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体经济出现困境的内在原因

　　根据我们对实体经济的调研，实体经济基础面临的困境既有外因，也有内因。具体而言，主要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

　　1.多种因素叠加使成本攀升，实体企业面临“成本太高、利润太薄”的压力，实体经济和非实体经济之间投资回报反差巨大，做实业不如做投机和投资赚钱多、赚钱快，比较利益诱导要素流向非实体经济。

　　当前，利率、汇率、税率、费率“四率”，薪金、租金、土地出让金“三金”，原材料进价和资源环境代价“两价”，九种因素叠加推动企业成本直线上升。在此背景下，许多企业面临着“不干还能保本，干了可能亏钱”、“干得越多，亏得越多”等困境。如江苏睢宁县远东服饰有限公司主要做女装出口订单，2011年初以来，面料等原辅材料涨价15%左右，员工工资上涨近30%，再加上人民币升值挤压了7%左右的利润空间，最后基本上赚不到钱，甚至要亏钱。同样，北京大学对珠三角各地2889家小企业网上调研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结论。他们认为，相比2010年大部分行业原材料成本上涨约20%至50%，工人工资上涨20%至30%，而企业利润却减少约30%至40%。然而，由于行业利润分配缺乏合理规制，我国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两极分化”：做实体经济面临高成本和高税费两头挤压，利润“比刀片还薄”，大量亏本运营；而靠息差以钱生钱的银行利润赚得“不好意思说”，虚火好旺。为此，一些实体企业在“副业”投入收益高、资金回流快的诱导下，逐步放弃了对主营业务的坚守。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中转移，一些企业甚至把制造业作为融资平台，套取资金在资本市场逐利。

　　2.过度垄断使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实体企业发展空间严重受限，迫使大量民间资本变成游资、热钱。

　　虽然政府出台了“非公36条”和“新36条”等政策，但是由于遭遇“弹簧门”、“玻璃门”等，民间资本投资无门或被“挤出”，难以进入金融行业、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只能在低端制造业的“红海”领域残酷竞争。以实业精神和创业激情着称的温州企业就因为民间资本多而投资渠道少，在资本逐利本性驱使下追逐泡沫性投资，全民放贷之后最终陷入因资金链断裂所导致的民企债务危机。许多民营企业迫切呼唤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如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1年调查显示，56.5%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十二五”期间应在“加快垄断性行业改革”方面重点突破，排在所有11个选项的第一位，比2010年提高8个百分点。

　　3.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市场需求萎缩，订单大幅减少，实体中小企业产能过剩严重。

　　由于国内需求不振，国外欧美经济低迷、贸易保护，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企业低价抢单，我国企业面临市场困境。据《2011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显示，4225户企业中，目前订货“低于正常”的占33.7%，订货相比2010年“减少”的占32.8%；同时企业销售困难，中型和小型企业库存“高于正常”分别占20.0%、19.1%。如温州金蜻鱼鞋业有限公司2011年的订单比前一年足足减少了三分之一。不仅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出口受阻，部分新兴产业如光伏产业的国际市场也出现萎缩。

　　4.生产资源的非有效配置导致上下游企业收益分配的“两极分化”，大量中小企业资金链不堪重负，遭遇市场淘汰危机。

　　处在上游地位的能源、电力、原材料、交通等垄断国企，一方面运营效率较低，不断将成本费用转移到下游民企身上，另一方面利用资金、政策优势，沿产业链垂直扩张，在竞争性领域挤压民企生存空间，使得民企生存环境趋于恶化。同时，由于金融改革不到位，民企在融资、土地等生产要素使用方面并未得到与国企相同待遇，如在货币政策紧缩背景下，信贷供给倾向于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民企面临前所未有的“融资难”，大量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金融领域获得资金。在融资难的同时，原本“弱势”的中小企业更沦为“三角债”中最容易受伤的群体。上游原料、辅料供应企业拆借生产企业资金，下游客户依靠订单优势故意拖欠资金，在“两头”挤压下，中小企业成为资金压力的主要承担者。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11年调查显示，目前应收账款“高于正常”的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占24.8%、26.5%，资金“紧张”的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达到46.3%和51.3%。

　　5.企业创新需要高投入、具有高风险，中小企业创新转型资源不足，能力不够，举步维艰。

　　国外经验表明，转型升级是企业应对外部困境的重要举措。转型升级需要依靠创新驱动，但是由于传统行业里的中小企业能力有限，不会创新；风险太大，不敢创新；融资太难，不能创新，难以转型升级，最终不得不逃离实业。如生产汽车内饰件的重庆长鹏实业公司，近两年来，用工成本年均增长15%以上，为应对成本压力开始用机器人代替工人，但每人替代投入高达20万元，使得企业又面临资金紧张，坚守实业压力巨大。正是由于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要么破产，要么将钱投入到民间借贷去获取高额收益，要么拿钱去炒房地产，要么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去，使得实体经济面临着“空心化”的潜在风险。
　三、对实体经济强本固基的战略思考

　　实业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基，实体经济发展，则国家兴盛；实体经济衰退，则国家没落。从国际经验看，英国曾因“食利”、忽略实体经济而丧失强国地位；拉美因过度城镇化、实业衰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因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房地产泡沫化以及日元的大幅升值，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和衰退。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充分揭示了过度金融创新、金融业脱离实体经济所造成的“物极必反”问题。相反，德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双重打击下依然欣欣向荣，其重要原因在于：德国注重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发展，其工业制造业成为经济“脊梁”，确保了经济增长始终具有活力。当前愈演愈烈的温州民间借贷风波，表面上是民间金融的高利贷问题，实际上是实体经济出现了“空心化”。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高度重视如何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营造实业致富的市场环境，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中小企业生存困境，防范产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为此：

　　1.在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的拓展，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拓宽实体企业的发展空间。

　　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同等重要。当前要放开垄断，深化改革，营造民企与国企间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环境，健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减少中小企业升级阻力。尤其是要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优化投资结构；营造良好政策体制环境，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引导民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要进行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有效打破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锁定，构建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释放民间投资增长活力，大力拓宽民间投资渠道。引导国企调整产业布局，把一般性竞争行业的发展空间尽量留给民间投资主体，防范国企过度扩张对民营中小企业形成“挤出”效应；同时推进产业链上游可竞争性环节的开放，提高运营效率，减少下游企业的要素成本。推进各项体制改革，一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局面。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思考和设计，防止一项改革措施单边推进，其他改革措施不配套产生的问题。二要避免改革目标的“应急化”，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一些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

　　2.努力减少投机暴利，限制投机暴富，挤压“炒”经济的空间，营造让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高度重视产业链上游过度垄断和下游过度竞争造成的“两极分化”。

　　要实现实业强本固基，必须使制造业由大变强，改变“一流企业做金融，二流企业做房产，三流企业做市场，四流企业做实业”的局面。改变一些经济体或地方靠垄断“钱流”、“物流”、“地根”、“能源流”这类上游获取超额利润或回报，而大量民营中小企业在下游过度竞争、苦苦挣扎的“两极分化”现象。坚持楼市宏观调控，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完善金融证券市场监管，限制投机暴利，努力遏制上游高利润企业将成本费用向下游中小企业变相转移，对垄断性行业和暴利性行业征收“暴利税”，并以此税为下游企业提供减税空间，为实体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经济环境，让游离实体经济的民间资本回归实业，使游资热钱由“魔鬼”变“天使”。

　　3.政府和企业要联手应对高成本，防止多种因素叠加过快推高成本致使大量企业“硬着陆”，积极财政政策要以减税为中心目的，增加实体企业的利润空间。

　　重振实业精神，要将扶持三农的某些政策“移植”到中小企业方面，对中小企业“少取多予”。要实施全方位的政策引导，通过减税、减费、减负等方式提高民间资本回归实业的投资回报，做到既“晓之以理”，又 “诱之以利”，构建扶持民间投资的财税支持体系。积极实施“化税为薪”或“减税提薪”等措施，使民企轻装上阵。进一步减少、简化行政审批，严格执行收费项目公示制度，坚决清理和取消不合理收费，治理乱罚款、滥评比、乱收费等。要优化投资服务，强化投资权益保护，降低民间投资风险。

　　4.改革金融体制，放宽民间资本设立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使民间金融从“地下”野蛮成长转向“地上”理性发展，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制的良性互动，让金融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位。

　　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与失衡导致中小企业“资金短缺”与民间资本“过剩”并存。在融资难、用工荒、高税费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实业难做，实业精神衰退，实业有“空心化”威胁，而大量民间资本因投资渠道窄而涌向民间信贷“炒钱”潜在风险增大。发展实业是目的，资本是发展实业的手段，两者应统一起来，形成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为此，要积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适当放宽中小金融机构发起人资格限制，积极培育面向小微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引导民间资本从无序的“灰色地带”走向“阳光灿烂”规范运作，同时要加强和改善对中小金融机构的监管，防止中小金融机构从事“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要构建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性金融服务，通过财税政策调动大型商业银行面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积极性，要构建多层次的“金字塔式”的资本市场，加快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的多层次融资体系，形成一个既有“大树”、又有“小草”，既有大型商业银行“大象”这类大动物、又有微型金融这类“小微动物”的多层次、多样性、多元化金融生态系统，让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让民间资本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5.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支持企业创新的制度体系来解决中小企业“不想创新”、“不敢创新”、和“不会创新”问题，扶持企业转型升级，将自主创新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

　　要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对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人才培训、设备更新、节能减排等活动提供研发资助、对其高新技术产品实施“首购”政策和“优先购买”政策，鼓励企业在主营业务领域转型升级，解决企业“不想创新”的问题。要通过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完善间接融资体系，克服企业创新的融资瓶颈，解决企业“不能创新”的问题。要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完善风险分担机制，解决企业“不敢创新”的问题。要创新人才制度，通过教育、评价、选拔、管理和激励制度创新来培养一大批“顶天立地”的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解决企业“不会创新”的问题。要实施国家区域创新战略，选择几个产业集群基础好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集群，优化中小科技企业创新的“小环境”。要重塑区域经济文化，弘扬创业创新文化，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