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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新文明的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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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64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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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地球上的人类总数从最初的两千万发展到60亿，而已经长眠于地的人已经有数百亿之众，与人类同存的其它物种大部分已经灭绝，一部分正在加速消逝。面对这一惨烈的世界性场域，人类思想者在20世纪后期终于打破了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在反霸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中力求唤起全球性生命意识和生态意识的觉醒。全球化与人类两个重大危机相关，其一是当今世界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二是人类精神痼疾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这两大危机均来源于现代性的恶果。
人类不仅与自然相分裂，人也与自我和社会相分裂——如今肉身沉重，而灵魂轻飘，似乎只要肉身安定了，让灵魂飘逝也无所谓。我们可以从俄国女作家拉祖莫夫斯卡娅的著名戏剧《青春禁忌游戏》中获得启示：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四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到老师家为她庆祝生日，他们唱起了生日歌并带来了生日礼物和祝福。然而当几个孩子表明了他们真实目的——考试成绩很差而想拿到老师手中的保险柜钥匙调换试卷，女教师在震惊中加以拒绝，明白了自己所信仰的教育已经完全失败，孩子们可以撕下面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击垮老师，学生们开始了丑陋的表演：喝酒、甩东西、嘲笑真理和良心、讥讽女教师的处境，男学生竟然当着女教师的面假装强暴女学生。女教师的精神防线崩溃了，她意识到整个俄罗斯教育其实培养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小市民，在这场搏斗中她唯一凭借的是人类的起码良知，可是这太单薄了。为了阻止强暴女学生，她交出了钥匙并把自己锁进了卧室。老师的悲伤欲绝使其他的三个孩子突然醒悟，他们把钥匙挂在了女教师的卧室门口。天亮了，他们发现女教师已经吊死在卧室中。[ （俄）拉祖莫夫斯卡娅《青春禁忌游戏》，童宁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可以说，当代教育的失败、精神的无所依、价值的漂泊感和金钱至上主义，是因为现代性在强调金钱、速度和时间的同时，抛弃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诗意大地和精神拯救维度所致。道德沦丧的原因也许不在于那些基本的道德自然律泯灭了，而在于在现代性的规约下，这些道德律被抽象成为一整套高高在上的命令，失去了人们可以直接感受的那种鲜活感，最终成为一种能带来直接经济或社会利益的虚伪表演，当代人对道德的不信任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此。我们应恢复道德作为人心灵自我净化的功能，唤醒的是人类善良的天性，摈弃说教式的道德，回归到日常感受性的底线道德，抛开成文的律令，增加人与人直接交流的机会，减少中间环节，重建公共的空间，将使得当代人随着城市变化、空间变化和心理变化而过上一种有道德的生活，在强调精神价值的合法性中，厘清消费主义的弊端，开始正视并增加自我生命的幸福指数。如何重新回到精神重构的新理性，回到原初生命源头大地之上，进入意义世界寻觅向本源靠拢的可能性，成为发现东方与重建世界文化精神生态的必然使命。
一、西方现代性极度扩张与人类文化断根
所谓现代性只有短短500年，再往前的西方是“黑暗的中世纪”。其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冲击了欧洲封建教会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诞生开辟了道路。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人类殖民紧密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
现代性扩张导致的东方各国的“全盘西化”浪潮，已经被百年历史证明不是东方的福音，而是人类单面化和异化的开始。人类遭遇的问题，核大战也罢，资源耗尽也罢，环境污染也罢，海啸和升温地球也罢，告诉人们一个事实，现代性到了极度膨胀会反过来毁灭人类。现代性为人们承诺美好生活的同时，又带给人们太多的生态灾难：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使得森林毁灭，水土流失，河海污染，物种退化，精神失落，道德沦丧，心态失衡，形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大灾场。[ 贝特在《大地之歌》尖锐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农业已经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里竟然含有能导致人中枢神经崩溃的疯牛病毒。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面对精神生态失衡的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哲人们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重回乡土感受生命大地的精神复归方式。[ 参（美）约翰•梅杰•詹金斯著《2012史上最神秘日期背后的神话、谬论和真相》，钱峰 秦虞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英）尼克拉斯•鲍伊著《2014下一个世界末日》，曹槟 倪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现代性包括“制度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总是发生对立和分裂。“制度现代化”使人不断异化。过去创造一个螺丝钉，从铸铁开始到做成大抵是一个人完成。人在最初蓝图到最后产品的实现中，体现了我创造的完美性。但现在就像卓别林《摩登时代》那样，人一辈子被分工为只能拧一颗螺丝钉，人只是现代性大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人被“异化”了。在制度现代性中人“异化”后，艺术的审美现代性不愿意跟着“异化”，就开始反抗“异化”。于是，审美现代性以揭露反抗“异化”为其纲领，其反抗方式是把艺术“审美”转变为“审丑”——不愿意看到过去的艺术歌颂田园生活的美好，而将艺术变成了“反抗”的艺术——艺术表征出来的形态比生活形态更加丑陋：立体派画的人已然成为了三只眼睛；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中人站在桥头惊恐至极以至于眼睛脑袋都大为变形；“野兽派”绘画在变形夸张中表现出对战争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恐惧，一切都是丑陋的！
应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文化好的方面并警惕“丑”的方面呢？如果把所有艺术弄得脏乱差是否可以呢？当然不可以！因为这除了游戏和做秀之外，没有更多的新思想诞生，没有对整个西方文化史和艺术史走向的准确定位。审“丑”是对西方制度现代性的一种反抗，用“审美现代性”去反抗“制度现代性”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艺术成为恶心的艺术而丧失自己的价值——丑艺术逐渐被人们所厌恶和抛弃。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跟在西方后面迈上这条不归路，而应该用生态文化精神去重新审视世界艺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一方面要求自然生态平衡，另一方面要求人的精神生态平衡。新世纪人类为什么要让自己“分裂”让艺术成为疯狂呢？为什么不能超越西方现代性弊端而正视自我身份呢？为什么不思考避免西方现代性“异化”式制度性断裂的覆辙，而开始修复人类艺术的精神性断裂呢？
消费主义“身体”扩张与全球同质化潜在逻辑，使整个世界的消费主义日渐明显。反对消费主义张扬绿色生态生活方式的人认为：现代化或现代生活不是高楼、汽车、病毒、荒漠、沙尘暴，真正的优质生活不需要太多人工的雕饰和过剩的物质炫耀。
现代性在西方的世纪之争中越来越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的贬义词，不少欧美著名理论家如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吉登斯、赛义德等都纷纷揭露“现代性”的弊端，揭露其在“发展”幌子下实施的后殖民战略。不难看到，半个世纪以来，在“现代性”全球化过程导致的严重后果中，西方的现代艺术家充满焦虑痛苦、醉酒疯狂、自残自虐。不少艺术家精神失常而忧郁自杀，结果导致现代西方艺术大体上是一种审丑的阴暗恶心的艺术。欣赏者看多了以后，也出现类似精神失态状况。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中国的进入，使得中国当代艺术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传统艺术典雅优美，又压抑了当代人本土话语独立创造的基本精神，使当代艺术成为文化颠覆之后虚无主义精神膨胀。
如今，除了自然生态危机以外，在全球范围内人类还制造了900万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已将近50万，根据目前技术可以在十年左右复制4000多万，他们被植入智能后半个世纪以内会反过来会成为世界上一支“铁军”，一旦失控就有可能危害人类。更不用说克隆人和带有人加芯片的克隆人，具有的智商有可能整体上危害人类的生存。
观念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断裂所导致的“文化失根”，在一个世纪内持续震撼走向现代性的人的心灵。在现代化的城市变化中，所有迁徙者都遭遇到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冲击和调整，同时随着这种迁徙，人们的艺术审美的方式和人栖居的方式同样将发生诸多变化。这一深刻的变化，给生态美学的建构留下了新的可能性，给现代人怀乡、思乡、回乡，留下了丰沛的想象空间。面对“升级”时代，我们不仅应在世界巨大变化中感到时代前行的脚步，也应在精神生态平衡中看到未来世界整体图景。在现代化与乡村问题没有真正互动之前，在城乡矛盾激化没有认真重视之前，仅仅谈论城市新新人类的身体感“升级”现象是不够的。只有一个民族的和谐发展，一个国家均衡发展，城乡矛盾的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途径，在身体感时尚感升级的同时，精神也获得升级的勃勃生机，这样的“灵肉升级”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才具有当代精神生态平衡的价值依据。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人类危机的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认为经济过热与人口增长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100年内毁灭。[ 参见 (美)丹尼斯•米都斯等著《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李宝恒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球为之震惊。其后世界各国通过裁军、放慢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注重资源利用、保护环境，企图避免或者推迟人类毁灭的命运。但不堪重负的地球和人类成长极限的濒危状态并未缓解，而且有日益恶化的症候。其实，西方人在现代性的弊端中已经认识到“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种种危害，已经开始自我反思并迷途知返——标举“生态文化”。
这意味着在现代性弊端的清理中，西方哲人们开始重视人性的深度拓展和文化精神的提升，并坚信生态学的自然环境出现了问题必须修正。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出现了一个新动向——拆除大坝。
1994年，美国开垦部宣布：“美国的水库时代已经结束了”。1997年3月，来自全球反水坝运动的民众齐集巴西的库里替巴城，发起巴西反大型水坝行动并发表库里替巴宣言，标志着全球人民反水坝、支持保护河流生态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行动的一个里程碑。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1998年到2001年对全球200多个大型电站做的调查，总结出一些负面影响：全球水坝造成了4000-8000万移民，使当地社区相对贫困化，大坝造成生态系统的消失，而且使当地土著文化消失。2003年10月，美国开始拆除缅因州贝诺布斯考特河上的两座大坝，从而为大西洋的野生大麻哈鱼回归，为淡水鱼、昆虫、鸟类和其他生物重新回到水的自然流动和循环中迁徙、产卵、筑巢创造条件。工业化的大坝使两岸上下游人民流离失所，生态遭到很大的破坏。美国人意识到构筑大坝并不是人类的福音，所以开始拆除大坝。据资料记载，美国已拆除了500多座水坝。可以说从建坝到拆坝，人类遭受到第二次自然的报复，开始意识到应该悬崖勒马。
二、必须直面严峻的人类精神生态危机
人类的精神生态同样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在西方现代性的导引下，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正在走向“理论翻新时代”和“肉体体验时代”。消费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在个人暴富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感到幸福生活就是更多地购物和消费，消费本身成为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成为人们互相攀比互相吹嘘的话语平台。针对消费主义生活的名牌崇拜，消费中心主义，喧哗与贪婪等问题，人们开始反省生命生活的意义，体认到信息时代的生活是智者引导的“复杂生活”，它不能使人灵肉和谐，而只会让人丧失灵魂。
现代性的极度发展造成了虚无主义。如何治疗虚无主义？这是个世界性难题。虚无主义在年轻人身上表现得尤为严峻。如果说在知识分子身上表现的是文化虚无主义的话，那么在年轻人身上表现的就是精神虚无主义。年轻人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位子，没有票子，只能靠自己的打拼才能闯出一片天地，但是胜利者寥寥无几，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蚁族，他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2008年曾经有一个叫罗炼的年轻人离家出走，以出走表达对这个世界的不解和失望。罗炼代表了当代青年的精神焦虑，他们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得到社会认同，渴望获得自己文化身份，渴望获得自己的幸福之路，罗炼的困惑不仅仅属于自己，而是代表了当代80后，90后年轻人的共同困惑。这种困惑背后隐藏的恰恰是东西方精神生态失衡的危机。
当代人在物质逐渐丰富提升中，对生活幸福感受的指数却下降了不少。可以说文化和教育中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问题是世界性的。虚无主义是因为我们丧失了理想，丧失了信念。所以，虚无主义不是疾病，不能靠医生治疗，也不能靠某种外在的宗教信条诊治，只能反求诸己，修身修炼。当你的内心修炼成炉火纯青后，便能抵御人世间任何艰难困苦。从日常生活中激发大爱，爱父母，爱自己，用这种大爱将自己变得博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如今，社会压力剧增，肉身沉重而灵魂轻飘，因为我们太关注我们的身体了，以为只要身体安顿了，灵魂就安顿了，这完全错了。老子就说过，我们之所以有大患，就是因为我们太关注身体。在我看来，相比安身，安心更重要。不独是年轻人的出走、轻生，百万富翁、企业高管猝死与过劳死不也层出不穷吗？我们的心没有得到安顿，身又如何安顿？似乎只要肉身安定了，让灵魂飘逝也无所谓。
可以说，当代教育的失败、精神的无所依、价值的漂泊感、金钱至上主义，归根结底就是对人自身的不重视，非反人性的。现代性过度强调金钱、速度、效率，就抛弃了人类赖以生存诗意大地和精神拯救维度所致。如何重新回到精神重构的新理性，回到原初生命源头大地之上，进入意义世界寻觅向本源靠拢的可能性？这已经成为全人类的普遍问题与未来使命。
反观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崛起，却在文化上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东方文化就是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文化，长期以来，中国没有把自己的文化精神提炼出来，供人类参考，于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话断了链条，产生了一系列问题。一些富人渐趋忘乎所以，一些穷人也丧失自我，一些知识者也忘掉自己铁肩担道义的天命职责。民族的精神生态出了问题。在新世纪的中国，如何提炼出活生生的文化？究竟要靠什么来支撑13亿人的精神世界？
传统审美是“天人合一”中的和谐之美，不管是西方的艺术还是东方的艺术，不管是古希腊的艺术还是先秦的艺术，或者是文艺复兴时的艺术，大都是张扬美的艺术。人们惊叹于《维纳斯的诞生》、《蒙娜丽莎》、《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精妙，感动于交响乐中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音乐的纯粹。但到了现代性艺术——如本雅明所说“悲悯性”艺术、马尔库塞所说“反抗性”艺术时，西方艺术突然蜕变为“丑”：绘画和音乐进入现代性以后，变成了非常刺目刺耳的不和谐形式。究其原因，就在于马尔库塞的“艺术不再是审美，艺术变成了反抗”。[ 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如今西方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生存方式的弊端，中产阶级中更悄然兴起了“简单生活”——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简单生活”，在21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也就是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一样可能会重新呈现出精神的魅力。
对这种自现代主义文化以来的文化危机，不仅西方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东方的思想艺术家早就已经体察到了。诗人认为，人们沦入物质的疯狂贪欲中时，人和世界同时失去人性的尊严：“当那个被物质文化推动着的世界，日渐占领人类居住的任何地区，人类精神文明便面临了可怕的威胁与危机。……人与神与天与自然与自我的交通连线，都相继被机械急转的齿轮辗断了。人的内心世界，几乎趋于静止。这种抽离与落空，不但是使人的内在失和与阴暗，而且已造成人类文化的最大的危机。人不再去度过幽美的心灵生活，人失去精神上的古典与超越的力量，人只是猛奔在物欲世界中的一头文明的野兽。”[ 台湾诗人罗门语，转引自张汉良、萧萧编《现代诗导读•理论篇》，台湾故乡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哲人们为了救赎几近窒息的心灵，解放被榨取殆尽的生命，开出的药方竟众口一词：以艺术之气韵给生命以血性，以艺术之意境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之摆脱物欲，重返精神家园。
于是，艺术灵性成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正唯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把握人生意义和价值。只有尽心澄情，才能存神见道。这一观点对西方艺术美学影响重大，其后阿多诺、布洛赫、马尔库塞都相当重视通过人的感性审美生成去解救人们被遮蔽的心性。
人过分追逐外在目的，往往不期然地使自己沦为可怜的“手段”。同样，人在过分注意“语言游戏”时会遭遇到思维路断、言语道绝的困境。生态美学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以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人与艺术精神的内在契合，或许也是人的超越性的本真写照。如何通过重新陶冶出具有生态意识的个体从事文化更新工作，从而根本上铲除导致生态危机现代文明的病根，实在是人类新文化重建的迫切课题。
人的断片化使得“精神生态”出了问题。更深一层看，西方艺术家和美学家近些年来大力提倡生态文化和美学，这一方面有对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出现的众多问题的反省，另一方面也有对艺术中近几十年来出现了过多的卑污和血腥的抵制。这种生态美学在全球播撒，得到了人们普遍认同。然而问题在于：自本世纪以来，5400余种动物在人类统治下提前灭绝。人类已从为生存而有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变为无节制地奢求，大肆屠杀动物，血腥之气充塞于天地之间。物种有限，欲望无穷无节制的疯狂攫取破坏了自然界的生物链，最终会将人类逼到死亡的境地。我想，人类无疑成为了这个世界最为凶狠野蛮的动物，这种“现代性”机器所导致的无节制的疯狂虐杀和私欲占有，使得人类亘古未有地陷入了虐杀与自杀的悖论之中。善待动物的吁求是值得新世纪人深思再深思的。
东方文化精神要求人不断削弱骨髓里的贪婪之欲，不借任何冠冕堂皇的目的从事杀戮，不为了任何理由为自己制造杀戮的口实。那种为了显示富贵而穿裘戴貂，在西方世界已经成为一种陋习，一种为环境保护组织看来近乎犯罪的行为。同样，为了口福贪婪而滥杀动物，已然表明人类短视和疯狂。自然报复的时间表，已经缩短并且排满，为人类难以言说的前景敲响了警钟！[ 参（美）史蒂文•西亚特主编 《帝国金钱游戏》，王少国 杨永恒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英）弗朗西斯•斯托纳•桑德斯著《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曹大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版。]
新世纪人类文化发展正在逐渐走向清明的理性化，这意味着文化发展的良性化、生态化、新型化与境界化，即抛弃那些“顽主形态”的恶俗趣味和游戏人生的“比矮主义”，而走向与自己心灵对话的独立精神个体追求，重视个体心灵的独处。人都是孤独的，在孤独中，人可以逃离外在世界的喧嚣和肉身化的沉重，回到本心的怡然自得和本真心性之中。应在日常生活中力图弄清个体存在意义，阐明在物质世界中人存在的精神性，为人类生存留下反思和回归的空间。
我坚持认为，东方思想和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纠偏西方现代性的单边主义和消费主义，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
三、超越后现代美学与激发东方美学原创力
在现代与后现代艺术边缘化中国美学以后，西方文化全球化扩散的结果是，使当代西方艺术具有了全球文化霸权的话语平台。背离了中庸美学的境界，当代艺术成为西方文化危机的全球化播撒。
所谓“现代性”上接中世纪，肇端于文艺复兴，只有短短500年的历史。西方中世纪是黑暗的铁幕，那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必须要改变的“非人世界”。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冲击了欧洲封建教会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诞生开辟了道路。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人类殖民紧密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残忍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犹太人赤身裸体走向毒气室时，面对苍穹呼喊上帝，上帝选择了沉默。无辜者因种族和宗教而集体被杀，这一现代性杀戮使艺术家突然醒悟，意识到上帝没有出现而种族主义正在屠城，于是审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的恶心。萨特的《恶心》是里程碑式的，表达了现代性艺术不再让人赏心悦目，而是以血腥恶心为身份。从此，人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泥潭，对人类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如此一来，不管现代性审美怎样承诺人类未来美景，物质会如何丰富，都已然无济于事——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绝望并世俗化，不再有人的生命与心灵的同一性快乐，剩下的只是以疲惫身体获得金钱的快乐，不再为心灵焦虑而只为金钱犯愁。于是，现代性的悖论出现了——从真诚地反对现代性丑恶到假笑式的自我欺瞒。这样的王广义等当代作品中的“集体假笑”，造成的人的精神灾害波及了被媒体炒红的艺术家，而傻样“光头泼皮”在美术国际化中被西方话语操纵者所独赏——咧嘴傻笑者的内心世界表征为一张东方集体愚昧的证书，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政治策略的标志性形式，被中外不断误读和想象的玩世现实的绘画中理解为“中国人形象”，并在近20年类型化绘画中成功地转变为西方辨认中国的意识形态符码。
美国概念艺术祖师约瑟夫•科苏斯（J .Kosuth）有一段相当惊人的露骨坦白：“因为我们美国没有一种真正的民族个性；我们将现代主义作为我们的文化。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改变了其他文化，并赋予这种混乱以一种“普世性”的外观……。由于各民族文化纷纷退却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有意义的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 [ 参河清著《艺术的阴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在解构主义哲学的支撑下，在艺术领域掀起来能量相当惊人的反艺术浪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欧美的“反艺术”、“反文学”、“反绘画”、“反音乐”、“反文化”就甚嚣尘上，迅速播撒全球。领风气之先的美术领域大面积出现了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光效应艺术、偶然艺术、极简艺术、大地艺术，终于将传统的架上油画和具象艺术彻底边缘化。
这一后现代思潮进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先锋的别名，中国当代艺术被号称为“后现代艺术”，一些画家已进入后现代为荣，缺乏基本的文化反思能力陷入后现代泥潭之中。我们可以听听河清《艺术的阴谋》所披露的西方艺术背后的权力运作：“美国是一个极端世界主义同时又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因此，美国人大力鼓吹世界主义，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民族主义世界化、普世化。”“美国人坚信自己处于人类社会最‘进步’最‘先进’的位置：已到了‘现代’和‘当代’，其他社会皆处于‘前现代’或‘非当代’。……美国的文化战略：第一，赋予美国的地方主义以世界性（国际性）外观，使美国文化艺术具有世界主义价值，放之四海而皆准；第二，美国是以‘时代’而不是以‘地域’作为自己的根本定位。美国不属于‘大地上的某个地方’，而是属于‘这个世纪’，属于‘现代’，属于‘当代’”！[ 参河清著《艺术的阴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领风气之先的美术领域大面积出现了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观念艺术、波普艺术、光效应艺术、偶然艺术、极简艺术、大地艺术，终于将传统的架上油画和具象艺术彻底边缘化。
但是，由于一些艺术家希望被西方话语操纵者所独赏，从而一味模仿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以消解中国艺术的政治标志性形式，那些消解传统艺术的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被中外不断误读和想象的玩世艺术被周边国家理解为“中国艺术堕落形象”，并在近20年类型化艺术中成功地转变为西方辨认中国丑怪艺术的形式符码。
而吊诡的是，中国艺术家运用后现代反文化的形式，表达的却是自己的现代性经验。于是，观念错位使当代艺术在缺失文化的情况下反文化，在丧失价值底线中反价值，进而造成艺术的视觉暴力和精神盲目。当视觉暴力化和盲目化后，艺术感受成了问题，无目的无价值操守的艺术表达成为中国传统经验感受方式的报复行为，这直接导致了当代艺术精神生态危机。
为艺术设限是人为自己设限的一部分，因而，艺术本性与哲学本性本质同一。人类世界大抵有两种艺术能撼人心魂，一是充满爱心的纯粹超越性艺术，一是被压抑扭曲的反抗性艺术。前者使人心灵净化，后者使人灵肉痛苦，丧失了这种哲学高度的艺术创作只是人文精神的名存实亡，不过是技术和市场操作的冠冕堂皇的浮躁而已。
事实证明，当代艺术与美国全球文化后殖民战略紧密相关，值得美学界认真关注。美国为了完成与苏联争霸的战略目标，由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和操纵了文化冷战，而一些闻名全球的作家和艺术家则有意无意地变成了文化冷战的工具。中央情报局美国很会打“文化战”，它不遗余力地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事实上是文化战争文化霸权的幌子——美国中央情报局长期插手，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从国库拿出巨资唆使一些人游说第三世界，全面进行洗脑宣传而推进全盘美国化，甚至让一批人专门对付第三世界本土有良知坚持文化自主创新的知识分子。一般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政治军事机构，似乎与文化不搭界。事实上，中情局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其怂恿成立的“文化自由大会”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主要工作是用自己的新闻社出版社各种著名刊物，举办艺术展览，组织高规格的国际会议，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并为音乐家美术家歌颂美国打压欧洲和亚洲而颁奖，从而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他们出版的刊物包括著名的《撞击》，《评论》，《新领袖》，《党人评论》，《肯友评论》，《哈德逊评论》，《塞万尼评论》，《诗歌》，《思想史杂志》，《转型》,《审查》,《代达罗斯》则是美国科学与艺术院的机关刊物。
被控制的“文化自由大会”其实不自由，他被美国中情局所控制成为没有自由的政治傀儡。它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取之不尽的国家银行拨款。为了引诱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上钩，他们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0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中情局工作人员这样形容：“我们根本就化不完美元，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没有人来查帐，真是不可思议”。而接受过中央情报局资助的人的名单，包括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理论家阿尔罗,克里斯托，罗素,伯林，阿伦特，屈林夫妇,席尔斯；社会学家贝尔；诗人艾略特，奥顿，洛危尔；小说家库斯特勒，奥威尔,玛丽•麦卡锡；画家罗思柯，帕洛克等等。
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在《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美国的博物馆和艺术收藏馆在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当代艺术和先锋艺术作品，以此摧毁古典和现代经典艺术。中情局将最富盛名的当属设在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变成自己行动站，该馆负责人中有不少与中央情报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量举办“抽象表达艺术展”“行为艺术展”“现成品艺术展”。[ 参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一些中央情报局人员毫不隐瞒地说：“中央情报局是五十年代美国最好的艺术评论家”，“我们是抽象表达主义运动的真正缔造者”。
正如有评论所说：中情局将“艺术成为准军事资产”，“文化名流成为宣传工具”。中央情报局就是“文化战”或“文化冷战”“心理战”的别名。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解释更明了的了：“冷战的目的不是占领他国领土或以武力征服他国……我们是试图以和平的手段使全世界都相信真理。为了普及这个真理，我们将要使用的方法通常称为‘心理战’。所谓‘心理战’就是争取人的思想，争取人的意志的一场斗争。” 中情局为大型艺术节提供经费。于是，美国多次搞“20世纪杰作”艺术节，为给艺术节提供经费，中央情报局紧急成立了一个虚有其名的“法菲尔德基金会”。当时的艺术节在巴黎热闹开幕，现代音乐名家斯特拉文斯基和“反美学、反悦耳和声”的勋伯格无调性“十二音体系”作品，在艺术节上演奏；还请来了波士顿交响乐团等9个交响乐团，上演了上百部交响乐、协奏曲、歌剧和芭蕾舞。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中情局干涉别国内政屡见不鲜。他们诬蔑中国的人权问题，以“丑的艺术”加快中国传统雅文化艺术的消亡和失效，在“现代性”的幌子下宣传美国的艺术价值和日常生活价值，使人类迅速后殖民化。在强大美元做后盾的中央情报局和及其买办的“必要的谎言”掩盖下的“文化战争”早已开始，而我们还浑然不知。而且还有不少人为全盘西化彻底美国化而不遗余力，想想其中的“奥妙”令人齿寒！
因此，对风靡了近一个世纪的西方现代艺术，难道不可以切实质疑或深度反思一下吗？！
如今，在第三世界国家，“现代性”影响的严重后果在于，西方的现代艺术家充满焦虑痛苦、醉酒疯狂，自残自虐。不少艺术家精神失常，忧郁自杀，结果导致现代西方艺术大体上是一种审丑的阴暗恶心的艺术，欣赏者看多了以后，也出现类似精神失态状况。而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对中国的全面进入，使得中国艺术家的当代书写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传统艺术典雅优美，又压抑了当代人本土话语独立创造的基本精神，使当代艺术成为颠覆之后废墟上的虚无主义精神的膨胀。
事实上，当代一些相当有实力的艺术家，面对西方现代艺术常常感到困惑，一方面，传统艺术在全球化中似乎丧失了现实土壤和文化背景，但是艺术家凭感觉感到将艺术全盘西化是对艺术的彻底摧毁。他们一方面力求追踪西方最新思潮而凭直觉去书写，但却常常感到追逐的无路茫然；一方面凭自己的文化身份意识阐释自己作品的东方意味，却时时感到勉强而丧失文化自信；在一方面，坚持中西文化整合而阐述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审美体系，却感到差异鸿沟难以填平而倍加茫然！
如何坚持中国艺术文化身份，在全盘四化尘埃落定之后，在外在怪异实验渐渐消解后，努力返璞归真回归“文化艺术”，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我看来，超于现代表现力的西方技巧去抒发飘逸玄远的东方心性，在传统与现代交织中使艺术在线条笔墨运行中表现情感意味，将现代体验看成人类经验之一，将东方艺术元素超越现代艺术形式而凸显作者的超越意识，将传统功夫和当代笔墨加以整合创新，才真正具有明显的国际眼光。
国际惯例不是西方惯例，游戏规则不应该由西方单边建立，国际惯例是世界共同的创造的，游戏规则是东西方共同建立的。中国艺术绘画应该参与到建立游戏规则的过程中去，而不能“他者”建立了规则，东方大国仅仅去遵守。只有这样，当代艺术家才能不再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犹豫，才能不用再按照西方模式亦步亦趋，而是摆脱了模仿西方的兴趣，打破西方艺术的惯例，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在线条中寻找中国式的艺术极简约主义的美学神采和文化光辉。
艺术原创力的问题是当代艺术文化必须解决的问题。在中西文化走向的大观念弄清以后，艺术美术创作的理念就明晰了。我们需超越现代艺术之后，不断地去调整自我文化视野文化心态，寻求新的笔墨意向，从而使其“心手双畅”，[ 孙过庭《书谱》。]“万法唯心”[ 《大乘入楞伽经》：“大慧，外道亦尔，为恶所噬，不了唯心，执著一异、有无等见。”]——消逝了所有“主义”的纷争和话语权力的争夺，在“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老子》第四十八章。]的艺术之道的运行中，获得一片纯净心境，感到一洗尘寰万物清新的人与艺术的生态和谐之美。
在全球化语境中“艺术原创力”的提出意味着，坚持在全方位传承传统精华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并将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高于并超越前人的艺术观念、艺术形态、艺术创作技法、艺术传播方式。一切走捷径的走旁门左道和比矮的艺术，都是不可取的。
新世纪中国美学重新阐释中庸美学思想，是对二十世纪“拿来主义”走极端思维的反思。东方中庸美学思想将抖落强加在身上的历史诟病，真正走向东方美学的“新原创时代”，这是民族生命的激发状态和高峰体验，“原创力”之“力”是一种新美学的文化生产力，将使中国形象在和谐共生的国际语境中，获得强劲的“文化竞争力”。在这个意义上，必须获得中庸文化和美学的正面阐释和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才能使中国美学走出被边缘化的低谷，而成为太空文明时代大国崛起的中国文化指纹。
四、文化创新深度审视与中国立场确立
文化创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态世界，这将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保证。中国已经跨入新的世纪，跨入新的时代，有必要重新思考崭新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的方向、道路和命运。我坚持文化创新，同时要输出文化。创新代表了文化的内部，输出代表了文化的外部，让天下人来批评和共享这份文化。
现在，亚洲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洲，自由主义要放弃惟我独尊的姿态，保守主义也要放弃惟古独尊，要强调创新，尊重一切多元文化。实际上，创新主要是指文化创新。文化要有自己的精神、气质、风格等。
文化创新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尊重他者，尊重他者的价值和平等的地位，双方尊重差异、欣赏差异是很重要的。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后真正和西方文化对话，关起门来的创新、在镜子中的创新都是不够的而西方文化应该关注亚洲——同一天下的另一民族。
中国观念创新很难做到，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创新。日本文化是一种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创新文化，而非完全复制中国文化。中国应该借鉴这一点，不能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丢失了创新的能力。因此必须强调中国立场、中国身份、中国指纹。
中国古人并不缺少创新的勇气，孔子的“吾从周”就包含了这样的因素，但在今天，无论思想、艺术、制度还是科技层面，创新都变得很难。许多人已经意识到创新问题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回望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史，真是既令人尴尬、又感觉非常奇怪——历史上，中国人其实是最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在科技生产领域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自然不遑多论；就思想和文化艺术方面，从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精彩纷呈，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的不断流变，再到遍及各地丰富民间艺术的绵延悠长……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不仅原创性都非常强，而且更是代有创新，多数都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有些内容迄今仍在熠熠生辉，发挥着其独特的价值。譬如《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直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在世界上至今备受推崇。为什么今人却迟滞了发明和创新的脚步？中国人的思考和创新活力是丢失了，还是在哪里被阻隔了呢？”[ 郭之纯《创新活力到哪里去了》，载《环球日报》，2006年10月1日。]
在我看来，文化创新的中国立场非常重要，需要每个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立场定位不同于往时，任何“无立场”或“滑动的立场”都是难以成立的。寻找中国立场，表明我们仍然在本土身份中求索对话。真正的中国立场是一种合法性的平视对话，是人类面对同一个终极问题获得的澄明解答。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尤其应该有这份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从“本土文明”的现状和危机中寻找其蕴育的希望。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现在提出创新不是凭空的创新。于是，太空文明时代，“创新的基础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必须回答。然而，在这个时代快餐化，虚肥胖症太多。我们看到的是与创新相悖的浅薄、表面、营养不良和失衡。经典没有人去阅读，当代人对古典艺术也相当隔膜，人们乐于炒作，甚至将《论语》、《庄子》、 《三国志》等名著也作为炒作牟利的手段。这无疑已经背离创新的思想。
文化创新对中国崛起意义重大。创新的归宿应该是对当代人的生活意义。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这个时代是无情消解价值论和目的论的时代。人们获得了“今天”，但没有获得今天的“意义”，而是通过将“意义”放逐来获得所谓今天的“意义”。于是，生活的意义、价值和目的被生活的消费、调侃所取代。没有了历史感，也没有了方向感，也没有了创新的基础。往古五千年，未来一千年，似乎都与人不相干似的。今天也就成为时间的“空场”。个体的狂欢放逐时间的沉重，身体的滥用导致身体的反抗。人抽离了精神的同时也被身体所抽离，两脚空空还以为飘飘欲仙，乃是时代之不幸。
文化创新首先需克服价值无定感。可以说，人类在“语言学转向”和“文化研究转向”之后，加速了“文化价值观”的失落。20世纪美国波普文化的强力推进，使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从过去的形而上学、终极价值、根本原理、方法意义、本质规律问题，进入到文本、语言、叙事、结构、张力、语言批判层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学转向就成为本世纪哲学或诗学“终点”，相反，它仅仅是成为一个转向之后的“新转向”——“文化研究转向”，[ 参(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英)戴维•钱尼著《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即由“语言”转向了历史意识、文化、社会、阶级统治、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研究、社会关系分析、知识权力考察，甚至文化传媒、科技理性分析等。[ （英）安吉拉•麦克罗比著《文化研究的用途》，李庆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换言之，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走出了“语言的牢房”，而进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科学“大理论”之中。于是，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在新的层面上成为语言学转向之后的新话题，不断出现在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研究领域中。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中国现代性经验没有进入国际大循环，没有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没有引起世界的充分的关注。中国文化的价值特征，应该成为“价值论转向”“价值论复归”的重要元素，为人类的明天做出自己的价值阐释和远景规划。[ 法国思想家于连（François Jullien）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中认为：“中国同西方有‘两次接触’：第一次耶稣教士东来几乎没有对中国思想产生影响，第二次中国知识界没有选择。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传统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旋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因为虚假的普世主义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同一化，而思想的同一化则会产生刺激民族主义滋长的反作用。”于连《新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挑战》，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9年4月号。]
当代文化创新的基础还需克服时间性的难题，这也是一个心理性和精神性的难题，即如何让时间成为人性的、精神的时间，如何让生命成为反抗异化的生命。我们需要慢节奏的生活，对生命意义的修正，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需要致力于改变整个社会文化制度和环境。一切快节奏的、走马观花式的、浏览式的、大杂烩式的拼贴和堆砌不是创新，标新立异的哗众取宠也不是创新。文化创新需要时间的优游，精神的自觉和生命的散步。创新的归宿在于人类历史链条的延续性，在于改变人、改善人。如果不相信世界、人类、历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
不断创新的人类文明，需要一个不断创新的中华文明。在西方百年霸权主义道路越走越窄的处境中，中国会以东方和文化的方式为未来人类提供一种不全同于霸者之路的王者之路。西方乃至东亚必然将与中国共存在世界，不管西方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可更改这一事实。世界需要一个和谐发展的中国，中国需要一个于己无害的西方。在文化创新中，中国身份承诺意味着为人类提供的不是任何形式的“中国威胁论”，而是创建人类共同美好的世界新秩序！如果中断了同五千年中国历史的联系，中断了同大陆文明、海洋文明的优秀成果的联系，中断了同生命和精神的联系，创新只不过是没有地基的肤浅的“创新”。应该重新定义文化，重新去发掘经典和艺术对人类精神的滋养作用和陶冶作用，使人能够以积极的心态面向历史，面向未来。
在中国文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西化浪潮之后，应该重新检讨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维度，从全盘西化的文化盲视中走出，重新走近经典的文化高度和精神厚度。但仅仅走近经典是不够的，要使中国文化成为中国的话语形象，必须发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源，重申中国文化守正创新和不断世界化的新战略。
创新不是随意而为，而是在走近经典中不断创意经典——创造出自己的经典。经典作为一种尺度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中，甚至连“反经典”的游戏文化也内隐着经典的尺度。只是这尺度的深隐使得人们书写时总做出一副休闲式做派或前卫姿态的个人秀，那些西化式的文化在修改中国文化经典内涵的同时，正盼望着成为这个无经典时代的“经典”。[ “经典”在中国历来是一个“大词”。无论如何，它所具有的神圣性和标准性使其具有了一种独特的话语权、一种使一切非经典力求超越自身而向上跃升的动力。然而近二十年来，经典似乎也走下了“神坛”，变得不那么至高无上，不那么可望不可即。其僵硬的边缘已开始软化、相对化，甚至在商品大潮中还不断被消费化、炒作化。如今，似乎已不再有文化经典尺度，相反倒是文化自我命名或经典通涨的观念进入当代文化之中，文化经典的意识在消费的浮躁中和世俗的言路中丧失着自己的品格和尺度。]走近经典为了继承，创意经典为了图新，创意经典为了文化原创，这表达了我对中国文化界整体高于并超越前人的文化观念、文化形态、文化技法、文化传播的某种文化期待。创新是生命精神喷发状态，而原创力是文化生产力，可以表征大国文化形象。在全球化后现代语境中，新世纪中国文化应在当代文化流派众多的话语角逐中, 超越西化跟潮的流派横向移植, 超越五四情结的现代性诉求, 超越技法结构层面的艺术话语, 坚持以精神为心性的文化本源。
坚持只有走近经典、创意经典，从大量古今优秀著作、作品中吸取养分，再结出自己的新果来, 按照这样的文化理念创作出的作品, 才可能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并能揭示出当代文化精神的症候。
我坚持认为：中国文化对传统精神传承和文化创新的同一性，在于强调走近经典。走近什么同时意味着远离什么和走出什么，走近经典就是要从一个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中走出来，从主体性的误区——小我一己的狂妄中走出来，远离虚无与小我，走近中国文化经典，对经典保持尊敬并加以传承，对历史辉煌的时代加以接续并重新阐释。
当代文化过分商业化和怪异化现象是值得反思检讨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注定了要将传统具体化凝练化为流动的生生不已的新传统。在我看来，文化之所以看似简单却颇不易把捉，在于文化不仅呈现为某种艺术审美形态，更深蕴着文化哲学精神。只有深刻地实践体验，再迭加上升华的哲学思维，才能真正领悟文化之道与人格之道紧密相关。
当代文化应该多元化，但是多元不应没有文化主调。在当代文化定位的基本问题上，我认识到文化原创性和寻找国际文化与审美共识是当代努力的方向，只有真正走近经典的思想家、理论家、艺术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也只有不断创出新经典的原创型思想家、理论家、艺术家才有可能成为时代文化大家。换言之，当代中国文化重要课题在于在自身创新中寻找一种国际性的审美形式通感和基本文化共识。这就要求我们要借鉴西方一些现代思想言说、艺术的形式通约，融入本土文化内容，使之充实而具备现代形式感。在这个过程中，内容将更多变成意境，形式将更多变成语言，最终达成新内容与新形式的完善结合，变成国际性的具有共识性的文化美、思想美。这表明从本土主义文化出发应该提出世界主义的文化观。文化不仅仅是东方化的精神需要，也是整个人类的精神需要。
我体认到：在全球化的理论播撒和理论旅行中，中国不应该成为被动的纳受者。中国同样应该在全球化文化互动中从事理论播撒和输出新理论，形成中西双向的“理论旅行”——一种对等互动的“旅行”，[ 萨义德《旅行中的理论》，见《世界•文本•批评家》，三联书店2009年版。]使本土文化艺术和理论反思能够真实地发生和生成在这片厚土之中，完成从一个世纪的拿来主义之后的文化输出主义。在创作方式、本体结构、接受方式、传播机制、价值功能都产生转变的时代，真正的文化前沿践行者，当通过自己的笔歌墨唱，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实践和理论的自我创新和输出，提供坚实的文化观念和价值重建地基。
必须承认，在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中，实行走近中国文化经典是艰难的，因为以中国文化眼光确立经典确乎带有文化层面的冒险性。但是理论家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在价值平面化模式重树文化经典的尺度，并通过严格的淘汰提升文化经典的地位，进而坚持在传统经典基点上，全面开始新世纪中国文化经典的创造，并从中产生新时代的文化大家。可以说，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了三十年以后，应推出一大批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英。只有中国文化大家的国际影响力提升了，才可能从发现东方文化的精髓到推出一个新的理念——中国文化的输出。
创新要有标准和规律，否则创新就成为家常便饭。一个人没有文化会轻飘飘，一个国家没有文化会遭遇危机；一个人或国家如果文化沉沦丧失灵魂深度，则是最危险的。灵性就是原创价值，它是一切文化艺术的根基，只有在深厚的文化土壤上，创新才得以展开，才能持续下去。创新依照原创性的程度有四个层次。最高的层次是原创性。原创的东西不可多得，有四条原则：一，它直接成为永恒的经典，原创的往往就是经典，并对后世影响深远，原创横跨多种领域，产生爆发性的能量，人们认为它是不可超越的；二，它会历久弥新，人们总是能从中找到新的和符合当下的资源；三，能量巨大，它不仅是在一个狭小的领域有影响，而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领域有影响；四，按照中国古代“神、妙、能、逸”的说法，它是“神品”，神乎其神，不可多得，不可端倪。[ “神品”有两套评价体系，一种是宋徽宗的“神、妙、逸、能”，一种明清的“逸、神、妙、能”。我坚持“神品”为第一品，因为神品不可端倪。近代以来的艺术家，有不少仅仅在逸、能二品上下功夫，大多纷纷做各领风骚三五天的事情，但是如果当代艺术家都这么做，中国艺术的创新和文化的创新就几乎不可能。]其次是创新性。创新性就是半创、四分之一创，甚至是“微创”都可以叫创新。它与成为史载经典的原创不同，它会被历史记下一笔；新颖创意，人们会为它能想到这样一点而新奇和感动；具有时代影响，但影响超越不了时代。再次是标新性，其标志是成为“事件”，类似媒体炒作、作秀等，往往轰动一时；惟新是求，结果是被新超越或新新超越，被另一种比它更标新立异的东西所取代，所以它是短暂的。如果用一句话来类比，原创性如果是一万年，创新性就是几十年，那么标新性就是各领风骚三五天了。最次是无新性，就是完全的剽窃、拷贝，没有任何文化推进的意义。
创新必须立足原创，以“止于至善”的精神进行文化的创新。文化创新大致有四个方面，即体系创新、范畴创新、艺术创新和流派创新。
首先是体系创新。体系创新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大文化氛围和它的哲学含金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当代哲学原创性正在丧失，由于哲学原创性的滞后，不能为文化创新提供哲学的高台，因此，迄今为止，体系创新还不多见。当务之急，是走出全盘追随西方哲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模式，从译介和克隆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中走出来，告别中国当代哲学和文论的无根性状态，开始中国现代性和范式创新性的独立思考。
其次是范畴创新。范畴是对经验的提升，对概念的浓缩。我们除了天、地、礼、义、信、道、教以外，现在可曾在概念和范畴上有什么创新？每个时代都提出自己的时代命题和范畴，都在推进自己的时代，那么当代中国应该推行什么样的思想呢？在我看来，只有领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和可能性，领悟到心性转折对人的意义，才能实实在在而朴素自然地体味到自己作为哲人、诗人的使命。每个思想者都处在天地俯仰之间，而禀有一种倾听真实的焦迫，他只有在这种焦迫中才能剥离社会强加的人格面具，而感悟自己真实的内在声音。但是，这种关乎人存在意义的基本本体论今天仍然成为被遗忘的对象。我们要追问，人类精神走向平面和谷底，是否具有反弹的可能性？是否有可能再创建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呢？
第三是艺术创新。中国是陆地文明当中的佼佼者，可惜在最近500年，一支强大的力量使中国从陆地文明最优秀的国家变成了次发展国家，欠发展国家，甚至是落后停滞的帝国，这个强大的力量就是西方。中国艺术面临西方海洋文明的冲突与冲击，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面临新的危机，诗人找不到感觉，找不到土地，找不到自己安身的地方，就开始写一些西方的“丑诗”，写一些不押韵的诗，甚至写一些痛苦焦虑，带有自杀性质的诗。所以诗人海子、顾城自杀了，戈麦自杀了，很多诗人自杀了，这说明现代性造成我们今天很多的中国焦虑。在我看来，21世纪中国的诗歌，既不能完全走古典诗歌的路子，也不能完全走西方现代派的路子，我们应该走中国诗歌创新之路：既要吸收古典诗歌，也要吸收现代西方人对大地与人、对人和自我、人和社会的冲突和张力的重新解释，来找到自己的方法。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把他们的青春活力，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五洲四海的经历，带入诗歌当中，重新开拓出像先秦的《诗经》一样的境界，像唐代李白、杜甫那样的诗歌的境界，我相信，中国诗歌是有生命力的。
第四是流派创新。流派创新意味着百家争鸣百舸争流，它也可能是一家一派，可能是一个圈子一个学派。通过若干流派的创建，使文化界能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并通过流派创立使其声音通过媒体放大，多种流派形成当代的差异性的文化声音。
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的单一口号和愿望，文化全面创新和可持续文化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一个创新的民族是伟大的，他们有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希望全面地了解世界奥秘，同时这个民族整体上具有永无止境的创造欲，能通过伟大的创造干预世界的进程。在此意义上，“文化创新”是当代中国一个前沿学术问题。要重新阐释这个问题殊为不易，要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的策略更是难上加难。这主要因为，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习惯于“文化拿来”，很难想象还存在多少“文化创新”的可能性，从拿来到创新，其间也关涉到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身份”的失落和重建。
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契机，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的祖先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中华文明，而中华民族正是因其创造性而雄踞世界东方数千年。创新是人类的精神特性，是人类由野蛮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确实是对现状的突破和对现实的勘误，也是对权威的挑战和超越。
长期以来，所谓“创新”都是推翻旧的而从头开始，其实，那不叫创新，那是颠覆性破坏。真正的创新应是在原有的精神高度上更高的延伸。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军事、科技、经济发展，到了五千年文明中相当辉煌的一个时期，但是文化创新却非常可悲的掉到了一个急需整顿，急需反思，重新振兴的低迷阶段。
文化创新成为中国崛起的瓶颈问题。个体创新来源于灵感的集合体。我有的时候一旦有灵感，就像郭沫若写诗一样立刻记下来。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冥思苦想而不得，在楼下弹钢琴，弹着弹着，突然有所悟，上楼自己关了五天，等他打开门下来时，已是满头白发，萧然老叟，说“我已经发明了相对论”！我也想在纷繁的思想大潮中弄清文化创新的前沿问题，也知道创新之路非常艰难，但是中国的命运就在于文化创新。
就中国进入全球化现代性过程而言，这种所谓“加入”面临双面刃。一方面这把刀很尖锐，要削除中国文化本身的诸多特性，那些中国精神性的要素，这对中国而言是一种伤害。比如在救亡与启蒙上，我们只选择了启蒙，失去了传统中重要的东西，付出了高额的成本，包括文化成本、经济成本。但另一方面，西方现代话语输进来之后，使更年轻的一代更疏离甚至背离了传统。正如美国城市规划专家瑟勒（Jeffrey Soule）在十里长街走过以后大发感慨：“中国这个有着世界上最伟大城市设计遗产的国家，正在有系统地否定自己的过去。……为什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北京，却要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莽撞行事，穿上一身俗气的洋布褂呢？”这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城市形象，如果我们连本国文化与历史都不尊重不继承，进而导致文化自信和超迈精神的丧失，很难想象这样的民族能够在全球化中获得新的文化创新能量并获得其他民族敬重。[ 北京，“作为古建筑群体的艺术明珠，这些民族遗产已被资本和权贵的联盟所打碎，结果仅存以故宫、天坛、钟鼓楼为一线，以四合院等古代民居区为‘两肋’，庙宇、祭坛、园林及院落等如盆景般星散京城四方。据说从世界遗产保护组织里还传出要取消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称号的声音”。（《长安街建筑：中国文化的迷失》，《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9月14日）]
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要在整体创新中崛起，花大力气整合知识精英文化资本和民间文化资本，把各个思想文化艺术领域的大师整合起来，有目的向海外推出，使得中国成为国际社会重视的“文化大国”。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世界的！
五、东西方话语整合创造新人类价值
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是人类多元文化丰富性凋敝的开始。人类的政治制度、人权准则、金融体系、科技发展都会全球化，这是人类共同进步的基本保证。但文化形态、审美感性、艺术精神、宗教信仰必须保持各自的身份特色，丢掉这一点人类的精神生态文化生态就会出现重大断裂和本体错位。
更深一层看人类精神生态谱系：“人类性价值中断”问题困扰着人类，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不管是亚洲还是非洲，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当代价值伦理、审美情趣、心性襟抱与传统的整体中断和大面沦落。传统的“价值中断”造成了人类总是从零开始，对过去创造的巨大物质与精神财富和人类深厚的价值本源加以否定，使所谓“追新逐后”的“唯新主义”成为对传统“釜底抽薪”的借口。其结果使人成了无根、无源、无本、无家之人，于是寻家、归家、精神复归——寻找人类故乡和精神家园成为现代后现代人类精神生命的真实写照。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化源头与东方文化有不解之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古希腊被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本源。事实上，那种将希腊文明看成是西方文明传统的观念在当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现代性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观念形成的一种文化偏见。希腊是西方文明一度中断而后发扬光大的文化形态。西方文明并不仅仅源于希腊的克里特岛，而且同古代近东地区尤其是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文化紧密相关。
直言之，西方文明受东方文明影响很大。西方人将希腊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并以各种现代性叙事阐释这一文化源头，进而片面地将西方文化看成人类最初的曙光。事实在于，希腊文化作为一种曾经失落的文明，是近代以来因现代性和全球化的需要而被创造出来的一种所谓连贯的文明形态。西方文明既不是一种连续性文明，又不是独立成熟的文明形态，而是深深地受到东方文明影响的文明。
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中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处理和人与超自然力的神的关系的处理，同样启发了西方人。在文字、艺术、宗教等方面，西方文明对近东文明有着诸多借鉴：诸如建筑学、测量学、城建学、军事技术、制造术、雕刻艺术都是从两河流域和埃及传入，而天文学、数学、几何学、修辞学、历法、贸易艺术，钱币使用、国际条约的签订都是由两河流域和埃及的文明开创先河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西方文化乃至宗教都有东方的因素，与东方有不解之缘，西方文明是吸收东方先进文明而获得精神能量的。正是将人置于宇宙中心，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德），才使得现代西方人与古希腊人在坚持人文主义，高扬人性中找到了精神共鸣。
此外，西方人对东方精神的吐纳，导致近年来欧洲出现了“极简单生活主义”。人们认识到，人陷入了一种贪婪“加法”的恶性循环，越干越多，越多越干，节奏越来越快，人生越来越忙，生命力越来越弱，时间越来越少。于是，西方人向东方学习，开始做“生命减法”——老子说“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人们感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简单——而事实上生活原本就是如此简单！面对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生态主义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简单生活方式和简单消费的方式。今天的生态文化使东方文化又一次对西方前沿文化产生了影响，这一生态话语流动和互动互用，实在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的福音。[ CF. Michael P. Branch (ed.):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Moscow, Idaho: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中国思想文化每每被西方乃至国人误读，世界似乎总是乐于谈论中国成为未来世界霸主的可能性。[ 2011年9月，中国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崛起》白皮书，将和平崛起上升为国家意志，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国强必霸的传统大国崛起道路。实际上，中国是后殖民、后霸权时代崛起的第一个第三世界大国。]但我认为唯一可以让中国转型软着陆，可以被世界认同的关键就是文化创新。文化可以让中国说服世界，告诉人们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文化。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西方人大为不理解，因为他们的“竞争性文化心理结构”使其对东方“和谐文化”漠视和不以为然。西方人从古到今形成了一种个体竞争、群体斗争、国家战争的“三争文化”思维模式，难以接受中国“三和文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际和平的思维模式。其实和平共处比战争征服要高明得多。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西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却是“对立产生和谐”的观念。所谓“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差异性的和谐，而不要完全雷同。所以小人是“同而不和”，为了某些卑微利益而产生冲突和斗争乃至世界大战。
中国人讲究“群体秩序”“中庸之道”，强调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天下和平；西方人强调个人主义，但极端个人主义导致了竞争，恶性竞争导致斗争，斗争上升到国家之间的斗争时，就变成了战争。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中国的艺术家，仅仅从西方引进竞争、斗争和战争的思维，有害于我们的艺术，有害于人类未来的前途。当时的日不落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称雄海上，今日安在哉？昔日的大英帝国今天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谁又能保证美国未来是永远称雄呢？今天一些人的短视导致唯美国马首是瞻，紧跟波普艺术家行为艺术家等后现代艺术家游戏，是非常不足取的。
传统文化的根基正在被蚕食，东方不能沉默。我们应该从民族精神深处新拓展，努力提供21世纪人类发展的模式，中国有这个传统和能力。中国有13亿人口，在这片并不富庶的土地上自己养活自己，我们的艺术也应该从这个土地上生长出来，而不应该从外边借一张皮披在自己身上。我认为，艺术从本民族的血缘、传统、根基和心性中来，任何不努力而羡慕别人的人，最后获得成功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古人言：“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现在临渊羡鱼的人太多，自以为时髦，结果反而失去自我。当代中国艺术中的“道”正是由于太多地接近了西方现代性后现代性之技，而使中华民族真正的“大道”正在加速飘逝。
今天西方科学家警告人们：地球环境在恶化，而南极冰层的最终消融，其破坏一方面将使冰川下深冻的数百万年前仍然存活的瘟疫病菌随洋流传播，人类对这种病菌没有任何免疫力；另一方面，南北极的冰层融化后，海平面将升高二十米，这意味着沿海国家的日本将在沉海，威尼斯将在海底，世界很多海边城市都将被淹，人类上万年的富饶平川都将沉在海底。如果扩大城市和过度消费自然资源，增加温室效应，未来世界将不在美妙。
事实上，人对外界空间的无尽征服，使人变得越来越渺小。现在科学家们基本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太阳系不只是一个，而是十万个。我们面对着浩瀚的时空大限，宇宙也不只是一个，而是复数——数十个或上百个。在这个复数的宇宙中，发光的物体只有5%，有95%不发光的物体默默地主宰着宇宙的命运。在其中，人只不过是一粒灰尘，所做的任何事情对于茫茫宇宙来说，都微不足道。
我们应该在“文化寻根”中重新找到中国文化身份，以人类文明的回顾与前瞻为宏观构思框架，引导人们看清现代性困境，重新寻找新的世界观——新时代（New Age）文化复兴精神。
人类的未来应该是东西方共同来思考的未来，也是在东西方对话中生出新世界蓝图的未来。于此，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将一道成为人类未来的生态文化和精神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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