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创新中建立强国文化战略

——大国形象与中国文化复兴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608 次

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丰富性凋敝的开始。人类的政治制度、人权准则、金融体系、科技发展都会全球化，这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但文化形态、审美感性、艺术精神、宗教信仰必须保持各自的身份特色，丢掉这一点，人类的精神生态文化就会出现重大断裂和本体错位。那些一味目光向内感叹地球变小为“地球村”的人，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悄悄发展而进入“星际交流”的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文化应该在新世纪有大的作为。中国文化要在整体创新中崛起，花大力气整合知识精英文化资本和民间文化资本，把各个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大师整合起来，有目的向海外推出，使得中国成为国际社会重视的“文化大国”。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 一 文化强国与“汉字文化圈”重建 中国遭遇的东海和南海危机，表面上是西方国家搅局南海，使得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问题日益复杂化。而深层原因，是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南海一些国家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因此，只有恢复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良性解决。中国文化对“汉字文化圈”的辐射力已经基本消失，中国对韩国、日本的影响微乎其微；对越南、印度、菲律宾等国的影响基本上不存在，相反这几个国家都变成了“美国文化圈”的追逐者和中国成为若即若离的仇人，形成大国文化亲和力丧失后的对峙状态。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和国家话语，迫在眉睫。 不难看到，在军事上的打压，经济上的竞争，文化上的战争已经出现新的动向，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提的中国文化创新，无疑被相当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当前，文化战役早已经打响。新世纪美国调整战略走向，文化强势进入亚洲，并提出重返亚洲，甚至想当然地喊出“新世纪亚太是美国的世纪”。 只有三百年历史的美国在1945年以后，掌管了世界的政治、军事、文化走向——大抵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把世界从二战以后的60多个国家，成功的变成了200多个国家。第二，用后现代主义边缘化欧洲的现代主义和亚洲的前现代主义，美国在霸权话语逐渐在全球形成。后现代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其典型的特征在于不再是征服别人的领土和黑人奴隶，而是语言殖民、心态殖民、金钱殖民。美国人正是敦促全人类在后殖民道路上跟随美国走。 事实上，世界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模式有多种，不仅仅有西方现代化模式，而且有中国现代化模式。中国现代性不可能是西方现代性的翻版，中国现代性将证明，在文化观、价值观、宗教观和体制性等方面都是根植于自己悠久的历史文化。中国崛起正在改写人类历史，崛起的中国不再是一个边缘国家，而是一个正在参与改变世界的大国。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 当下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全人类跟着西方文化模式走，是否是人类的福音？东方文化是否可以提出自己的文化精神，努力将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东方创新文化播撒为人类文明不可缺少的新文化元素？中国文化是否应该在一个世纪的“去中国化”之后，思考“再中国化”问题？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阴云笼罩的世界上，中国文化是否可以散发出一种清新刚正之气以使世界增添可资选择的和睦、和谐、和平的新方案呢？曾经辉煌无比的汉字文化圈早已名存实亡，被英语文化和周边国家文化挤压得已经四面楚歌，中国能否成功突围，重振汉字文化和文化中国？ 在我看来，中华文明的“和文化”没有进入世界视野，变成了一个不合法的、被边缘化的无足轻重的文化。[1]而且西方的话语“去中国化”进行了65年：1945年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以后，要求朝鲜半岛废除汉语，现在连“汉城”的两个字，都已经用“首尔”代替。日本废除汉字，去中国化而脱亚入欧，他已经不承认是亚洲国家，他是不得不与亚洲的另外一个大国——中国做邻居。越南同样废除汉字，新加坡也有轻汉语重英语倾向，台湾地区去中国化严重。因此，我的结论就是：中国遭遇的东海和南海危机，表面上是美欧国家搅局南海，使得领土争端和资源争夺问题日益复杂化。而深层原因，是中国“汉字文化圈”长期以来已经失效，半个世纪以来，整个东亚“去中国化”倾向十分严重，“汉字文化圈”已经被“美国文化圈”取代。南海一些国家唯美国的马首是瞻，因此，只有“再中国化”和“重建汉字文化圈”，诸多问题才能良性解决。 可以这么说，由于汉字退出了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使得美国的周边小国成为美国文化圈，如果我们不恢复汉字文化圈，南海的问题无心可攻，只好“攻城为上，攻心为下”！如果恢复汉字文化圈就一定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我们可以看到，当中华民族已经觉悟的时候，10年前宣布在全世界成立100所孔子学院，但是韩国很快开办了世宗学院，日本开设了日语学习中心，印度更是在西方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如果在新世纪仍处在文化自卑主义、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不自信中，我们就永远找不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我走遍了世界上50多个国家，从来没有看见任何一个国家把别人的语言变成自己考大学、考研究生、考博士、做行政官员的一个强硬的硬杠杆，相反中华民族做到了，我们还觉得欢欣鼓舞吗？我走了世界的很多国家，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著名学者提出“打倒古希腊”、“打倒古罗马”、“打倒苏格拉底”、“打倒伯拉图”，但是中华民族做到了——“打倒孔家店”。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当然不可能从别人身上获得，就像我们的人种，我们的黄面孔、黑眼睛、黑头发，不可能从其他的民族当中获得基因，我不相信在座的所有嘉宾，把手指的指纹磨掉了找一个新指纹，那永远找不到！在我看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一定会成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当中一个可贵的资源和元素，如果否定这一点的话，我们走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所谓的中国精神。 二 文化强国战略化解原教旨主义 文化强国必须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今日世界出现一个大问题是：基督教的全球化导致了日益浓厚的美国化的原教旨主义倾向。所谓原教旨主义，是指当其权威受到挑战时，重申原信仰的权威性，对挑战和妥协予以坚决对抗，甚至用政治和军事手段进一步表明其强硬态度，可见原教旨主义有极强的保守性、排他性及对抗性。换言之，原教旨主义认为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是宗族国，你是流浪国家；我是全球化的普适价值，而你只有区域性的价值。但是美国遭遇到一个更强大的抵抗性的原教旨主义，那就是伊斯兰教。10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战争频仍，灾难迭起。反恐越反越恐，全球相当部分的GDP价值都投入战争。长达十年以来的美国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对抗，使得人类遭遇了黑色十年。 在世界原教旨主义倾向日益抬头，奥巴马主义走向霸权主义老路的危险时刻，我们既不能走狭隘的民族主义道路，也不能走抄袭西化的道路，只能在宽容中庸、立己达人中走以中国自身为主，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守正创新的文化强国路。发现东方，意味着强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中国文化守正创新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推动世界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和谐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 这些年来，中国文化的包容、忍让、中庸、贵和精神在世界上基本上没有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中国被边缘化了。这种边缘化的代价就是基督教徒全世界32亿，伊斯兰教教徒12亿，印度教徒9亿，佛教教徒是4.6亿。因此美国高参亨廷顿警告说：20世纪末期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教的冲突，21世纪上半叶是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的冲突。[2]谁是儒家文明？当然是指向中国。美中冲突已经开始，南海居然在美国人嘴中变成了公海，东海同样如此。南海诸国，越南、菲律宾等，还有东海的日本、韩国，包括更加边缘化的印度和其他一些环太平洋国家，对中国采用了“C型包围”。[3] 不妨说，在全球化、同质化让位于差异化小趋势的当今世界，在西方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蔓延中，东方文化的发言变得殊为重要。中国文化输出将使得中国现代经验逐渐成为世界的经验，中国文化的世界化将使得东西方共同形成“世界新秩序”，不仅能优化全球性的资源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的民族国家体制中的话语运作结构。 对“文化战略”问题的忽略，折射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者对于“文化战略”问题的漠视，迄今为止这一问题几乎成了国内社会科学的专属领域，严重缺乏人文学者的声音，人文知识与国家文化的整体命运成了自说自话不相往来的两条铁轨，这种现象无疑是不正常的。国家的文化整体命运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关乎盛衰兴亡的国际政治问题。在此情况下，引入文化政治学视角，将人文学关注的领域扩大到“文化战略”领域，不仅有助于加强“文化战略”研究本身的学理性，更重要的是，重构文化、学术、政治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为人文研究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战略”更多的指涉恰恰在于文化间的竞争策略。“战略”只能是整体性和前瞻性的。[4]尽管中国文化的衰落或复兴可能对我们当前的生活没有直接影响，尽管可能会被人讥讽为“杞人忧天”，但反思文化的过去，谋划未来的整体命运，应该是中国知识分子无可逃遁的天命职责。中国崛起在世界文明中越重要，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话语中就越重要。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的。 文化是军事战争的替代品，在未来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文化战争中，文化应该从战术上升为战略。重视国家文化整体文化战略是未来中国崛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济腾飞的同时，只有文化复兴、输出和产生普遍影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崛起。回顾和比较中西文化战略的交锋历史，会发现中国对于自身文化形象的输出明显重视不够。这也导致在当代世界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中国面临多重危机：美国文化、快餐文化导致的整个社会群体急功近利、麦当劳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消极影响。欧洲文化的整体复兴，德国、法国文化扩张或侵略更具有主动意识。东亚文化圈内部的领导权争夺。日本动漫影响了一代东亚人，韩流背后是国家文化侵略，《大长今》背后是韩国政府为自己文化正名和争夺领导权的努力。 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场，并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众多思想家互动形成大国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发现东方、文化输出与守正创新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也是新世纪中国的文化安全。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不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而是“走出去”成为人类的和世界的！在我看来，文化走出去是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性文化的魅力对话，走出去战略是可持续地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和谐精神，走出去的实践是在全球化中传播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中国文化新精神。东方西方对话的多元性将取代西方霸权的一元性，人类和谐共生将取代任何对世界发展趋势误判而导致的对立冲突。 东方和谐和平文化精神可以遏制西方丛林法则的战争精神，用和谐文化减弱冲突文化的危害。在战争频仍而恐怖主义遍布世界的今天，在人类文化在西化主义中面临“单边主义”“霸权主义”的情态下，在人类精神生态出现价值空洞和生存意义丧失的危机中，在全球遭遇地缘战争威胁和核战爆发危机时，我们必得思考人类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作为东方大国应该深思，中国文化应该怎样创新并持之以恒地输出！中国应该站在人类思想的制高点上来思考人类未来走向，文化创新和超越应该成为新世纪的人类文化精神坐标！东方文化守正创新必然使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军事霸权主义遭到质疑并走向终结！ 发现东方，意味着大国文化身份重建与中国文化复兴紧密相关，同时还意味着，文化提升是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也是在文化守正创新中走文化强国之路，铸造赢得世界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汉字文化圈”辐射力亟需重建，必须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与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对峙的现状中，加入中国的声音，才能使人类安康幸福。 三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不可虚无化 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目的是治国；道家运用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追求自然无为的，目的是治身；佛家强调的是“慈悲之境”，主要目的是治心，贪婪心、是非心、功利心乃至于霸权之心。中国儒道释三家被长期边缘化的历史应该终止了，应该在这冲突激烈的世界上发出自己和谐良善的中国声音。 首先，中国精神强调“德”——“明明德”，《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厚德历经千年仍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今天“北京精神”就有“厚德”。“德”字金文的左侧是一个行走的十字路口，右上面是一只眼睛，下面是一颗心。意在十字路口以目观心，向内自省，在十字路上不左右徘徊，一直前行。[5]现实中去救一个老人，那是小德，一年多次救老人，那是中德，救一辈子人那就是大德。今天很多人是缺德，因为明哲保身不再救人。明明德，“明”是把内心的小德提升转化为大德，美好的德性是本性所在，要天天洗去心灵上的尘埃。古话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日日新”非常关键。 其次，中国精神强调“新民”。中国古人为了自我启蒙和向他人启蒙，既向有学问的请教，也向没有学问的请教。孔子很虚心“每事问”，将自己的问题变成大家的问题。段玉裁《说文解字》中解释“新”：取木也。取木者，新之本义。在我看来，创新是对传统精神吸纳后的新发展，如果认为“新”就是完全否定传统那是极端错误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研究当代存在哲学，他从古希腊中吸收很多精神元素，把古希腊很多词汇和很多思想当代化。所以“新民”不是反传统的无根之新，而是和人民一致起来提升显示的内在美好本性。北京精神中有“创新”，创新的关键是人的新！ 第三，中国精神重视“止”，止犹如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方面止于滑向贪官污吏，止于雷池一步，止于悬崖勒马；另一面达到最高的善才止，要臻达尽善尽美之境才止，这意味着一息尚存，奋斗不止。“止观”强调锲而不舍的追求——屈原上下求索，“九死未回”；强调远大坚实的志向——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注重知其所止的分寸——背上刺字“精忠报国”死于风波亭的岳飞；还有“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坚持切磋琢磨，流芳百世的王国维……这种坚贞不屈的爱国主义，与北京精神的核心价值“爱国”一脉相承！ 反省北大五四的三大文化虚无主义症结：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废除汉字。对此，今天应该深思检讨，厘定是非。 第一，“五四”期间北京大学教授们把四川的一位姓吴的学者“打倒孔家店”加以放大。1966年10月，北京大学红卫兵开赴山东曲阜开誓师大会、游行、推翻墓碑、烧掉“万世师表”匾，惨无人道地把孔子墓掘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在1966年11月再次开赴山东曲阜，挖了不少的孔子70几代孙的坟。中国旁边一个4800万的小国，听到这个悲惨消息后，发出了“时代最牛音”：“孔子是我们韩国人”，然后说老子也是韩国人，西施也是韩国人，姜太公也是韩国人，最后说中秋节、端午节也是韩国的……。这当然是韩国民族主义在作怪。胡锦涛主席在8年前突破种种迷雾，宣布在世界各地建立100所孔子学院。国家汉办宣布：2011年孔子学院在全世界有400多所，孔子学堂300多所，再过五年可以达到1000所。可以说，如果中国没有找出一种代表性的文化编码，西方就会丧失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识别和差异性文化价值区分。 第二是北大胡适博士提出的“全盘西化”或“充分现代化”。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又说：“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无论什么文化，凡可以使我们起死回生，返老还童的，都可以充分采用，都应该充分收受。”百年来全盘西化带来的误区越来越严重，起码不止一个博士跟我说，当今中国被殖民是硬道理，何以见得？他说，香港被英殖民富了，澳大利亚被葡萄牙人殖民富了。我说越南人被法殖民富了吗？印度被英殖民富了吗？非洲被美殖民富了吗？我认为应该否弃全盘西化，坚持“半盘西化”：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文化对话化，宗教化解冲突化，这才是走“中国模式”的现代性道路。 第三是百年迷雾当中的废除汉字，提出者北大钱玄同教授。如果我们废除了汉字，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拼音文字的手机、电脑、出版物、报纸、图书，那就意味着中国古代文献一夜失效，中华民族文化精神遭到自宫。经过百年文化虚无主义之后，人们完全可能除了全盘西化以外，终于在废除汉字后只能听懂的两个人，一个是赵本山，一个是小沈阳，他们通过《卖拐》、《忽悠》一直到《不差钱》，让中华民族从8分钟的小品中体悟了“欺骗”二字。北大王选教授终止了这场百年的闹剧，没有王选，今天的手机、电脑、图书、电视将全都是英文书或拼音。还有季羡林先生在1980年代初说了两句话：“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一时间几个大报整版批评他，一位教授公然在文章上说这位“留德十年”的理性主义者已变成一个算命先生。我问季老为什么要这么说“三十年河东”？他说，我反对那种文化自卑主义、文化失败主义和文化不自信主义，所以我给中国崛起30年时间。时间过去30年，中国GDP成了世界第二位，中国从全世界第76名的GDP变成了第二位。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中国文化精神再也不能虚无主义化，中国文化精神核心价值必须再确立！ 四 汉语危机阻扰文化强国进程 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3.6%受访者认为国人汉语应用水平下降，69.1%的人希望推广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50.6%的人认为要让汉语水平成为人才招聘的参考依据。这一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汉语危机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6] 从历史上看，世界五大文明发源中的其他4种文字，即埃及圣书、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美洲的玛雅文、印度梵文都先后退出社会舞台而进入历史博物馆，尽管梵文今天仍被学者所研究，但已不再可能像汉字这样在当代社会中长寿而广泛运用。汉字这“东方魔块”所具有的古老生命，打破了《圣经》中上帝变乱天下人言语而阻止建成“巴比伦塔”的“神话”，并在人类进入第3个千纪年时，显示出日益强健的生命力。 所谓“汉字文化圈”，即以汉字为中心进行文化交流的话语体系，并在广泛的文化传播影响他国并发展出以同一个表记法的文化带。可以说，从中国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东南亚诸国，用文字连结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虽然多数国家后来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依然有着汉字的影响和痕迹存在。 国际争端中，东海和南海危机表征的汉字文化圈失效；就国内而言，多年来在强烈的西化情绪中，在国家教育制度和人才政策中，英语的重要性被空前夸大，而且在体制中被日益固化。加之，舆论的渲染传播和留学热的持续升温，使得英语成为中国当代教育中的高杆，左右着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视线，所有不同专业的学生都将外语看成头等大事，大学四年将近有三分之一时间花费在英语的应试学习上。而硕士博士花在英文上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本专业学习的时间，使得近十年中国研究生水平滑坡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 这种明显的“英语压倒汉语”的状况仍在被人炒作固化，英语仍在进一步被神化，一大批术有专精的优秀人才被英语考试的高门槛堵在门外。正如有人所说：“英语已然成为第一阶级语言，汉语似乎已沦落为第二阶级语言了。学前班学英语、升学考英语，求职、考研、评职称要英语，公交车服务员讲英语，一些名牌大学倡导中文课上用英语，当公务员入门时要考，企业招聘要考，评定工程师、政工师、高工等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还得考英语”。可以说，中国的多种晋级考试中，都将英语而不是汉语的语言水平作为筛选的重要尺度来衡量人才，英文考试似乎成为当代中国的考场中的“新八股”，担当着“新科举”的重任。 我不反对学英语，多学一门语言对进入世界确实非常重要，但是有个母语和外语的学习尺度问题。如果是以英语为重来作为我们的高考、硕考、博考惟一的衡量标准——专业或母语再好，只要英语没过就都算不合格的话，那将是遗害无穷的。对英语的过分强调，则表达了一种对母语的不自信，对专业素质的考试性歧视，同时还表现出当下教育制度的严重西化。这种按西方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法来要求人文科学和艺术科学的做法，其危害程度在未来岁月中将会显现为人才断根、专业深度消逝、母语自卑主义等。说到底，英语至多能作为一国文化教育的第二衡量标准，母语和专业才是真正第一位的。 汉语危机不仅仅体现在高教制度层面，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层面：电脑时代提笔忘字，汉字书写能力下降；网络和微博语言的随意性和个体性使得汉语出现不规范化和粗鄙化现象；有的人喜欢说洋泾浜英语或不中不洋的话；而且由于文言文在公共空间被边缘化，传统文化传承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很多学生行文逻辑性差，错别字多，语句不通顺，写通知写请假条都不知如何下手，更别提写毛笔和欣赏书法了。 往深一层看，20世纪中国文化虚无主义思潮中，出现了“废除汉字论”，使得汉语由神性存在进入到罪性的存在。汉字的原初产生具有神性的光辉。相传黄帝时“其史仓颉，又象鸟迹，始作文字”。《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淮南子•本经》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叙画之源流》中也说：“颉有四目，仰观天象。因俪乌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创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 之所以有“天雨粟，鬼夜哭”之说，恐怕与先民震慑于无与伦比的文字创造所闪烁出来的物质与精神天人合一的神秘紧密相关。 文字进入大一统中国受到王权思想的支配。文字权力使得“立言”终于同“立德”、“立功”一起，成为超越时间空间、挣脱历史羁绊的“三不朽”。只有文字可以为瞬间飘忽的思想铸造不朽的铭词，同样，也只有文字才会引来思想的罪名并招致杀身之祸。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西风东渐，全盘西化的呼声在20世纪中国不断高涨。于是，谭嗣同号召“尽改象形文字(按，即汉字)为谐声(按，即拼音文字)”，蔡元培认为：“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地改用拉丁字母了。”钱玄同宣布:“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改用拼音是治本的办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办法。……治本法实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因而要“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陈独秀也说：“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鲁迅认为，“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而结论似乎是汉字已经过时，必须以拼音文字取而代之。于是，汉字从神性、王性的高峰坠入以汉字为罪恶、为落后可耻的文化心态中。于是，汉字从神性、王性的高峰坠入以汉字为罪恶、为落后可耻的文化心态中。汉字简化在后殖民主义语域中沉重地开始了，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仍然有人因汉字难以输入电脑而判定汉字与电子信息时代无缘。孰料在王选教授发明汉字电脑化以后，事实恰与此论相反。 其实，废除汉字最早提出者是日本人。前岛密于1866年12月，向日本的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了《汉字废止之议》：“支那人多地广之一帝国，如此萎靡不振，其民众野蛮未开化，受西洋诸国之污辱，乃因其受象形文字之毒，不知普及教育法之故。废止汉字，并不是要把汉字输入之词语全部废止，只求把那些词语用假名记录而已。不废汉字，只会造就支那魂，而缺乏大和魂。”[7]这已将文字的兴废与民族魂连在一起了。这种跟着日本人说的“废除汉字论”，危害不小！ 汉语思想是汉语精华的体现，也是中华文化的集中展现。[8]汉语思想是用母语思考祖国的现实与未来，母语思想是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的统一。我从不否定外语思维，而且在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还需要大量的翻译拿来。如今，在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种族主义、原教旨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阴云笼罩的世界上，曾经辉煌无比的汉字文化圈早已名存实亡，被英美文化和周边国家文化挤压得已经四面楚歌，中国能否成功“再中国化”，重振汉字文化和文化中国？！ 可喜的是，西方近年来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汉语热”，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在选择“外语”专业方向时，相当多的学生选择了“汉语”。而中国各大学的对外汉语中心的外国留学生也人满为患，蔚为大观。 在我看来，汉语危机本质上是西方文化霸权导致的东方文化危机，汉语危机的消除，是东方文化振兴的前提，更是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再中国化”中重建汉字文化圈，才能使国人对汉语有文化自觉和汉语自信，才能使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态平等对话之途。 五 大国文化战略与文化领导权 当代世界对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中国面临多重危机。美国文化、快餐文化导致的整个社会群体急功近利、麦当劳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消极影响。欧洲文化的整体复兴，德国、法国文化扩张或侵略更具有主动意识。在我看来，当今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确实很软，所以文化强国提的非常及时，是一个文化战略。我说一个数据，我辛辛苦苦做了将近半年，作出英、法、德、意、西班牙、俄文六种文字，在20世纪1900年到2000年，中华民族究竟翻译了多少？100680多册。我做了一个反向研究，西方诸强列国，20世纪翻译了中华民族多少著作，800多部。新闻出版总署出得出的结论跟我一样，而《中国出版年鉴》数据表明这一状况近年来仍很严重。[9]我们太了解西方了，而西方对中华民族完全是隔膜的，所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黄祸论”不绝于耳，不断地出现，什么原因？就在于各位没有真正把中国思想和西方平等对话。中国目前处于被动应战的多重危机中。 西方通过全球化让世界变成“地球村”，中国崛起让西方霸权日益变小。新世纪中国文化战略的重要核心在于：发现东方，文化输出！我们必得注意国家形象在国际化语境上的“水桶定律”——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引申开来，任何一个国家文化的对外形象面临的共同问题，即构成国家形象大国形象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而劣势部分往往决定整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水平。 大国形象包含四重形象，经济形象，政治形象，军事形象，文化形象。中国形象中的经济形象是辉煌的，政治形象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国家的信任，军事形象也正在崛起和获得认同，但是文化形象却处于不利之境。可以说，大幅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建立中国文化战略话语，强化东方强国的文化软实力，迫在眉睫。 东亚文化局势日益紧张，成为当今世界最不稳定、最具冲突地区时。联合国发出警告：全球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突出现象为三个1％。一是自杀率1%[10]；二是艾滋病得病率1%；[11]三是精神分裂得病率[12]1%。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世界已经被技术削平，成为一个平坦的世界[13]。数字已经说明：美国所倡导的这种西化现代技术化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使全球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人类精神文化生态出了严重问题：文化贫嘴化，生命缺钙化，价值空洞化，精神低俗化。中国在物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坚持精神现代化。 欧洲现代文化战略——三争文化丛林法则：人与人之间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间是战争！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不断，世界国家不断碎化为200多国家。美国后现代文化战略——三片文化的世界播撒：大片、薯片、芯片。大片控制了我们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14] 中国文化应提出三和文化： 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15]中国文化战略长期缺席的危险！中国三和文明应成为西方三争三片文明的重要补充。中国文化战略应该对西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文化的纠偏和启示。 近几十年来，中国四大发明屡屡受到挑战：韩国1966年发现了《无垢净光大托尼经》，竟然据此否定中华民族为雕版印刷的原创国。韩国一位女博士到法国发现一本1377年的活字印刷书《直指》，进而要直接否定毕昇的活字印刷。印度哥沙伊否定中国蔡伦造纸，认为他们印度比中国提前了374年造出了纸。日本考古神手藤村新一长期28年作伪，将日本的历史从3万年延长到了70万年。[16]如此蚕食中国文化的文化战争，不得不重视！ 我们再看看中华民族遭遇的问题域：1985年日本东京大学一位学者提出，中华民族、中国应该在20年以后成为世界的强国，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他终止这个强国进程，那就是《七国论》。李登辉曾出版一本书叫《台湾的主张》，[17]在海外影响比较大。他在其书的第七章中明确地提出“七国论”：“希望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实际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7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7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18]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7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 从以上资料可知，李登辉的“七国论”是反华和分裂势力的一次整合和显现，并非李登辉一人所为，以上提到的三个人都与李登辉有瓜葛。[19]可见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前苏联就是一个第二大国被撕裂为五个国家，普京宣布俄罗斯已经放弃了作为一个大国的姿态，因为其GDP只有中国的1/7了。 六 文化创新与反妖魔化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形象正被日益妖魔化：“黄祸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如缕。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加以污蔑和有意误读。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美国军方把前面那四个字翻译成“把爪子和自己的利齿藏起来，适机反扑”，把中国的龙翻译成“中国恐龙”，或“中国蜥蜴”。当中国的文化如果不再努力的话，形象的妖魔化肯定不可收拾。“美国之音”美国主持人卡夫蒂辱华言论，他说中华民族、中国人是一个很卑鄙、劣等的民族；法国在埃菲尔铁塔上2008年奥运之前张挂巨型张贴画，上面是脚铐、手镣，说中国是专制独裁。韩国的一个巨大商业招贴画，把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成一匹狼。日本一本《中国入门》发行量居然占人口的2/3，里面及其恶毒的漫画，把中国的计划生育、中国的选民制度、中国的养老制度、中国的医疗、中国的教育都丑化了，使得西方已经不能真正、理性的看待一个强大起来的国家。英国撒切尔夫人更加厉害，她三年前说了一席话，让我们永远记住的话：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可以推进自己权力、削弱西方国家，具有国际播撒性的学说。今天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即使中国的巨大经济崛起，充其量也只是一个物质生产大国，在精神文化创新输出上，是一个无须重视的小国。 中国今天在世界银行的估算中已经崛起了。有人认为富国就是大国，富人就是贵人。我想说，富人离贵人差得十万八千里，富国离大国差得更远。[20]而且历史上中华民族在最富的时候，就是它灾难来临的时候。富国一定要走向强国，前提是必须要创新，要有民族精神和文化自信。清点20世纪全盘四化导致我们的文学没有获诺贝尔奖，建筑全盘西化，音乐在亚洲居然排第六，印度第一，日本第二，泰国第三。美术全盘西化。 文化创新是变得非常的重要。我们如果是完全白手起家，从零开始，中华民族永远跟不上我们只能在世世代代坚定的、和谐的文化当中去发现东方文化输出、创新，未来世界谁都不敢打核大战，我认为中华民族和谐思想可以让人类共享。 文化创新遭遇的一个强敌就是中国的文化失败主义，这是对内而言。对外而言，中国文化形象模糊不清，甚至危险可怖。内部的虚空与外部的游移不定是中国最大的文化安全问题。文化创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态世界，阳光与雨露，内部的协调和团结，外部的蒸蒸朝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新的文明时代将是一个后传统的时代，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比如和合文化等观念依然对这个世界产生重要的精神作用。中国的文化创新也必将迎来一个崭新的开始。随着太空文明时代的逐步发展，随着文化世界观的逐步拓展，中国文化艺术将走向健康的发展道路，从体系创新、范畴创新、艺术创新，到文学创新。中国文学批评是文化创新的窗口，时代给中国的最大的使命就是建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 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必得在文化创新中向海外输出传播中国文化，以避免文化冲突升级而导致文化战争，并在国内学术界和国际文化领域寻求双重对话，将20世纪的“全盘西化”转化为21世纪“中西互体互用”。 中国文化可持续输出，已然关系到大国文化安全。前沿学术对话可呈现当代中国思想变迁踪迹：无论是从经济上清理跨国资本运作与文化霸权的关系，还是从文化上看数码复制时代的精神世俗化平面化问题；无论是厘清美国全球化时代正在走向衰竭，还是提出应该尊重中国在亚洲具有的独特文化意义——东亚的现代性中价值观与信仰、社会机构与语言节日，都意在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败坏国家精神。 当今世界正在兴起一种“回归经典”的文化大潮。中国文化学者应该在回归经典中“守正创新”，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实现“精神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向人类共同高度出发，坚持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使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将在坚持十六字精神：“发现东方、回归经典、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基点上，进行可持续的文化自我更新，进而走向绿色生态文化，知识创生文化。 根据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二十一世纪不再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塑造，中国在走向强大过程中，将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并创造出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中国模式。文化定输赢，和谐救人类！在世界文化大转型的时代节点上，中国文化应该扬弃其僵化的元素，发扬其美丽的生态文化精神，为人类的幸福指数做出自己的贡献！ 中国崛起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西方世界开始吸收中国经验智慧。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文化定输赢，和谐救人类！ 注释： [1]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凤凰周刊》2006年第16期。 [2]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Huntington)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新华出版2010年版。 [3]戴旭著《C型包围》，文汇出版社，2010年版。 [4]王岳川、胡淼森著《文化战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王岳川著《大学中庸讲演录》，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 [6]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由于使用拼音发手机短信及电脑打字正在取代拥有数千年传统的一笔一画汉字书写，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不记得如何用笔书写汉字。”见2010年7月26日《解放日报》。 [7]李庆著《日本汉学史》第1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2004年版，第106页 [8]陶器上出现的汉字刻画符号最早。距今八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出现了磁山、斐李岗文化，在斐李岗出土的手制陶瓷上，发现不少这种符号，表达了先民们的社会交际功能、记事功能与图案装饰功能的混沌结合。可以说，陶器符号是汉字的雏形。纸发明以前人们采用结绳来记事，后又在龟甲兽骨上刻辞（甲骨文）来记事。青铜产生后在其上铸刻铭义就是“金文”或“钟鼎文”，其后，随着书写和阅读量的增大，人们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为竹木简，宽厚的竹木片称之为“牍”，也有将字写在丝织嫌帛上（帛书），而刻于石头上的文字则称刻石。 [9]2006年《中国出版年鉴》数据表明：2004年，我国从美国引进图书版权4068种，输出14种；2005年，对美版权贸易逆差是24：4000，超过了百比一。 [10]目前自杀是第五大死因，而在15岁到34岁死亡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参见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联合国政策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署在《自杀的预防》（2002年）中指出，“自杀是全球的一大悲剧，每年至少有500000人死于自杀，然而由于自杀在所有国家严重地漏报，所以实际上的数量肯定更高，估计高达120万，自杀不仅是北半球高度工业化、富有国家的一大问题，也是南北两个半球的大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杀可发生在所有年龄和所有社会阶层。”“目前的大多数国家，自杀已是所有致死的十大原因之一，而且在青年人中是致死的主因。在一些国家，自杀是30岁以下年龄段人口的主要死因，在很多国家，自杀死亡人数比车祸意外死亡的人数多得多。”沈闰州在《自杀干预：为了每年28万条生命》（《半月谈》2004年第11期）的报道指出，中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占全国全部死亡人数的3.6%。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即全国75%的自杀发生在农村。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而发达国家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每年自杀发生率超过20/10万以上，为高自杀率国家，中国已经成为高自杀率国家。其他高自杀率的国家还有日本、韩国等。吊诡的是，这些自杀率高的国家却都是浸淫东方文化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正是东方文化遭遇现代化之后无根的表现，人们在自杀中再也完不成伸张正义、实现自己价值的辉煌壮举，而是成为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的牺牲品。 [11]艾滋病1981年发现，到1988年，不到7年时间，艾滋病发病率就从5例上升到6万例，蔓延123个国家爱和地区，可见艾滋病来势凶猛。据相关统计，艾滋病（HIV）平均流行率1.1%，最高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7.2%，其他地区在0.1%-7%不等。根据2006年11月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3950万。2008年，亚洲艾滋病委员会（Commission on AIDS in Asia）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再看亚洲艾滋病》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目前亚洲有约5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每年有44万艾滋病人死亡。如果这一发展趋势不能有效遏制，到2020年亚洲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将增加800万人，总感染人数达到目前的2.5倍，每年将有50万人死亡。2009年11月24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上海公布《2009年艾滋病流行报告》和《2010年艾滋病防治前景展望》，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大约3340万艾滋病感染者，其中去年新增感染者270万人，200万人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艾滋病流行至今，全球累计大约已有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累计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 [12]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1年发布的《精神卫生：新理解，新希望》（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1: mental health : new understanding, new hope），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为全球第四大病症，到2020年将成为第二大病症，仅次于心脏病。目前全世界共约有4.5亿各类精神和脑部疾病患者，每4个人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段产生某种精神障碍。全世界目前大约有1亿2000万人患有抑郁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率只有9.5%，90%以上的人处于不健康或者亚健康心理状态。 [13]（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14]王岳川著《文化输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5]王岳川著《发现东方》（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6]王岳川著《发现东方》（初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 [17]李登辉著《台湾的主张》（2005年版），公然将台湾定义为“中华民国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同时建议中国扬弃“大中华主义”，即一分为七，将中国分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华南、华北、东北等七区，依各地特性竞争发展并维持安定。 [18]参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 [19]《和平七雄论》对李登辉影响最明显。李登辉曾向日本资深新闻工作者深田佑介、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施乐等多人热烈推荐。不少台湾党政首长，包括处理两岸事务的官员，都由李登辉亲自赠予该书，并要求他们详读、精读。 [20]英国《旁观者》说：“富豪可能有能力买一所豪宅，但在世界的第一张圆桌边上，钱却不易买到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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