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28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既有发展中国家进入起飞阶段后经济增长一般规律的作用，也有许多特有的条件和因素，其中包括拥有以世界上最大人口规模为基础的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人口红利”形成的高储蓄、城乡土地双轨制带来的农村土地低成本供给、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造成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偏低等“低成本”因素，这些因素使中国经济表现出过度依赖资源和要素投入的特征。此外，中国的改革开放恰逢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的国际大环境，外部环境比较有利，国内社会结构转型刚刚开始，潜在矛盾尚未显性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一个时期中国总体上处于一个“低成本、低风险”期。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生产要素供需关系发生变化，低成本优势开始减弱。同时，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快，潜伏的深层次矛盾有可能集中显现；经济国际化程度提高，来自外部的摩擦和冲击必然会增加。也就是说，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经济将进入高成本和高风险期。

　　导致成本上升的几个重要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分析得出我国经济低成本优势减弱、发展成本将加大的判断。

　　劳动力供需总量和结构变化，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不仅现有就业总人数超过7亿人，而且农村还有1．6亿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使得过去一个时期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偏低且增长缓慢。中国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约为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1/20到1/30。但近两年来，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明显加大。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及其对提高工资的诉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压力。而且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劳动力供需将出现结构性短缺，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

　　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和矫正土地价格扭曲，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中国是一个人均土地有限、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过去一个时期，工业园区建设和城市扩张将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和城市建设用地，一些地方大量低价征用土地和招商引资中竞相压低土地价格的现象，使得土地价格被人为压低。随着国家加快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以及规定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不能低于当地基准地价等措施的实行，土地成本将趋于上升。

　　对能源和矿产资源需求迅速增加，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提高，将使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随着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和产业结构变化，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加快，以及城市人口持续增加和生活方式改变，近年来能源、资源消耗迅猛增长，供需缺口越来越大。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煤炭、钢铁、铁矿石、氧化铝、铜、水泥等资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石油消耗的第二大国。今后一个时期即使采取节能措施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我国能源和矿产资源消耗的增量也可能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能源和资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也将持续提高，这些都将推动资源成本有较大上升。

　　用经济手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将明显加大环境成本。近年来我国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上的投入明显加大，但仍赶不上粗放型增长造成的破坏，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扭转，有些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已超过极限。加强节能减排工作，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标准和准入门槛，加大对污染物排放经济处罚力度，用税收和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手段控制排放，这些措施都将直接和间接加大环境成本。

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利益分化，利益纠纷和摩擦增加，处理不当可能会使潜在矛盾显性化。由于在经济发展中尚未形成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机制，不同群体分享的改革和发展成果有较大差异，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利益分化，利益纠纷和摩擦增加。一部分群体，如下岗工人、失地农民等可能产生挫折感；少数官员的腐败问题，引起了社会和人民群众的不满。这些问题处理不当，就可能引发局部性事件，使潜在矛盾显性化。贸易摩擦增加和服务业扩大开放，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提高，外部风险也可能增加。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可能继续保持高于经济增速的态势，在国际贸易中的份额和对外部市场的依存度可能继续提高，贸易摩擦和潜在的市场风险可能加大。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后，金融、证券等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资本流动性和市场投机因素也会增加。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不断攀高。2005年，我国石油和铁矿石的对外依存度分别在42.9%和50%左右。在全球能源、资源供给偏紧和价格趋升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面对价格波动带来的成本增加和商业风险，还可能加大潜在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此外，加强环保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加强公共服务，无疑也会增加成本，但这些正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也是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支付的成本。

　　辩证认识成本上升

　　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本上升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但我们要辩证、客观看待，需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过分夸大和高估其风险。从劳动力成本看，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不会绝对减少，劳动力供给不会短缺，劳动力供求关系还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而且随着出生人口比重下降，我们还会持续一个“人口红利”时期。地区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还会形成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不同地区的接续。从能源和矿产资源成本看，一些资源价格大幅上升主要是经济进入上升周期对资源需求增长过快，加之国际矿业垄断集团趁势涨价，以分享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红利。随着我国经济逐步降温和出现产能过剩，能源和矿产资源价格将有所回落。

　　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作用

　　成本上升会推动价格上升，减弱出口产品竞争力，甚至会影响到百姓生活。但是也会对矫正生产要素价格扭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产生十分重要的作用。成本上升有利于企业转变生产方式，从以成本为中心的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和品牌竞争；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使经济增长从主要依赖资源的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有利于形成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促进企业和全社会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同时，劳动力工资上升还会扩大消费需求和内需市场，使劳动者更多地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马 克：王一鸣研究员的文章提出了“低成本优势在减弱，潜在风险有可能加大”的判断。作者强调对成本上升长期趋势性判断的辨证思维，既不能过分夸大其短期负面影响，也要看到其积极作用，同时更要看到我国应对和处理风险能力已经大大提高。其中，把部分成本上升因素看成是“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支付的成本”这一观点，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作者: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