅速发展，正是市场化改革内在需求和政府社会服务职能必要补充的生动 体现。不可否认，当前我国的慈善事业还处于初始阶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先富起来的社会成员对慈善事业的认识与行为还很不到位，但是只 要认真坚持政府发动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把慈善事业切实提到市场化改革中的社会保障体系上来，把各种慈善行为作为政府社会职能的重要补 充，在政策与体制上予以充分支持，那么慈善事业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充分发挥在推进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慈善事业与社会公平

　　社会公平是社会文明的重要象征。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社会公平的历史。社会要和谐发展，首先必须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不断推进社会和谐与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然而，社会公平总是相对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公平的社会需求总是与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才产生社会成员对社会公平的 渴望和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措施。在我国现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公平问题所以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推 进内在地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的需求。

　　当前我国实现社会公平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除了社会成员收入上的不平等和贫富差距外，还突出地表现在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和社会公共事业相对滞后两个方面。

　 　改革与发展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将社会公平提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上来，这将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改革与发展的重点内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 深刻指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特别要关注就业机会和分配结果的监管”；“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 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力度，完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体系”，“认真研究并逐步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这 些重要政策措施，都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平等权利的实现，直接关系到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与发展中的社会公平的实现，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尤其要 高度重视和坚决执行的大政策。

　　在改革发展中促进社会公平，既要靠党和政府的调节和推动，又离不开包括慈善事业在内的各类社会公益组织 的作用。社会公平是社会分配的直接产物。市场经济是走向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但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更多地关注社会公平，甚至与社会公平产生尖锐的矛盾。这 就需要通过社会的再分配来加以调节。在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的一次分配，主要是效率分配，在坚持效率第一前提下兼顾公平。社会的二次分配主要是公平分配，通 过政府调控下的税收杠杆，调节社会财富，缩小初次分配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差距。二次分配对实现社会公平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是有的也是有限的，因 为它没有也不可能兼顾到社会的弱势群体和困难群体，这就需要进行社会的三次分配。第三次分配是指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建立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者行动等 各种社会救助机制，广泛筹集社会救助资金，对失业群众给予资助，对困难群众给予帮助，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在全社会张扬力促社会公平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导 向。实践证明，第三次分配是对政府调控体制的重要补充，它的巨大作用是前两次分配所不可能具有的。以筹集善款、救助弱势群体为神圣使命的各级慈善组织，在 实现三次分配、促进社会公平中承负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通过慈善机构组织的各种义捐，可以动员人们向困难群体伸出援助之手，献上诚挚 爱心；通过慈善机构组织的各种义卖义演，可以募集大量善款，以给困难群众提供物质援助；通过慈善机构举办的各种救助行动，帮助一部分特殊困难群众解决他们 自己难以克服的困难，可以解除人们的身体之患，心头之忧……慈善事业虽然不可能完全解决改革发展中的社会公平问题，但各种慈善之举可以使一部分困难群体和 特殊群体感受到社会发展给他们带来的实惠，缓解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矛盾与问题的压力，至少使广大社会成员看到社会公平的希望。

　慈善事业与人的发展

　　社会文明进程在本质上说是人的素 质不断提升的过程。人的发展是社会文明性质和程度的重要标志。因此，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无不重视人的自身发展对社会文明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正是如此，在延绵 数千年的人类文明长河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愈益凸现、经久不衰，成为人们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价值理念。在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了“民为邦 本”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 则国危。”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孟子也曾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一名叫普罗泰戈拉的智者 就曾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为标志，把人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这种人文主义思潮，高扬人的意 义和价值，反对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对于人的解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把人的发展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本质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历史唯物主义考察经济社会发展，认为人类社会需要经历三大发展阶段——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自由全面地发展，才能 达到高度自觉的境界。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 “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丰富的内涵，最本质性的就是要通过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不断促进社会成员成为自由的人、自主的人、自觉的人，并将这种人的不断发展融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文明发展之中。

　 　所谓自由的人，从社会文明发展角度考察有三层意义。一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自由的人，就是驾驭了自然规律、获得了支配自然的主动权，同时又能够自觉 地爱护和保护自然的人。二是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自由的人，就是要摆脱社会对人的自由和价值的抹杀，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广泛而真实的自由权。三是就人与人 的关系而言。自由的人，意味着社会必须赋予并保证个人的自由，同时个人的自由发展必须以不危及整个社会为前提。

　　现代文明进步中的自主 的人，必须具备两大要素：首先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作为一个精神个体，他必须是思想独立的；作为一个行为个体，他必须是行动自主的。自主的人，表现在 个人，就是一个独特的个性；表现在社会，就是多元化人格组成的色彩斑澜的社会。其次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自主的能力是独立人格的必然要求，是保持社会 成员独立的主体价值的重要主观条件。自主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理智来理解、判断和参与他所遇到的一切政治现象和社会事务。

　 　社会文明进步中的人的发展的最高境界是人成为自觉的人。现代社会文明所需要的自觉的人，首先表现在对法律的自觉遵从。人不仅是法律的对象，受法律带有强 制性的约束，而且是法律的主人，法律集中体现着人民的意志，反映着人民的要求。其次表现在有自律的道德。社会意义上的自由是一种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与 道德规范密切相联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规范和法律的规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一个自觉的人，其道德行为不是来自外在的强迫，也不是因为害怕受惩罚而克 制自己不去违犯，而完全是来自于自觉的意识。最后表现在以平等精神对待他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不仅要求社会成员充分实现个人的价值，履行作为国家和社会 的主人的权利，而且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发展自己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和价值。唯如此，所有公民的价值才能实现，社会才能文明发 展。

　　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终极目标，又是一种发展过程，贯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中。推进人的全面发 展，同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经济社会越发展，越能促进人的素质的提高，而人越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又能得到更高层次的提升。经济社 会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这样一种社会文明发展规律，对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封建主义残余、小生产意识 以及某些外来腐朽思想的影响，使社会成员的素质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严重问题，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有广泛而 深厚的基础，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严重障碍。因此，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推进改革与发展事业的过程中，尤其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大 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尤其要 注重市场化改革中的人文价值追求，营造人文社会环境和人文精神生长机制，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的终极价值。

　　 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和张扬慈善事业的社会政治意义。在我国现阶段，在以经济市场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的条件下，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开辟多种途径，其中，尊重人的主体价值，发展自我教育，启发自我觉悟，是行之有效的路径选择。愈益发展的社会慈善事业以及其他公益事 业，正在广泛性地展示着人的自我教育、自我启发、自我提升的功能。通过慈善组织发动的各种慈善活动，在全社会弘扬慈善光荣、慈善神圣的社会风尚，可以潜移 默化地陶冶人的情操，唤起人的良知，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人们在参加各种捐助活动和扶贫济困、社会救助中，心灵会受到净化，觉悟会得到提升。许多 受到慈善事业帮助的困难群体和特殊群体，也会深深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和社会的关爱，从而增进对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认同感，甚至会化解由于贫富差距、社 会差别而导致的不平衡心理，防止矛盾酿大和激化。总之，慈善事业可以更紧密地加强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与感情，更深层地张扬人的善良本性，从而更有 效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作者为山东省社科联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研究员，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