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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思潮与东方生态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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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549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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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高歌猛进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伴随着它的副产品——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正当现代性处于无可置疑的王者地位之时，后现代思潮风起云涌，一种崭新的理论视角被思想家们发掘出来，这就是生态文化思潮。生态文化思潮反思现代性的各类弊端，强调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在现代性危机面前，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文化观，用以观照人类与世界的关系。在当代深生态学的视野和精神生态的视野的双重关照下，古代东方文化的精神生态价值越来越显示其独特的思想价值。独特的“三和”文明观和生态文明观成为新时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日益彰显其对未来的人文价值与生态意义。因此，发出中国的声音并成为世界性的声音必将有助于世界整体文化的和谐发展。
一、社会现代化与精神生态化
有一种说法，前现代的农耕时代是“经验的时代”，所以人们总是面向过去的事实总结今天的经验；现代的工业社会是“体验的时代”，人们用理论和经验总结并预知近期将要发生的事；后现代的后工业社会是“理论超前的时代”，人们用新的理论来展望和预言自己未来的生活状况。于是，歌德在前工业社会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终于在后现代被改写为“理论之树常青，而生活之树是灰色的”。后现代性超越了现代性而成为一种长期的预测，似乎未来世界是由观念理论引导的。
1、盲目追新的赶超话语及其弊端
西方已经走向了“理论常青的时代”，而当代中国正处于“生命体验的时代”，于是，升级、拓宽、突破、超越、扩展、身体感，就成为这代人的精神轨迹。今天的青年人成为了从旧的“经验时代”蜕变出来又仰望着“理论时代”的中间人，他们从生活话语方式、日常行为模式、当下时尚态度中，将生活娱乐化、文化流星化、生命肉身化、精神平面化。于是在一种“新新人类”的日常生活化中，改变着东方人的想象、城市的色彩和气质、周边的环境和思维演变。
新世纪中国正走向“新四化”之路：工业化（世界各国工业化产品廉价劳动力的中国生产基地），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 数据表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共有132个城市，2009年中国已经扩展到700多个城市。]升级化（不断抛弃旧有的存在方式升级到新的台阶），生态化（在自然科学生态化中开始注意精神的生态状态）。“追新”成为从前现代过渡到后现代的时代标志，集中表现在“升级化”上：电脑在升级，病毒也在升级；邮箱在升级，垃圾邮件也在升级；游戏在升级，黑客也在升级；消费主义在升级，恐怖主义也在升级；身体在时尚升级（暴走、街舞、纹身），精神却在降级（疯病、自杀率、酗酒、下半身写作）；肉体在人造升级（色发、减肥、整容），灵魂却在沉睡中降级；上学读书学费在升级，大学教学质量却在降级；留学热在升级，海归却在贬值中降级；自然科学在三流中争取全球化中的二流，而人文科学的一流却在颓败中成为三流；生活方式在多元升级，精神生态却在颓败降级……[ “精神”一词语出《庄子》。庄子认为：“精神四达并流，无所不极，上际于天，下蟠于地，化育万物”（《庄子•刻意》），而远离躁动的虚静是精神完满之本：“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然而，今天这种精神已经日渐稀薄了。]
从社会学角度看，当前的“升级”现象，源于中国正在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其中明显的标志是：在全球化中城市在扩大，生活方式发生着巨大改变，城市和乡村的边界在软化中逐渐消失。如何使升级不成为一种外在的无根的形式，使生命不成为没有价值含金量的转瞬过渡，而是真正实现人的精神和存在的生态平衡，我们还必须往深里思深里想。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第三世界的城市不得不扩。城市空间与人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紧密相关。按照社会学的说法，现代化有多项指标，中国只在人均寿命达到70岁这一点上合乎要求，其中另一项——城市人口占全体人口的60%以上，中国还没有达到。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农村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50.32%，城市人口占全部总人口的49.68%，离60%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未来的社会图景必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迁徙。如今政府已着手推动自由户口迁徙，部分地区已经开始试点，如果完全实现，那么到时候任何人只要想到北京定居都完全合法和可能。这样，我们就面临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无穷的膨胀，而其他乡村逐渐萎缩的局面。这种膨胀过程中，不仅仅可以看到建筑空间扩大升级问题，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城乡双向价值碰撞问题：一方面，小城市农村人口向大城市迈进，所带来的烙印般的前现代乡村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遭遇到了城市的多元生活方式的碰撞和冲击。由于农业社会在人类发展中必须转向工业社会，而在这转型中农民处于社会权力的末端而无力消费。加上城市下岗职工增加导致城市购买力下降，城乡恶性循环，拉不动的内需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可以说候鸟性的“民工潮”不仅仅是农业的危机，更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危机的表征。另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口大量向海外迁徙，又遭受到西方和东方文化断裂的冲击。所以这个迁徙就变成了一个非规律性又合规律性的过程。非规律性就是，有钱就可以迁徙，而合规律性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中国的社会学家、建筑学家、艺术家，能为从农村到城市，从西部到中东部，从前现代到现代都市，现代城市向后现代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大多数的人向海外迁徙，做出怎样的解释呢？西部作家张贤亮有一个重要的创意，他发现黄河文明被很多人遗忘了。于是，他开始“卖黄河”。他说西部卖的是“荒凉”、“苍凉”，是卖一种理念。而张贤亮卖黄河的理念是用小水晶瓶装一瓶流经甘肃、宁夏的黄河水。他并没有出卖黄河，黄河还在奔腾不息。但是带着这瓶水走的人，带走的是一种观念——带走了黄河作为母亲河的精神。这就是一种“理念先行”。
观念的变化和升级的阵痛以及所造成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断裂所导致的“文化失根”，将在半个世纪内持续震撼中国人的心灵。经济发展是乐观的，昨天的郊区变成了今天的城市，今天的郊区将变成明天的城市。根据目前发展的趋势，小城镇的城市化将进一步扩大，从古代开始，“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这一永远把农民固滞在土地上的方式，在今天随着户口制的改变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尽管在现代化的城市变化中，所有迁徙者都遭遇到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冲击和调整，同时随着这种迁徙，人们的艺术审美的方式和人栖居的方式同样将发生诸多变化。
在一个多世纪的落后中，醒悟了的中国民间层和精英层懂得了“赶超”话语，于是过速超速拓展和无所谓信仰的升级中，不期然地面对了两个严重现状：一是农民的文化断根问题，另一个是“新中产阶级”白领的虚假幸福意识。
可以说，农民离乡离土进入城市网络神经，其个体人格、尊严、价值并没有受到相应的“升级”尊重。人们往往把他们看成是“劣等族群”，一种“非我族类”的“盲流”，农民处于社会权力的末端而无力进入真正的话语层，这样形成的问题是农民群体对城市群体的阶层式的仇视。当“向往”与“仇视”混为一体时，社会该怎样去理解他们？每年春节都使大批农民工像候鸟一样迁徙回内地家园，但是春节过后，又从内地迁徙到沿海。中国就在这种流徙当中加大了铁路、公路以及饮食业的负担。这一离乡离土的迁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乡土社会解体、家族中心丧失、集体理性转换为个人本位主义的合法性开始。
另一个现状是，新中产阶级白领层，感到城市扩大而住房越来越缺乏“诗意栖居”意味，于是到农村郊区修别墅成风。别墅升级得越大，自身也越空洞幽闭，出现了人的肉身安顿在巨大的建筑空间中，却找不到精神归宿之所的现象。在失去意义中丧失信仰的生活使得金钱直接成为当代人的信仰，在金钱位数的升级同时不断地感到离具有超越意义的幸福越来越远。美国社会学家C.怀特•米尔斯认为：文化断根造就了这批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私有财产与地位的脱节又促进了他们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虚假意识”。与以往阶级不同，新中产白领以没有统一的方向和“政治冷漠”自成一类。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流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韦伯语）——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犹如徘徊于美梦与梦魇之间的梦游人。[ 参见(美) 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著《白领 美国的中产阶级》，杨小东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当代各阶层人士，相当一部分人说不出自己究竟是否幸福，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居无所在的人有失去家园的不幸，深居大屋也有失去生活感觉的不幸。那么，幸福生活怎样才可能？是不是在“升级”想象中房子越大钱越多就一定越幸福？这种幸福的匮乏状态，抵达了一个重大问题——“消费主义”。[ 参见(法) 波德里亚著《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消费主义生成了一种据为己有意识，永远获取最好的商品，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世俗享受据为己有。然而，消费主义具有双重欺骗性。人们过去重幸福，现在谈自由。似乎如今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路。只要有钱就可以选择任何属于自己购买力和升级力的物品，而使自己的生活同样升级；似乎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就完全解决了自由。
事实并非如此。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在关于福利和幸福的承诺中，设置着习焉不察的虚假命题。消费主义的欺骗在于：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其另一欺骗性在于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这样，自由事实上被降格为了消费，它藐视了“自我实现原则”。作为人而言的自我实现，并非物质就可以满足的。物质满足仅仅是最基本的层次，而精神满足、身份满足和价值实现的满足更为不易。当代不少人的精神疯狂不是根源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精神的空洞化和价值基因的稀释化。
不妨说，在“升级”中价值本体论正悄悄发生着变化。人的本体论加速了转型的进程：从最早的自然本体论（金、木、水、土、火构成宇宙的元素），到神性本体论（上帝、神），到17、18世纪的“理性”本体论，再到19世纪的“意志”本体论，到20世纪的“欲望”本体论，人类确实经历了五个本体论转换。[ 参见王岳川著《艺术本体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转换到欲望本体论以后，不管是弗洛伊德的个体无意识还是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是杰姆逊的政治无意识，都说明了一点，下半身写作肯定会走向历史的前台，人类将越来越获得肉身的解放。这意味着，欲望的解放和肉身的满足，正在成为精神溃败以后的当下显在话语。
今天，这样的当下呈现在眼前：当代科技、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使当代人的感知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交流方式、身体权利、生死问题、虚拟空间和普世伦理发生了重大的断裂和出位，人们不再说文革时的“官话”和“套话”，但在经济动力下说“黑话”、“糙话”。今天的“网络化”的语言粗俗以及“闪族”的不期而至，使得当代图景更为扑溯迷离。这种青春身体感，代表了对传统的完全扬弃和对自己另类自由生活的无边张扬。今天的升级时代，庞大的教育机构和艺术文化机制，已经很难阻挡青年人的所做所想，因为他们坚信两条：一是另类自由，二是无边自由。
2、从“升级”到“超越”的精神生态转型
面对“升级”时代，我们不仅应在世界巨大变化中感到时代前行的脚步，也应在精神生态平衡中看到未来世界整体图景。在现代化与农村问题没有真正互动之前，在城乡矛盾激化没有得到认真重视之前，仅仅谈论城市新新人类的身体感“升级”现象是不够的。只有一个民族和谐发展，一个国家均衡发展，城乡矛盾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途径，在身体感时尚感升级的同时，精神也获得升级的勃勃生机，这样的“灵肉升级”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才具有当代精神生态平衡的价值依据。
今天，我们有种非常简单的观察视角，叫做“单维时间观”。这个单维时间观是西方人教给我们的：即人类文明的发展是沿着传统、现代到后现代的方向发展的。现代比传统要高明，后现代有可能超越现代。在我看来，“今天比昨天好，未来比今天好”，是西方的“弥赛亚救世主义”所带来的一种典型的“时间决定论”，这里将东方的极为珍贵的“境界论”思想给间接抹煞掉了。[ 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参见冯友兰著《新原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在我看来，人类精神文化有两种价值形成的“文化纵横轴”。一是横轴所包含的过去－现在－未来，也可以称为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时间之轴”，在这一轴上，传统比不上现代，现代比不上后现代，后现代当然比不上后后什么现代。但在文化问题上，我们更要注意另一纵轴——“境界之轴”：底层的是日常生活境界，中层的是艺术境界，最高层的是思想人格境界。这两个轴构成一个精神十字架，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时间横轴和境界纵轴上放置中国文化。
底层的是日常生活境界，尽管这一层对生活非常关键，人吃饭是为工作，但工作绝对不是为了吃饭，遗憾的是，今天不少人就在这个界层安身立命而不思进取了。
中层境界是艺术境界。比如古人弹琴，沐浴焚香，口诵敬词，心无旁骛，琴心合一，弹出至妙之音。《红楼梦》中写到，妙玉经过潇湘馆，听到黛玉弹琴。妙玉听黛玉的琴音突然主弦断了，就拉着宝玉的手说：赶紧走。宝玉何其聪明之人，竟在妙玉面前似蠢夫，问：怎么了？妙玉说：此后便知。——便知什么呢？便知黛玉不久人世！[ 《红楼梦》第八十七回，黛玉抚琴低吟：“风萧萧兮秋气深，美人千里兮独沉吟。望故乡兮何处，倚栏杆兮涕沾襟。山迢迢兮水长，照轩窗兮明月光。耿耿不寐兮银河渺茫，罗衫怯怯兮风露凉。子之遭兮不自由，予之遇兮多烦忧。之子与我兮心焉相投，思古人兮俾无尤。人生斯世兮如轻尘，天上人间兮感夙因。感夙因兮不可惙，素心如何天上月。”至最后一拍时，妙玉说：“如何忽作变征之声？音韵可裂金石矣。只是太过。”宝玉道：“太过便怎么？”妙玉道：“恐不能持久。”正议论时，听得君弦蹦的一声断了。妙玉站起来连忙就走。宝玉道：“怎么样？”妙玉道：“日后自知，你也不必多说。”竟自走了。弄得宝玉满肚疑团，没精打彩的归至怡红院中，不表。]这就是命若琴弦而听琴知人。她为什么能听到这个人的命运？而在今天，当我们去听一个人弹琴，还能听到他或她的命运吗？有人在山摇地动的摇滚中只发泄着欲望和烦躁，他的琴和心已经不能合一了。今天还有这种高迈出尘的艺术境界吗？还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怀素狂草境界吗？
最高的境界是“天地”境界，即所谓“学术者，天下之公器” 。有了天地境界，人才可以免俗，才可以升到云霄之外看看天外还有天，才知道生死不过是“如来如去”、“方死方生”的潇洒。这和凡夫俗子的不怕死显然不同。大义凛然的“视死如归”和战战兢兢的“遭人宰杀”，同样是死，境界判然有别。今天能够领略天地境界的人少而又少，能够领略艺术境界的人微乎其微，能够领略日常生活境界的则比比皆是。这个时代不缺乏所谓的大众审美，缺乏的是对日常生活的穿透、审视、反思和批判。
言及于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要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为什么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代，梭罗会远离尘嚣静静地写《瓦尔登湖》，为什么米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共鸣？后现代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批判在于，现代性根本的认识论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僵化保守的，从康德开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已经被区分的很明确了，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迷恋这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用工具理性来判断价值理性，用线性的时间来界定文化的价值？
人类在时间之轴上（工具理性）耽误太久，而在境界之轴上（价值理性）又遗忘太久。文化的境界不是以是否先进、是否时髦而做出评价的，需要理性地估定文化本身的价值，而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接受“线性进步主义”的支配而堕入精神虚无之中。
3、精神生态的人文价值
没有了价值的持守，人类的精神生态危机就会加剧。今天，精神生态在这个时代日益重要，成为超越现代性弊端的重要方向。
当代西方的困惑在于，这种商业文化、海洋文化、竞争文化、斗争文化遭遇到很大的问题。最近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纪录片电影《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 2006）[ 除电影外，《难以忽视的真相》（环保志愿者译，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7年中译本）还是一本由戈尔编写之书籍的名称，这本书曾在2006年7月2日1和8月13日成为《纽约时报》的销售排行榜第一名，并在数个月后再次登上冠军之位。]触目惊心的叙述画面中，展示人类在现代性浪潮中遭到空前危机：生态危机、瘟疫层出、温室效应、南北极正在融化，文明最终在人类无止境的现实竞争和消耗资源中正走向自我毁灭。但今天的学者诗人似乎少有思想家灵魂的痛苦，自然科学中心主义将人文科学的人文关怀边缘化。
只有意识到现代性的危害，由穷奢极欲回到尊敬山体，敬畏水脉，爱护地球，和谐公平，这样人类未来才有美好的可能。今天，在全球语境中探讨人在环境危机中精神生态何以可能达到和谐的问题，不仅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成了问题，而且表明“精神生态”也成了问题。
“生态”一词本身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实践意味，它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含义更为深厚。生态哲学把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新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
总之，今天的生态文化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与对一种更加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设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
在我看来，精神生态问题是一种跨学科的人类与自然的命运考辨，是人类从反思自然生态后进而反思文化生态开始的艰辛历程。西方人在现代性问题上意识到不能再盲人瞎马了，返身而诚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被现代性所打压的传统艺术应该重新得以评估和阐释其人类心灵价值。
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真正的文化生态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冷战、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让人性更具有生命的绿色！[ Cf. Laurence Coupe(ed.): The green studies reader : 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2000.]
二、深生态学的文化张力与人类价值
1、生态文化理论的兴起
面对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作为学术史的生态文化理论的诞生于何时呢？学术界尚无定论。
“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 Okologie，英语为the ecology。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而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
188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阐述了动物植物关系演化的系统树，认为精神与物质的应该和谐统一：“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生态学是作为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学科而出现的。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现代生态学逐步把人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学关注的核心。”这一说法应是生态理论的滥觞。
一般认为，1970年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开始了生态文化的艰难历程。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晚出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旦出现就在世界上迅速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不断加强这一理论的世界化进程。西蒙•C•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认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因为视角不同而有三个不同的日期：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由威廉•罗依克特（William Ruekert）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十五年后的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以其重量级的话语权力，重新阐释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引起广泛地关注和响应，标志着生态批评学派的逐渐形成，但是还没有学派的纲领和正式理论出版物；1996年切瑞尔•格罗特菲尔蒂、哈罗德•弗罗姆编《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和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的出版，生态批评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纲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并在学术界引起深度关注与研究，并不断在辩论中走向成熟的体系构架。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生态艺术（Ecological art）生态社会学(Ecosociology)、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深生态学 (Deep ecology)等研究领域如同雨后春笋，人们在西方文论的“高原平台期”中又发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去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生态理论的基本法则，以此消除人类沙文主义僭妄的生态批评。
与其他的西方文论突显形而上理论思辨性不同，生态理论是一种直面人类现实处境的实践理论。生态批评家大都反对雅克•德里达《文字学》：“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文本中心主义看法，坚持认为：语言或文本的存在仅仅是实体世界的文化表征，并不能说明物质世界无足轻重要，文本之外的重要东西多不胜数，怎能说一无所有？贝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宣称一切尺度都是文本尺度，生态诗学则主张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种可能性，即某种被称为诗歌的文本尺度可以使我们回忆起人类最古老的知识：没有大地尺度，我们就不复存在。”生态理论反对当代理论陷入“语言唯心主义”或“文化主义”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致力于将人类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当下困境揭示出来，走出“语言的牢笼”的自我画地为牢，超越语言文本的心造幻影，关注时代的困境。
美国作家莱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在《塞来斯廷预言》和《第十种洞察力》中强调：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是物质中心化和精神边缘化的人性异化造成的，腐败源自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病症导致了人类的整体精神失衡。[ （美）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塞来斯廷预言》，唐建清等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6年版；（美）詹姆斯•莱德菲尔德著《第十种洞察力》，李松梅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8年版。]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在近400年走上了文化偏执歧途，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准，这种的严重文化偏执症，导致人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当然，这些尖锐的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如今，西方正在吸收东方文化精神而从事人类文化的新整合。换言之，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启示，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必将带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和重新寻求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的文化契机。
2、深生态学的思想拓展
生态文化理论发展,使得人们不仅注意文学与生态的表层关联,而且注意到表层下面掩盖的深层问题。[ 深生态学的其他主要倡导者有:George Sessions,Bill Deval,lAlan Drengson,Richard Sylvan,Warwick Fox,Freya Mathews,David Rothenberg。]德国学者施韦兹(Schweiter，1875—1965)和美国学者泰勒(Taylor)提出的“尊重生命”理论,将人的道德范围从有感觉能力的动物扩大到了所有生命物。美国学者莱奥波德(Aldo1eopold，1886—1948)的“大地伦理学”则将道德主体的范围从个体生命物扩大到了生态系统,大地被看成人类生存的不可毁弃的整体系统。这种系统整体意识为深生态学的诞生提供了地基,[ 深生态学来源还包括自然主义田园牧歌的文学传统、生态科学、“新物理学”、女权主义、一些基督教资源、东方的精神传统,以及海德格尔、罗伯森•杰弗斯、约翰•缪尔等对深生态学有所贡献的思想资源。]“深生态学”应运而生。
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尖锐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农业已经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里竟然含有能导致人中枢神经崩溃的疯牛病毒。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威廉•罗依克特1978年首次提出,他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文章在《衣阿华评论》1978冬季号上刊出,以“生态批评”概念明确地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1994年,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eco logical oriented criticism)。1995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了首次研讨会,会议部分论文以《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为书名正式出版(1998)。其后,生态批评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充斥文论界。学术界形成共识的是: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ecolist和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一般认为,生态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罗特费尔蒂、劳伦斯•布耶尔、乔纳森•贝特、埃里克•托德•史密斯、莫菲、多默尼克•海德等人。
“深生态学”(Deep ecology)的概念为挪威哲学家奈斯（Arne Naess）1982年首次提出，后来以访谈的形式出现在《十个方向》一书中。[ 奈斯的主要著作《生态学、社会与生活方式》（Ecology, Community and Life Style）1989年被翻译成英语。]奈斯认为，深生态学的核心是从人类精神史的深层生存视角出发提出人类何处去的关键问题。“深”与“浅”相对，意味着在人所不明或为人忽视的地方，才是真正需要拷问和挖掘的场域。[ 奈斯在论述深层生态学的体系时给出了一个结构图。图表分成4个层次：第1层次是“最高前提和生态智慧”；第2层次是“8点深层生态学平台或原则”；第3层次是“普遍规范结论和‘事实’假说”；第4层次是“具体规则或适用于具体情况的决定”。从第1层次到第4层次是“逻辑推导”，从第4层次到第1层次是“追问”。]这样“深生态学”就触及到现代性弊端中最核心的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使人在自然面前巨人化，自然从人的平等共处中剥离出来，处在被人类征服蹂躏强制的弱势地位。作为宇宙主宰的人，自感大大优越于自然，在人定胜天的狂妄中肆无忌惮不计后果地盘剥自然。自然在人类现代性的掠夺下危机四伏——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城市空气污染等。直面大难临头的世界性生态危机，使人终于认清了自己的浅薄和贪婪。深生态学呼吁切实抛弃“人高于自然”的中心主义等级观念，而提倡人与其他物种“众生平等”的观念，遏制为了个人的贪婪而将地球引向毁灭的境地，从而挽救地球生态和人类未来。唐纳德•沃斯特认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这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探讨生态问题的思路，已经成为生态文学创作者的文化共识。[ 生态思想史家沃斯特（Donald Worster）认为：在战后年代里，生态学取得了理论上的精深缜密、学术上的突出地位和资金上的完全保证，但也失去了很多内部一致性。它陷入了各分支领域的嘈杂纷争中……他们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或很广范围内，无法就世界的基本面貌达成一致意见。]
比尔•戴维尔（Bill Devall）在《深生态学》中认为：今天需要的则是将生态思维拓展到“生态智慧”中去。智慧这个词来自古希腊，它关系着伦理、准则、实践。生态智慧，或者说深生态学意味着从科学向智慧的转向。深生态学有以下特质：
一，拒斥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质疑西方伦理传统的人是万物之主的霸权观。重视资源保护与发展运动、动物权利与动物解放运动、人道主义哲学等哲学领域中的改革，并从生态学视角指出这些运动中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足，坚持应逐渐唤醒民众的生态意识。
二，深生态学基本原则和理论构想是：“深生态学的基础是构成生态意识对我们自身与自然的直觉与经验，政治以及公共政策方面的立场都从这种意识中自然而然的流淌出来”。它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则是“自我实现”与“建立在生态中心基础上的平等”。应该用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整个世界系统的价值应重估，应摆正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
三，对世界各种生命形式不分轩轾地加以认同。平等看待所有生命和自然，所有其他生命存在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既相关又相依。自然并不与人类利益相冲突，关怀自然是人类个体自我实现的一部分。
四，发展生态乌托邦理想是人类进行环境教育的重要部分。生态乌托邦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无法完全实现却让我们始终保持理想的所在，进而培养一种能够理解“自我与他人以及世界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健全人格，实现人的内在自然（心理）与外在自然的和谐。
五，对工具理性加以批判，强调用精神启蒙或艺术诗意表达的人文理性取代工具理性，从而提升生命质量和精神存在价值。
六，深生态学不是抽象理论游戏，而是要在社会文化的实践行动中发出真实的声音，人们可以通过根据深生态学理论展开实践行为而变成更加成熟健全的人。[ Eric Katz, Andrew Light, and David Rothenberg (ed.), Beneath the surface, xiii.]
3、深生态学的现实语境
其一，现代以来，人类文化遭遇到空前的精神困境。这种困境说明东西方危机的表层是人与环境的自然生态危机，而深层是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和艺术的危机。在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兴起的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后现代文化，使西方“现代性”遭到置疑。随着人类知识的空前膨胀，科技的霸权和扩张导致了现代性合法化危机。这一状况反过来深刻地规范着人类的心理机制和行为模式，导致一种反文化、反美学、反文学的极端倾向。生命的意义和艺术的深度同时消失，消费意识的渗透使自然与人类意识这两个领域日益商品化，进而，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逐渐模糊。就此，比尔•戴维尔认为：“深生态学努力发展个体、社会和所有自然之间的一种新的平衡而和谐关系。它可以从根本上满足我们的深层呼唤：忠诚于并且信任我们的直觉；勇敢的采取直接行动；怀着愉快的自信与感觉的和谐共同舞蹈，这种感觉的和谐是通过与我们身体的节奏、流水的节奏、天气和季节的变化、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过程的自发而富有游戏精神的对话而被发现的。”[ Bill Devall,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p. 7.]可以说，深生态学力图通过重新陶冶出具有生态意识的个体从事文化更新工作，从根本上铲除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的病根。
其二，人的断片化使得“精神生态”出了问题。
今天，在全球语境中探讨人在环境危机中精神生态何以可能达到和谐的问题，不仅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成了问题，而且“精神生态”也成了问题。西方现代性的世俗化图景：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比矮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人的片面发展成为时代的标识。大卫•罗森伯格解释说“真正的关联性思维会消解掉建立起关联的作为断点的实体。人不存在了，自然不存在了，只有作为最初追问力量的连续体。这样，某种特定的情感就将光明或者晦暗的影子投注在对运动的观察上，投注在一种召唤的力量上，这种力量似乎来自自然，又似乎是受到我们影响，但实际上它谁也不属于，它是看者和被看者的连接。”[ Eric Katz, Andrew Light, and David Rothenberg (ed.), Beneath the surface, p.161, 162.]事实上，人在这个片断化的时代日益片断化和异化。人们已经从前现代的线性时间观中走出来，进入现代性的当下时间，更进一步进入后现代的时间的空间化——无时间。于是文化远离了贵族化和垄断化，远离了权威性和启蒙性，进入到肉身化、独白化、自恋化、欲望化、比矮化、自贬化、消费化。如何使文化和人的精神的绿色生态化地发展，需要认真地思考和实践。
其三，深生态学是一种激进的深环境主义。
在我看来，深生态学是一种有深度的生态哲学，它在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深度关联中升华为“人类性”思考的生态智慧，这种整体性的高智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其思考的核心和根本，从而超越了西方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自然本身作为一首具体的诗歌是充满混淆的。节奏和诗节从一个时刻向另一个时刻转变。但我们永远不是只决定我们所见之物的属性。我们希望看到结构，并且决定它在那里。当我们看的时候，世界为我们提供秩序。我们并没有选择栖居地。它允许我们它里面生长繁荣。”[ Eric Katz, Andrew Light, and David Rothenberg (ed.), Beneath the surface, p. 166.]其实，这个世界无限丰富的生命现象背后有一种更为根本和深沉的生命力量存在，它是世界上一切存在物的前提。
深生态学理论家基本认同两个基本原则，“生态中心的平等原则”和“自我实现原则”。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深生态学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坚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思想，反对个体主义独立或外在于整体性。从而与整个西方传统的个人主义和个人至上相对抗。深生态学进而认为整体对个体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任何个体能够脱离开人类整体系统而存在。[ Cf. Eric Katz, Andrew Light, and David Rothenberg(ed.): Beneath the surface : critical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deep ecology,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2000.]
深生态学的平等原则具有“众生平等”的高远性，所有的生命和存在都具有不可剥夺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人类并不比任何物种高，而只是生态系统中平等的一部分。它对那种仅仅从人类利益出发对自然加以盘剥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加以坚决地抵制。同样，深生态学对人类的未来并不悲观，而是在环境危机中对前景充满乐观的理论话语。他们将生态危机与文化远景问题联系起来，力求揭示人类文化心理和制度范式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并通过深度反思来重新厘定人类文化的重量。
4、生态文化的启示与精神价值整体创新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人与动物的紧张关系中，人的这种嗜血杀戮的本性，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鼓噪，事实上已经将人与动物的和谐关系彻底扭曲，使得人不断用各种理由（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甚至艺术的理由）心安理得地从事冷漠的杀戮，进而使杀戮操作化表演化！从而丧失了人与万物同一的人性共识和基本法则。不仅如此，这种血腥感的制造者，事实上是人类中心主义虚拟的人类霸权推进者，虚幻地以为人可以处在动物物种之上，可以任意决定动物的生死，可以将自己的意志无限地强加在动物身上。人类正在滥用上帝权力的徽章，正在为人类从整个生物链条脱节埋下祸根。
需要注意的是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1964)的观点。她作为生态文学的创始人和整个生态文化和环境运动的推动者,描写自然环境的恶化,揭示生态困境问题,传播生态思想观念,对生态文学和环保运动的发展、诸多国家环境政策和发展战略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莱德菲尔德在生态美学意义上的“文化寻根”,不同于寻根文学以乡土民俗、传统民族性精神的发掘与再现为特色,而是以人类文明的回顾与前瞻为宏观构思框架,试图引导人们觉悟到作者所坚信的某种新世界观———新时代(New Age)运动的思想。因此,西方20世纪后期的寻根文学不仅是文学现象,同时也是代表着西方民间思想运动的重要文化现象。
近几十年来,西方模仿东方生活形态，出现了“慢生活主义”，而且大有风靡世界的趋势。1986年意大利作家卡罗•皮逊尼发起并带动了一股全球性的“慢生活”浪潮。1999年，第一届“慢城市国际大会”在意大利奥维托召开。“慢城市”有更多的空间和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生活速度放慢，在意大利就有30多个小城加入了“慢城市”的行列。[ 据报道，在慢城市里，有更多的空间供人们散步，有更多的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政府拿出资金补贴那些生产和销售地方美食的农庄、特色餐馆和商店。人们以时速20公里的速度驾驶汽车并决不鸣笛。慢城市的标准有：慢城市的人口总数应该不超过5万人；慢城市必须在所有的公共设施和尽可能多的私人设施上张贴“蜗牛”标识，以直观形式主义倡导“慢生活”理念； 慢城市必须限制汽车的使用，汽车在城市街道行驶速度不得超过20km/h；慢城市必须有一个噪声管理系统，广告牌和霓虹灯要尽可能得少；慢城市必须有一套环保的城市污水生态处理系统；慢城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必须保证城市的个性，特别是保护具有地区象征性意义的产品；慢城市必须定期接受“慢城市国际协会”的检查，以保证上述指标被严格执行。]近年来,美国的“慢学校”开始出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马丁•路德•金学校就是代表。在这所学校没有拼命的竞争，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所谓的竞争机制，授课时间和课程的安排都按照学生的需要来设置。于是，人们慢慢地运动，慢慢地呼吸，慢慢地吃东西，慢慢地聆听，慢条斯理地工作，温婉地交际，怡然自得，慢慢地享受生活，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日本科学家江本胜有一本《水知道答案》，我读了，很震惊。他作了一个实验：放置一杯水，然后播放极为纯美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音乐，然后将这杯水拿去用仪器透视，发现水分子呈现出极其辉煌亮丽、美妙绝伦的分子结构，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同样，把这杯水放到重金属摇滚的嘈杂刺耳声音中，水分子的结构发生了类似癌变的分子结构变化。我们都知道，人体70％都是水，进入反生态的噪音中，怎能不产生癌细胞呢？同样，非艺术成为喧宾夺主的政治波普，真正的艺术就成了病态的艺术。美国的艺术家短命的不少。正是美国的高速度、高消费、高噪音、高脂肪、高肥胖导致了全球人丧失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如今，自然生态观使得西方人将其引入人文价值领域，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人类从战胜自然乖戾中，开始学会尊重自然和人性。中西传统文化是大抵遵从“天人合一”中的中庸和谐之美，所以不管是古希腊的文化还是先秦的文化精神，都对中庸之道的生态和谐精神加以提倡。西方古希腊有着“中庸”思想：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他的《金言》中说：“一切事情，中庸是最好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动摇不定的灵魂，是既不稳定又不愉快的”；苏格拉底讨论过“中道”问题，柏拉图认为需要“中”的原则，以论证绝对精确的真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中庸”作深入分析说：中庸在过度和不及之间，在两种恶事之间。在感受和行为中都有不及和超越应有的限度，德行则寻求和选取中间。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亚里士多德著《尼各马可伦理学》，II，6，1107a1-7。]可以说，孔子、子思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中道”观点上志趣相近、不谋而合，决定了中庸在中西古典伦理思想中的核心地位，更影响了中西方世界两千年来的发展进程。
然而，现代性的二元对立违背了中庸 “一分为三”的多元精神，现代性艺术成为了“反抗”的艺术时，西方艺术已然变“丑”。生态美学呼吁，今日世界不需要用“审美性”的现代性去反抗“制度性”的现代性，而是用生态平衡去要求人的精神生态平衡。现代性出现了“异化”制度性的断裂，导致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精神性的断裂，只有通过生态文化的调理，才可以避免重蹈覆辙，而寻找人类文化身份的重建之路。
西方艺术家和美学家近些年来大力提倡生态美学，这一方面有对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众多问题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有对艺术中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过多的卑污和血腥的抵制。这种生态美学在全球播撒，得到了人们普遍认同。正如哈佛大学布伊尔教授所说：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生态文化与艺术是人类面对生态灾难之后的文学反思，是文学艺术家对人类在地球的地位的重新定位，是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弊端的重新清算。这些经验都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当代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谱系中重新自我定位时，需要反省自我创造性文化的现状。事实上，中国文化创造在整体上仍很欠缺：体系创新、范畴创新、方法创新、价值创新等对中国学者仍然认为是学术奢侈品。人们习惯于跟随在西人后面因袭着。如果说，中国学者近百年所做的工作，当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新世纪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中国文化的世界化！
三、中国文化的生态精神价值
中国文化从来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文化是一种对等交流的东西，近代中国科技和制度一度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学术就一无是处。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可对人类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科技现代化的同时，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盲视主义”，进入到当代中国“文化发现主义”的精神自觉层面。
1、“三和文明”与“三争文明”的互动
当代中国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也不是欧洲式的贵族古典文化，更不是中国传统“依仁游艺”[ 《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人本文化，而在变成不中不西的多面杂糅文化。这一后殖民话语的“文化中断”，将使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成为问题纠结之所。中国文化的被西方现代性整体“断根性”正在修改着东方文化指纹，正在改写着国人的心性价值。全盘西化者的文化巨型想象有着这样的图景：“全盘西化”似乎成为东方的未来图景，有极端者甚至提出要改汉字为拼音、奉基督教为国教，以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种属，无差别地与世界“接轨”。在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心态下，中国的国内问题被西方看得过于严重，甚至西方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做一个世界大国，并且应当永远放弃这种民族的诉求。
我提出的中国文化中有绿色和谐生态思想，以及不“竭泽而渔”，“极高明而道中庸”，[ 《礼记•中庸》。]“反者道之动”[ 《老子》第四十章。]等“和而不同”[ 《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其实无非是说“宁可不足，而不过度”。有人反驳我说：“北京沙尘暴还不触目惊心吗？这不是中国农业文化带来的吗？”我回答说：北京沙尘暴其实是现代性过度开发的后果。比如在中国今天只有两条江——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没有修大坝，其他所有河流都被拦腰截断。即便是这样，雅鲁藏布江和怒江现在还要争修大坝，理由是什么呢？让现代老百姓过好日子。但是1997年，美国和巴西签署了“反大坝宣言”。因为，大坝使生态被破坏，食物链中断，泥沙淤积堵塞河道，生生不息的水流成了死水。近几十年，世界上大坝老化坍塌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军事上也极其不安全——容易成为敌方攻击的目标。“反大坝”或“拆大坝”说明了一点，就是宁可不足，也不过分，这是遵循“极高明而道中庸”，“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这个过犹不及的思想成功地说明了美国人已经开始向东方人学习，开始意识到并不能“竭泽而渔”，并不都是“效率就是一切，时间就是金钱”，而是发现“反者道之动”的精神魅力，看到东方文化精神背后很多可取的价值观。
在西方话语的全球霸权之下，中国文明的基因有被改造的危险。化约地说，西方当代文化在全球化中推行自我的方式是“三片文明”。一是大片——“大片”式的影视视听方式，今天的西方大片影响了整整三代人。[ 相关数据表明，美国的电影产量只占世界电影产量的6%-7%，但好莱坞电影却占据了世界电影市场份额的90%以上。美国国内电影票房收入约占全球的40%。2010年，全球票房收入318亿美元，美国110亿美元，同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101.72亿人民币（14.7亿美元），约为美国的1/7和全球的1/25。]我们的视觉趣味已被美国锁定，东方审美欣赏的习惯已被美国人改造——非大片不看；二是薯片——“薯片”式的快餐生活方式，青年一代吃薯片长大，虽然人们知道油炸食品都是垃圾食品，但照吃不误，并通过胃而被一种外来文化逐渐征服；[ 美国是快餐文化的大本营，著名餐饮品牌就有麦当劳（汉堡包、薯条）、肯德基（西式快餐）、赛百味（主营三明治）、必胜客（主营披萨）等，它们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是美国现代文化的最直接的象征。有人概括美国快餐文化的8个F，排第一就是fast（快），其次还有fried（油炸）。尽管同为快餐，中式快餐则不同，它结合了西式快餐的快，但制作方式却不同，比如油炸类的就很少见。其实，中国人饮食习惯并不是为了快，更多的还是在用餐过程中的交流、享受，以至于现在还有“慢餐”，宣告了这个时代不再是快餐的天下了。]三是芯片所代表的电脑核心技术，电脑windows系统深藏奥秘，人们只要上网，而美国情报系统出于需要，就可以通过特殊技术复制电脑里有关材料。[ 据统计， 2006年美国信息产业增加值达到1.03万亿美元，稳居全球信息产业市场份额的霸主地位，美国的网站占了全球网站的70%以上。]大片控制了全球娱乐，薯片控制了世界的胃，芯片控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此外还包括“可口可乐殖民”（Coca-colo-nization）和“社会麦当劳化”等。[ (美)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著《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 》，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中国文化却在一个多世纪的“拿来主义”中，被逐渐排除在集体记忆之外。
在以美国文化为代表“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主义[ （法）波德里亚著《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享乐主义引导下的50多年时间里，反而形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三个1％。一个是自杀率1%[ 目前自杀是第五大死因，而在15岁到34岁死亡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参见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联合国政策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署在《自杀的预防》（2002年）中指出，“自杀是全球的一大悲剧，每年至少有500000人死于自杀，然而由于自杀在所有国家严重地漏报，所以实际上的数量肯定更高，估计高达120万，自杀不仅是北半球高度工业化、富有国家的一大问题，也是南北两个半球的大问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自杀可发生在所有年龄和所有社会阶层。”“目前的大多数国家，自杀已是所有致死的十大原因之一，而且在青年人中是致死的主因。在一些国家，自杀是30岁以下年龄段人口的主要死因，在很多国家，自杀死亡人数比车祸意外死亡的人数多得多。”沈闰州在《自杀干预：为了每年28万条生命》（《半月谈》2004年第11期）的报道指出，中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占全国全部死亡人数的3.6%。中国农村的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即全国75%的自杀发生在农村。中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而发达国家男性自杀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每年自杀发生率超过20/10万以上，为高自杀率国家，中国已经成为高自杀率国家。其他高自杀率的国家还有日本、韩国等。吊诡的是，这些自杀率高的国家却都是浸淫东方文化的国家，在我看来，这正是东方文化遭遇现代化之后无根的表现，人们在自杀中再也完不成伸张正义、实现自己价值的辉煌壮举，而是成为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的牺牲品。]；第二是艾滋病得病率1%；[ 艾滋病1981年发现，到1988年，不到7年时间，艾滋病发病率就从5例上升到6万例，蔓延123个国家爱和地区，可见艾滋病来势凶猛。据相关统计，艾滋病（HIV）平均流行率1.1%，最高的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高达7.2%，其他地区在0.1%-7%不等。根据2006年11月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3950万。2008年，亚洲艾滋病委员会（Commission on AIDS in Asia）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再看亚洲艾滋病》的报告，该报告指出，目前亚洲有约500万艾滋病毒感染者，每年有44万艾滋病人死亡。如果这一发展趋势不能有效遏制，到2020年亚洲的艾滋病感染人数将增加800万人，总感染人数达到目前的2.5倍，每年将有50万人死亡。2009年11月24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上海公布《2009年艾滋病流行报告》和《2010年艾滋病防治前景展望》，根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大约3340万艾滋病感染者，其中去年新增感染者270万人，200万人死于与艾滋病相关的疾病。艾滋病流行至今，全球累计大约已有6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累计2500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第三是精神分裂得病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01年发布的《精神卫生：新理解，新希望》（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1: mental health : new understanding, new hope），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为全球第四大病症，到2020年将成为第二大病症，仅次于心脏病。目前全世界共约有4.5亿各类精神和脑部疾病患者，每4个人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段产生某种精神障碍。全世界目前大约有1亿2000万人患有抑郁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完全没有心理疾病的人口比率只有9.5%，90%以上的人处于不健康或者亚健康心理状态。 ]1%。数字已经说明：美国所倡导的这种西化现代技术化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使全球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世界已经被技术削平，成为一个平坦的世界[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这三个1%通过竞争和更加强烈的竞争是解决不了的。
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对金钱数字游戏之后的生命麻木，使相当多忙忙碌碌的白领金领丧失了生的勇气，因为人生已经没有什么留恋的了，他所能达到的辉煌早已经达到了。这种感觉对人而言是最可怕的。云南丽江给西方人一个启示：一个美国青年到丽江，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潺潺小溪边从早上到下午慢悠悠地做事。这位美国青年就问，我们美国人都很忙，您这样岂不是浪费生命吗？老太太说：“小伙子，别着急，前面就是坟墓啊，要慢慢走。”这是生态社会的老太太和后现代社会的青年之间的对话。美国人提出的是一种西方式的生存竞争法则，而老太太提出的是一种东方式生存智慧。东方法则未必因为它“弱”而不重要，我们也不应因为东方的“弱”或者中国学者的年轻，而不敢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
我们应转换思维，从“审父”到“审他”最后到“审己”。“审父”就是“五四”以降骂自己老祖宗的热潮。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知识群体像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骂自己老祖宗骂得如此之过瘾。“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还有“疑古派”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先秦文化的彻底否定，尤其是对老子的否定，令人感到分外寒心。但西方的学术界有整体地反古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吗？有全盘否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吗？
作为五四知识群体的现代中国，由于引进了线性时间观，而丧失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确判断力。今天当务之急是对西方现代性问题加以审理——“审他”之后，全面地“审己”——审判自己：看看中国哪些个体可以跟巍巍古人相媲美？作为崛起的中国有什么可以跟西方相比的不断全球化的力量？有什么可以反控制的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措施？
西方文明形态复杂，历史悠久，西方强调个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但是就像中国的中庸思想那样，不能推到极端。一旦推到极端，就变成了强调极端的个人性、自我性，而抹杀了别人的自我性，因此就形成了个人至上主义或者过分的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过度竞争，不妨概括为“三争文明”——人我之间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争是战争！落后挨打，淘汰出局，弱肉强食——东方今天已经从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 丛林法则就是进化论法则，指的是在自然界里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等规律法则，是一种没有道义、责任的法则，与人类行为相违背。]中学会了这一点。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发展史是血腥的历史，其征服战争伴随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资本主义的扩张是建立在罪恶的黑奴贸易基础上的，[ 郑家馨主编《殖民主义史：非洲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西班牙对中美洲土著的大屠杀发生在16世纪，英国对澳洲土著的大屠杀发生在18世纪，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发生在19世纪，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和波兰人的大屠杀发生在20世纪，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20世纪。在现代之前，全世界大约有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了不到十种。西方武力的扩张连同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文明的消亡加速，其中现代工业文明倾榨和大规模战争的人为因素祸害极大。进一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冲突不断，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这无疑是西方“三争文明”对全世界推行的恶果。过分强调民主和自由导致“竞争”，竞争又变成了“斗争”，“斗争”最后成为“战争”，而“战争”最终导致了“核战争”。[ 为了防止人类陷入万劫不复的核大战深渊，人类签订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年7月1日分别在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开放签字，当时有59个国家签约加入。该条约的宗旨是防止核扩散，推动核裁军和促进和平利用核能的国际合作。该条约1970年3月正式生效。截至2003年1月，条约缔约国共有186个。然而，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安枕无忧了，任有很多国家有着大量的核武器，除了核武器，更要命的是核辐射。2011年日本地震引发核泄漏，给人类的未来核安全敲响了警钟。]今天全球范围内的核武器可以毁灭人类几十乃至上百次，[ 1988年联合国发表了一项报告，警告说，如果打起核大战，地球上的50亿人将有40亿人在当时死伤或在战后饿死。当时世界上的核弹头总量已达5万个以上，爆炸起来相当于15000百万吨的TNT。核弹爆炸后除了直接杀死数以十亿计的人之外，还会形成气候灾变（卡尔•萨根：《无人曾想过的道路：核冬天和武器竞赛的终结》）。当时的人类已经坐到了火药堆上，可以说地球上无论男女老幼，每人都可以分到最少3吨的炸药。如果以广岛原子弹轰炸的死亡人数来计算，那么当时所存核武器的杀伤力可消灭整个地球人类50次。 ]可以说着完全是“三争文明”带来的恶果。现代性带给整个人类的除了梦想与光荣以外，还有悲哀和毁灭。那么为了把悲哀和毁灭降到最小，今天东方的思想家，或者说作为尚存的四五千年历史的文化遗存的子民们，能做出什么贡献呢？
反观中国强调的不是“争”而是“和”。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霸权文化边缘化，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被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在核战争的威胁下，“三和文明”具有使人类能够延续下来的意义。不应因东方古国政治、思想、制度的一度失效，而否认“三和”文明的合法性。[ 西方有识之士早已关注到文明和平的重要性，参见（德）海因里希•贝克、（德）吉塞拉•希密尔贝尔主编《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吴向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西）雷蒙•潘尼卡著《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思竹、王志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如何让中国变得和平和谐亲善，意义重大。“三和文明”殊为重要，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文化作为润滑剂，双边摩擦就很可能导致双边战争。只有通过文化的润滑作用，才可能和周边的国家化解矛盾增进互动。“三争文明”已经并将继续给人类带来更多核大战灾难。[ 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2004财年的军费达到了4005亿美元，占政府预算近20%，占全球军费总额的1/3还多，而且还在追加8%的军费。2011年5月2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2012财年(始于2011年10月)国防预算案，总额约达6900亿美元。相比2004年，增加了三分之二还多。虽然削减经费的呼声日高，但美国早已身陷全球各个军事争端地区，没有庞大的军费开支将无法维持美国在全球的军事主导权。美国国防部近十年来的《防务评估报告》和《国防报告》宣称：“到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美国必须抓住2015年前的“战略机遇期”，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俄罗斯东山再起。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事实，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 ]但现代社会运行法则是强调竞争、斗争战争，而宽容和宽恕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东方思想被收编或者边缘化将使得核大战的可能性成倍增加，人类走在集体自杀的边缘。中国的三和文明不可能代替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但西方的三争文明也不能解决一切，世界和平不是战争制造的。因此，三和应该补充三争，化解三争所带来的问题。由此，人类的精神也会在和谐中走向新的正义。
2011年中国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崛起》强调和平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中国文化自古就认为世界应是一个和谐整体，这个观念深深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行为，成为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关系的重要价值观。”“中国人民历来崇尚‘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理念，以和谐精神凝聚家庭、敦睦邻里、善待他人。和谐文化培育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民族禀性。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铭刻下中国古人追求同各国人民友好交流、互利合作的历史足迹。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远涉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的是中华灿烂文明和先进科技，留下的是和平与友谊。”“中华民族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接受一切有益的外来文化，促进了中外文化融合，留下了不少对外文化交流的千古佳话。中国人民具有强烈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尊重不同文化、不同观念，注重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对外待之以礼，实行睦近交远。”[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2011年9月6日发布。]
从根本上，和平崛起已经被上升为“国家意志”，有着崭新的时代内涵和生命力。中国这种和平的呼声也毕竟影响世界文化的发展。
东方思想完全可以同西方思想共同构成人类新世纪思想，完全可以成为更重要的维度来评价整个世界文化和宗教体系。虽然，中国在近代成了停滞的帝国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与伦理思想在世界谱系中就变得“非合法化”了，但其文化价值却亘古常新，对当代世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2、中国儒文化的和谐之境与道禅互补
中国文化可分为儒家、道家、佛家。儒家文化强调的是和谐之境，儒家精神的“三大纲领”，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礼记•大学》。]。“明明德”就是强调发扬内在的光辉美德。因为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三字经》开篇句。]，强调性善论，将美好的东西发扬光大起来。第二条“在亲民”，就是当你已经学成了，具有了新的思想和人格，你要去“亲民”， 就要启蒙他人，“亲民”也就是“新民”，让他者变成新的。自己得到了知识，一定要传播，造福于人，而不是自己独享。第三是“止于至善”，终止在最高的善，最美好的境界，止于至善。强调要达到尽善尽美，最高的标准。屈原上下求索，九死未悔，[ 《楚辞•离骚》]是止于至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亮《后出师表》。]是止于至善，还有更多的一些英雄不达到至善不停止下来。三纲说明，儒家表现出积极的入世态度，启蒙别人，达到最高境界，把自己的德行做到最好，这些是很难的。
八目是实施三纲的具体做法，有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第一个步骤是“格物”， “格”就是把不好的东西打出去，而“画格子”就是把囫囵的整张纸精细化，“格物”就是把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精细化、理论化、体系化、系统化。格物强调对事情的了解要透彻，比如写书法，要对笔、墨、纸、砚等加以透彻的了解，对五体书要了解，历代书法大师和法书要了然于心，这样书法才能做得很好。
第二个步骤是“致知”， “致知”的“知”即是“知识”的“知”，古代又通假为“智慧”的“智”。致知的知识是体系性知识，是对格物的提升，只有体系性的知识才不被别人击破。这种体系性的知识不在于数量之多，而在于智慧之明。现在很多人知识很多，叫知道分子，而缺乏智慧，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只会照本宣科，而不会慧眼识得真与假。知识尤其是哲学、美学、文学，本质上就是无功利的，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它只是发自内心的体悟，是对人生有限性的体会，帮助你去发掘内心的价值。知识不能让你高人一等，却能让你自我超越。智慧是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弱水三千，吾取一瓢饮”[ 《红楼梦》第九十一回。 ]，今天的很多人不知道损，只知道损别人，不知道把自己损下来。
第三是“诚意”，心意要诚实，不欺骗，不自欺。今天中国艺术的“诚”已经很少了，中国的各大拍卖行里面有一条定律：只拍价钱，收佣金，至于作品的真假，一概不负责。今天各大拍卖行的真迹大大少于假货。康德说的“不许撒谎”也许很迂腐，但康德认为，由于我不撒谎维护了人类不撒谎的正义，从而使人类良知得到最大的尊重。[ 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56、71、74页，1986年版。]相反，今天的人们变得非常“聪明”，人们都听不懂康德的话了，到处欺骗，漫天忽悠，并以此为乐。正和康德所说的相反，和古人所说的诚意相反。在《庄子》里面有一个人叫尾生，他约了女友在桥下幽会，结果上游的水涨了，尾生没有跑到桥上，也没有跑到岸上，却抱着柱子淹死了。[ 《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为什么？就是因为坚守诚信。《韩非子》里面记载曾参和他的太太去赶集，他的幼儿啼哭着要跟着去，然后孩子母亲说了句“回来给你杀豕吃”，豕也就是小猪，我们知道在古代小猪在养成大猪之前是不能杀的。回家以后，孩子要杀猪吃，曾参二话没说就把猪杀了。他的太太非常着急说，我哄哄孩子，你怎么现在就把它杀了呢？曾子说，孩子还小，你现在就骗他，他今后会去骗整个世界。[ 《韩非子》“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 ]
第四是“正心”，做事心要端正，摆正心态。就是让你的心灵处于不偏不倚的中正状态。这很难做到，因为很多人是心不诚、意不正。儒家强调重心，一个重要的词叫“慎独”[ 《礼记•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礼记•中庸》：“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不要以为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就可以为所欲为，不要以为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就可以随便干什么，不行！儒家强调为天地立心，如果你立的心是一颗恶的心，那么天地就为之变色。相反，你立的是一个诚心，那么天地就清明太平。从这个方面说，正心很重要。
第五是“修身”。前面四个步骤是内在功夫，而“修身”就开始进入社会。修身不是美容身体，不是去做个什么整容手术。修身是内在心灵的提炼和完善，是由内而外、内外兼修。首先修姿态：“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在接人待物、行为方式等上要谦和、合度，要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第二是修语言，讲话要文明、礼貌，不能脏话连篇。现在人的语言没有美感，发嗲、搞笑、故弄玄虚，语言的通透性荡然无存。第三是修心，心身合一，修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起来，心病要由心药医就是这个道理。可以说，修身对于准备进入公共领域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第六，齐家，把庞大的家族秩序与人际关系理顺，做得整齐。简单字面来说就是让家里整整齐齐，规范有序。这个家不是小家，而是大家庭、大家族。在古代一个家族非常庞大复杂，往往四世同堂，甚至有的家族十几世都同堂，可能有数百口之众。就像《红楼梦》的荣宁二府那样。这么一个大的家族如何管理？如果管理不好，中饱私囊，贪污腐败，那么这个家族就会五世而毁。《红楼梦》家族里的管理者不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了吗？伶牙俐齿的王熙凤没有学儒家，而是学了法家，脸上一团火，脚下一把刀，口蜜腹剑，做了很多缺德害人的事，害死了别人，也害死了自己，更害了整个家族。这是相反的例子。
第七是“治国”，国是诸侯国，指一个区域，要造福一方百姓。如果真能把一个家族整理好、治理好，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他就可以进入第七步——治国，管理诸侯国，或者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
第八是“平天下”， 一国治理好之后，可以进入第八步——平天下，以自己的德才让天下太平！
儒家用诚意修身等来规范一个人，统称一个词，叫做“內圣”，让人内心干净起来、神圣起来。内圣之后可以做“外王”。[ 《庄子•天下》：“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是道家对儒家的概括，但立场不同，后世也以“内圣外王”阐发儒学思想。]“外王”就是在外在政治领域中去做对世界、国家、他人有用的事。中国古代的大学教育不是培养文学家、理论家，科学家，而是培养让天下太平的伟大的政治家。儒家文化理念的最高目的是平天下，就是让天下和平、太平。所以，强调的是和平之境，目的是治国。可以说，儒家从最细的地方开始，通过对一事一物的认识，达到对天下的囊括，境界是很高迈的。可惜历史留给儒家的空间太小了，儒家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论语•宪问》：“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往往是空有豪情，而最后却是铩羽而归。所以儒家知识分子用第二套法则来协调自己，就是道家法则。
道家为知识分子留下逍遥游、退守的空间，如陶渊明、苏东坡等皆是如此。道家的最高境界是妙道之境，目的是治身。道家有两个人很长寿。一个是老子，据记载活了100多岁。还有一个更长寿的，叫彭祖，据说活了800岁。[ 《史记•楚世家》“彭祖氏，殷之时尝为侯伯，殷之末世灭彭祖氏。”刘向《列仙传》“彭祖者，殷大夫也。姓籛名铿，帝颛顼之孙陆终氏之中子，历夏至殷末八百余岁。”]有可能吗？这跟计量标准有关。上古时期的一年，春天一年、夏天一年、秋天一年、冬天一年，一年等于四年。这样，彭祖大概活了一百七八十岁，是有一定道理的。长寿的秘诀自然是修养身体，如何肆意消耗身体必然是使身体不堪重负。所以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清静”、“无为”[ 《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四十五章：“清静可以为天下正”。第五十七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由此完成了治身养体，从另一个方面实现了天人合一。
佛家强调的是治心，慈悲为怀，众生平等。丧钟为谁而鸣？为我们每个人而鸣。佛教治的是贪婪心、是非心等顽疾。佛教里有一句很有名的话，说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不要汲汲于功名利禄、文治武功，不要迷恋于一时悲欢离合，而要注重本心。这一点和道家注重自然有不小的差异。
经过后世文化的碰撞融合，儒、道、释已经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最重要的三大支柱，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儒家强调“仁义”，仁者爱人，[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义者为天下先[ 《礼记•中庸》“此谓国家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参见王岳川著《大学中庸讲演录》第十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强调“中和”。“中和”强调中国人意识中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讲求消除心与物的对立，达到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使宇宙与生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具有了和谐之美。因此，诉之仁爱中庸、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人格修养。中国文化张扬一种和谐的精神，使人正直而不傲慢，行动而不放纵，欢乐而不迷狂，平静而不呆板，达到一种均衡、稳定、平和、典雅之美。
道家强调空灵、妙道、逍遥。如果艺术少了道家空灵的一环，就坐实了，缺乏玩味的地方。道家说的“妙”是一种化境，是生命空灵之道。也就是说，是以生命为美、以生命为善的精神升华。妙与精神的“虚实”紧密相关，即既重视物质又超越物质，既把握现实又超越现实之上，与事物的独特性和普遍性相联系，因而能够实中见虚，虚中见实，虚实结合，进而抵达玄妙之道。妙道与悟性有关，对生命世界有所领悟才能获得真正的智慧。道家追求生命空灵之境，以养生为美，以惜生为善，以等生死为精神升华，既重视物质又超越物质，既把握现实又超越现实之上。可以说，禅宗强调境由心悟，只有达到生命的瞬间感悟，才能使人生产生高远的意义，才能对空间的无限有限加以超越，对瞬间永恒加以把握。
佛家强调的是慈悲，慈悲为怀，强调“圆融”，强调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圆融一体，在日常处世中体现宽博慈悲。圆就是禅，生命本体与宇宙本体是圆融一体的，只有将自己的对生命悟性贯穿在日常生活之中，在待人、接物、处世中体现宽博慈爱，才真正具有活生生的生命体验，才能把握自己的本心，直观自己生命的内在光辉，使生命充实而有意义。佛家强调“慈悲之境”仁义（和谐）、空灵（妙道）、慈悲（圆融）是中国文化的三个基本特征。在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三者并重，儒家的“和谐之境”，道家的“妙道之境”，佛家的“圆融之境”是三家的最高境界。中国文化既有仁者爱人、自强不息的儒家文化精神，也有道法自然、无为空灵的道家文化精神，也有从悲欣交集专注本心、慈悲为怀的佛家文化精神。可以说，中国文化把一个人的身家性命全部管了起来。儒家强调刚健清新积极进取，道家强调养生退守全身远祸，佛家强调生死轮回彼岸世界。在这里，儒家的仁爱之心尤其重要。人生必得经历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再由社会人过渡到审美人，任何强行的超越或不切实际地幻想往往以悲剧告终。
简言之，中国儒释禅文化精神共同构成一个鲜活生命体，一个不断提升文化氛围，包含宇宙论、生死论、功利观、意义论的东方价值整体。中国思想重生命哲学与生命意义价值论，中国文化张扬一种和谐的精神，使人正直而不傲慢，行动而不放纵，欢乐而不迷狂，平静而不呆板，达到一种均衡、稳定、平和、典雅之美。
3、中国文化“道”与“艺”的双螺旋结构
对中国文化之“道”与“艺”的思考，代不乏人，但是艺海无边，难穷其境；而小道易求，大道难觌，只好借助语言，也许，“道”在“言”中。沉迷于“周行不殆”的道之动，确乎感到“惟恍惟惚”。《老子》使我悟着点“道”的精神，将其放在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和中国艺术的文化精神中去考察，更感到“艺”与“道”的关系紧密。就中国文化精神而言，哲学是诗学之魂，而诗学是哲学之灵。通过广义的文化诗学视域去看哲性诗学精神，进而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逐渐加以世界化，确乎是一件有大文化意义的工作。
将艺术问题置入文化视野中加以探究，可使思路更灵活通透。文化是“人化”与“化人”。文化价值的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的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当代文化艺术的定位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在文化选择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人自身的价值重建。
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艺术是人的艺术，而人是文化的人。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写意达情的象征符号，是中国文化意识的凝聚，是自由生命之“道”的本体活动。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标志着传统中国艺术对现代人审美意识的重塑，而且也标志着现代人的开放性使中国艺术成为走向世界和进行文化对话的当代话语。
在中国艺术的当代历史文化建构和创造性转型问题上，那种认为只有走向西方才是唯一出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观点，早已不合时宜了。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共时性”文化抉择，置换成各种文化间的“历时性”追逐。西方文化较其它文化先一步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模式连同其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就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标，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衰落对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
中国文化和艺术逐渐世界化正在成为可能。文化是不止息的精神生态创造过程，行进在新世纪的路途上，中西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互相对话和互相理解中获得全景性视界，并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闭目塞听而无视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不从“他者”的文化语境去看待和反思自身的文化精神。因为，了解并理解他人是对自身了解和理解的一种深化。中西艺术文化和哲学美学，都只能由自由精神的拓展和生命意识的弘扬这一文化内核层面上去反思自己的文化，发现自己并重新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启自己民族精神的新维度。二十世纪一次次中外文化诗学的论争，并没有解决或终结中国艺术的文化处境和思想定位问题，而是开启了重新审视、重新阐释、重新定位的文化思想大门。在这里，一切终极性和权威性话语都将让位于新世纪中西文化开放性话语对话。
中国哲学精神的开放性使得中国艺术精神成为一个生命体，一个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氛围，一个具有宇宙论、生死论、功利观、意义论的价值整体。在中国精神与西方精神的对比中，一般是提出“道中心主义”进行言述。事实上，中国精神的来源相当复杂，内涵颇为多元。 中国文化在中国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释三家。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道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佛家文化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除思想文化以外，还有艺术文化，主要是琴棋书画。另外，还有实用文化，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实用文化。这种文化形态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紧密相关。
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思想文化。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幽妙境界，展现出中国文化的自由精神。中国人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中建立自己的形象和本质，相反，中国人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中把握自己的本真精神，获得自己的本质特征。
中国哲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 《论语•先进》。]，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老子》第四十八章。]，庄子“象罔得珠”[ 《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黄帝曰：‘异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都反映出生命心性本体的整个过程之中，在“在欲除利”的返归本心的心灵“还原”道路上。说到底，人仅六尺之躯，近百年之寿命，纵有家财万贯，不过日食三餐；纵有广厦千间，不过夜眠一榻；纵有惊天伟业，死后不过盛一尺之匣。[ （宋）范成大《重九日行营寿藏之地》：“家山随处可行楸，荷锸携壶似醉刘。纵有千年铁门限，终须一个土馒头。三轮世界犹灰劫，四大形骸强首丘。蝼蚁乌鸢何厚薄，临风拊掌菊花秋。”]那么，何以时时狂傲欺世并“只有功名忘不了”？！[ 《红楼梦》有《好了歌》：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外在的“名利”二字使多少人忘其本性而身败名裂，又为世间添多少征战杀伐。
中国艺术文化主要表现在诗歌、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之中。它们构成字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诗歌讲求境界，有境界则为高妙，无境界则流于低俗。境界的高下，不仅是生命人格高下问题，也是艺术价值高下的关键。诗人骚客那深厚绵邈的情思，通过非常贴切的语言表现出对宇宙家园的爱心，升华出一种寻找家园的深切情愫。中国音乐特别重视音乐自身的魅力和人的心灵的境界，强调音乐陶冶人的性情、改变人的心灵结构的作用。《二泉映月》那飘渺的琴音如泣如诉，将听者心灵荡涤得格外透明。中国音乐除字主要表现的线性结构的民族性以外，还以琴心对应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精神，不管是古琴、古筝、二胡、埙、箫，都直接影响并生成字中国人的审美心灵宇宙。同样，中国的书法绘画对中国人的心性有极大的影响。中国书法绘画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其极简略的笔墨、精粹的徒手线去表现人对万物的情思，用线条的起伏、粗细、曲直、干湿、轻柔、光润的不同变化去传达出书画家的精神人格襟抱。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把人格完成于音乐中看得非常重，可见艺术对人的意义非常小可。两千多年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提出“以美育代宗教”，[ 蔡元培《美育代宗教》（1930），见《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把人格的完成和宗教全身心的震撼联系到一起。现代人被无穷的格局所区隔，这些格局就是学位、职称、票子、房子、车子乃至于无尽的消费主义欲望和无限扩张的企图。这些被区隔的东西之总和被称为“modern”，现代是在综合性思维之后出现的很重要的区分性思维，即把各种学科乃至整体分类化、细微化、精细化，以表现出自己不同于他人的区分性。当我们在无限膨胀我们的区隔和欲望时，身体开始造反，吁请生命复归生态和谐状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书画对人生修为和人格完成有诸多可为之处。我们看到徐悲鸿的《奔马图》就会由衷地升起一种天行健自强不息的正气。事实上，当代艺术有很多的邪气、歪气、病气、惰气，却缺少浩然正气。当我们读《兰亭序》时，就会想起春和景明之时，王羲之等42人在曲水流觞中拿一支笔管、一张素签，轻轻地行云流水般写下去，写出了一片天机的《兰亭序》。[ 《兰亭序》还是一篇优美的富含哲理的魏晋散文，潇洒清新，充满生命的韵味：“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书法在艺术文化虚无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坚持保存中国古代文化精粹，并在现实生活中成为经典文化的当代审美表现——书法保持了中国传统中已经消失了的那份记忆，即集体无意识和它的文化碎片。
可以说，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在哲性诗学家那里是独有见地的。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诗文、书法、绘画、金石、音乐）重视性灵、气韵、意境、神形、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重凝神寂照，澄怀味道，游目周览，俯仰自得，创造出的艺境泊然无染，空灵幽渺。哲性诗学相当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
以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人与艺术精神的内在契合，也是人重获精神生态的本真写照。
中国实用文化中的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同样值得关注，它们已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礼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民间文化、服饰文化等看得很重，就强调在日常用度中抵达中国文化的深处。
总体上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一种中庸平和、辩证宽容、知足常乐，幽默圆熟的多元特性。一般而言，中国人往往注重强调智慧并淡化技术精神，更重视直觉而不太重视逻辑关系。中国人往往注重朋友日常间的信赖，只有经过长时间深切了解后才有可能成为可信赖的同仁。因此，中国人在接人待物上又显出重现实轻理想的实在性一面。
中国文化制约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瑕瑜互见而呈现出：独善其身与公共精神的淡化；社会平等思想与特权意识并行；自由观念与浪漫逍遥共在；时间观念弱而办事效率缓；法律意识薄弱而心灵冲突巨大。
在新世纪海内外新一波的中国文化热中，推动中国文化的精神阐释与研究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文化丛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些阐释研究犹如一颗颗精美的文化翡翠，呈现出中国文化的纹理。沿着充满意蕴的文化心理踪迹，我们得以走近经典并重新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在守正创新中感受新世纪大国崛起时代中的“正大气象”。
4、向世界发出中国文化的声音
晚近以来，世界忽视甚至对中国的声音充耳不闻，或者说得更准确，西方世界太重视中国的经济崛起，太重视军事上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太重视中国科技的迅速提升，却过于忽视中国文化精神的生态性了，或者夸大中国科技的低端性，但同时又太忽视中国文化。
在中国国力整体崛起的新世纪，中国声音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了。我们自己更要重视中国文化发出声音，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继续蔓延。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被西方乃至国人排斥和误读的。西方人谈论中国多，但涉及中国文化少，更很少谈中国宗教价值。中国56个民族，他们充其量谈西藏、蒙古、新疆，但却很少谈傣族、白族、羌族等。中国文明包含最初的神息，有原始初民的宗教包括中国的佛教，当前中国政府没有充分重视宗教冲突。进一步看，西方国家基督教文明相对单一，尽管内部也有冲突。而中国是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如果不重视自己发出的文化声音，并同西方主动寻求文化和宗教对话，那么文明冲突和宗教冲突的危险也不远了。事实上，2000年，全世界基督教徒有20亿，伊斯兰教徒12亿，印度教徒8亿，佛教徒才3亿，佛教已经是全球四大宗教中的最小宗教了。[ 2000年统计全球人口为62亿人，宗教信仰人数为48.7亿人。世界宗教信仰人数占总人数的 78.52%，基督徒占世界总人数的 33.05%，伊斯兰占19.97%，印度教占13.48%，佛教占5.92%。]尽管蒋庆先生提倡儒教，但中国大部分人心仪的还是儒学而非儒教情结。今天祭孔、恢复太学仪式、祭祀黄帝陵等活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民的精神凝聚力和中国形象的国际认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如果不重视自己文化宗教声音，和西方主动寻求对话，那么对立冲突也不远了。
因此，唯一可以让中国软着陆、被世界认同的关键就是文化。文化可以帮助中国来说服世界所有的人，告诉他们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文化。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西方人开始大为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漠视。西方人从小形成了一种战争、斗争、竞争的“三争”思维模式，不能接受和平共处，总是需要战争才能共处。中国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西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却是“对立产生和谐”，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怎么能对立？对抗起来了怎能和谐？所谓“和而不同”，强调的恰恰是差异性的和谐，而不是完全雷同。所以小人是“同而不和”，为了某些卑微的利益产生冲突和斗争。
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不能再让全球化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继续下去。在我看来，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西方“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七国论”的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提升自己文化的国际地位，参与调整世界的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崛起是当务之急，必须花大力气整合民间文化资本，把各个领域大师整合起来，有目的地宣传成为引起国际重视的知名人物，使得西方的硕士博士论文能以他们为题目，表达对东方精神的无限向往，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中国的歼击机、航母计划和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上。
在20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仍有生命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态文化、绿色和谐精神、辩证思维、综合模糊思想、重视原本性与差异性、文化价值观多样性、以人为目的的“仁者爱人”，等等，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弥补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失。当前在西方“生态文化”思想迅猛发展，[ Cf.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Greg Garrard,Ecocriticism,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王诺著《欧美生态批评》，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无疑有着东方文化精神栖息在其中。东方生态精神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美国史学家威尔•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中说:“我们之所以由东方开始,不是因为亚洲乃我们所熟知为最古老文明之地,而是因为亚洲文明是形成希腊与罗马文化的背景与基石,而梅因(Sir Henry Maine)却误以为希腊与罗马文明乃是现代文明之源。当我们获知大多数重要的发明、经济与政治组织、科学与文学、哲学与宗教,都是来自埃及及东方时,我们定会惊讶不止。”[ （美）威尔杜兰著《世界文明史东方的遗产》，幼狮文化公司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关注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的新世纪重新阐释，让中国文化逐渐世界化成为可能。人类不应再以俯视或仰视的眼光来看待他者，而应该学会平视，尊敬彼此的差异。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出现，[ (法)德里达著《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 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法)雅克•德里达著《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夏可君编校，杜小真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已经使得中心主义不再可能，使得过分的傲慢变得可疑，所以平视西方、平视中国是我们正当的要求。同时，我们彼此都需要发现并尊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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