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集团俘获国家

　　美国的一位知名作家彼得·巴恩斯，在2007年出版了《资本主义3.0》一书。他讲到：“较之美国，中国有两个优势：其一，中国加入自由市场游戏的时间较美国短，尽可吸取我们的经验教训；其二，中国政府尚未像美国那样已被强大的私有企业所垄断。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有机会为其经济发展另辟蹊径，从而在享有市场经济的要义的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彼得·巴恩斯：《资本主义3.0》第8页，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版）由中国的政治制度所决定，中国政府不会成为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不会出现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关于这种利益集团性质的政治，恩格斯在1891年指出过：“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由于存在着党派之争，市场与各个党派的利益密切相关，每一个上台执政的党派总是千方百计维护与自己党派有密切关系的市场主体的利益，而排斥其他的利益主体。美国在其市场经济建立初期，这个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之一麦迪逊在美国建国之初就指出：“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业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第45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19世纪初，美国人富尔顿发明了蒸汽动力船，他试图把自己的发明推销给当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但拿破仑把富尔顿看成是一个骗子。穷途末路之际，他认识了美国总统杰弗逊派往法国的外交公使利文斯顿。利文斯顿曾经是纽约州的第一位大法官，他具有敏锐的商业头脑。他认为，汽船的商业价值无限，他向富尔顿的发明进行了投资。同时，他在1801年利用自己的党派关系，说服纽约州议会通过法律，给予他和富尔顿在纽约州的水域垄断汽船运输的特权。1808年，纽约州进一步规定，未经利文斯顿和富尔顿的允许，任何汽船都不得进入纽约州的水域。如有胆敢闯入者，利文斯顿和富尔顿有权予以扣压。同时还把汽船航行的垄断权进一步延长为30年。这种为了某个党派利益进行市场垄断的例子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比比皆是，并且日益制度化。彼得·巴恩斯在《资本主义3.0》的书中讲到了很多利益集团游说国会和政府以谋取私利的例子。书中讲：“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前共和党议员凯文·菲利普斯就列举了一些：‘采伐业曾为了争取价值4.58亿美元的采伐道路补贴而花费了800万美元，他们的投资回报是5725%。葛兰素威康制药公司投资120万美元，赢得对Zantac（葛兰素生产的善胃泡腾片）专利延长了19个月，价值10亿美元——他们获得的净回报是83333%。烟草业花了3000万美元得到了价值500亿美元的减税——回报率高达167000%。而广播业花费区区500万美元，就得到了免费的数字电视许可证，得到拱手相送的价值700亿美元的公共资产——不可思议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万的投资回报。’”（彼得·巴恩斯：《资本主义3.0》第51-52页）

　　经理人阶层掠夺成性

　　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一个人数庞大、掠夺性极强的经理人阶层。2008年10月，雷曼兄弟前CEO富尔德在美国国会接受质询，有议员批评称，富尔德在雷曼兄弟破产前夕，一边请求联邦政府援助，一边把上千万美元的离职金装进公司高管的口袋。2008年10月6日，富尔德在国会众议院的听证会上接受质询：

　　“2000年，你的收入是5200多万美元;2001年，你的收入增加到9800万美元;等到2006年，加上你的股票分红，这个数字达到1亿美元;现在你的公司破产，国家经济陷于危机，你却拥有4.8亿美元资产。我问你一个很基本的问题，这公平吗?”“雷曼赚很多钱时，你赚很多钱;雷曼不赚钱时，你还在赚很多钱。现在雷曼股东却一无所有!”“恶棍!”这些指责和谩骂，都出自美国国会众议员之口。

　　股票市场上的银行股疯狂缩水，可银行家的收入却疯狂增长。据美国智囊机构经济政策研究所统计，2006年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收入是一般工人最低工资的821倍，为历史上最悬殊的一年。德国《世界报》说，德国银行家的薪水与普通职工薪水的比例已达70比1，德意志银行总裁阿克曼的年收入是德国人平均收入的240倍。而法国兴业银行发生金融交易巨大损失的丑闻时，总裁布通就被曝光一年赚了1100万欧元！更令人愤怒的是，一手制造了危机的华尔街高管们人人身披“金色降落伞”（美欧对金融业通常按照聘用合同给离职者大笔赔偿金现象的统称），不仅可以平稳落地，甚至还能改头换面“东山再起”。比如，2007年美林公司的董事长奥尼尔离职时获得6600万美元的报酬，而现在，美林已被收购；花旗银行总裁普林斯离职时带走1400万美元，在他离职前，花旗银行刚公布了远超人们预期的巨额亏损；10年前担任花旗集团总裁的戴蒙被辞退，现在却是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2008年9月，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也对CEO们的高收入深恶痛绝。奥巴马说：“让他们放弃一部分工资，他们就不愿合作，我无法想像还有比这更自私更贪婪的行为。我现在就告诉那些人：你们得到的巨额报酬与你们对员工和美国人民的责任有关，我们要求你们履行这些责任，我不会允许救市计划成为华尔街高管们的福利项目。”2009年1月29日已就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向华尔街高管发出谴责：“这是高度不负责任，是可耻。”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008年10月31日公布的一项分析报告讲，接受政府金融救援资金的首批9家银行，截止2007年底欠高级管理人员的养老金和延期支付奖金总计超过400亿美元，这意味着政府旨在缓解银行流动性危机的部分资金有可能直接原封不动地流入高管的帐户。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评论说，现在确实存在着一个“掠食者阶级”，那些创造了垃圾抵押贷款、衍生品和金融丑闻的人，却是受教育最多、最有钱的专业人士，他们领着高薪，穿名牌西服，读着《发现自我》之类的书籍，掠食着我们今天已残缺的文化。世界银行副行长法乔杜里表示，有些公司高管的薪酬水平已到了不道德的程度，欧盟官员更是将之斥为“社会祸患”。

　　跨国公司进行技术垄断

　　这种技术垄断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为了确保自身利益而进行技术垄断。一个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通用汽车就与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菲利普斯石油等共同组建公司，收购了纽约、费城、洛杉矶、西雅图等45个城市的100多个干净高效的电力轨道交通系统后予以拆毁，代之以自己生产的公共汽车系统。1987年，通用汽车CEO罗杰·史密斯要求开发一种实用型的电动汽车，使用蓄电池和电动机的EV1得以面世。它可以在3.6秒内加速到100公里/小时，超过绝大多数高档跑车，完全不需加油，没有任何尾气排放。在车库里接上插座充满电，就至少可以行驶120公里，满足90%的上班族的通勤需要。鼓舞之下，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在1990年推出零排放法案：在加州销售的汽车制造商都要确保在1998年时总销量的2%是零排放车，2001年5%，2003年10%。这意味着不仅汽油的份额下降，石油巨头们还将在未来能源供给中，失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垄断地位和零售网络。他们收买媒体宣称这种车的环境收益不可信，电力来自燃煤电厂，会产生额外的污染。无视大型电厂采用高效防污染和节能设备以及现代电力系统的低损耗，无视汽车内燃发动机消耗的能量中仅有2%是真正用于行驶的事实。在加州市政部门讨论为电动车修建充电站时，被石油巨头资助的以消费者保护组织面目出现的一家NGO就站出来批评说此举是浪费纳税人的钱。EV1最大的局限性是行驶里程短，但通用控制的一家公司只需两年就可以投放更先进的镍氢电池，可以跑180到260公里，不过这项专利被通用卖给石油公司雪佛龙德士古并束之高阁。很快，EV1的生产线就被拆除，销售队伍被解散。

　　第二种类型就是因为意识形态冲突而进行技术封锁。1987年5月27日，日本警视厅逮捕了日本东芝机械公司铸造部部长林隆二和机床事业部部长谷村弘明。东芝机械公司曾与挪威康士堡公司合作，向苏联出口大型铣床等高技术产品，林隆二和谷村弘明被指控在这起高科技走私案中负有直接责任。这就是冷战期间技术封锁案件之一——东芝事件。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美国朝野群情激愤，再三谴责日本，并对东芝公司进行了制裁。当时的日本首相不得不向美国表示道歉，日本方面还花1亿日元在美国的50多家报纸上整版刊登“悔罪广告”。心惊胆颤的挪威政府除了向美国保证今后决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外，还关闭了康士堡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并停止了该公司正在与东欧国家进行的全部贸易。

　　第三种类型就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自主创新的技术垄断。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自主创新力度的加大，国外公司对中国技术的封锁越来越严重。2006年4月，中国成都飞机工业集团公司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M1海豚”磁悬浮列车计划于7月在上海同济大学全长1.7公里的试验路段上进行首次试运行。消息刚宣布，德国媒体和西门子等公司便群起而攻之。怀疑中国抄袭了德国磁悬浮技术的观点开始在德国见诸报端。其中，德国巴伐利亚州州长施托伊贝尔的说法最具有代表性，他声称，这件事“闻上去很有些技术盗窃的味道”。 近年来，中国企业通过与外国公司开展项目的开发合作，不断学习、消化和吸收，成功搭建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多种机车组的设计、制造技术平台，形成了持续研发和制造的完整体系。其中长大编组卧车动车组的研制成功就是我国高速动车组领域实施自主创新和铁路技术装备现代化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这引起西方一些跨国公司的不满。2009年1月2日，法国阿尔斯通(Alstom)交通运输公司鼓动西方国家不要采购中国生产的机车，指控中国市场逐步排挤外商、不让外商参与其国内市场竞标等。公司首席执行官菲利普·梅利耶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声称，中国应用西方国家技术制造机车并向海外出口，但根据条件，上述技术一般仅限于其国内使用，不能用于境外，他呼吁西方国家不要购买中国生产的机车。
　对外进行民主输出

　　美国在全球各地推行自己的民主价值观和民主模式，这是其腐朽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东欧和中亚地区，美国大搞所谓的“颜色革命”。2005年，美国总统布什在共和党操纵的国际共和政体研究所的一次午餐会上承认，该所成立20多年来已经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进行着各种“颜色革命”活动，表彰他们在“玫瑰革命”、“橙色革命”、“紫色革命”、“郁金香革命”、“雪松革命”中的作用。他说，这仅仅是开始，在高加索、中亚和大中东地区，人们希望变革。布什在位的前7年，用于支持世界各地“颜色革命”的援助费用高达60亿美元。

　　（1）“玫瑰革命”。2003年11月，格鲁吉亚反对派领导人萨卡什维利以当局在议会选举中“舞弊”为由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而引发局势动荡。2003年11月22日，格鲁吉亚反对派率领示威者冲进国会，要求当时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辞职，一名反对派手上还挥舞着象征和平的红玫瑰。最后反对派成功“逼宫”，谢瓦尔德纳泽黯然下台，萨卡什维利成功当选格总统。格鲁吉亚的这场变化被称为“玫瑰革命”。

　　（2）“橙色革命”。2004年年底乌克兰的总统选举中，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以选举存在舞弊为由拒绝接受第一次选举结果，并号召支持者围堵政府。在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下，乌克兰进行了第二次总统选举，结果尤先科成功当选。由于尤先科的支持者以橙色为标志，所以称之为“橙色革命”。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革命”中，反对派都是亲西方势力，而下台的政权多是亲俄罗斯的官员。美国政府不仅出钱，同时也不断向两国政府施加压力，并为反对派打气。

　　（3）“郁金香革命”（亦作“黄色革命”，“柠檬革命”），指2005年2月27日和3月13日的议会选举之后，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统阿斯卡·阿卡耶夫及其政府的倒台。这次“革命”的目的在于结束阿卡耶夫及其家族和伙伴的统治，阿卡耶夫在革命爆发之后逃往国外。4月4日，在议会代表团出席的情况下，阿卡耶夫在驻莫斯科大使馆中签署了辞职声明，4月11日，吉尔吉斯议会批准了他的辞职。在此次革命的初期，媒体使用了各种称谓来指称这次暴动，诸如“粉红革命”，“柠檬革命”，“丝绸革命”，“水仙革命”，“砂纸革命”以及“郁金香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媒体开始称其为“郁金香革命”。

　　这些所谓的“革命”，是以干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主权为目的，以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为指向，以金钱援助为手段，以军事力量为依托，完全暴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

　　国家成了战争机器

　　1798年至1993年期间，美国以武力解决冲突的案例高达234次；冷战期间美国对外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约有125次；从1916年到2008年美国发动和参与的战争达到220次，平均每年2.5次。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维持和平、实施人道主义援助、反对侵略以及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各种借口，先后对外出兵达40多次，其中对他国进行强力军事干预就有10次：1983年10月，闪电入侵格林纳达；1989年12月，突袭巴拿马，拘捕巴军政府首脑诺列加；1990年6月，入侵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1992年12月，武力干涉索马里；1994年9月，占领海地；1994年8月到9月，连续两周出动大批飞机对波黑塞族军事目标及部分民用设施进行猛烈轰炸；1998年8月，打击苏丹和阿富汗；1999年3—6月，悍然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代号为“联盟力量”的大规模战略空袭；2001年10月，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这些战争的发动体现了帝国主义固有的本质——依仗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在全球推行霸权主义。美国的霸权行为无所不在。例如，2007年1月22日，美国空军发布新的太空行动学说。该学说带有明显的攻击性，其核心就是夺取空间控制权，既要保证美国在太空的行动自由，还要阻止任何“敌视美国利益”的国家或者个人进入太空。不仅如此，美国空军在2006年10月底已经秘密部署了“反通信系统”，干扰敌对国家的卫星通信。总价值3亿美元的“轨道快车”也在研制中，它由小卫星和太空自动化运输机器人组成，可在太空掠夺敌对国家的卫星，也可根据提供的信息自动变轨，捕捉敌对卫星并予以摧毁。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