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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会谈与和谐社会构建，这看似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命题，其实“世界是普遍联系的”。
刚刚休会的第四轮朝核六方会谈进一步明确了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六方会谈表明和谈方向是坚持各方利益的惟一正确的选择，是解决半岛核问题的现实和有效的途径。之所以这样讲，原因就在于六方会谈已经成为一个机制和组织框架。而组织化和机制化正是全球化的重要特点。
现在全球有大大小小4万多个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不断协调着各种事务，避免各种矛盾加剧。对于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合作增长的情况及评论，美国学者詹姆斯·N·罗西瑙在其《没有政府的治理》一书对此做了具体分析。他指出：“在国际体系关于合作与规制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国际组织数量的增加———其中绝大多数对其成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常规性管制。在1909年，全世界共有37个政府间协定组织（IGO）和76个非政府组织（NGO）；1951年相应数字分别为123个和832个；1986年分别达到337个和2649个。由这些组织所发起的各类会议的数量也有显著增加。在1838年～1860年，每年召开2～3次这类会议；1900年后的十年中，每年召开约200次会议；到20世纪70年代，每年超过3000次。”鉴于国际组织及其活动的快速增长，他还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国际组织的增长，无论在质还是量的方面，都已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种主要现象。它们虽没有改变国际体系，但对于国家来说，国际组织已经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詹姆斯·N·罗西瑙还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效的国际条约的数量显著增加，“一项研究表明，在1946～1955年的十年间，有6351个双边条约生效；1956～1965年为10456个，而1966～1975年间则攀升至14061个。值得注意的是，同样也列入名单的多边条约，大约占双边条约数量的10％。另一个显示国际组织重要性日益增加的数字是，在二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与国家或国际组织签订623个条约的缔约方是国际组织；在二战后的第二个十年间达到1051个；在第三个十年间达到2303个”。
在这样一个逐步组织化和机制化的时代，各国完全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相互之间产生的各种矛盾与问题，无须诉诸武力。
解决国际问题的途径正在向组织化和机制化转变，同样，解决国内的矛盾和问题也需要组织化和机制化。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就在于建设一个组织化的、体系化的社会。我们现在存在的种种不和谐就在于在改革的过程中把人从“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后，“社会人”失去了组织性，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把人从“社会人”变成“社会化的人”。
所谓“社会化”就是要把公民组织起来，使之在各种组织的框架内活动和提出自己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讲：“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共产党员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在这三种组织中，社团组织和中介组织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没有成熟的社团组织及运行体制，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社会能否保持稳定，处于有序和谐的状态之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有没有足够的手段和途径及时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使其不至达到激化和对抗的程度。如果缺乏这种化解途径，问题越积越多，摩擦愈演愈烈，矛盾激化，必然引起较强烈的社会震荡。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社会组织可以充当安全阀的作用。“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社会冲突“起于青萍之末”时，最先觉察社会冲突的是扎根于市民之中的社会组织。早觉察，早预警，就可以避免把局部矛盾酿成全局性冲突。在社会冲突发生以后，社会组织又可以起到化解矛盾的润滑剂、稀释剂的重要作用，为“化干戈为玉帛”做出贡献。
在国际上，拥有社会组织的多寡早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谐程度的重要标志。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已成为衡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尺度。西方福利国家改革时期也是社团组织大发展的阶段，如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每年只有11000个组织成立，而到1990年有60000多个民间社团成立；在德国，每十万人口的社团数量从1960年的160个增加到1990年的475个，增加了近2倍；瑞典公民的社会参与率世界最高，创建了一个每十万人口就有2300个社团的稠密的社会网络。
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各种社会组织特别是NGO组织，把公民组织起来，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条重要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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