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文化纷争与大国文化软实力
|
|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851 次
|
在全球化时代，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主体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文明对话的差异性、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当前中国正处于国力上升时期，但周围的现实文化处境不容乐观，进行大国崛起的文化软实力提升势在必行。[ 1992年约瑟夫•奈的《注定领先》（Bound to lead :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被翻译成中文，“软实力”概念随之进入中国，相关的学术讨论文章开始出现，尤其是2001年以来中国国内关于软实力的文章数目增长更是迅速。根据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上的查询结果，截至2006年相关文章便已接近250篇。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对于软实力的重视程度已经超过了包括该论题发源地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参刘德斌《软实力说的由来与发展》，载《吉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在亚洲崛起的文化格局重组中，周边国家向中国文化发起了挑战，不断质疑中国文化身份。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遭遇新一轮的围攻，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安全、文化形象问题迫在眉睫，西方妖魔化中国的表演愈演愈烈。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大国文化战略与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可忽略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正视和重视的重大文化战略问题。
当代国际文化纷争的严峻局势
近年来，文化争端不断，中国置身其中，危险很多。今天，国际文化问题成为了热门话题。频见报端的消息除了美国要打伊朗等世界性军事动向以外，还有美参议院高票通过制裁法案，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并要求美国财政部对符合“汇率操纵国”定义的国家进行惩罚。同时，东亚、南亚文化的最新国际动态，也值得关注。
一 当代亚洲文化战略格局的重组
亚洲正在崛起，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 （Confucius Institute）[ 孔子学院标识由和平鸽与地球两种图案的组合，构成一个变体的“汉”字。整个图案包含了“全球、汉语、和平、崛起”等寓意。]抗衡，[ 当然汉语推广活动决不仅仅是孔子学院独自承担。如有学者指出，“中文要在世界上普及，最根本的要靠中国继续不断地融入世界主流，深入全球化，也要靠世界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兴趣和关注。走向世界各地的华人和来到中国的‘地球人才’是中文传播的主力。在扩大中文的影响方面，官办的‘孔子学院’能发挥些作用，但仅是辅助性或媒介性的。中国人在世界各地求学、通商、移民、中国在外交、国际组织和会议中的作用上升，中文和中文的重要性自然就带到了世界各地。与此同时，由于认识到中国重要性的提升，学习中文的外国人必将越来越多。”参庞中英《孔子思想的“出口”和软力量的使用》，载《世界知识》，2006年第17期，第67页。]。三是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以后，又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强调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在地区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大国文化形象有新的体认。中国、日本、韩国构成了东亚三强，但从目前情况看，在文化战略上，由于自觉性和关注度不够等原因，中国落后于日韩。因此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政府新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推进计划”、“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2010年，该院计划完成200个项目，预算用2000亿韩币（1元人民币约合180韩币）来推动韩国的文化产业。韩国《大长今》的海外输出根本不是一个编辑、编导的思想，而是国家性的，所以电视剧《大长今》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的。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在2010年，人口只有4900万，面积只有9.9万平方公里的韩国，却在海外有17个韩国文化院，其中中、日、美各有两个。韩国文化院计划最近几年要把韩国文化院扩展到30多个，态势可谓咄咄逼人。
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显然这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但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在新世纪国际争端和地缘政治语境中，韩国对文化输出可以说是作为国策对待。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使全球更多的人认识到韩国文化的重要性。
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又要强调成为东亚的代表性国家成为世界文化大国。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最后担当亚洲统一的领头雁。而在成为文化大国方面，日本不惜重金进行文化输出。日本计划准备输出一百位哲学家，一百位艺术家，一百位文学家，一百位经济社会学家，总的拨款20亿美元。1995年，日本出台了《新的文化立国目标：当前振兴文化的重点和对策》，提出21世纪的文化立国战略，1996年日本文化厅提出《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正式确立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1998年3月，文化政策促进会提交了《文化振兴基本设想——为了实现文化立国》，深入阐释了文化立国政策。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如今又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很深的成见，为了塑造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又鉴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在国内，进一步扩大留学生的规模，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为了输出自己的文化，日本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可谓不遗余力。
此外，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经拥有了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总体上看，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有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最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也许少一些冷战思维的话，“孔子学院”、“世宗学院”、“日语中心”各自不断开拓，会使东亚文明整体海外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引起引起了各国的关注。有关事宜可以参考Maria Rose Williams, “Class Topple Language Barrier: Confucius Institute Brings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into the US Heartland,” Knight Ridder Tribune Business News, Washington: March 17. 关于孔子学院的一些具体信息，可查阅Chinese Wikipedia网站http://zh.wikipedia.org/woki/孔子学院，或者中国国家汉办的网站http://www.hanban.edu.cn/kzxy.php. [2009-10-30]。]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世界大国都是以文化立国的，如果没有文化，冲突就会不断升级而无法得到缓和，导致国家安全出现裂隙，文化内在凝聚力缺失。论实力，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约瑟夫•奈便很重视教育和人员交流在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奈指出，“商业性的文化传播只是文化传播的方式之一。另外还有个人之间的交往、参观以及交换。美国通过每年来美的超过50万外国留学生或者在硅谷获得成功后返回母国的亚洲企业家传达了美国的想法与价值观，这些想法和价值观通常会到达掌握权利的该国精英那里”，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或获得成功的外国精英们对于美国思想的了解为美国软实力在这些国家的传播铺好道路。参Joseph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13.]
世界对东方大国有一些期许，在国际事务中，人们希望除了听到美国的、西方的霸权主义声音外，还渴望听到东方的声音。随着在国际上有了更多发言权，许多文化界人士开始提倡重视中国文化，这是大势所趋。今天西方人虽然开始重视中国，正视中国的身份地位和价值存在，但出于对中国和东方文明的盲视，往往按照亨廷顿等军事学家、战略学家的想法，认定21世纪是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就是核大战。
东亚崛起的文化格局预示着当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转折：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对此不可不察。我们更应该严重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二 四大发明遭遇挑战与文化民族主义问题
笔者曾在日本教学两年，期间触及和发现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海外形象与处境问题，和我们在国内所感受的大相径庭。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一手强一手弱的局面，带来的负面效应肯定很多。
当今世界关注“东方主义”问题，其原因很复杂，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当代的因素。20世纪后期，整个世界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美经济军事的发达一体，欧洲货币的统一，而亚洲的统一的领头雁是谁也成为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于是，不仅是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 参见李致忠《<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译刻考》，《文献》，1997年第2期；李致忠著《古代版印通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 笔者为此曾专门到韩国汉城“国立民俗博物馆”考察，并拍摄展厅中的“木板印刷术的发达”和“金属活字发明”的说明和实物，以及《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临摹品。]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 当然，也有敢于说真话的韩国学者。韩国大真大学柳富铉教授认为，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印行本是根据中国宋代《资福藏》而刊印的，应为南宋以后的版本。参见（韩）柳富铉《<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现存本原文演变考》，载《中国佛学院学报》（《法源》）2001年总第19期，第47－62页。]那时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胡道静《世界上现存最早印刷品的新发现》，载《书林》，1979年第2期。]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公元695－699年），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潘吉星《韩国新发现的印本陀罗尼经典中国武周时的雕版印刷物》，见《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第192页。另参肖东发著《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美）保罗•埃伦著《历史难解之谜》，李华颖、衡道庆、赵正桥译，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还有人认为是约翰•芒特兰或者劳伦斯•克斯特发明了合金活字印刷，也有人认为是约翰•福斯特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在西方学术界的长期争论中，最后形成这样的共识：“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 同上。]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同上。]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由毕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人民日报》1993年7月12日报道《湖北英山发现毕昇墓碑，活字发明者卒年获证实》，这块发现的宋碑立于宋皇祐四年，即公元1052年。“这个时间在毕昇创制活字版的庆历年间（1041－1048）之后数年，且与《梦溪笔谈》记载的‘布衣毕昇’所处的时间相符，至此确定此乃活字术发明者毕昇墓碑无疑”。]（图402 泥活字版 据《梦溪笔谈》记载复原）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Mrs.Pratibha Prabhkar Gosaui）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Pulp and Paper Canada），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 潘吉星著《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 季羡林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4－36页。]，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 2000年10月22日，藤村新一凌晨进入即将考古挖掘的现场，将6块事先准备好的石块埋入地下，被日本《每日新闻》设置在现场的监视器将整个过程拍摄下来。]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伪造历史。
从深层看，日本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从“脱亚入欧”转型到“向亚太进军”。一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一员”自居的日本，二战后看到亚洲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振兴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龙头，于是，日本开始从地缘政治和亚太经济潜力上体悟到“东亚崛起”的重要性，开始提出成为东亚经济繁荣“领头雁”的前瞻性战略思维。其后，日本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新举措：国策上强调全球化中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和“大国外交”的战略，认为国际社会的中心已经从政治和军事转移到经济和文化方面，日本要努力实现“新的全球观念”，走向“新的产业文化国家”。这一切都标明日本正力图成为亚洲共同体的老大。
其实，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是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还有一种“中国文明源自埃及说”。“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德人祈尔歇（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6）便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他1667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中国图说》一书，说《圣经》所载的闪的子孙率领埃及人来到中国，把古埃及文字传授给中国人。这以后种种中国文明西来说层出不穷，其共同特点是否定中国文明的古远，不相信辉煌的中国文明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李学勤著《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岳南著《千古学案——夏商周断代工程纪实》，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117页。不过，半个世纪后，这一观点由于另一考古文化遗址磁山—老官台文化的发现而被彻底否定。]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 忻剑飞著《世界的中国观》，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 在溯及中华民族起源问题时，所谓来自西亚之巴比伦的说法流播颇广，如法国人奥伯尔（Oppert）与拉克伯里（Lacouperie）等皆持此说，奥氏于1858年已有著作出版，拉氏著有《中国太古文明西元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1880年版），论中国民族由巴比伦迁入引证甚多。章刘两氏显然受此影响。章氏有《訄书》序、《种姓篇》，直称古巴比伦为宗国（见《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刘氏有《思祖国篇》、《华夏篇》、《国土原始论》等文（见刘师培撰《刘申叔先生遗书》，郑裕孚、钱玄同辑，铅印本，北京：宁武南氏，民国25年[1936]年版）。]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惟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拉氏之说。“疑古派”的产生与此不无关系。同时代的日本亦大肆宣扬“尧舜禹抹杀论”。[ 李学勤认为：“有意无意对中国古代文明贬低的倾向，仍然是存在的。其具体表现有两方面，一是把中国文明的历史估计过短，二是对中国文明发展的高度估计过低。……这样做，抹煞了近十几年中国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实在是不公平的。”李学勤著《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 甚至连《四库全书总目》也持“西学中源说”：“西法出于《周髀》，此皆显证，特后来测验增修，愈推愈密尔。《明史•历志》谓尧时宅西居昧谷，畴人子弟散入遐方。因而传为西学者，固有缘由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〇六，子部，《周髀算经》条。]强调西学源于中国传统，尤其是先秦诸子。如徐光启（图404徐光启像）、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 徐光启《徐光启集》，卷二，《刻几何原本序》。]“皆谓圣人所已言”，[ 方以智《天经或问序》。]“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 李之藻《天主实义重刻序》。]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 [ 全祖望《黎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十一。]。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导“西学中源说”。[ 康熙断言：“论者以古发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源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得差分之精密，非有他术也”。《康熙政要》，卷一八，《御制文三集》。]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如黄遵宪就认为：“泰西之学，其源流皆出于《墨子》。其谓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绪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 黄遵宪撰《日本国志•学术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上国”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 参见刘小林著《近代中国文化的嬗变》，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5页。]
三 中韩文化论战显示韩国文化的扩张心态
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其中高丽纸与书法问题是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每每想起都让我感到中国文化在东亚的巨大压力。[ 2005年10月2日，韩国召开了“国际书艺学术大会”。韩国学者提出一个命题——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高丽纸写的。实际上，纸张是公元4世纪末期才彻底传入韩国，而王羲之的《兰亭序》公元353年就写出来了，显然不可能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同月4日，一位韩国学者更提出废除书法、书道的称法，全世界只能用书艺来称呼书法，这显然又是非学术的民族主义在作怪。]
2005年，10月2日，在我赴韩国参加“国际书艺学术大会”，我翻阅了中韩日三国专家论文集，大吃一惊。韩国全州历史博物馆馆长李东熙教授的文章《韩国书画用纸的来历、韩国造纸术的发展及其书画纸的特征》中第十九页赫然写道：“晋代的王羲之《兰亭序》写到蚕茧纸上的纸，据说是高丽纸”。这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他就不用“据说”了。在第二十二页，他大胆地说“王羲之所用的纸和中国人喜欢的高丽纸，均为经过加工、适宜书画的韩国高丽纸”。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知道，《兰亭序》是王羲之写于公元353年，是他五十岁时创作的一幅精品。唐太宗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并且为王羲之翻案，把他尊为书圣，将《兰亭序》列为天下第一行书，还让冯承素双钩廓墨成了《兰亭序》神农本摹本。我在故宫博物院看到过神龙本《兰亭序》。我也仔细看过《兰亭序》的用纸是蚕茧纸，当然不是韩国人用的高丽纸！
于是，我向李东熙提出了质问：“第一，请你出示你认为王羲之《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证据。”我请他出示原文。他说，我不能出示原文，因为没有原文。我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就批评说：“在中国做学问的方法叫做“二重证据法”，提出者是王国维。还有“三重证据法”，提出者是饶宗颐。三重证据法指的是二重证据法加上甲骨文。就是地下出土之文物，加上地上之文献资料。这是我们做学问的最可靠的基础。你提不出来任何证据，将莫须有的东西随口说成实际的东西，这不是做学问的道理，是非常卑劣的做法。第二，从历史来看，韩国的纸是中国输入的。而公元105年蔡伦造纸。公元四世纪中后期才传到韩国。而王羲之生于303年，死于361年，活了59岁。在中国纸刚刚输入韩国，王羲之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韩国就出现了比中国纸还要好的纸，而且让书圣王羲之作为创作用纸，完全是天方夜谭，无中生有！绝无可能！第三，王羲之老家在临沂，后来因为战争南渡到了浙江绍兴。如果韩国纸张要经过东北、华北、中原传入浙江绍兴，完全违背历史。第四，韩国人说王羲之用的是高丽纸，完全是异想天开。韩国的高丽纸在宋代才有一份关于高丽纸的记录，到了明朝高丽纸才多了起来。事实上，高丽纸进入中国并用于书画，是宋明的事情。
如果这次国际会议上我部队韩国全州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李东熙教授的谬说加以批驳，那么韩国媒体就会说中、日、韩三国已经达成共识：王羲之的书法就是高丽纸作的。如果对某些备有用心的人任意篡改中国历史没有提出正面批驳，就丧失了一个学者的立场和学术意义，所以，我必须要把我的话想韩国人说清楚！
一波不平一波又起，不久我又参加了韩国举办的“国际书法展双年展”，大会论坛的题目是“韩、中、日书艺、书法、书道的释义性探索”，这一题目我马上感觉有很深背景和玄机。论题表明是，日本书道，中国书法，韩国书艺中应该有一个同calligraphy对应性的名字。实际上，是想废除中国书法日本书道而全世界统一用韩国书艺与英文对照。我知道他们想说明中国的书法比较低，所以我就说了三条。第一，书法是无法而至法。就是说，它好像是遵循法，但又超越法。是一种超越性的生命境界。第二，中国的书法不仅仅是法。因为光说这个法，很麻烦，它包括的是一种境界。第三，全球化当中，中国书法是一种身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身份。这是我这篇论文正面的理论。写的也不长，就五千字。
然而，我看到了韩国全北大学金教授的文章后，震惊并叹为观止。他文章的结论是，中国书法的法，仅仅是笔法，是一种低浅层次的写字的方法，没有显示出书法这个艺术的境界。日本的书道说不通，过于形而上，书法不是道而是技。最好解释的是韩国书艺。艺，一方面有技术的含义。二方面有“art”的意思。最后他确定，基于以上的说法，今天应该是倡导书艺。他说，书艺有一个英文标记法，希望是“seo-art”。会议中，我突然意识到问题很多。它意味着，韩国人把书法废除了，统一为“seo-art”了。
我当然站起来对这篇韩国论文提出尖锐的质疑的批评。
首先，文中提到韩国中国日本三家才有书法，而别无他国。我认为不妥。我认为书法的世界性和世界的书法化必须张扬。书法原创国当然是中国。
其次，我驳斥了书法就是笔法的错误说法。书法不仅是笔法，还有字法、章法、墨法，这四种“法”在书法文化中称为内法。书法还有外法。书法外法是生命之法，所以书家特别喜欢说血脉不通、骨架不立、精神不明等，把书法看作是生命的血肉骨架的生命之法。韩国人认为“法”是那么低层次的话，那么请问“佛法”是什么意思？难道仅仅是在那里敲木鱼读经吗？绝非如此。佛法里包括广被万物的慈悲之情，同时也包括了日积月累的生命感悟过程——灵魂突破肉体的躯壳而逐渐上升的过程。而且书法有境界之别，有上品、中品、下品、下下品。最高的境界是一种悟道的境界。艺术大悟近似狂草境界，正如怀素“忽然绝叫三两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感觉，他已经不是在写字了，他变成行为艺术的“舞者”。唯独中国的书法，达到了舞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狂草。因此，书法之“法”并非笔法，更非初级的笔法，而是“以手指月”的大法。
再次，书法、书艺和书道三个名词都是在中国古籍中出现的。词语在移动在流变。我认为，中国最早不称书法而称“书”，《墨子》说“书于竹帛”，是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说法。《左传》：“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史记》：“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这里书法不是作为专有名词出现。书法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在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最早出现：“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 卫恒《四体书势》，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选编《历代书法论文选 （上、下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而“书道”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晋代卫铄《笔阵图》：“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书艺”出现在唐代张怀瓘《书断》里。按照这三个词出现的谱系来看中日韩三国的“书法”、“书道”、“书艺”，可以认为，他们都是中国人创造的，而“书法” 出现最早。据此我提出了四项原则：
第一，遵从古老原则。韩国人违背了这条，是孙子为老爷的老爷改名。我想说明的是韩国的“书艺”是哪一年作为韩国全国统一称呼书法的名称呢？是1945年。这仅仅只有六十几岁的韩国称呼“书艺”，怎么敢改两千多年的中国“书于竹帛”呢？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事情。
第二，尊重差异原则。我提出的问题是，你为谁统一？依据的是什么理由？为何要抛弃差异性原则，而要统一为韩国语英语对译？其实，德里达、福科都强调“差异”（Difference）。中国最重要的一句话，叫做是，“和而不同”。而且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第三，不要为西方而修改东方。书法只能用英文calligraphy这个词来对译。这个词中的calli是美丽的意思，graphy的书写的意思，加起来是美丽地书写，表明是几十个字母的花体——写写文牍公函写得很漂亮的字体同中国的“书法”不能完全等同，中国书法就如蔡邕说“惟软而奇怪生焉”。正是因为毛笔的柔软，才会在宣纸上出现千变万化奇怪的书法意味。我认为目前情况下，应继续用calligraphy这个词。
第四，不能同义反复。韩国人提出一个问题，引用了《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有道有德有仁有艺，以用书艺，用一个墨子的“书于竹帛”，用一个孔子的“艺”，难道不可以吗？我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艺”并非艺术的艺。在“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当时的贵族子弟要受严格的教育，六艺中的射、御、数主要的是技术。如果要这么谈“游于艺”的话，我想问孔子《论语》中相当经典的一个论述“吾与点也”，是什么意思？孔子让学生各叙其志，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曰∶“吾与点也！”这是孔子美学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这才叫艺。孔子以为那是最高的艺术。中国诗、舞、乐，都是单词性的，如果要加艺的话，就会出现同义反复。另外，“art”这个词的翻译上，在中国日本，大部分都翻成美术。只有在最宽泛的意思上，才把它说成是最普通的艺术。比如说，后面加了一个philosophy，变成艺术哲学的时候，把它说成是艺术。大部分时期，都把它翻译成美术。比如中国美术史，而不是中国艺术史。在这个上，我认为如果继续认为书艺比书法更高的话，是不妥当的。我想说的是，这次书法文化论战争论得很厉害，韩国人提出用“seo-art”“书艺”来淘汰“书法”“书道”，来统一东方的书法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在韩国出席了两次国际会议，但出席的听众寥寥无几。书法在现代性终遭遇到危机是东方文化的共同危机。如果不正视这个危机，而是仅仅对西方中心中主义臣服，必将走进死胡同。那种想统一三国、定鼎首尔、征服世界的想法，同书法国际会议的冷冷清清形成的巨大反差说明韩国今天已经废除汉字，使得韩国书法的生命只有这一代尚能认识汉字的人。这一代人去世以后，韩国的书法将随着拼音化而永远飘逝。而中国有百万书法大军，有广泛的书法基础，将在未来的书法世界化浪潮中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样也将使汉字文化圈中的重现生命的力量。同时这也意味着，“seo-art”之类一厢情愿也将成为历史飘逝的一叶。
韩国是近年来对中华文化抢注非常积极，乃至到了疯狂的地步。这种不问历史的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行为已经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参阮炜著《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四 以创新输出推动东亚文化新格局
处于消费主义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理解仍然粗浅而混乱，在“文化拿来”一个世纪以后已经不知道怎样辨别好的文化精神。中国有一个不好的观念——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余秋雨是从台湾炒起来的，王小波是从台湾和海外吵起来的，张爱玲等也是如此。
习惯于文化拿来的挪用的人已经很懒惰，不清楚怎样才能文化创新。如今的文化层次和“五四”大不相同，那时老百姓大都是文盲，留学青年拿一文凭回国就被捧为大师。如今的大众都是专科本科，甚至还是硕士博士，所以相声演员不能再咯吱大家了，无论说什么人们都觉得不可笑。在此语境中，让大家所认同的中国文化不是由中国人确定其价值好坏，反而要让西方人来定下标准，这到真是一个痛定思痛的“文化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了。经过西方认可的中国文化，是不是应该重新换个眼光来看世界？是否要去除虚无主义和失败主义文化情结，转变成文化自觉和自信！
最近，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20世纪文学分成两段，1950年以前水平高是五粮液，1950年以后水平很低是二锅头，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批评。西方汉学家之所以引起中国教授学者那么大兴趣，他们不是普通人，而是全球化或者西化语境中的文化标准制定者。这种大国文化策略使得中国文化一直未能有自己真实的身份。但是我要说，如果说中国的民智几十年前是由西方人唤醒的，那么，今天他们也需要接受中国从拿来主义转向文化自觉和输出主义。
文化上争论了一个世纪的“古今中西”问题，其实古今冲突没有悬念，关键在于古代输了。古今冲突是全球的，中西冲突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号称中心大国，在现代化西化中变成边缘之国，甚至被倭寇打败，这样中国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就已然崩溃，一旦文化心理崩溃就成为整个民族的精神内伤，于是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输不起了。
今日中国在军事、科技、股票、住房方面有了充分地自信，但谈起文化却不以为然，因为日韩国家的文化战略使其文化有超过中国之势。今天很多人中国对儒家思想甚至不如日本和韩国理解深刻，甚至前几年祭孔活动，不知道该奏什么乐，有什么庆典程序和祝辞，只好找韩国人来教，因为韩国一直没有中断。但也有很大的问题，韩国祭孔的方式是明代留下来的，而宋代祭孔方式，尤其是汉代祭孔的方法基本中断。日本受唐代影响很大，韩国受明代影响很大。他们还保留了不少中国文化精粹，而且珍贵到想据为己有地步，中国人实在应该好好清算自己的文化虚无主义祸根了。
国际文化战略与竞争
一 当代中国文化的战略处境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中国文化失败，那么首先就可能败在台湾。
其次，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李登辉曾出版一本书叫《台湾的主张》，[ 李登辉著《台湾的主张》（2005年版），公然将台湾定义为“中华民国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同时建议中国扬弃“大中华主义”，即一分为七，将中国分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华南、华北、东北等七区，依各地特性竞争发展并维持安定。]在海外影响比较大。他在其书的第七章中明确地提出“七国论”：“希望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
实际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7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7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参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
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7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
从以上资料可知，李登辉的“七国论”是反华和分裂势力的一次整合和显现，并非李登辉一人所为，以上提到的三个人都与李登辉有瓜葛。[ 尤其是《和平七雄论》对李登辉影响最明显。据说，李登辉非常看重那本书，读过第一遍之后赞不绝口，亦曾向日本资深新闻工作者深田佑介、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施乐等多人热烈推荐。不少台湾党政首长，包括处理两岸事务的官员，都由李登辉亲自赠予该书，并要求他们详读、精读。]可见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在20世纪末，美国《华尔街导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花架子”的中国，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像模像样，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裤，这叫做“花架子的中国”。这是为什么？正是因为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国论”——日本最早提出然后得到美国的附议，而在21世纪初被李登辉加以系统化。以七国论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国等西方现代国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国分裂论，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李道湘、于铭松主编《中华文化与民族凝聚力》，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王国维在后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国维有什么关系？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学，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以救国人精神疲弱；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发掘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雄强精神，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并运到了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使得中华文化命脉有中断之险（图405 甘肃省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唐代写经《妙法莲花经•卷六》局部，现藏大英博物馆），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晚年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国母体上割裂出去。王国维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如果“七国论”成功，难道匹夫无责吗？如果“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都出现的话，中国还是中国吗？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仅仅军事强大就可以了吗？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内乱不断，民不聊生，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我坚持认为：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然而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却很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人了。
现在许多国家除了经济方面的争端，还在打文化仗。而中国文化的现状反映了我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争端和文化冲突准备不足，危险是很明显的。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他强调：世界政治在冷战局势结束后进入了“后冷战”的新阶段，全球政治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的冲突、不同文化的冲突，而不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对抗。[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在美国《外交事务》 (Foreign Affairs，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 ?》一文，受到广泛关注。另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著名东欧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不同意亨廷顿关于不同文明之间必然冲突的说法，而是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强调“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他认为社会共同体的功能已经失调，每个个体在灵肉濒临崩溃、矛盾焦虑的同时，也在文明内部冲突的现实压力下寻求妥协的身份和欲望：“眼前正在发生的真正‘冲突’，不都显然与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密切相关吗？”他把个体内部的欲望同全球化导致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联系起来。[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著《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这种观点在西方倍受重视。那么，需要关注的是，是什么原因使同一种文明内部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 “雁行模式"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赤松要在其《中国经济发展的综合原理》( 1932 年) 一文中提出的。雁形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的基本理论内容，是指依据技术差距论，对于早期模仿国可能向后进模仿国发展贸易，形成与创新国相关对应的理论格局。在此模式中，技术先进产业或者经济体被称为领头雁，在领头雁的带领下，其他各个产业和经济体相继起飞。]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原名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 根据世界海洋法规定，中国拥有的海洋国土面积是299.7万平方公里，包括内水、领海及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面临着激烈的海域划界争端，要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得300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还有相当大的困难。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在黄海，我国与朝鲜和韩国存在着1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区。 在东海，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列岛被日本非法占领；按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与我国有16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在南海，我海洋权益受到的侵犯更加严重。从权威的海洋研究机构获取的数字是：有大约12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很多人认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我却觉得实在应该居安思危！因为中国前所未有的发展和崛起，日韩等周边国家预感到未来“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有可能就是中国，并已经从各自国家利益角度考虑相应“制约”或“钳制”对策，亚洲的形势正在日趋复杂化，中国很可能正坐在“火药桶”上。
2008年4月，美国CNN主持人肆无忌惮地辱骂13亿中国人。[ “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不同了，但我们跟中国的关系肯定是不同了。……我认为，他们基本上同过去50年一样，是一帮暴徒和恶棍。”]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也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确实是真正崛起了！于是，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重新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似乎对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威胁。在这种早已过时的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乃至东亚一些国家把中国崛起污蔑为“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不足为奇了。
正是因为在政治、经济上中国无可避免地崛起，所以有些人就在文化战争上打主意。“文治武功”的“文治”之所以要摆到“武功”之前，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谁把握了“文化”这把钥匙谁就得天下，谁把握了“人心”谁就顺承天下。相反，仅仅是敌对攻打，最后的结果就如现在的伊拉克一样。钢琴曲《巴格达的星空》那分外清澈的旋律，却使人感到难以平息的郁闷，因为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曾经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地，但代表西方文明高峰的美国却用它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击中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脉动的心脏——巴格达。事实证明，发达文明也许会反过来对其母体进行打击，这意味着文化对话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在多极世界中相当重要。
随着国家文化安全的深入人心，成立国家文化安全机构，制定国家21世纪文化发展战略，也就日益紧迫。[参见胡惠林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如果没有相应的国家机构从事文化安全和文化战略的制定、规范、研究，那么国家文化安全就很可能还是无法达到，也不能积极应对国际文化争端。[参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苏言编《上海沉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苏言 贺濒著《看见未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没有文化的人类历史是无法想象的，任何民族都离不开文化；任何个体无法脱离文化，个体总是需要认同某种文化，没有文化的个体人生是不可能的；大到国家、民族、部落，小至每一个历史时空中的个体，人的存在本身就是文化的存在，文化环抱着人迈向自己的未来，个体通过自己的作用承担起所属文化圈的职责，并将自己所属文化发扬光大；任何文化选择并非轻松随意的，文化链条的断裂总是会带来形形色色的文化失语。
当前，我们应以较为宽广的“文化战略”视角审视有史以来的人类文明，将历史视为多种文化有机体的接触、交流、发展和竞争过程。每一种文化形态如同人类个体一样，有着生、老、死、灭的生命过程，而人类则是文化生命延续发展和衰亡的参与者。
在文化战略的视角下，文化软实力问题逐渐浮上水面。可以说，软实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概念，对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这种软实力在全球化时期对反对霸道与张扬王道的意义重大。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 2009年中国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是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此外中国是最大的产品制造国、最大的储蓄国、世界第二大储蓄国，这一切使得中国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日益巩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视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对话互补，就将为文明冲突付出巨大的代价。
二 美国文化全球霸权的形成：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文化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形态。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的：世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深藏内幕，全球化经济运作背后有潜规则和阴暗面。[ (美)约翰•珀金斯(John Perkins)著《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揭露美国全球经济援助背后的真实企图》，杨文策译，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用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甚至谋杀等手段，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张本。
近来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不断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用种种手段专门打压第三世界那些保护和振兴本民族文化的人。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一些著名的经济机构，同样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华尔街、离岸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大型跨国公司等在美国主宰之下，决定了全球金融的兴衰，使第三世界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受到空前的压力。[ 参见（美）史蒂文•西亚特主编《帝国金钱游戏》，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美国在冷战时代，甚至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空投到前苏联，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定义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而且“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王绍光《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载《读书》，2002年第5期。]
一本值得关注著作是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在书中作者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中央情报局可以挥霍美国国家巨款，使其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无孔不入。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英）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文化买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其中。
实际上，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美国正是凭借文化输出的力量颠覆和改造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苏联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的混乱与政策反复给了西方文化入侵的机会，从而丧失了国家文化安全，最终付出解体的代价。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国际上形成了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的两大文化阵营。1984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就说明，[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不服从美国的旨意，以至于当时美国里根政府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之为“第三世界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讲坛”。后来，于1984年12月，美国悍然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后英国与新加坡也同时退出。不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世界文化的重要平台其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忽视它。1997年，美国重返该组织，2003年，美国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只是，美国是否会再次推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就不得而知了。]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而WTO和UNESCO则是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将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视为实现其外部利益的国家战略。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中说：“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
在实践层面，美国借助其文化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理想和制度，通过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技术输出和文化输出等手段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加）哈罗德•伊尼斯著《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美）赫伯特•席勒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海外广播：美国认为无线电台的作用要高于学术交流，因为它能直接对全世界千家万户和无数民众输出美国文化，1995年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说：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是“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言美国的诸政策……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冷战后美国对华广播更加深入，每周“美国之音”对华普通话播音为84小时，藏语广播28小时，粤语广播14小时，还有固定时间播放电视节目，另一家“自由亚洲电台”自1996年以来每天以普通话、藏语、粤语和维吾尔语对华滚动广播24小时。资金方面，这些电台都得到美国国会拨款，如“自由亚洲电台”1995年得到1亿美元，2000和2001年则分别得到3000万美元，美国政府命令他们对“中国听众准确地报道美国及其政策的新闻，以及客观权威地报道中国国内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事件” [ 朱威烈著《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1页。]。
对于美国文化的扩张，世界各国是有高度警惕的。针对美国借助贸易传播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做法，同为西方国家的法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捍卫了法国和欧洲的文化权。全球化也使得弱势文化的权利问题浮上水面，2001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荷兰、英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提出了文化多样性问题，反对发达国家文化体系的入侵，呼吁文化自治。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新加坡）阿努拉•古纳锡克拉等著《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张毓强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
三 当代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白热化
在今天的国际语境中，除了军事上的打压、经济上的竞争，文化上的战争已经出现新的动向，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提的中国文化创新，无疑被相当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1929年，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提出计算和发展“精神力量”。[(英)利德尔•哈特著《战略论 间接路线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北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在此基础上，美国战略学家还创造了“国家战略”的概念。[ 参见（美）罗伯特•阿特著《美国大战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美）约翰•伊肯伯里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对此，我们应从中国立场出发，坚持人类性和世界性的维度，进行中国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输出。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 如2002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57届联大发言，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摈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与对化，防止文明对抗和冲突的发生”。]中国也开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希望到3000万甚至3个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的时候，汉语的卑贱地位有所改变。然而，中国这种“韬光养晦”战略适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但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目前我们的高层宏观指导有余，今天的官员可能会提一些文化输出，但微观实践不足，在国家立法和行政层面缺乏针对性和有效的投资与支持。
这也导致了东亚文化领导权的危机。[ Robert Sutter, “Why A Rising China Can’t Dominate Asia”, Asia Times, September 15, 2006。另一位美国学者布朗森•帕西沃（Bronson Percival）也通过自己的研究与分析提出类似观点，认为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国在东南亚等亚洲地区的核心利益没有什么负面影响。参Bronson Percival, The Dragon Looks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其他表达类似观点的文章如David M. Lampton, “China’s Rise in Asia Need Not Be at America’s Expense”, in Power Shift: China and Asia’s New Dynamics, Daivd Shambaugh 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Michael J. Green, “America’s Quiet Victories in Asia,” The Washington Post, Feb 13, 2007.]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则亟待拓展。假如我们的文化仍旧绵软无力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据《文化蓝皮书：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文化蓝皮书：2011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7%（美国占43%，欧盟占34%），日本占10%，中国不足4%。在这种格局下，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古人有言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礼记•中庸》。]文化事业要发展，文化战略须先行，被动应对绝对不行。据数据分析，当文化产值占GDP比重的5%以上的时候，就成为支柱产业。与欧美相比，尽管我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的比重还很小，约占2.5%，但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我相信局面会有所改观。当然，前提是，我们需要有一批人来共同促进这项事业的发展，并把它做好，注重内涵，而不是单纯的数量。为此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
在学术层面，国内“文化战略”研究正从多方面日益开展起来，大体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关于文化传播、世界文化霸权方面的理论著作。其核心是“文化”、“传播”和“霸权”这三大关键词，目前以译介国外资料居多，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反而比较少。[ 参见（法）阿芒•马特拉著《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法）阿芒•马特拉著《传播的世界化》，朱振明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荷兰）C.A.冯•皮尔森著《文化战略》（1970年），刘利圭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反权力》，蒋仁祥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美）阿瑞吉等《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新加坡）阿努拉•古纳锡克拉等著《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张毓强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第二类是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建设方面的报告，以及关于商业“文化战略”的经验总结。比较重视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建设和传播文化产业措施的陈述，藉此论证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合理性和方向问题。这部分资料理论性和学理性不强，且多局限于文化产业经济、公司企业或行业发展方面。[ 参见曹世潮著《文化竞争战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胡惠林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类是以中国当前文化安全、文化外交策略为主体，偏重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关研究资料。这部分资料多以政府代言人的姿态出现，讲求整体性，气魄相对宏大，较关注当前问题，但往往失之于当前政策附庸，缺乏文化比较的平和心态，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内容比较空洞，缺乏文化、哲学和艺术方面的历史实证资料，其重心似乎也不在于精英思想和高端文化，政治与文化是两张皮，相对而言经不起时代的过滤，政策一变往往沦为无声。[ 参见张骥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华健等著《软权利之争：全球化视野中的文化潮流》，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朱威烈著《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张玉国著《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胡惠林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报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胡惠林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曹泽林著《国家文化安全论》，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于炳贵等《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姚国华著《文化立国》，海天出版社，2002年版；艺衡等著《文化权利：回溯与解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类是从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的历史个案入手，分析中西文化心理机制对于彼此文化战略的影响。这方面的资料兼顾学理性和时代性，显示出作者较为深厚的文史哲修养，富有文化底蕴，同时对于“文化政策”的解读也言之凿凿，是最具学术参考价值的研究。[ 参见王才勇著《中西语境中的文化述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周宁著《天朝遥远》，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
在实践层面上，我认为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大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这“三片”在IT界、媒体界、影视界无疑是一场革命。这“三片”是美国全球做大的一个模式。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 美国正从工业经济转向信息经济，通讯业、信息业及相关产业和服务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已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信息三大部门，即计算(电脑、软件及其服务)、通讯(电话、有线、无线及卫星)和内容(娱乐、出版和信息提供等)的融合，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多媒体产业。据估计，1996年美国多媒体产业产值约10000亿美元，占美GDP的14%。目前，美国从事信息工作的人员大大超过传统产业工作人数。（《美国“新经济”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载《北京观察》1998年第8期）信息化社会的提出始于1956年，这一年美国从事技术、管理的白领工人的人数和产值首次超过了生产物质产品的蓝领工人的人数和产值，到1973年，美国已完成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变过程，信息经济产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和信息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均超过了50%。（《信息社会的企业信息观》，载《中国企业报》，2000年11月3日）]美国的文化产业雄踞世界第一，独占世界份额的43%。[ 据统计，2004年，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20℅左右，400家最富有的美国公司有72家是文化企业，同时，文化产业为美国国内提供了1700多万个就业岗位。]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美国花了多大勇气来推出它的文化宣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化战略应该有一批真正的人来谋划。而且，中国的文化教育应该重新制定，制定大国20年文化方略和方案，否则就有问题。
与美国相比，韩国、印度和中国的电影在世界所占的份额都不是很大，现在韩国有所增加。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传模式、广告模式、营销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近年来，一些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国门，在为世界所认知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海外市场，其中贡献最大者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但恰恰是这些大踏步走出去赚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电影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作品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结果，钱投得越来越多，电脑制作越来越虚假，画面越来越残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从市场获得高回报。这在美学上被称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视觉狂欢取代了思想的深层感动和内在的灵魂的拷问。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
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源于美国的嬉皮士文化背景，有其自身特点，但如果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意义上，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规模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中间是有脱节的。因此需要解决以下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今天中国有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而官员应该有责任知道什么是最优秀的文化，什么是可以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第二，熟悉市场，了解西方和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消费和需求中国的东西，否则就会导致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文化市场如战场，你不先去占领阵地，别人就会趁虚而入。现在的文化市场还不够健全。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喜好消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很多人受经济条件约束却消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发展。第三，中介环节问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否则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市场上占据较高地位，会有效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这需要走很长的路。文化的多样性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和输出才能保证。文化产业是保持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文化产业不是最终目的，目的是中国文化对世界做出有益贡献。中国必须积极调整应对思路，不再将西方模式视为唯一的道路，而是努力选择新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文化创造与制作，要有全球眼光，要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抓住发展机遇，要有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态度和精神诉求。随着2006年中国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相应战略的实施，以及知识界、文化界等对文化的日益重视，我认为，展示给西方一个真实的中国，让西方学会欣赏差异性的东方文化，是可以预见的。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否则就很可能失去机遇。
三 文化提升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历史已经证明：五百年以前，中国是当时世界上“大陆文明”时期发展最快、最强大的国家——中华帝国当时的GDP占全球总量的33%，相当于当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财富，经济上能量巨大。既然中国在以前很强，那么现在的弱并不代表将来的中国不会再强，更不代表中国文化未来不会被世界重新接受。
可以将“马太效应” （Matthew Effect）运用于社会思想播撒的分析框架中。《新约•马太福音》中说：一个国王远行前给3个仆人每人数量不等的银子，说做增值后来见我。国王回来后，仆人一已用银子赚了5锭，仆人二赚了2锭，仆人三仍然只有1锭银子。国王令将仆人三的1锭银子赏给仆人一，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马太效应”。[《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既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阿，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阿，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馀。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不妨说，今天这个西方中心主义当代国际社会中充满了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文化经济逻辑，而全球化使得“赢家通吃”成为新的丛林法则。对中国而言，马太效应告诉我们，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军事领域已然令人瞩目，夹在在人类精神的创新中，中国仍未在文化精神领域保持优势，因此必须在此人类未来走向的精神生态领域迅速做大。当中国思想和东方精神与西方精神成为人类共同思想支柱的时候，精神领头羊的地位才能真正决定中国的大国地位。而若没有“文化软实力”迅速做大，就将成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的牺牲品。
在我看来，文化软实力崛起是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标志。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观念已经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正在崛起，而美国的软实力却呈现下降的趋势，只有正确处理文化软实力，才能使中美两国减少文化误读，利用各自软实力达到互利双赢。约瑟夫•奈认为：中国传统艺术文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书法、绘画、功夫、饮食、服饰等在美国很受欢迎。尤其是儒家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具有广泛的影响，应多举行一些国际性的文化活动来向西方展示和推广中国文化。事实上，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巨大变革，文化思想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日益明显。大国都要学会通过新的权力资源，即软实力，来实现其目标：增进相互依存、参与国际体系、共享人类文化。因此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应该说文化软实力大面积提升，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思想保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文化输出”是“发现东方”的最重要的部分，是其理论精神的具体实践路径。
当代中国文化面临多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当代中国经济、军事、科技的崛起导致国际文化领域争夺话语权，另一方面，长期的西化使得东方精神世界意义的失落和中国的文化身份的模糊，进而使得中国思想的文化创新能力减弱。只有重新张扬中国文化的当代创新力和新高度，才能在中西文化对话进文化互动中重塑中国文化的新形象。因此，需要要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桶板。[水桶定律，又称水桶原理或短板理论（Cannikin Law），提出者是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其核心内容为：一只水桶能盛多少水，并不取决于最高的那块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按照这一定律，只有所有木板都足够高、足够结实，水桶才能盛满水，相反，只要这个水桶里有一块不够高度、不够结实，水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这就说明，决定整体水平的往往是劣势部分，而要总体上提高整体水平，也就必须把这个最劣势的部分做得足够好。]引申地说，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各个部分往往是优劣不齐的，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的国际形象水平。中国在经济和军事的逐渐强势，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必然地将中国高看，相反，由于文化的低势位，使得中国因这块文化“短板”而在国际上很难成为精神所向的真正大国。
中国学者应重新体会“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经纬，真切地关注文化战争风云中的地缘政治文化。学术界应当批判当今中国文人的文化自卑及文化失败主义，阐释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存问题，进一步质疑西方的“三争文明”（个体竞争、集团斗争、国家战争），倡导中国以儒家为核心的“三和文明”，即“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人类和平”，强调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从新的视角探讨东方文化的当代价値与未来走向，对于深入厘清中国文化的理论特质，对于更好地总结和回顾中国文化的过去和现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