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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06日星期三

关于低碳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作者：程天权日期：2013-01-17 阅读：4447 次

程天权，杨志[1]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当前，世界各国都面临复杂的发展环境，需要解决各种问题。其中，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是各国发展问题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后京都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计划面临又一次巨大挑战，我国继续坚持绿色增长以及低碳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开始遭受质疑。本文认为，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明确用客观科学的态度看待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用复杂性观点思考推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一、应对气候变化不是“阴谋”，发展低碳经济不是“陷阱”

如果说20世纪末是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初就是经济世界多样化、市场创新常态化、互利合作趋势化的时代。如果说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宰是20世纪的时代标志，那么金砖国家的崛起则是21世纪的时代特征。正如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四次会晤时所说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虽然影响世界和平稳定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诸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际发展问题十分突出，但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时代潮流没有改变，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仍是人心所向。”发展中国家唯有真心实意地坚持共同发展，促进共同繁荣；坚持平等协商，深化政治互信；坚持务实合作，夯实合作基础；坚持国际合作，促进世界发展，才能抓住或延长这难得的重要的历史战略机遇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012年，世界各国都面临复杂的发展环境，需要解决各种问题。其中，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是各国发展问题中的重中之重。而在这一时刻，回顾德班会议（2011）、坎昆会议（2010）、哥本哈根会议（2009）、甚至更早的气候问题国际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就显得非常重要。近些年，国际环境比较复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主要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及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西亚和北非局势动荡且军事冲突不断、新兴经济体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回落的双重压力、世界主要货币汇率剧烈波动、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强化等成为各国政要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我国国内同样面临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增大、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待深化、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一些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经营困难、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能源消费总量增长过快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联合国“后京都时代”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计划面临又一次巨大挑战。从国际看，2011年，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拯救《京都议定书》竟然成为德班会议的主要任务。从国内看，尽管2011年国务院在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国策、在加快发布实施《“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在贯彻并实施《“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和《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中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否继续坚持绿色增长以及低碳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开始遭受质疑，并出现“气候变化阴谋论”、“低碳发展陷阱论”、“气候变暖与人类活动没有多大的关系”等论调。当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看，这种“反复”也算正常：因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实质是对日渐稀缺的温室气体大气容量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且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改变每个企业和每个家庭的活动方式，所以这是一场与调整全球利益格局和改变每个人行为习惯密切相关的深刻变革。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军事入侵方式分割别国疆土和资源的活动已基本不复存在，但以各种硬实力和软实力为基础的权力资本（或权益资本）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分割则刚刚开始。某些发达国家置全人类生存环境危机于不顾，就像他们置自身引发但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于不顾一样。他们提出绿色发展与低碳经济的目的只是为了争当未来经济秩序的制定者，为了在顶端设计（标准制定）中牟取垄断利润。在这里需要强调：在经济科学框架中，配置（分配）资源永远是获取利益的手段，而绝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立场不坚定，甚至利用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问题单纯谋求自身利益，这绝不是所谓“阴谋”和“陷阱”，而是一种明显的“气候帝国主义行径”。在当代，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必须借助科学发展观，明确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质是维护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所谓“阴谋”和“陷阱”。

二、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实践

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是联合国精心组织、苦心经营了半个世纪的战略性行动。从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发展的角度出发，联合国自始至终把气候变化归结为必须要应对的关乎人类生存命运的最大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代世界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拉开了绿色革命的帷幕。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学》预示了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将成为未来经济的发展趋势。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布了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又称《米都斯报告》）；同年，英国科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美国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勒斯受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秘书长摩尔·斯特朗的委托，发表了《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为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供了背景材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已经上升到一定要转变世界观和发展观的高度。1984年美国学者杰瑞米·里夫金发表了《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同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出版了《新发展观》。1987年，挪威首相布兰特兰夫人受联合国委托，主持并发布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把新世界观和新发展观概括为事关全人类命运的可持续发展观。需要指出，该书除了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外，还提出如下重要观点：环境危机、能源危机与发展危机是不可分割的，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而改变传统发展模式。这为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浪潮提供了直接依据。

1992年6月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召开了题为“地球高峰会议”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18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02位国家元首出席了该次会议。这是一个确定人类生存和发展方式向绿色转型的会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以及相关国际公约。在这些国际公约中最著名的便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这个由153个国家及欧共体签署的具有全球环境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或者说具有国际法效力的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在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展开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它将缔约方分为两类：附件1缔约方[2]即强制减排方，包括发达国家和若干经济转型国家；非附件1缔约方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缔约方的责任和权利有所区别。《公约》重在体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旨在强调一个事实，即只有人类向自然的索取同人类向自然的回报相平衡时，只有人类为当代的努力同人类为后代的努力相平衡时，只有人类为本地区发展的努力同人类为其他地区共建、共享的努力相平衡时，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或永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公约》自1994年3月1日生效，并依据约定，自1995年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以评估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进展。从1995年起至今，共召开了17轮缔约方会议，其中最著名的是1997年12月11日在日本通过了《京都议定书》的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京都议定书》规定2008年到2012年间，主要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美国、日本的减排额度分别为8%、7%、6%。

《京都议定书》的成就不仅在于把应对气候变化的公约转化为附件1国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具体指标、规定了发展中国家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的期限，而且在于在附件1缔约方中建立了国际排放贸易机制（IET）、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IET是在附件1缔约方中构建排放额贸易市场，也就是将一国超额完成的减排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未能完成减排的义务方，并从转让方的允许排放限额（AAU）上扣减相应的转让额度。JI是附件1缔约方通过项目合作，形成减排缔约联盟，以共同完成基于配额的减排指标；其所实现的减排单位（ERU）可转让给另一缔约方，但同时必须在AAU上扣减相应的额度。CDM是允许附件1缔约方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在非附件1国家进行项目级减排，并以此获得项目减排量（CER）抵消额的转让额度。这三个机制开创了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与发展低碳经济问题耦合起来、把人类社会利益与各国特殊利益结合起来，借助市场机制和金融手段进行操作的先河。以CDM为例，它允许附件1国家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证明的减排量，从而实现附件1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方互惠。这表明，虽然气候变化问题本身以及由联合国出面应对气候变化本身，已经意味着市场机制失灵，但如果对市场机制进行“改造”或重新构建一个“人为市场”，或把金融手段直接嵌入遏制气候变化和保护全球生态环境活动之中，那么在市场机制中就会演化出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机制或新市场，并在金融活动中内生出绿色金融、环境金融、碳金融。应该说，《京都议定书》三个机制的实施意味着全世界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拉开了借助市场机制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序幕。

三、用客观科学的态度看待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

要想坚定不移地推动低碳经济[3]深入发展，需要真正理解它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否则低碳经济就容易被误解[4]。从科学的角度看，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人类需要选择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这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首要原因。在这里，我们不用去追溯地球46亿年漫长演化过程中到底发生过多少次巨大的气候变化。我们只需要了解：气候是地球生态系统最原始、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气候变化的科学含义是气候平均状态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巨大变化或者持续较长一段时间的气候变动，是气候平均值和离差值两者中一个或两个同时随时间出现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变化；其中，平均值的升降表明气候平均状态的变化，离差值的增大表明气候状态不稳定性增加、气候异常明显。也就是说，科学意义上的气候变化绝不是那种简单的体表感觉，尽管极端气候频发也是气候变化指标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在充满复杂性的今天，确立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原则，摒弃浏览式、随意性、跳跃式、碎片化的思维方式，坚持在学习研究的基础上创新、尽量深入地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层面认识气候变化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对于加快推动低碳经济发展非常必要。从这个意义上看，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并不平坦。

必须强调，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只是在于应对影响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有两大类：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前者主要是太阳辐射变化和火山爆发等，后者主要是化石燃料的使用情况、森林覆盖面的变化、土地利用情况、硫化物气溶胶浓度变化等。《公约》第一款把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变化。”这就是说，所谓应对气候变化特指应对由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而不是应对那种由自然因素导致的自然变率，自然因素早已被排除在人为应对的气候变化范围之外了。在科学上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框架界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学本质上是探索真相的思维实践活动和行为实践活动。既然是实践活动，那么它的范围和界限就是与人的实践能力的框架和界限相匹配的。而人的这种实践能力的框架和界限又常常是借助技术体系来完成的。正是在这个科学的框架之内的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表明：气候变化或气候变暖的直接原因是大气层中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过量堆积。而自工业化以来，确切地说自1750年以来，人类的工业化活动引起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其中，1970～2004年间人类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了70%，二氧化碳作为最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在此期间的排放量增加约80%。同时，全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浓度明显增加，目前已经远远超出根据冰芯记录测定的工业化前几千年的浓度值，其中二氧化碳浓度由工业革命以前的约280ppm（百万分比浓度）增长到现在的约389ppm。

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虽然1970～2004年间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工业化的高级阶段，但发展中国家只是进入工业化的中级阶段甚至初级阶段，人类社会远未达到碳排放峰值阶段。而当前阶段人类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增加了80%，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增加了25%，远远超出可勘测的过去16万年的全部历史记录，导致地球大气系统(气圈)和生态系统（生物圈）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报告指出，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温度上升了0.74℃，过去50年的升温速度几乎是过去100年升温速度的2倍，已导致物种多样性遭到破坏、土质退化和土地沙漠化、淡水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资源锐减、海洋环境恶化以及化学污染和垃圾成灾等诸多问题。2008年3月，南极巨型冰架突然崩塌；4月18日由特伦特大学极地专家、加拿大巡逻员等组成的科研小组发现北半球最大冰架已断裂为三个部分。此外，2009年、2010年、2011年的观测都表明，世界各地的陆地冰川都在不断缩小，由此造成的海水上涨已严重影响众多岛屿国家人民的生活。更为严重的是，据预测，伴随更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到2050年世界经济规模将比现在高出3～4倍。目前，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碳基能源在总能源中所占的比重高达87%，如果未来仍然采用高碳发展模式，到本世纪中期地球必将不堪重负。[5]因此，发展中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也是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问题。

四、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博弈”中急需能够展现“真实情景”的方法体系

在低碳经济反对者看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先后四次的评估报告，并不能完全说明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他们甚至怀疑IPCC弄虚作假，以诱骗发展中国家走节能减排、低碳发展的道路。然而，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提出了与IPCC相同的结论。例如，2011年美国加州伯克利地表温度研究中心（BEST）公布了全球变暖的科学证据：自1950年以来地球温度已经上升了0.911℃。这是该研究中心客观、科学地研究气候变化的成果。这一成果使很多低碳经济反对者摒弃了意识形态或价值观上的偏见。对此，笔者认为，从上述对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可以看出，从应对气候变化到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绝不是一时而起的政治炒作，相反，它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符合其宗旨的一件大事，是对1987年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的真正落实。事实上，IPCC就是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从一个地球到一个世界》发表后的第二年即1988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世界气象组织一起策划成立的。IPCC集中了全世界数百名优秀专家，在全面、客观、公开的基础上，本着对人类福祉负责的宗旨、对科学负责的精神，采用全世界气候变化方面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对全世界所有地区的社会经济信息进行评估。虽然从科学永远具有局限性的观点、从任何科学成果都不免带有“谬误风险”的角度看，这些评估结果不可能尽善尽美，但依然可以说这些评估结果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公正的。

IPCC不仅吸收了世界上不同地区数百名最优秀专家的工作成果，而且力求公正地反映现有的各种观点；其报告具有政策相关性，却不具有政策指示性。从已发布的四个报告来看，IPCC越来越明确地证明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温度的增高主要应归因于人为因素，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是搞好全球生态环境的最重要抓手。IPCC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低碳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事实上，联合国无论在2007年的巴厘岛会议，还是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2010年的坎昆会议、2011年的德班会议上，使用的主要都是IPCC的评估报告。对于如何提高IPCC未来评估报告中统计数字和统计方法的科学性问题，笔者认为，写作《世界经济千年史》的剑桥大学赛尔温学院的荣誉院士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麦迪森风格”值得弘扬和借鉴。麦迪森院士被公认为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历史数据考证和分析的权威，他在长期经济增长和国际比较的研究方面享有极高声望。麦迪森在数字运用上能够使“宇宙的谶语”转变成“科学的白话儿”。作为数字使用者和数字记录者之间的中介，麦迪森不仅清楚地交代了所有数据的来源、定义及其统计、报告、记录方法，而且清晰地阐释了某一指标的微观基础及与其他宏观指标的关系，即宏观系统变化与各个具有自组织特征的微观个体之间的关系，所以麦迪森能以数据成功再现世界千年历史的真实风貌。笔者认为，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是可以穿越学科或跨越学科的。“麦迪森风格”既然可以再现世界千年历史的风貌，那么IPCC等应对气候变化的科研组织也可以借鉴其方法，再现世界各国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全球性博弈。

显然，目前的问题是，包括IPCC评估报告在内的所有科研机构的研究报告都还没有达到麦迪森处理数据的水平。如，没有对世界各国在有关气候变化历史研究中所挖掘出来的各种数据和资料进行系统整理、诠释和分析；没有对历史数据考证和处理上的客观性、严谨性、透明性，以及在逻辑上交叉检验不同来源资料的方法上，给予公开的说明和阐释；特别是没有对这些资料、数据的加工处理方法给予公开透明的交代和分享。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特别是在计量排放量方面提出的“三可”即“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定”标准，是难以再现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的真实情景，因而也是难以被发展中国家接受的。同时，在“后京都时代”，对于如何确定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任务，也很难找到能够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科学方法，因而也是很难操作的。实际上，在欧盟坚持征收航空税这一问题上，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测量碳排放量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笔者很赞成学者武晓鹰的观点：“不知道是否有人思考过统计数字饶有意味的性质：一方面，它可能被公认为是最枯燥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会使所有的说教黯然失色，苍白无力。历史可以按照不同需要被编撰成绘声绘色的故事，只有可靠的数字可以使他恢复本来面目。当然，数字的力量也促使一些人去编造数字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这在我们生活中也并不罕见。科学离不开数字，也可以说数字的精神本身就体现着科学的精神。”因此，用什么样的方法获得数字、处理数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笔者看来，我国基于发展中国家实际状况提出构建绿色转型和发展低碳经济的统计、监测、考核指标体系是极为科学的伟大举措。

五、我国应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坚定不移地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对我国造成的不良影响是不容置疑的。2006年我国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证明，气候变化对我国造成的不良影响与世界其他地区大致相同。第一，近百年来，我国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第二，伴随着气候变暖，近50年我国降水量明显减少，其中华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的降水量从每10年减少20～40毫米提高为每10年减少20～60毫米，导致近些年我国部分地区旱灾频发。第三，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南方地区洪涝灾害、北方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加剧、生物灾害频发、沿海地带灾害加剧、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森林和草原等生态系统退化，以及许多重大工程不能如期建设和安全运营问题的重要因素。第四，我国近50年来沿海海平面年平均上升速率为2.5毫米，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第五，我国山地冰川包括喜马拉雅山脉都在快速退缩，并有进一步加速退缩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近50年中，我国有30多年处于全球化发展道路之中。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面对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行动，面对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趋势，我国既没有置若罔闻，更没有袖手旁观。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国早在1983年就成为首届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22个国家代表之一。1992年，我国参加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大会，即题为“地球高峰会议”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尤其重要的是，我国是最早参与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中国家。

在“地球高峰会议”上，我国代表做出了重要讲话，并签署了《公约》。1994年我国率先发表《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经济社会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方案，把环境保护包括治理大气污染、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等作为最重要的部分纳入该议程，并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必须要坚持的基本国策。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日趋严重。但这没有动摇中国作为对人类福祉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坚定走科学发展道路的决心。[6]2002年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首次把建设小康社会确定为科学发展的新方向，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体系中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而将可持续发展道路落在“以人为本”的新目标上。2003年，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科学发展观首次得到系统表述。[7]从此，我国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科学发展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具体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蓝图。2005年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努力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把在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美好目标，发展成为在国际建立和谐世界的美好理想；同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中国一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安排。

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始，我国就把以人为本、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放在突出位置。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说：“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更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2007年，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上发言指出：“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事关各方利益，需要各国联手应对。在气候变化上，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开展合作才能互利共赢。发达国家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当前人均排放高的现实，严格履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减排目标，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身情况采取相应措施，特别是要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清洁技术，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8]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虽然是《京都议定书》最早的10个缔约国之一，但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属于非附件1国家，按照联合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无需承担强制减排任务。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联合国哥本哈根会议上庄严宣布，中国将加大一直进行的自愿减排行动的力度，将减排目标定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为实现这个长期目标，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规定：未来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并把节能减排、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建立完善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推进低碳试点示范作为重点工作。

六、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一）用复杂性思维方式来思考低碳经济的发展问题

21世纪是个充满复杂性的世纪。所有复杂问题都是系统问题、整体问题，而不是要素问题、局部问题。复杂的环境使“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复杂的问题使我们必须“结束现实世界简单性”的观念，而确立“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的思维和方法。面对复杂这种存在于“秩序与混沌之边缘”的状态，这样一个既具有亦此亦彼又具有非此非彼的十字路口，这样一种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不确定的二重过程，认真研究从混沌到有序、从存在到演化转变的临界点及其附近瞬息可变的条件和行为是十分重要的。本文认为，低碳经济的发展问题是一个起因于应对气候变化、兴起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机、被寄希望于引领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同时具有多方博弈关系的复杂问题，需要用复杂性思维方式来思考，以推动低碳经济发展。

（二）让复杂网络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载体

在经济学框架中，广义生产方式包括资源和能源的配置方式、生产劳动的技术方式、再生产的运行方式，以及流通方式、分配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内的诸多内容。复杂网络是指以微观组织（如企业，包括虚拟企业）信息化为基础，具有供应链、客户链、业务流程重组和再造能力，与电子商务和物流中心、金融网络保持密切交互关系的自组织、自运转、自繁衍的组织形式。复杂网络具有技术与法律二重属性。技术属性是指复杂网络以互联网、物联网及其技术授权为基础。法律属性是指复杂网络以委托代理作为经济交往的关系保障。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组织形式或区域经济发展形态，复杂网络（如智能城市）可以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借助通常的信息，实现资源和能源共享、环境共建及生态共同维护。复杂网络还能超越物理空间，表现为以虚拟空间为特征的低碳形态。可以说，离开复杂网络就不可能有低碳城市的出现，更谈不上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注意形成复杂网络，并让其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载体。

（三）在发展低碳经济过程中要明确市场的中立属性

所谓市场中立是指市场只是一种运行机制，而不是一种生产方式，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生产动机、生产目的。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的经济系统中，决定为何生产、为谁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的依然是资本。尽管它们在危机中不断被绿色、低碳、社会责任等扬弃、创新、革命，但自利依然是资本的本性。关于资本的本性，19世纪60年代《评论家季刊》中发文曾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明证。”今天，围绕气候变化问题发生的一些争论与事件就是证明。在这一背景下，在国际和国内法律制度体系中保护和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与发展低碳经济，是所有发达国家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控制资本本性、改变资本功能的重要战略选择，在这一战略的推进过程中需要我们明确市场的中立属性。

（四）通过碳金融市场的建立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2011年8月31日国务院下发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第四十四条要求推进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完善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建立自愿减排机制，建立健全排污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由此，我国低碳经济、低碳金融、低碳交易区域试点拉开序幕。简单地说，碳金融是利用市场机制和金融工具应对气候变化的产物，是以低碳创新、低碳创业、低碳发展为目的的金融资本及各种创新活动的统称。作为金融产品的创新，碳金融是以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危机、低碳治理等理念，吸引市场参与者进入金融市场参与的主观上以赢利为目的、客观上遏制气候变化或实现环境保护的投资活动。作为金融制度或机制的创新，碳金融是把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制度嵌入金融市场之中，其特征是构建一个以碳排放权及其衍生物为交易对象的碳交易市场。碳金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碳金融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创新金融体系：一方面是传统金融活动的改造升级，核心在于金融产品创新，创新主体主要是碳银行、碳基金、碳保险、碳信用等机构投资者；另一方面是创新的金融机制或金融机构，即碳金融交易体系。而狭义的碳金融就是特指具有制度创新性质的碳交易制度，也就是把碳排放权及其衍生产品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的制度，或称碳交易体系、碳市场。一言以蔽之，碳金融在本质上只是借助市场机制和金融手段来实现遏制大气环境恶化并兼得资本收益的政策工具。

（五）用实际行动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快低碳经济发展

我国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11.4%等约束性指标，并提出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为7%，资源产出率提高15%以及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政策导向。毫无疑问，“十二五”规划纲要充分表明了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决心。从国际视角看，在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我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积极致力于推动全球稳定、安全和繁荣的伙伴关系的形成，共同探讨全球治理、可持续发展、金砖国家合作以及设立共同开发银行等问题，积极为造福人类福祉而承担责任。从国内视角看，我国已将“十二五”期间能耗和碳强度下降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方，相应的任务落实到部门和行业，接下来就是通过进一步健全统计、监测和考核体系，对地方、部门节能减排、降低碳强度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评价考核，并将考核结果纳入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实行问责制。显然，“十二五”规划纲要是统筹考虑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着眼于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对增强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