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国文化战略与中国软实力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648 次

西方人很早就认识到文化战争的意义。1929年，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认为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的正确算计、结合和正确运用，大战略的目的在于调节或指导一个或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以求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在此基础上美国战略学家创造了“国家战略”的概念。 文化战略是国家战略的文化命脉。在国家战略体系中，文化战略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对于大国或未来的大国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有人认为，大国的崛起需要三个基础：政治基础意味着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经济社会基础则是提供政治和军事实力的保障，而文化基础则作为国家实力软实力（soft power）的核心部分，是大国竞争的最后战役。文化软实力不强的国家即使在战争中获得胜利，也无法赢得他国的认同，只能成为强国而不能成为大国，只能沦为“霸道”而达不到“王道”。因此当代许多大国都将文化战略视为国家战略的根本，将文化主权视为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 就国际关系而言，历史上大国间实力对比的变化与国家形象的变迁绝非偶然事件，而是蕴含着极为复杂的战略体系。如同个体间关系一样，国家之间也往往呈现出某种“镜像”关系，文化战略一方面可以对他国的形象进行建构、突出、扭曲和利用，服务于本土建构自身形象的现实化需要，另一方面，通过有意识地营造易被接受的国际形象，推行文化传播和渗透，强化本土文化的感召力和向心力，也是大国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上述中国形象的几经变迁就可以视为西方国家依据自身需要有意推行文化战略的结果，而在当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背景下，民族国家的界限远未消融，尽管像哈贝马斯、乌尔里希•贝克以及齐格蒙特•鲍曼等西方思想家不断质疑全球经济时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甚至有“世界政府”、“永久和平”、“帝国”等乌托邦式的提法，但这些发端于西方的思想归根结底是为西方国家的自身利益服务的。现实状况则表明，无论是在东亚还是欧美，民族国家依然在不断强化自我认同感，将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经典化和神圣化，国家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文化职能，而是将经济与文化捆绑起来。法国前文化部长朗格就曾指出：“文化是明天的经济”，当代大国通过新闻传媒、影响等手段，极力建构自我的良好形象，强化自身的优势，对他者异己国家则采取双重标准，夸大对方的弊端。 在核威慑的危机共振平衡背景下，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几率越来越小。人类的近代史也得出了深刻教训，每一次新兴国家崛起并企图充足世界格局的尝试中，但凡揭竿而起挑起战争者往往事与愿违，遭遇失败后几十年间一蹶不振（如德国、日本），但凡隔岸观火，不主动挑战既得利益国家者往往渔翁得利，悄然走上前台（如俄国、美国和未来的中国）。20世纪之后真正的大国崛起绝不能依靠诉诸战争武力，“攻心为上”反而成为屡试不爽的法宝。反观今日大国间文化战略的博弈，则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一大图景。 美国：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 如果将“后冷战时期”与以往影响国际形势的多场“后战争时期”进行对比，会发现无论是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主宰西欧的英国，还是1919年后的一战胜利者协约国集团，或是1945年二战后和90年代冷战结束后的胜利者美国，都属于刚刚赢得重大战争胜利的国家，胜利者忽然获得了某种权力或者强化了某种霸权，在此种形势下，胜利者寻求的必然是保持权力的永恒状态；然而与此矛盾的是，这些国家往往反而寻求对自身权力的限制，甚至为了追求稳定的国际地位向更弱小的国家做出某种让步。对此，有学者进行过深入剖析，认为这是领导国进一步利用战后国际制度来“锁定”（lock in）其有利的战后地位的一种手段，通过对自身权力进行充分的“战略束缚”（strategic restraint），以获得弱国和次要国家的默许。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包括美国在内的大战后领导国，都热衷于某种“制度化”方式，尽管在具体问题上可以讨价还价甚至作出让步，但归根结底要将所有国家都锁定在战后的新秩序和规则之中，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保证自身长久的地位。冷战之后，美国恰恰追求的就是这种“政治稳定”的国际霸权地位，通过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手段，推进各种形式的国际交流，广泛参与建立和控制国际组织，施加其强大的影响力，力求将美国的特殊地位制度化，将美国文明置于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这就是美国文化政策的战略背景。 战后西方文化成为当代世界文化中最为强势的一种，而美国文化又是西方文化中影响力最强的一支。美国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化问题，其文化政策包含内外两个维度：对内，要解决自身精神文化的堕落，致力于消除过度放纵的消费主义、精神空虚、毒品泛滥和道德沦落等社会问题，强化突出美国的个人主义、民主政治和自由原则等主流价值观；对外则制定文化政策，强化文化措施。除了加强科技、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实力外，美国将信息实力的发展置于文化实力的突出地位，将文化实力与科技实力、国家力量集合起来，由于信息技术是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成就，占据了信息化的制高点，就能保证美国文化的尊贵地位。此外，美国在影视、媒体等方面的投资与出口时高度自觉的，这背后都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 美国文化政策重要的一环就是对外文化渗透。这种文化渗透主要是指：美国利用其新闻媒介、电影娱乐、因特网等方面的优势，渐渐地影响他国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方法。正是由于文化渗透在美国外交活动中举足轻重的作用，美国政府决策者有意识地将美国文化视为征服他国的重要手段，其外交手段中，“文化输出”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这种文化输出往往与“文化渗透”结合在一起，是强化论证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的“软权力”手段。有的时候，美国的文化渗透会演变为赤裸裸的文化干涉，利用经济交流、政治对话等方式，强行推销美国的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将推行西方民主制度视为美国的国家使命。上世纪90年代，美国就利用东欧国际形势巨变之机，大力宣言所谓西方民主自由意识形态，甚至在对亚非拉等国家的经济援助中强行塞入要求其推行美国模式等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出现的“经济杀手”披着经济学家、银行家、国际金融顾问之类的合法外衣，其实却为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服务，他们用伪造财政报告、操纵选举、甚至谋杀等手段，拉拢控制他国的政治与经济精英，向他们提出蓄意制造的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产业投资建议，诱骗发展中国家落入预设的经济陷阱，从而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和自然资源，为扩大美国在全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霸权张本。而当代艺术与美国全球文化后殖民战略紧密相关。 近来美国《混合语》（Lingua Franca）杂志不断曝料——在第三世界推进“现代性”的幌子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96年后加紧了对第三世界学术界的渗透，出巨款让一些人宣传推进全盘美国化，豢养一批打手专门打压那些为自己民族文化崛起的人。美国虽然没有宣传部，中央情报局事实上是美国的文化部宣传部，中央情报局动用了“马歇尔计划”2亿美元的资金来搞文化宣传“心理战”，通过“法弗德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大量收买本地文化打手，一些著名的经济机构，同样是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的。诸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华尔街、离岸银行、出口信贷机构、大型跨国公司参与了美国驻在全球金融的兴衰，使第三世界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受到空前的压力。美国在冷战时代，甚至将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空投到前苏联，以卑鄙的手法扩大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空间。美国政府发言人乔治•坎南（George Kennan）很直率地说：“美国没有个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宣传”定义为：“有组织地运用新闻、辩解和呼吁等方式散布信息或某种教义，以影响特定人群的思想和行为。……一个国家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他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以影响其他国家人民的观点、态度、情绪和行为,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霸权主义宣传和冷战心理战的目的是让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与空军一样不可或缺”。美国宣传心理战专家克罗斯曼（Richard Crossman）说得更直白：“上乘的宣传看起来要好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的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行进,而他们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为了做到这一点，乔治•坎南认为“必要的谎言（necessary lie）”和欺骗都是允许的。而且“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 一本值得关注著作是弗朗西丝•斯托纳•桑德斯的《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在书中作者详尽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实：“在国外，中央情报局主要依靠当地的知识人，他们从内部的进攻有利于掩盖美国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中央情报局可以挥霍美国国家巨款，使其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无孔不入：“所有的知识领域，我们都有兴趣，从人类学到艺术创作，从社会学到科学方法论，无一例外”。为了渗透美国的霸权思想，中央情报局在文化领域展开了长达半过多世纪的文化输出活动：举办讲座和研讨会，创办学术刊物，开设图书馆，资助学者互访，捐助讲座教授位置等。可以看到，美国除了军费几乎占到世界一半以外，为进行世界的文化冷战耗费了多少金钱，网罗了多少人，费了多少心计进行策划和组织，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艺术种类，又有多少文化买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于其中。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更是将对第三世界的文化输出视为实现其外部利益的国家战略。1992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在《美国复兴日程》中说：“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由于美国文化对全世界的吸引力而得到补充。这是一种新的我们可以利用的‘软力量’”。1993年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理论，将文化差异提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意义。布什所谓的“软力量”也就是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1989年首次明确提出的“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发端于美国的术语而今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理论的关键词，对其现实文化政策造成了深远影响。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具体内容包括：文化吸引力，也就是成为普世性文化；意识形态或政治观念吸引力；铸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以及信息权力等。约瑟夫•奈的论点虽然存在不少问题，但已经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一同成为美国文化战略的理论化成果，并对美国战略决策者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实践层面，美国借助其文化权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其理想和制度，通过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对外文化教育交流项目、技术输出和文化输出等手段扩大美国文化的影响。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的海外广播：美国认为无线电台的作用要高于学术交流，因为它能直接对全世界千家万户和无数民众输出美国文化，1995年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说：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是“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言美国的诸政策……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冷战后美国对华广播更加深入，每周“美国之音”对华普通话播音为84小时，藏语广播28小时，粤语广播14小时，还有固定时间播放电视节目，另一家“自由亚洲电台”自1996年以来每天以普通话、藏语、粤语和维吾尔语对华滚动广播24小时。资金方面，这些电台都得到美国国会拨款，如“自由亚洲电台”1995年得到1亿美元，2000和2001年则分别得到3000万美元，美国政府命令他们对“中国听众准确地报道美国及其政策的新闻，以及可观权威地报道中国国内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事件”。 冷战本质上是一场文化战争，美国正是凭借文化输出的力量颠覆和改造了苏联的意识形态，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苏联长期以来文化领域的混乱与政策反复给了西方文化入侵的机会，从而丧失了国家文化安全，最终付出解体的代价。约瑟夫•奈的软权力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就是“隐形霸权”，通过这种霸权，美国得以摆脱传统强权手段，依靠自己的科技、文化能力，引领者世界文化生产与创新潮流，使得每个人不得不跟着美国跑，薯片、芯片、大片这样的“三片文化”背后就是鲜明的美国逻辑：要么接受网络化、信息化、快餐化的生活方式，要么被这个时代所淘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今天的俄罗斯，受美国文化影响，俄罗斯的自由主义派就以西方自命，完全接纳了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认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的西方文明主宰权问题，承认西方文化的权威地位，将自由民主价值和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全人类，俄罗斯甚至有学者自惭形秽地指出：“在今天，西方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理概念，也不是简单的资本主义标志，而是经济、科学技术和民主发展现有最高水平的代表。不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社会就不能称其为现代社会，因此日本、新加坡、韩国是西方，而我们直到现在还不是。” 当然，当代也从来不乏对美国文明及其政策的批判之声，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美国理论在俄罗斯同样遭受过尖锐批评，尤其是亨廷顿解决俄罗斯文明困境的方略：加入西方政治军事联盟，与西方合作对抗儒教和伊斯兰教，这种论调遭到了广泛批评，无论是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传统的强国派、自然主义者都拒绝接受这一建议，认为美国的建议只会导致俄罗斯日益依赖西方，丧失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就连西方内部，文化冷战也从未断绝。战后美国文化强势进入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但是，欧洲文化绝非被动全盘接受文化美国化，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一致致力于维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尤其以法国为甚。并且在国际上形成了以WTO（世界贸易组织）和US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平台的两大文化阵营。1984年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身就说明，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两大政治阵营，而WTO和USNESCO则是在文化上的具体表现。 对于美国文化的扩张，世界各国是有高度警惕的。同为西方国家的法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为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保护法国文化，针对美国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谈判中提出的文化产品贸易自由化，法国坚持“文化例外”政策，反对将视听产品纳入世贸组织贸易规章制度中。法国为此对欧洲各国进行不懈的游说，终于使得1993年欧洲议会采纳了“文化例外”原则，捍卫了法国和欧洲的文化权。此外，作为美国的近邻，加拿大就曾同美国在文化领域多次交手，抵制美国杂志、多媒体的渗入，控制美国文化产业在加拿大媒体和电信产业中所占据的份额。在1998年6月，加拿大还专门组织了一次有关联手抵制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会议，将美国排除在外，会上针对美国借助贸易传播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做法，主张将文化产品排除在自由贸易规则之外，因为文化的自由贸易会威胁各国自身的文化。全球化也使得弱势文化的权利问题浮上水面，2001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权利”研讨会，来自中国内地及港台地区、印度、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泰国、荷兰、英国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提出了文化多样性问题，反对发达国家文化体系的入侵，呼吁文化自治。2001年12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该宣言第五条规定：“文化权利是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创造多样性的繁荣有赖于文化权利的全面实现。” 日韩文化国策及其挑战 随着亚洲的崛起，其文化国策方面的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以后，又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因此强调21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印度在地区事务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其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可以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大国文化形象有新的体认。当然，对此类文化之争我们不得不深加关注。 中国、日本、韩国构成了东亚三强，但从目前情况看，在文化战略上，由于自觉性和关注度不够等原因，中国落后于日韩。 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最近又要强调成为东亚的代表性国家成为世界文化大国。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确乎有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最后担当亚洲统一的领头雁。而在成为文化大国方面，日本不惜重金进行文化输出。日本计划准备输出一百位哲学家，一百位艺术家，一百位文学家，一百位经济社会学家，总的拨款二十亿美元。1995年，日本出台了《新的文化立国目标：当前振兴文化的重点和对策》，提出21世纪的文化立国战略，1996年日本文化厅提出《21世纪文化立国方案》，正式确立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1998年3月，文化政策促进会提交了《文化振兴基本设想——为了实现文化立国》，深入阐释了文化立国政策。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此外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如今又对中国的崛起抱有很深的成见，为了成为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有鉴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又鉴于全世界正学习日语的外国人仅仅236万，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在国内，进一步扩大留学生的规模，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日本为了输出自己的文化，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可谓不遗余力。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国民政府新文化政策”、“文化产业发展五年计划”、“文化产业推进计划”、“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等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韩国《大长今》的海外输出根本不是一个编辑、编导的思想，而是国家性的，所以电视剧《大长今》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的。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一个小小的韩国，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显然这是以经济利益为直接目的，但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在新世纪国际争端和地缘政治语境中，韩国对文化输出可以说是作为国策对待之。在新世纪国际话语权争端和地缘政治文化语境中，为了扩散“韩流”在东亚的影响，塑造东亚大国形象，可持续地提升韩国的国际地位，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使全球更多的人认识到韩国的文化的重要性。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世界大国都是以文化立国的，如果没有文化，冲突就会不断升级而无法得到缓和。而导致国家安全出现裂隙，文化内在凝聚力缺失。 此外，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确乎有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这二十年来，我们中国只是在发展经济。如果让中国人谈文化，我们又能谈什么？我们如何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可以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我们的礼治、礼仪消失了。世界大国都是以文化立国的，如果没有文化，冲突就会不断升级而无法得到缓和。论实力，中国的GDP总量世界第四，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东亚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无法忽视中国和平崛起这一事实。尽管由于冷战心理模式作祟，周边有的国家对中国仍然怀疑和不信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这一点无法改变：人类文明需要一个和平崛起的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中华文明，中国必将与日本韩国印度共存于东亚和南亚，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改变这一结构。因而，日韩等国在文化误读和文化战争的国际大形势中，明白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道理，选择了最具有持久力量的对外文化传播方式，使其不落中国之后，达到抗衡中国文化和平输出的目的。也许少一些冷战思维的话，“孔子学院”、“世宗学院”、“日语中心”各自不断开拓，会使东亚文明整体海外传播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普世性价值与大国文化方略 历史上许多大国兴起的同时必然借助一整套文化战略巩固并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英国在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同时，也将英国文化、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甚至文学艺术渗透到了帝国势力所能达到的每一个角落，在殖民地，英国用殖民教育培养了一批本土的英语精英阶层，时至今日英语也是许多国家的官方语言。文化扩张成为了英国政治扩张的重要支柱。法国则从路易十三时代起，就将文化称霸与称霸等量齐观，法兰西优雅的礼仪与文质彬彬的气质，使其成为欧洲风尚的准则。1635年路易十三时期的首相黎塞留创立了法兰西学院，其目的就是保卫和弘扬法兰西语言和文化。法国对于自身文化控制和推广工作的高度重视，使法语在18世纪成为欧洲上层社会的社会语言，无形中又强化了法国作为“文明标准”的国家文化形象。 在今天的国际语境中，除了军事上的打压、经济上的竞争，文化上的战争已经出现新的动向，作为大国崛起的前提的中国文化创新，无疑被相当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今天，应对从文化冷战到文化热战的重要方式就是进行文化战略的研究。1929年，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提出算计和发展“精神力量”。在此基础上，美国战略学家还创造了“国家战略”的概念。对此，我们应从中国立场出发，坚持人类性和世界性的维度，进行中国文化的重新发现和输出。我主张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的统一，坚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反对过激的民族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文化立场，寻求普世性价值重建。 早在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就明确把人文-文化发展纳入全球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总体发展过程中。在大会上，“文化产业”是重要议题。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联合国世界文化发展10年（1988-1997）》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对全球人类共同体的人文-文化关怀，进一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可以说，80年代以来，文化成为各国很重要的一项国家战略议题，文化日益进入人类生活的核心层次，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审美、精神、思想价值。 二战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根据联合国的一项统计，1980年到1998年，世界印刷品、文献、音乐、视觉艺术、电影、摄影、广播、电视、游戏和体育用品的年度贸易额从953.4亿美元，增长到3879.27亿美元。文化发展之快可见一斑。1993年英国发布了《创造性的未来》，这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以官方文件形式颁布的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1994年，澳大利亚也颁布了自己的文化政策《创造性的国家：澳大利亚联邦文化政策》。1998年，欧洲各国相继推出了自己的文化政策，更大力度地推进它们本国的文化。目前出台文化政策的欧洲国家已经有27个之多。1995年日本推出了“文化立国”国策的推出，1998年韩国推出了“文化立国”国策的推出，在此氛围中，推出中国21世纪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成为中国发展的当务之急。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日渐崛起令世人瞩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魅力和影响亟待拓展。假如我们的文化仍旧绵软无力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有数据表明，目前美欧占据世界文化市场总额的76.5%，亚洲、南太平洋国家19%的份额中，日本和韩国各占10%和3.5%。在这种格局下，中国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古人有言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文化事业要发展，文化战略须先行，被动应对绝对不行。美国文化产业创造的价值早已超过了重工业和轻工业生产的总值。与美国相比，尽管迄今为止我国的文化产值所占GDP的比重还很小，但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我相信局面会有所改观。当然，前提是，我们需要有一批人来共同促进这项事业的发展。为此需要培养一批具有世界眼光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知道什么是最中国的、最优秀的、最能成为世界性的文化；知道什么是全球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谁在了解中国，否则很可能将导致文化生产过剩或者错位。今天的官员可能会提一些文化输出，但是没有一批人，没有一批知识分子来切切实实做这个事情，就会很空洞。 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否则就很可能失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办了孔子学院和语言文化学院。只有3000万到3个亿的外国人都来学汉语的时候，汉语的卑贱地位才能改变。只有这时候，中国人才蓦然回首，发现自己的母语和文化是可以学的。 在高层，宏观指导有余，微观实践不足，在国家立法和行政层面缺乏针对性和有效的投资与支持。中国政府对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问题有着自己的主张，提出了中国自己的文化安全观，改革开放以来历任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立场，多在于强调合而不同，求同存异，鼓励和加强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文明对话。然而，中国这种“韬光养晦”战略适用于经济和政治层面，但比起周边日、韩政府目标明确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中国的文化政策层面却显得气象不足且特征不够鲜明，这也导致了东亚文化领导权的危机。 在实践层面上，我认为文化传播机制是一个大问题。美国用三大片（薯片、芯片、大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这三片在IT界、媒体界、影视界无疑是一场革命。这三片是美国全球做大的一个模式，包括他的文化输出，都是大规模的。从1996年开始，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超过航空、重工业等传统领域，成为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美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占美国GDP的25%左右。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美国花了多大勇气来做它的文化宣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文化战略应该有一批真正的人来做。而且，中国的文化教育应该重新制定，制定大国20年文化方略和方案，否则就有问题。 与美国相比，韩国、印度和中国的电影在世界所占的分额都不是很大，现在韩国有所增加。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的模式，如制作模式、宣传模式、广告模式、营销模式、收回成本模式等。最近几年，一些中国电影逐渐走出国门，在为世界所认知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海外市场，其中的佼佼者如张艺谋、陈凯歌等。但恰恰是这些大踏步走出去赚取海外票房和美元的电影导演，在很多人眼里，他们的作品不仅“媚洋”、“求大”，而且“没有思想”。结果，钱投得越来越多，电脑制作越来越虚假，画面越来越残酷。成本越高，就越期待从市场获得高回报。这在美学上被称为“形式取代思想”——即以形式的视觉狂欢取代了思想的深层感动和内在的灵魂的拷问。面对美国文化三片齐下的文化战略，中国文化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处于“失声”状态。 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源于美国的嬉皮士文化背景，有其自身特点，但如果在中国大规模推广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中国文化要出好作品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上意义上，特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模仿的层次上，必须批量生产，规模推出文化精品。这就需要市场的投入。但文化市场也是个难题，因为中国人懂文化的不懂市场，懂市场的不懂文化。甚至是懂文化的看不起市场，懂市场的也看不起酸文人，他们是有脱节的。主要有四个层面的问题：第一，官方应有文化的高度。今天，中国有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而官员应该知道文化，知道什么是最优秀的，什么是可以成为世界性的。第二，对市场的熟悉，了解西方的市场，全球的市场，知道谁在消费中国的东西，谁在要这种东西。如果不如此，就会导致很多问题，即产品过剩，或者严重错位。文化市场如阵地，你不先去占领，别人就会趁虚而入。现在的文化市场还不够健全。一方面，一些人受“名牌”机制影响，人云亦云，喜好消费那些宣传海报里的商业“大片”；另一方面，相对于全国平均收入水平，文化产品总体上仍属于奢侈品，一些人受经济条件约束，消费不起。这些都制约了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良性发展。第三，中介环节问题，主要是体制性问题，需要有一种弹性的合作性的制度、财务制度等。没有这些，任何从事文化产业的人最后很可能是债台高筑，官司缠身。第四，专业和思想的介入，即邀请一批真正的专家、学者和撰稿人，吸收、改编他们的思想以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产业在世界市场上要有很高的地位，中国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需要走很长的路。文化的多样性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才能保证，文化产业是保持文化创新和文化输出的重要方式，文化产业不是目的，目的是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有益贡献。在发现东方、输出文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积极调整应对思路，不再将西方模式视为唯一，而是努力选择新的发展方向。中国的文化创造与制作，要有全球眼光，要了解市场的真实需求，抓住发展机遇，要有与西方平等对话的态度和精神诉求。随着2006年中国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相应战略的实施，以及知识界、文化界等对文化的日益重视，我认为，展示给西方一个真实的中国，让西方学会欣赏差异性的东方文化，是可以预见的。 文化格局重组下中华文明何去何从 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对此不可不察。正如珀金斯《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所揭示世界重大历史事件背后深藏的内幕，批露全球化经济运作的潜规则和阴暗面那样，我们更应该严重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文化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在我看来，科技制度的并轨化已经成为过去，它们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甚至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解”，当代思想战略大师学者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此时，中华文化该有何作为？中华文化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近些年来西方发出的“东亚的挑战”的忧虑恰恰证明了东方崛起对维护世界生态平衡的意义，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活生生的东西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纠正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狂。著名法国思想家德里达说：世界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中国对于世界未来至关重要。我理解德里达是在强调多元性、差异性的文化，反对英美语言文化霸权。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从理想主义国家的思维中走出，迅速接受了现实主义乃至实用主义的国家战略思维，这是基于对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清醒判断和把握基础上的正确选择。在制定许多国家战略方面，中国政府也坚持现实主义的态度，迅速走出十年动乱的阴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从而使得中国GDP保持了二十多年来年均10%的增长，为中国作为大国的和平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然而这种现实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在走到一定的阶段后也会遭遇到瓶颈问题，比如国家的经济指标能否成为衡量国家文化实力的标准，一个富国是否一定能成为文化强国？我们曾经对于这类问题有着太多想当然的理解。事实上，文化强大绝不是经济强大后自然而然的副产品，文化战略同经济战略一样也是需要仔细摸索、推敲、制订和践行的。今天，当一个国家在经济振兴和富裕同时，文化建设反而变得空前关键。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并重，才能不断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创造有价值的新思想新体系，其大国形象才能春风化雨般地和谐服人。 中国文化历经重大冲击而仍具凝聚力，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收自我创新，能容纳古今中西各种有价值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把本民族的美好价值发掘出来，找到普世性国际性文化共识框架，重新铸造经过现代性洗礼的中华新思想。“中国形象”的建立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分不开。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张扬人文理性，从文化拿来走向文化输出，在文化竞争中获得体系创新、流派创新、范畴创新，有效地提升大国的文化竞争力。 今天，中心话语同边缘话语对话、少数民族同主体民族的对话、宗主国同殖民地的对话尤为必要。文明对话的差异性、语言之间的差异、文化间的差异导致的文化战争十分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如果忽视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对话互补，就将为文明冲突付出巨大的代价。 当今国际形势中最重要的是文化战略，必须坚持东西互动的基本思路、中国立场的身份意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原则。这个世界不可能按照西方的意图一元而单维地发展，只能东西方共同开始文化价值与精神生态重建，纠正西化单维时间观而强调价值论和境界观，减少东西方文化误读和冷战对抗，获得人类的多元并存与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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