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在经济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重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要使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发展立足点从“速度至上”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的新思想，为转变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四化同步”思想、“创新驱动”思想、“质量和效益优先”思想是讲话在转变发展方式上的三大重点和亮点。

（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是保障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从经济“失衡”走向经济“均衡”的关键。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我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内需，也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20年乃至30年高速增长的最大动力。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城镇化不仅是引发消费需求、带动投资增长、推动经济服务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培育创业者和新型农民、实现安居乐业市民梦的重要手段。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以产业为支撑，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的“四化”协调发展。第一，城镇化要与工业化、与制造业由大向强转变相协调，城镇化要建立在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巩固城镇化的实体经济基础。第二，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协调，加快城乡统筹，通过现代化释放更多劳动力，促进城乡互动协调发展。以城乡统筹为导向，通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第三，城镇化要与信息化相协调，在城镇化进程中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获取城镇化发展红利。当前中国也需要反思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五种偏向：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人口过于集中于大城市、过多的非家庭式城乡人口迁移、过高的半城镇化和城市间恶性的GDP硬实力竞争等多种偏向，实施均衡城镇化发展模式、解决城市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问题、鼓励农民工家庭式迁移和就近转移、推进农民工与市民的平权、推动各城市政府注重民生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要使创新成为经济转型的新引擎，实现经济发展从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中之重。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强调“扎扎实实抓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经济学家认为，后发国家要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第二，制造业第一，出口第一，外汇储备第一。但我们取得的这种辉煌主要得益于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战略和投资拉动。竞争武器来源于“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的“五低”，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四高”代价，结果是经济规模大，但大而不强；经济增长快，但快而不优；虽然快速提升了GDP，但无法创造高利润；虽然生产了大量产品，但无法创造品牌；虽然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但无法大幅度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着六个过度依赖，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过度依赖出口和外资的外需拉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要素驱动，过度依赖房地产支撑，过度依赖资源消耗和环境代价，以及过度依赖部分人先富的非均衡增长。城乡结构、产业结构、阶层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等经济内在结构之间存在不同程度失衡。如果说过去的30年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华丽转身是第一次转型，那么如今我们正步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第二次转型时期。在第一次转型过程中，我国依靠“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等要素驱动成功跨越低收入国家的“贫困陷阱”，那么在第二次转型中，我们必须要努力在“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两个领域进行调结构和促转型，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可持续的良性循环、财富增长与民生需求的均衡协调，国内市场需求扩大与国际市场竞争力提升紧密结合，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构建起“内需主导、消费支撑、均衡发展、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利用改革形成的制度红利和创新形成的技术红利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要从“速度至上”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的轨道，正确处理质量、效益和速度的关系。胡锦涛总书记在重申“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同时，强调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决策部署，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经济陷入萎缩，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国内经济也持续下行，实体经济要素流失严重，中小企业生存困境加剧，政府宏观调控面临“两难”选择。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稳增长”和“促转型”之间的关系。当前，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压力，推动经济转型。不能再靠无效投资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老办法”来稳定经济增长。当前稳增长要采取新的“组合”型政策。一要靠有效投资特别是扩大民间投资，通过减税费的积极财税政策调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不能盲目用“激素”的方法“催生”增长，要按经济规律让其“自然成长”；二要培植新的消费热点，探索将出口退税转为居民消费补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使居民消费成为稳增长的持久动力；三要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在“东慢中快”和“东慢西快”的形势下，把中西部打造成“稳增长”的新引擎；四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寻求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五要促进出口多元化，努力实现外需稳定。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