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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作了主讲,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区域经济集聚是导向
记者: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到什么阶段了?特征是什么?
王一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转型期,三大经济区已具备了世界级规模都市连绵区的雏形。但是,相对于世界其它著名城市群,三大经济区无论是总量还是产业结构方面都相差甚远,其基本导向不是扩散,而是集中。
2004年,我国人均GDP达1490美元,已从解决温饱阶段步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发展阶段。按世界银行分类,我国已走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国际经验表明,这个时期往往是区域结构大调整和地区差距扩大的时期,也是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中的时期:首先体现在经济活动和生产要素向沿海集中。其次体现在生产要素向城市和都市圈集中,目前长三角GDP占全国五分之一以上,但与日本东京湾GDP占日本80%相比,长三角的集中程度还远远不够。三是市场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前所未有的增强,形成资金和劳动力要素的大规模流动。据匡算,目前中国已有1.6亿人口向城市群流动,加剧了集中化的趋势,提高了效率,因为二产的劳动效率约是一产的5倍左右。四是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大规模吸纳国际资本和产业转移,形成了沿海和内陆地区新的二元结构,沿海地区产业体系已基本进入全球分工,沿海三大经济圈外贸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0%左右,内陆地区经济联系仍主要在国内市场。
但是,“集中”所体现的经济活动的高密度,也加剧了环境和资源压力,导致长三角等区域的电荒、水荒、地荒。
长三角不能“水泥化”
记者:那么长三角与世界级都市圈相比,问题和差距主要体现在哪里?
王一鸣:区域发展缺乏统一规划,机场等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依然存在;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竞争力不强;城市建设投资过大,不少地方盲目建摩天楼,广场修得太漂亮;无序竞争和市场壁垒依然存在,劳动力、资金、技术、产权等要素市场的壁垒还未消除,异地就业、异地贷款、异地票据结算等,存在这样那样的障碍;城市就业和公共服务跟不上需求;土地、能源、交通供需矛盾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堪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进城农民工问题。在三大经济区域的很多产业中,农民工是主体,但他们没有市民身份,得不到系统的培训和社会保障。而且,一些城市借“修编城市规划”之机,将大量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土地可持续开发利用特别是耕地问题日趋严重。我认为,农民住高楼并不是好事,说明土地太少了,长三角绝对不能“水泥化”。
自主创新可无往不胜
记者:长三角在增强区域国际竞争力方面,重点要做哪些工作?
王一鸣:增加长三角区域国际竞争力的内核有三:一是不能老是做“组装车间”和加工厂,制造业一定要向高端发展;二是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一旦自主研发能力上来了,长三角就可“无往而不胜”。事实上,国际技术在长三角的多元组合,已经为长三角区域的集成创新和分摊研发成本创造了条件。企业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现象在珠三角出现了,譬如广东的华为,可拿出其销售收入的10%作研发,雇佣外籍研发人员1600多名,用活了全球资源。但这样的企业在长三角还没出现,症结在于,目前长三角的一些大型企业还有不少属于垄断性行业,这些企业的习惯性思维是:坐地收银就够了,要费时费力去创新干什么?
说到自主创新,我还必须强调一个人力资本的投资问题,因为人力资本投资是为自主创新作长远准备的。但目前,我们的大学教育都是一个模式,像工业化流水线。我常举一个例子,说咱们中国人为外国人打工赚了血汗钱后,送小孩去国外读书,相当于又把钱还给了老外。这个例子,是值得我们的现代教育深刻反思的。
增强区域国际竞争力的第三大关键,在于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经济的服务化。一方面,现代制造业需要设计、包装、技术咨询等现代服务业的支撑;另一方面,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越发达,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就越低。
记者:长三角与世界著名城市群的差距很大,这种差距大概要多长时间才能拉近?
王一鸣:德国人均GDP在1500美元的时候,经济发展也主要是以高投入和高消耗来维持,可见,有些阶段确实是无法逾越的,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如何缩短这个时间。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有利条件是,全球化了,全球资源都可以为我所用;其次,我们政府已经注意到经济发展的成本问题,如果我们进一步从制度层面入手,必然能缩短一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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