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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化的战略远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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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岳川 日期：2012-12-30 阅读：154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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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够借鉴“全球史”的视角，真正超越20世纪文论的人类中心主义范围？按照环境伦理学的说法，契约和伦理自英格兰贵族的罗马公约开始，经历了林肯总统的废奴法令，加之马丁•路德•金等人的抗争，如今种族平等已经成为全球的基本共识，尽管具体到个体而言未必都能做到。近年来，动物保护主义成为一支新兴的全球化力量，生态美学与生态哲学方兴未艾，有人大胆地预言，将来的环境伦理学主体范畴会进一步扩大，将从生物扩展到非生物界，到那个时候，个体的人同石头、沙砾和海洋的关系也会成为一种互为主体互相尊重的主体间关系。
这或许只是痴人说梦，但生态哲学的兴起不光让我们更加重视环境问题，学会了以生态平衡的观点看待不同文化间的平衡关系，孤立文化系统之间的互补互利，也提供了一种启发，即超越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以一种更为宏大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的生活史和文化史。需要补充的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为人的权利，就学术研究而言，每个发言者和写作者都只能通过人的视角体验和描述世界，也只能通过与人类的交流获得材料，代表人类发言；只是，能否以全球史的视角来重新绘制一幅人类文化生活的图示，将历史全球化，同时将全球化历史化，就像看待大象迁徙、草原退化、种群斗争那样，以某种超越的视野来观照我们活生生的人类历史。这样，世界历史东西方的此消彼长，以及在此前提下现代以来文化间彼此的交融、冲突，对于异域文化、他者文化、敌对文化和弱势文化的描摹，就会成为种族、种群为了生存期间的策略乃至战略问题，这样做非但不会鼓励种族间的仇视，其更能引入一种更加超迈和科学的视角来关注文化、文论和文学问题，避免后殖民主义依然存在的二元对立问题。真正打破东西间二元对立的路径，只能是超越这两者之上的另一重视角，这才是真正的“一分为三”。
坚守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立场
应该说，在全球化的“知识型”转型背景中，中国知识界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歧，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差异性”成为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公共性与私人性、形而上与形而中的关键词。在全球化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接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只能在多元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既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使自身文化保持持续敞开性和长久交汇性。这不仅成为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化策略，而且有可能使边缘文化得以重新认识自我及其民族文化前景。我认为，在全球化的问题上，应该明确以下基本价值立场。
一、全球多元化与中国本土价值
全球化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复杂文化关系的揭示，将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现实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文化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提供一个清晰的坐标。东方主义话语大抵是边缘学者用来拆解主流话语的一种策略。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二元对立中，怎样既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去审视当代文化问题，又具有本土化的意识对全盘西化加以警惕，变得相当重要。
近些年这种不断增长的全球化过程具有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新信息网络技术全球化等新特征。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并走向后政治组合形式。从宏观上和微观上说，“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融合”具有普遍性，单独抽出任何一维作为未来世界图景来阐释其发展轨迹，认为未来世界是“文明的冲突”或是“天下大同”，无疑都是有其盲点的。
全球化中信息和经济的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形成文化互补化，起码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发展。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主义”，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使不断创新的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西化了两个世纪的世界，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进一步加大“中国文化形象”重建的力度，让中西在“建设性伙伴关系”的互动中，真正“发现”东方优美的文化精神，体味中国创建人类“和谐社会”的诚意。
我主张“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
在新世纪，中国学界对这个问题有更开放的心态和新的看法：对中学西学不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学不分古今中西；对西方的器物类、制度类的先进体系能够“拿来主义”式地接受，而对思想和宗教信仰问题也能够展开多元文化对话。
由于全球化对中国而言既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意味着可能会失去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难以割舍的东西。同时，又不得不接受一些东西，甚至是一些很难认同到东西。因此，对中国而言，全球化问题不是变得简单了，而是更加复杂了。因为不少人将全球现代化看成是一个世俗化进程，进而将世俗化仅仅看成是一种个体生命欲望的张扬。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用“汉语写作”所面对的汉语读者群“在国内”这一特殊语境中，其问题就更为复杂和难以把握。在我看来，如何从更大的跨国或世界文化视野审视自我的“文化身份”和“精神禀赋”，展示个我的真正存在意义和生命归宿，如何从“自我身体”和“他者身体”入手进行深度描述，即不仅从“自我”的中国人视域去看世界，而且也从“他者”的眼光来看“中国”问题，才可以真切地查明的自我文化身份，并对当今世界东西方问题有新的推进。尽管在全球化中不少人是双语写作，但母语的优先形式自不待言，这或许会导致某种身份错杂和问题的双重开启或双重遮蔽。在对私人空间或身体欲望重视的同时，同样有个“度”的问题，丧失了这个“度”，就会从有效的意义逆转成为丧失了合法性的无意义行为。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在认真思考多元文化问题的同时，还需进一步对后殖民状态中西方对中国文化身份的凝视和歧视加以拒斥和批判，并对其根本片面性进行认真审理和批判。不妨说，全球化理论和实践的健康发展，取决于一种正常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冷战式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看这个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一种多元即无元的心态对一切价值加以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欲望和个体差异性。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和共通性，使我们在新理性指导下，重新阐释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确立被压抑的中国文化形象。在反后殖民话语的同时，过分鼓动民族主义和东西方差异性，却有可能使宽容精神和远景胸怀消失在紧张对峙或者消费性大众文化中。甚至张扬民族差异而差异却不复存在，张扬民族精神而消费策略却使民族精神隐没不彰。如何避免这种反西化、反现代化导致的第三世界的相对贫困，如何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形式下，使“第三世界”的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并在保持自我相对的差异性的同时，而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标准的认同，确实是非常值得冷静深思的事情。
民族主义是后殖民时代的热门话题。民族主义在张扬民族的正义和民族精神方面有着重要的功能，它不仅可以在有效的范围内团结民族的知识精英和民众，对西方的文化政治凝视和种族阶级歧视做出反弹性批判，而且可以对自身的文化策略和话语机制进行有效的改写，对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中国形象加以定位。但是，如果一味张扬民族主义而对抗世界主义，则有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即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对自身文化形象加以夸张性申述，从而重新走向冷战意识，走向自身的封闭和精神的盲目扩张。因此，对其正负面效应做出公正的评价，是当代真正知识分子的重要工作。无论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还是激进主义知识分子，都只能从中国的当代实际出发，面对中国开放的新世纪图景，进行切实地有效的文化分析，从而确立自身的话语身份。
在多元文化观念的播撒中，不少第三世界的文化哲学家和理论家，以一种跨文化的眼光对民族精神和对人类文化远景加以深度思考，积极参加这场深入广泛的国际性文化对话的讨论，探讨多元文化前景和自身文化出路的选择。问题在于，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加以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消解而达到矛盾的化解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冷战后的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这些关键性问题，绝不是可以轻轻滑过的。
在当前复杂的后冷战文化氛围中，要使倡导全球一体化理论和坚持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完全达到共识，是不现实的。事实上，在实践中我们既不可能完全走向西方中心主义，又不可能彻底坚持文化相对主义，而只能清醒地对这二者的问题加以审理。
多元文化语境中的问题使我们明白，当代中国问题决非任何单一模式可以解决，这种呈现交织状态的话语纠缠，使问题的任何解决都变得相当棘手。这使得我们必须既认识到狭隘民族主义的危害，同时也厘清全球化理论的某些误区；既清醒地审理这些日益严重的网状问题，又不是情绪化甚至煽情式地决然对立，从而对新世纪的跨国际语境的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走向，对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对话中的华夏文化策略有着正确意向性判断。
无论是跨国关系问题的来源和结果，问题的转移和遮盖，都逃离不了全球化语境。强调差异性、边缘性、少数话语成为第三世界话语向第一世界表达自己思想的基本模式。这种叙事有两个好处，首先获取小话语向大话语的亲近，以此来获取小话语的合法性。同时这种小话语表明了第三世界的空前的失落，希望获取第一世界的话语的支持。抓住历史的契机，把握全球化构成中的处于低势位的“转型期中国”或“发展中的中国”所具有的流动演化性，追问民族身份认同在价值创构中遭遇到的诸多问题，才能使知识者在话语转型中体认到这种境遇所提出的挑战式机遇，并转变僵化观念抵达多元性对话，从而将务实性思考推进到中国问题与全球化问题前沿，进而为新世纪“中国形象”的确定奠定思想基础，使中国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输出”和“多元对话”成为可能。
二、坚持文化对话中的中国身份
全球化语境中，西方文化话语往往通过扭曲第三世界人性的方式而获得自身的话语中心地位，也就是说，个体必得放弃第三世界民族语言身份而换取他民族文化身份，这种由被动到主动的姿态使当代学者不断询问和不断寻找自我身份。这种身份意识的关键就在于受制于西方话语权力秩序而产生西方中心的幻觉，其优越的感觉隐藏一种跨越的暴力和本土意义解读中深刻的文化危机。
在全球传媒系统平台上，西方强势文化显得相当突出，而东方文化则被“非中心化”。随着世界格局的微妙变化，中国新文化传播西方而出现“新东方”热时，西方会认识到新的东方大国崛起的意义。
当今世界文化是多元文化、多极文化。“发现东方”的精神诉求是：让习惯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人学会谦虚并开始尊重东方，让世界的每一个边缘人都有资格开圆桌会议，成为边缘或者多元中的一元。“发现东方”是一种谦和的文化呼求，希望西方来看看已经被边缘化为垃圾集散地、廉价劳动力、环保污染地、生态危机的边缘地。同时“发现东方”也尊重天赋人权，每个人不因为人种、色彩，不因文化背景、历史种族而有亲疏。这才是人类未来具有公信力的公正之声。[1]
如果说，中国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业已失效，那么，今天的西方中心主义恰恰变成了凌驾于他国之上的中心主义之“君”，第三世界成为西方中心之外的次等边缘之“臣”。西方在杀死了我们的“文化之父”以后强行成为了我们的“继父”。我们经过一个世纪的“全盘西化”变成了准西方的“香蕉人”。这在国际大家庭当中越来越显示出不合法性。事实上，完全听西方的不行，完全听古代中国的也不行，应该保持某种“互体互用”的话语，在中西两种话语之间寻觅到一种和合的中介形式。
人类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茫然四顾而不知所终。需要回想走过的路，清理哪些可以整理而对未来有所警示有所滋养？能否提升文化的优秀元素作为人类共同思考和前进的动力？古希腊提出的民主，古罗马提出的法制，中世纪提出的信仰，中国思想中的“仁者爱人”、“立己达人”、“淡然无极”等，如果去掉那种专制和僵化的因子，能否为今后的人类留下一些中西优秀文化整合的可能性？应张扬多元文化整合主义，需要文化中心主义骄傲者虚心一些，使边缘话语声音更大一些。“过犹不及”——西方发展的是“过”，而中国长期是“不及”，两者都不是中庸，而两者加以整合的结果，将会使人类找到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应努力让别人明白和倾听，并认识到这种珍贵的价值。这是中国人主动发现自我诠释自我，让世界理解和倾听的重要方式。
坚持用中国自己的语言和声音来表达中国文化价值诉求，因为中国文化的正确被理解不仅是中国整体外在形象和宣传所带来，最终它还是在文字的不朽上被落实，并靠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中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来传达。我相信，有价值担当的思想者会继续以坚实的工作和深沉的文字建立和搭筑这座桥梁。终有一天人们会看到文化输出事业上的价值和深广的意义。中国仁性宽厚放达的文化精髓与平和心态，表征在用一腔热血传承其文化价值的真正的学者身上。有了这样的“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知识分子，终将会有“止于至善”的大境界出现。
可喜的是，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民族凝聚力增强了。如今的大学生中有人穿汉服和唐装感受文化的重量；北京有读经班在诵读尘封已久的经典；山东祭孔活动于庄严肃穆引得海外寻根大潮；陕西高中生的成人礼仪在争论中出场；也有人也感受到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还有人感到知识分子分化中坚持“学术者天下之公器”者日见稀少。面对全球化西化的状态，国学在相当长时间内已经被边缘化，现在有一部分开始修复，有一部分传统和传统礼仪在重新评价其历史功过中加以重新阐释。复兴也罢，振兴也罢，其实都说明一个道理，事物遇到了危机，出现了危险的征兆，需要迷途知返。复兴文化不一定特别拘泥于过去的形式。禅宗和法相宗相比就不太拘泥于文字和形式，而强调佛教的灵魂和精神。如果过多的还原古代形式，可能对现在的社会秩序和现代的科学自由民主产生隔阂。毕竟，任何新型话语都要往前拓展，有些旧仪式可能失去，但其精神和行为纲领会存在下去。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哲学智慧，生活智慧，艺术智慧，生存智慧加以重新发掘，成为活生生的流淌在中国人血脉中的禀赋气质，成为自我和他者文化辨识的生命指纹。究极而言，无论是模仿西方还是克隆古代，都说明我们的想象力创新力在滑坡。[2]今天，中国艺术家模仿西方走到了绝境，应大力提倡“文化创新论”，创造出新文化形态并可持续地加以文化输出。创新代表了文化的内部的提升，输出代表了文化的外部的扩展。如果文化创新成为民族的显在意识，那么让天下人平和地感受东方文化铁树开花的魅力，就不是不可能的。
新世纪富有创造性的思想是超越个我而与人类性连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个人小我悲欢而思考人类终结性问题的一类人。13亿人的大国如果不产生世纪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那当何以堪？东方大国长期没有声音，谁来为所谓的远东说话？谁来为中国人说话？只能我们自己说！在超越了海洋文明的太空文明时代潜在的新文化逻辑中，知识分子到了真正面对跨国话语真实性问题并重塑“中国文化身份”的时刻了。一方面，需要对西方核心范畴进行置疑，并在过滤汰变中生成自我的新文化。同时，放眼量看世界，面对中西方的“文化兄弟”取长补短、互为体用。这意味着：新世纪“中国文化身份”的获得在于真切地审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潮流，提升作为人类新感知方式的文化对话平台，改造世界单一西方化的言说和行为方式。发现东方使人类得以欣赏并尊重差异性文化并认识到人文生态精神的重要性，文化输出是在尊重海洋文明的现代性成果中检视新世纪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可持续发展机制。中国立场表明中国新世纪文化不仅有了自己的跨文化国际眼光，而且有了文化价值担当的文化身份立场和问题意识，并成为我们的血脉、心性、价值和践行的基本方式。
三、在古今中西之争中确立中国立场
不难看出，中国当代文化出了些问题，正处于“古今”“中西”之争中，面临着诸多危机。
首先是古今之争，包含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所面临，西方也同样为此而苦恼。传统价值、传统信念是否在“现代化”中已经失效？传统是否可以忽略不管而直奔“现代”？传统是否在每一文化阐释中重新制约我们？这是解释学问题或“后国学“问题？还是对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和承继问题？
“古今之争”强调传统价值的失调。古今之争使得我们过去很多问题流传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今天又不能完全解决，是老问题出现在新语境中。如果把西方之路变成人类最终解答自身困境的根基，危害相当大。在我看来，“古今之争”强调不要屈从于今日之西方，也不要完全膜拜古代制度，更不要走向“新就是好”的偏狭之路，而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整合古今”——将人类一切时代创造的有价值的东西整合成人类新的精神财富。
“古今问题”是世界性问题，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古今问题都存在于不同民族和社会的传统消失和现代无限扩张所造成的人性分裂中。如果全球化或西化等于全世界只有一种文化——美国文化，等于全球只有一种语言——英语的话，那么，这种全球化是极为有害的文化同质化和单边化，它违背了多元文化发展和文化互动的后现代语境。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陪衬性文化”，汉语也不是英语之外的一种“边缘化方言”，中国文化应该在未来世界中有自己的地位并成为西方文化的另一参照。
在“古今之争”中，所悬的最高目标不是西方，不是美国，不是欧洲，而是人类性和世界主义！它要追问人类未来应该朝哪个方面发展？人类发展的最高标准是什么？人类发展的艺术境界、生命境界、人格境界和天地境界、终极目标是什么？那就是全人类所有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的整合，这构成了当代和未来的新文化。应该张扬“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不管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只要曾经为人类的推进做出过贡献，在今天都应将其好的东西加以整合。未来世界不再是一体化，不再是全盘西化，也不再是所谓的美国化，而只可能是“人类化”和“世界化”。这就是吸收古代，立足今天，展望明天的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要义之所在。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中西”之争。“中西之争”承载了过多的人为赋予的因素，虚假成分很多，这是中国人在战败以后无路可走时提出的“过渡”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古今之争”——人类性价值中断问题。换言之，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不管是亚洲还是非洲，他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当代价值伦理、审美情趣和心性怀抱与传统的整体中断和彻底沦落，与传统的“价值中断”造成了人类总是从零开始，将过去创造的传统的巨大物质精神财富，以及人类深厚的价值本源否定掉，使所谓“追新逐后”的“唯新主义”成为否定传统的“反传统”借口。反传统的结果使得人成了无根、无源、无本之人，于是寻家、归家、精神复归——寻找人类故乡和精神家园的过程，成为现代后现代人类精神生命的真实写照。
实际上，中西文化并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冲突，因为中国在开放之中感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在西方人那里却没有感到中国文化的冲击，相反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相当隔膜。汉学研究在西方学术研究中仅占很小的比例，影响也微乎其微。因此，与其说中西文化冲突，不如说是现代人对传统信念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同样存在于中国和西方。可以说，这种传统信念的危机感是中西文化在20世纪中所面临的共同命运。
当代中国学者往往是很勤奋的，但在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写出的书和论文中，中国立场往往被淡化了。没有立场的思考，就是在犯错误，就是纵容我们的文化资源流失，是消耗了一代知识精英美好的思考前途和时间。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全盘西化或半盘西化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相当一部分学者把介绍和译介西方作为中国创新的一个过程，这些功不可没。但这样的工作并非一个成熟的中国学者的首要工作，只是完成学徒时期的准备性思考，借此要到达的目标是真正入思，使中国人和西方人进行对等的、面对同一问题的思。
中国立场意味着，研究问题是从中国的具体的场景去分析，介绍、翻译最终是中国人的翻译。比如说翻译哈贝马斯，印度人、越南人翻译和俄罗斯人翻译，他们入思的角度方式就和中国不同。同样，海外华人和本土学者的后现代研究、新儒学研究也有差异。在我看来，中国立场是每个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的立场。在介绍、挪用、抄袭了很多长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让中国的问题不仅是自己的，也变成引起他者思考的东西。
在这些维度中，我认为发现东方的基本立场是，背靠传统、立足当下、眼观未来，应该是我们，而我们运用的是现代的方法。所以，“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对发现东方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人应当是一个整体性的人，“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就是将这个人还原成为整体性的人。西学需要做，国学底子很重要。国学主要就是先秦思想史，有了这种寻根意识，面对20世纪的中国文化，就会多些文化自觉意识。西学方法是进入问题的角度，也是审理任何中国问题时所不能忽视的当下语境。第三就是当代中国的问题，这是作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立足点。第四就是人类的未来该怎么样，这是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后必然提出的问题。全球化是全盘西化还是人类化、世界化？世界化的含义是世界整齐划一的一元论还是一分为多的多元论？这些都需要思考。“未来视野”，我认为能达到这一点的学者微乎其微。很多人认为自己的研究很超前，但在学术界一般认为当代无史，当代不好评论，无法盖棺定论。一般做当代文学或文化的人都谨小慎微，不过多批评别人，但最终经不住历史检验。历史总会得出公正的结论。“未来视野”非常关键，用更高更远的尺度来衡量今天，在今天非常合法的时候发现今天的不合法性，发现若干的未来读本。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把自己想像性地推前，促使自己不像站在泥沼中曳尾而行的鳖，而是使得自己撑起来，看出现实诸多的不合法，看出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是在王国维“学无古今中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的目的在于打破学科分界，我的目的是强调知识分子的良知、问题意识和视野问题。
四、身份立场下的理论模式转换
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同质化”，也不是全球“整齐化”，而是要让西方学会尊重差异，让东方学会理解西方，让东西方变成人类的集合体。对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有三种态度：一是赶超模式，这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二是妖媚化模式，我称之为后殖民主义模式，其结果最终只会妖魔化中国；三是回到汉语文化的结构中来。我认为中国的知识界目前应该做好三件事情：
第一，要清算一下我们的文化遗产还有多少，哪些是好的，如果我们都分不清，你让“老外”怎么分得清。
第二，弄清楚西方对中国哪些地方存在误解，我们很多研究西方的人不了解这一点。我现在看西方人写中国的东西，就发现存在着很多错误的地方。有一种比较极端的说法，说西方的汉学家阐释中国的时候，有50%的地方是错误的。我不敢说完全如此，但我敢说起码有30%是有疑问的。为什么他们在西方能阐释中国，而我们却不能自己阐释自己？
第三，现在又有人提出谁能代表东方。韩国说是自己，日本也说是他们能代表。儒学是中国最大的传统，当韩国人认为他们坚持的是儒教，我们中国是否还有希望？有一位是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现代化，现代化就是本质化，没有中国的现代性、日本的现代性，只有西方的现代性。这种逻辑推导下去，就会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语言就是英语，世界上只有一种现代化就是西方现代化，现代化就意味着全世界是一种模式。
西方一些研究中国的汉学家很多都是有问题的。既然发现了这些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研究呢？所以，我提出了“发现”和“输出”这样一些命题。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根本上说，意味着人是目的，意味着发现东方这一思想在东方主义话语中有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即不断坚持中国阐释观。“发现东方”是一种理念，“文化输出”是一种实践，而它们的长期目的是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和互动，使每一种文化都学会尊重并能够欣赏“他者”的文化。
创造中西互体互用的和谐世界
一、超越东西二元对立模式
“东方主义”问题的提出，使被长久掩盖的现代中国问题有可能被重新关注和阐释。
尽管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但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了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的二元对立，认为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3]
这种重新虚构“东方”的所谓“东方主义”，使东西方具有了文化价值层面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看”东方进而剥夺东方。因此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学者个体，应怎样保持个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同时，在西方的东方学者又该怎样在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在后殖民氛围下同社会和周围环境相联系而又保持个体经验，并对政治社会制度和文化殖民主义采取批判立场呢？在东方西方、男性女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是以冲突的矛盾性强调强弱的对比、中心和边缘的对峙呢？还是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思维，强调不同民族、不同人群、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全球后冷战思维得以消解，使得“和谐”“对话”逐渐取代“冲突”“斗争”，使得差异性逐渐渗入人们思维的统一认同中呢？而且，在东方主义之后，是否就一定要杜撰出“西方主义”来全面对抗东方主义呢，这种二元对抗又有多少意义呢？[4]
在我看来，超越于“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二元对立之上的是“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我之所以提出“后东方主义”，基于以下原因：其一，赛义德东方主义并没有终结问题，相反为后东方主义留下了更多的问题，诸如：在东方主义之后真正的文化知识如何建构？个体如何法对抗文化霸权？东方国家怎样能够才能摆脱全球化中的西方本质主义？其二，那些一味目光向内感叹地球变小为“地球村”的人，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悄悄拓展而进入“星际交流”的太空文明时代，中国精英文化应该在新世纪文化输出而大的作为；其三，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是世界的。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场，并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众多思想家互动形成大国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因此，提出“后东方主义”这一关键词，正当其时!
“后东方主义”超越了东方主义的权力话语，认为对抗东方主义而标举西方主义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在东方主义语境中要想不坠入“殖民文化”的危险，就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方西方理论，以一种深宏的全球性、历史性的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使世界性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以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真实平等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互动。就此而言，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在西方的价值维度和标准之下，东方文化的真实无可避免地会发生遮蔽和扭曲，同时，文化霸权的形成还依赖于东方在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心态上的“主动权”。
“后东方主义”（Post Orientalism）意味着在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中走出来，将多元文化精神置于文化身份书写中，减少对抗性而增加对话性，共同促进世界文化的交往和发展。
二、全球分享东方价值的意义
今天，全球日益重视“多元文化对话论”——既不是完全抹杀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走向所谓的“全球化”，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单一的文化（西方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藉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谐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参照系。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当代文化研究有其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一般狭隘的地区意识，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的文化问题，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之间的真实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生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5]
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gaze)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被屡屡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6]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整体上看，西方学术重逻辑，注重层递性思辨和本质的揭示。西学思辨和东方学术的感悟体验两者都很重要。其实在17、18世纪时，通过一些传教士的文化交通，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法国的思想受到了明清学术的影响，从德国的歌德，法国的伏尔泰等的思想言述中可以看出，他们不是单纯从逻辑思辨，而更是从东方生活场景中去体悟或感悟学术，达到一种很高的人文境界。但是现在中国传统学术模式遭到全盘否定，使得“另类学术言说方式”的存在不再具有合法性。这种状况在全球多元对话时代应该有所改观。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学术大抵可以以西学规范为框架，在这一形式框架内注入本土文化生命的内容。东西方有的文化形式是可以通用的，譬如器物层、制度层面的东西大多可以与世界并轨，不必再重头做起。但在思想层面和价值信仰层面则应该保持差异性和多方对话性。西学问思模式有它促进学术推进的历史合法性，但并非永远具有绝对的合法性。任何单一模式的独断和垄断都是可以置疑的。
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保存至今的文明，其中一定有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检讨西方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发生在西方与中国语境中有什么新的精神走向。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开门开窗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好的精神，并在西方的现代学术框架中，注入中国文化中去除了劣质成分的美好的精神，从而体现出一种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
就学术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能意味着：从事学术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对国家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清末民初的学者王国维早年研究西方哲学如康德、叔本华、尼采，为的是引进西学悲剧意识和超人哲学，以救国人精神疲弱；其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想借发掘中华民族的远古文化雄强精神，来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看到大量敦煌卷子和文献被运到了大英博物馆和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研究敦煌学是为了保存古典文化命脉；再后他转而研究西北地理和蒙古史，也是出于对有分裂的倾向的蒙古的家国时代忧虑。王国维“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7]的学术选择动向与民族国家关系甚密，他的学问推进维度可说是与时代命脉相合拍的。而现在有些人，只关注个人眼前的利益，民族国家的事则置之度外，举世皆惊之事与己无关，切肤之痛之事与我无涉，不去发掘自己的文化，而是抱怨索求多于重建关怀。像这样一种态度和做法是一种“精神自废”。一旦在全球化语境中我们因为经济振兴而有了文化发言机会时，就会尴尬十分。
那种“不是东方压倒西风，就是西方压倒东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那种中西、古今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已经失效。正如张立文所说：“今后世界文化的格局，不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格局，即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而是中西、东西文化会通、和合的世纪。这就是要超越东西、古今，建构人类共同的文化系统”。[8]同样，狄百瑞的悖论式说法也有相当的合法性：“西方一期文化的与政治的多元主义接收了东亚传统的某些方面，而现代的东亚几乎是带着一种复仇心理经历了工业化和商业化之后，却在控制污染的斗争中落后了。于是在这方面，东方与西方的会合和交融就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即现代的东亚可能需要赶上在西方所体现出来的某些东方最好的传统”。[9]
三、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性和开放性
有些海外的人在解释中国的时候有时只是“想象中的中国”，这与中国的实际有很大差别。起码中国大陆的很多学者在西方是没有声音的，而很多不说汉语的出国学者则成了中国声音的代言人。这样的情况是很严重的。
当代中国文化需要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方式输送出去。我的结论就是：不能完全听从老一代汉学家的话，也不要完全听从当代汉学家的话，而是要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首先是海外汉学界发言的真实性问题。他们对中国的言说、为中国代言是否具有真实性？其二是关于汉族现代性模式和他族现代性模式的问题。汉族模式就是指北京的现代性模式、上海的现代性模式、香港的现代性模式等。其三是中国的声音应该由他人代说还是自己来说？谁有权力代替别人说话？代替别人说话是否是精英意识的一种僭越？海外的现代性问题可能会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个体来说，在这些海外知识分子设立的现代性模式中想一想我们自己应该怎样走，自己是不是被别人的模式囊括在其中而无法逃离出来？对于今天出现的各种思潮我们都有必要进行深度反思。当然，海外学者看中国现代性问题，也为我们思考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提供了一些参照点，也在某种程度上为作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与第一世界的西方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文化语境，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问题浮出了水面。
在西方的巨型想象中，“东方”成为验证西方自身文化镜像的“他者”，从而将一种“虚构的东方”形象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并在制度上、文化上、观念上将东方纳入西方中心权力结构，进而完成文化语言上被殖民的过程。
我们不需要姿态而需要真正的思想，我并不认为对抗东方主义而标举西方主义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我认为在东方主义语境中要想不坠入“殖民文化”的危险，就必须打破二元对峙的东方西方理论，以一种全球性历史性的眼光看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从而使世界性消解民族性和现代性以及西方中心和东方中心的二元对立，解除一方压倒或取代另一方的紧张关系，倡导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真实平等对话，以更开放的心态、多元并存的态度、共存互补的策略面对东方和西方的文化互动。任何文化压抑和意识权力强加，任何取媚西方和全盘西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在经历了一个世纪中国的发展后，不管是东方主义还是西方主义，我们再也不可能实行关门主义。不开门发展，什么主义都难以谈清。要发展我们就不可能走“关门主义”而是要走“开门主义”之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发展，应该有可能从鲁迅的“文化拿来”走向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文化输出”。
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前景我是这样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做法，那是前现代或现代。当面对后现代社会深不可测的汪洋大海时，任何人已经无法摸着石头过河了，脚下也不再有石头。中国该如何？唯一的方法是依靠自己的思想，回到个体思考，对当代西方和中国出现的东方主义和西方主义问题都加以反思，以此发现中国现代性的新航向。我相信，一切的进步都属于真正有勇气的探索者！
四、中西文化的未来是互体互用
关注文化身份要发现东方。但“发现”不是主体单方面的事情，这涉及中西方文化关系问题。排除远古时代未曾谋面的东西双方对对方的描述中所发挥的丰赡想象，信史所载最早向西方“凿空”的中国人当数张骞，他的名字与著名的丝绸之路联在一起。[10]但事实上，由于东西方交通的限制，加上中国人安土重迁和闭关自守的传统，即使在汉唐盛世，中国也没有人走出过亚洲的西界，与欧洲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人们对于“远西”，[11]基本上只是一些志怪式的传说，而其来源不外道听途说。但是欧洲人却勇于探险外部世界，后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as）遣史献象牙、犀角、玳瑁等，此后正史所记西人东来为数不少，[12]其中唐代的景教东传也许可以称为“西学东渐”史的嚆矢，但东西双方的哲学、宗教思想真正相遇，则是以明季耶稣会传教士入华为契机的。文化上面对面的接触为中国知识界打开了西方知识的大门，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
从明末至清初，尽管为数不少的保守派时时挑起争端，但大多数知识分子乐于接纳、吸取和利用西学以拓展自身文化的可能性。在肯定和保护本位文化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引入西方科学技术，企图在固有文化体系中借助外来文化的某些力量以寻找更新之道。这种自信和开放性缘于他们对中国文化和国力的自信。无疑他们依然服膺儒学，希冀参照他者的视点通过对儒学和佛教的检讨而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产生补偏救弊的功效，并从具体问题入手，切实引导国家走向富强，以抵御内忧外患。士大夫们对利玛窦等人介绍来的西学既未表现出趋之若鹜的盲目附和，也鲜有无知狂躁的一概抹杀，而是根据自身的文化修养、生命体验和价值取向，心态平稳地对中西方的宗教和科学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和思考。
下迨清末，西方与中国现实政治经济力量的对比已然开始动摇天朝上国的唯我独尊的意识和优越感，以及中国本位文化的强大文化心理优势。晚清知识分子因列强环伺又无力抗争所造成的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和紧迫，五四精英们经历传统制度并伴随以支撑这一制度的文化权威全面崩溃而导致的心理的解体和紊乱，使文化论争愈演愈烈，并与国事民生息息相关。从晚明到1949年以前，有关如何对待异域文化的论争大体可以总括为四次，即明末清初的夷夏之争，洋务运动时期和戊戌变法前后的中学与西学之争，“五四”前后的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西化的论争。[13]
当然，作一种截然区分是比较图式化的，因为后一次论争都可以看作是前一次的紧密延续，而论题的共通性使每次论争中各种观点互相渗透和重叠，因为无论接纳或拒斥西学，论辩者都意图从中西学说的比较中寻绎出固守己见或攻击对方的理由，衍生出若干不同的思想趋向，互相影响，此消彼长，大抵有以下四种排列组合：一为“中体中用”说，[14]19世纪末清朝占统治地位的士大夫官僚的大多数持这一观点；二为“中体西用”说，以张之洞及其《劝学篇》[15]为代表，目的在于获取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巨大利益的同时又确保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16]三为“西体西用”说，如陈序经及胡适等人倡导的“全盘西化”论；[17]四为“西体中用”说，20世纪30年代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已有提出，[18]80年代哲学家李泽厚重新做出阐释。[19]西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定位分化，至今仍是一个未理清的题域。简单地说，我对上述诸种说法均不同意，而是坚持“中西互体互用”说。只有中西文化的真正互动（拿来和输出）的良性循环，人类的文化才会是多元生成的。
我承认：“中西体用”的说法也许应该扬弃，因为中西、体用并非截然二分。沿用这种说法，只是为了使问题化约化，不得已而姑且用之。我主张“中西互体互用”就是因为在运用了现象学的搁置与还原后，我发现“东西问题”承载了过多的人为赋予的因素，而真正的问题“古今问题”却被忽略了。我们应该超越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体与用，进步与落后等二元对立，以“和而不同”的心态看待多元文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根本上讲是古今问题，是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序列中的“飘逝”与“涅槃”问题。
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一些清醒理智的学者颇有洞见卓识。如陈寅恪认为六朝的道教和宋代的新儒家都是中国文化善于改造并消化外来思想（佛教）的史例，并且预测中国今后“其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所昭示者也。”[20]汤用彤也冷静地分析了“文化移植”的条件，并指出了“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外来文化可以对于本地文化发生影响，但必须适应本地的文化环境。……天台、华严二宗是中国自己的创造，故势力较大。法相宗是印度道地货色，虽然有伟大的玄奘法师在上，也不能流行很长久。”[21]按照他们的观点，外来文化思想必须自身改变到可以与本土文化相融合才能发生作用。
其实，文化交流不是一种简单的双边关系，而是一种交流的多极性问题。只不过在现代性光谱中，“东方”已经丧失了立法和阐释的权力。正如日本学者竹内好所说：“过去的东方既没有理解欧洲的能力，也没有理解其自身的能力。理解东方并改变它的是处于欧洲的欧洲性。东方之所以成为东方就是因为它被包含到了欧洲之中，不仅欧洲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就连东方也只有处于欧洲中才能被实现”。[22]有学者想通过揭示两种语言对译中所遮蔽了的迂回输出传播背后的权力支配关系，但由于过多地采用后殖民主义中“理论旅行”的理论，使得原本相当复杂的跨语际实践的“互译性”，变成了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单向渗透和塑造的“单译性”，[23]并有可能肯定了这些压迫关系所依赖的价值标准存在的合理性。[24]
进入现代时期，中国问题又与后殖民主义问题粘连在一起，使得“阐释中国”变得相当艰难。美国史学家柯文认为：“想正确理解十九、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必须不仅把此段历史视为外部势力的产物，而且也应视之为帝制时代最后数百年出现的内部演变的产物”。[25]西方人注意到中国的现代性其实已经形成内部地理上的差异，其“花架子中国”的说法表明东部的高速发展和西部的滞后，这种内在的差异将现代性中国撕裂，造成了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内在殖民——文化殖民、语言殖民、心态殖民、金钱殖民。另外，就东方文化对西方的差异性魅力而言，日本文化的大力输出使得日本挡在了中国前面，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一个国家在加强经济振兴和生活富裕的同时，文化建设同样关键。现在，中国面临的是如何增强民族文化凝聚力的问题，只有经济和文化同时振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齐头并进，才可能不断输出中国有价值的新思想。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历经冲击而不崩溃，仍然具有凝聚力，原因就在于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纳吸放，自我创新，能容纳并且融合古今中外各种东西。
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有必要在世界范围内重新考虑自身的新文化格局。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2050年中国将赶上美国。他说：“中国新一代正不断地学习英语，使用互联网。他们对知识的饥渴，使他们不断要学习新的知识。他们要赶上世界。为提高生产力，他们学习西方国家，学习美国的经营模式。20年后，我们将可看到一群截然不同的中国新生代。……美国得准备在2050年看到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大大提高的中国。到时世界就会产生变化。”“未来有赖于重要人物的正确决定。也就是说，有赖于中国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未来，以及欧洲、美国、日本和亚洲如何看待中国。”[26]如果这不是一种单纯的文化想象的话，那么中国文化输出将使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而非误读中国的前提条件。[27]中国的未来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富强，而且是生态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输出和文化对话，从而有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重要的文化参照系。究极而言，东西方文化对话和平衡是人类从核大战的噩梦中逃脱的惟一的通道。[28]新的世界大战将导致人类毁灭而没有任何赢家，这意味着只有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才能使人类得以和平生存下去。[29]这种和平而非冷战的生存，其质量赖以彼此的理解和对差异的尊重。
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同质化”，也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要让人类将尊重差异作为精神生态信条，作为“人类性”的底色，让东西方学会正确理解对方，让东西方变成人类的集合体。如果说，前现代是一元中心主义的，现代成为了二元对立的文化（传统对现代，先进对落后，保守对激进），那么，后现代主义提出多元或一分为三，使人们变得更宽容，心态更平和。开放社会实际上扩大了人的内在空间，缩小了外在空间，人的精神自由和尊重这种自由成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毫无例外。
文化自觉与文化互动
立足于“发现东方”是中国学者的使命，但并不意味着不再关注西方。仅仅“发现”还是不够的，还当有“发现”生命内核以后的“文化互动”式对话。西方是一个强大的他者，是中国学者做学问的一个巨大语境，所以要去不断地关注和“拿来”，“拿来”仍是几个世纪之内中国学者的任务之一，但任务的核心是开始自己说话。只有这样的双向互动，才能增加东西方两个世界的接触。阿兰•佩雷菲特曾经说过一段沉痛的话：“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他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30]那种自我保守的僵化，或者自我虚无的殖民心态都已经过时。需要的只能是开窗（拿来）和开门（输出），才能使那种所谓“聋子对话”的时代成为过去。
我要强调的是东西方文化互动。有西方的输入，就应该有中国的输出，不能简单地、一味地接收西方，而不输出中国文化。有一种说法是：还是经济做好了再输出吧。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如果仅仅等经济起飞后文化才输出的话，那时的全盘西化中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东方文化？我们穿的衣服是西装革履，我们所有玩卡拉OK方式是日本的、迪斯科是欧美的。如果像新加坡前总理所说，到了40年左右，中国的整个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力接近于美国，或20年左右等于日本的时候，中国能输出什么样的文化？首先是要有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观念和想法，然后再去找我们的材料实行。如果没有这种想法，每个人单一的输出是不可能的。
文化输出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单极文化的消解，张扬多元文化和多极文化的具体实践。传统是一元的，甚至有时是专制性的；现代变成了二元的文化：有传统就有现代，有先进就有落后，要把一切变成二元的；而后现代主义提出多元，或一分为三，这样就使得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高的就好、矮的就不好，发展就好、停滞就不好。人们变得更聪明更宽容，心态也更平和了。现代性的弊端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现代性成了世界的惟一性、不可质疑的真理。当这种现代性成为惟一的话语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质疑呢？中国文化输出不是要救西方，不是拿中国的文化精神去救西方的精神危机。我们可以对西方误读加以反拨，对祖先文化的传承担负责任，对全球化即西化的文化格局提供另一种多元的可能性。
如果说，过去中国习惯于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而饱尝恶果，为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付出太大的“代价”，那么，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将重新确立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并且不再沉默不再虚无不再被文化殖民。中国文化学会了平等地看待事物的秩序和文化的演进，平心静气地看待多文明并存和文化互动的世界，并愿意为这个强权世界转化为一个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平衡的世界而提供自己的文化编码。历史已经将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我们必须经过现代性的反省，意识到我们在“发现”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眼光、立场和观念，使西方文化霸权在对话中很难通过某种中介产生出新的知识权力关系，从而达到改写世界的文明发展史，追问人类价值共性和本土差异性问题，构想未来世界文明精神生态意义的目的。世界不应该也不可能由西方人说了算，东方南方北方都或早或晚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自己的声音在“自我言说”中逐渐进入“有效言说”。[31]在倾听和言说的“众声喧哗”中，人类将会找到自己的存在的多元地基。
赛义德说：“各个文化彼此之间太过混合，其内容和历史互相依赖、掺杂，无法像外科手术般分割为东方和西方这样巨大的、大都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情况”。[32]我注意到，当今世界所有文化都不是隔绝的而是精神互动的，所有文化都不是纯粹单一的而是异质混杂的。没有所谓的不受西方影响的东方文化，也没有不受东方文化影响的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彼此依存而休戚相关。美国学者郝大维、安乐哲认为：“中国借助西方模式，能够使他为期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确立更加规范的准则，同样，我们借鉴中国的模式，可能会促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权的礼的基础。它也许能提供更伟大的容忍精神，用以对待文化的多样性，并且能增强这样一种能力：它不仅使我们能看出自己的种种认识为西方所限，而且把这种限制当作人权观念的实际本质。”[33]因此，应该反省那种冷战式的“东方”“西方”二元对立的说法，关注核威胁下面的人类处境，使全球知识分子关注真正的问题——人性的良性发展和人类未来精神生态平衡问题。
在我看来，新世纪人类文化发展只能是东西方互动，那种全盘西化的格局必须让位于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今天，人类文化发展要把握四个结构性的问题：一是差异性和共同性的问题，应该更注重“差异性”。二是现实性和可能性问题，应该更注重“可能性”。三是立场性和让步性的问题，应该更重视本土“立场性”。我们已经让所有“他者”的东西占有了我们，这种“让步”我们已经让了很多年，所以今天更需要表明我们的“中国立场”。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黑格尔也说，永恒的是自然的巍巍高山，而人在其中是瞬间的存在。但是，在我看来，有些东西——精神情怀是不能变的。现代性使得现代人在无穷扩张“自我”，当扩张到一定程度时，也就没有“自我”了。自我的消失使得人们成为“非我”，这在本质上的对生态文化和文化生态美学的违背。
东方文明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启蒙、影响、推进了西方文明。西方现在反过来传给东方以科学技术、资本、民主制度等，使东方文明走向现代。文明就是这样在不同历史阶段相互交融、互补互动的。但是任何一种文明都不可能一统天下，更何况一霸天下了。可以说，充分尊重差异性文化，是未来人类和平共处的重要地基，东西方文化互动是人类做出的最富于人性魅力的选择。
我坚持认为，新世纪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权力征服“东方”，而是如何重新“发现东方”。这是因为：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使得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封闭起来。在全球化整合中只能不断保持本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具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不再自我陶醉也不再自我虚无，而是向世界开放和不断创新，进而坚定不移地走向文化“输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绝非要“拯救”西方文化，而是尽可能减少西方对中国的误读，并促成新世纪世界文化生态达到新的平衡。
对中国知识界而言，一个棘手的问题是：知识分子该如何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的许多举动和措施都是对西方的一种回应，并常常以西方的是非为是非，在急于将文化、政治、经济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中国无可避免地被笼罩在了后殖民主义世界的大气候之下。经过了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经验，中国思想界明白了：中国思想文化界不能一味跟随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标新立异的文化走，“守正创新”是自身文化生命精神正脉坚守与提升，而“文化原创”是文化生产力大幅提升的标志。只有守正创新和坚持文化原创，才能打破妖魔化而向世界呈现大国文化美好形象。文化输出意味着大国文化真正崛起，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整体性地守正创新。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东方文化形态成为东西方互动的人类的文化形态，将使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达到和谐协调而成为人类的福音！
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
“发现东方”不是高势位地征服别人。文化是一种对等交流的东西，近代中国科技和制度一度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学术就一无是处。中国文化作为中国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载21世纪独特的中国本土精神，并可对人类未来发展尽一份文化重建之功。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科技现代化的同时，应该从一个世纪的“文化盲视主义”，进入到当代中国“文化发现主义”的精神自觉层面。
一、文明的独特价值与生态和谐
东方思想完全可以同西方思想共同构成人类新世纪思想，完全可以成为更重要的纬度来评价整个世界文化和宗教体系。虽然，中国在近代成了停滞的帝国以后，中国的学术思想与伦理思想在世界谱系中就变得“非合法化”了，但其文化价值却亘古常新，对当代世界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曾经有人同我辩论，辩论的原因在于，我认为，中国文化中有绿色和谐生态思想，以及不“竭泽而渔”，“极高明而道中庸”，“反者道之动”这么些“和而不同”的思想，其实无非是说“宁可不足，而不过度”。他反驳说：“北京沙尘暴还不触目惊心吗？这不是农业文化带来的吗？”我回答说：北京沙尘暴其实是现代性过度开发的后果。比如在中国今天只有两条江——雅鲁藏布江和怒江没有修大坝，其他所有河流都被拦腰截断。即便是这样，雅鲁藏布江和怒江现在还要争修大坝，理由是什么呢？让现代老百姓过好日子。但是1997年，美国和巴西签署了“反大坝宣言”。因为，大坝使生态被破坏，食物链中断，泥沙淤积堵塞河道，生生不息的水流成了死水。近几十年，世界上大坝老化坍塌的现象比比皆是，在军事上也极其不安全——统一成为敌方攻击的目标。 “拆大坝”说明了一点，就是宁可不足，也不过分，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反者道之动”的思想。这个思想成功地说明了美国人已经开始向东方人学习，开始意识到东方人并不是“竭泽而渔”，并不都是“效率就是一切，时间就是金钱”，而是发现“反者道之动”的精神魅力，发现东方文化精神背后还有很多可取的价值观。
西方霸权话语全球化和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如今愈演愈烈。化约地说，西方当代文化在全球化中推行自我的方式是“三片文明”。一是大片——“大片”式的影视视听方式，今天的西方大片影响了整整三代人。我们的视觉趣味已被美国锁定，东方审美欣赏的习惯已被美国人改造——非大片不看；二是薯片——“薯片”式的快餐生活方式，青年一代吃薯片长大，虽然人们知道油炸食品都是垃圾食品，但照吃不误，并通过胃而被一种外来文化逐渐征服。三是芯片所代表的电脑核心技术，电脑windows系统深藏奥秘，人们只要上网，而美国情报系统出于需要，就可以通过特殊技术把电脑里有关材料复制走。大片控制了我们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此外还包括“可口可乐殖民”（Coca-colo-nization）和“社会麦当劳化”等。[34]中国文化却在一个多世纪的“拿来主义”中，被逐渐排除在集体记忆之外。
在以美国文化为代表“我消费故我在”的消费主义、[35]享乐主义引导下的50多年时间里，反而形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三个1％。一个是自杀率1%；[36]第二是艾滋病得病率1%；[37]第三是精神分裂得病率1%。[38]数字已经说明：美国所倡导的这种西化现代技术化的生活方式，并不能使全球人们获得真正的幸福和自由。正如弗里德曼所说：世界已经被技术削平，成为一个平坦的世界。[39]这三个1%通过竞争和更加强烈的竞争是解决不了的。
巨大的生活压力和对金钱数字游戏之后的生命麻木，使相当多忙忙碌碌的白领金领丧失了生的勇气，因为人生已经没有什么留恋的了，他所能达到的辉煌早已经达到了。这种感觉对人而言是最可怕的。云南丽江给西方人一个启示。有个故事，讲述一个美国青年到丽江，看到一位老太太在潺潺小溪边从早上到下午慢悠悠地做事。这位美国青年就问，我们美国人都很忙，您这样岂不是浪费生命吗？老太太说：“小伙子，别着急，前面就是坟墓啊，要慢慢走”。这是现代社会的老太太和后现代社会的青年之间的对话。美国人提出的是一种西方式的生存竞争法则，而老太太提出的是一种东方式生存智慧。东方的法则未必就因为它的“弱”而不重要，我们也不应该因为东方的“弱”或者中国学者的年轻，而不敢提出我们自己的思想。
对此我提出一个观点，即要开始转换思维，从“审父”到“审他”最后到“审己”。“审父”就是骂自己的老祖宗。我敢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知识群体像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骂自己的老祖宗骂得如此之过瘾。想想当年说“打倒孔老二”，“打倒孔家店”，还有“疑古派”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先秦文化的彻底否定，尤其是对老子的否定，令人感到分外寒心。但您看到西方的学术界有整体地反古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的吗？
作为五四知识群体的现代中国，由于引进了线性时间观，而丧失了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正确的判断力。所以我提出，今天当务之急是对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加以审理（审他）之后，全面地“审己”——审判自己：看看中国哪些个体可以跟巍巍古人相媲美？作为崛起的中国有什么可以跟西方相比的不断全球化的力量？有怎样的可以反控制的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措施？
西方文明形态复杂，历史悠久，但不妨概括为“三争文明”（个人竞争、团体斗争、国家战争）西方的“三争文明”认为：人我之间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争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是以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发动的，落后挨打，淘汰出局，弱肉强食——东方今天已经在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中学会了这一点。西方现代殖民主义发展史是血腥的历史，其征服战争伴随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西班牙对中美洲土著的大屠杀发生在16世纪，英国对澳洲土著的大屠杀发生在18世纪，美国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发生在19世纪，纳粹德国对犹太大波兰人的大屠杀发生在20世纪，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的南京大屠杀发生在20世纪。在现代之前，全世界大约有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了不到十种。西方武力的扩张连同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使得文明的消亡加速，其中现代工业文明倾榨和大规模战争的人为因素祸害极大。进一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冲突不断，整个世界不得安宁，这无疑是西方“三争文明”对全世界推行的恶果。过分强调民主和自由导致“竞争”，竞争又变成了“斗争”，“斗争”最后成为“战争”，而“战争”最终导致了“核战争”。今天全球范围内的核武器可以毁灭人类几百次，可以说是“三争文明”带来的恶果。
反观中国则是“三和文明”，强调的不是“争”而是“和”。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这导致“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被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进而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在核战争的威胁下，“三和文明”具有使人类能够延续下来的意义。不应因东方古国政治、思想、制度的失效，而否认“三和”文明的合法性。[40]
西方强调个人，天赋人权，人人平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思想；但是就像中国的中庸思想那样，不能推到极端。一旦推到极端，就变成了强调极端的个人性、自我性，而抹杀了别人的自我性，因此就形成了个人至上主义或者过分的自我中心主义，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竞争。竞争本身是良性的，但过度竞争导致的就是斗争，竞争还是兄弟、朋友内部的关系，而斗争就变成敌我矛盾了，斗争的升级变成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系统之间的斗争，最终变成了战争。所以我在思考，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欧洲，其实告诉了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现代性带给整个人类的除了梦想与光荣以外，还有悲哀和毁灭。那么为了把悲哀和毁灭降到最小，今天东方的思想家，或者说作为尚存的四千、五千年历史的文化遗存的子民们，能做出什么贡献呢？所以我提出了一个比较谦虚的说法——发现、探索，这个东方当然指的是远东。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如何让中国变得和平和谐亲善，意义重大。“三和文明”（国际和平、国内和谐、家族和睦）殊为重要，如果中国的崛起没有文化作为润滑剂，双边摩擦就很可能导致双边战争。只有通过文化的润滑作用，才可能和周边的国家化解矛盾增进互动。“三争文明”已经并将要给人类带更多核大战灾难。[41]但现代社会运行法则是强调竞争斗争甚至战争，而宽容宽恕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东方思想的被收编或者边缘化将使得核大战的可能性成倍增加，人类走在集体自杀的边缘。中国的三和文明不可能代替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这就是为什么近四、五百年来中国的科学不发达。但三争文明也不能解决一切，因此，三和应该补充三争，化解三争所带来的问题。由此，人类的精神也会在和谐中走向健康。
不断西化的当代中国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也不是欧洲式的贵族古典文化，更不是中国传统“依仁游艺”的人本文化，而在变成不中不西的多面杂糅文化。这一后殖民话语的“文化中断”，将使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成为问题纠结之所。中国文化的被西方现代性整体“断根性”正在修改着东方文化指纹，正在改写着国人的心性价值。全盘西化者的文化巨型想象有着这样的图景：“全盘西化”似乎成为东方的未来图景，有极端者甚至提出要改汉字为拼音、奉基督教为国教，以彻底改变中华民族的种属，无差别地与世界“接轨”。在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心态下，中国的国内问题被西方看得过于严重，甚至西方有人认为，中国没有资格做一个世界大国，并且应当永远放弃这种民族的诉求。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创新。如果说过去一直是西方在影响着中国，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向海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欣赏中国的文化！
二、互动哲学与中国文化精神
一般而言，文化具有三个重要维度，即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和实用文化。中国思想文化主要是儒道释三家。艺术文化主要是蕴含在各种艺术形态中的精神超越维度。实用文化则包括饮食、服装、民俗、节日等各个方面的文化范式。应该说，中国文化最重要的精神命脉是思想文化。
中国文化中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分别形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三个维度。儒家强调的是“和谐之境”，道家强调的是“妙道之境”，佛家强调的是“圆融之境”。和谐、妙道、圆融之境成为三家的最高境界。文化精神境界关涉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关系到生生不息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未来走向。境界的臻达不仅使人能把握自己的本心，展现自我生命的内在光辉，而且可以表征出中国文化的幽妙境界，展现出中国文化的自由精神。
中国文化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化形态。早在商朝时中国文化就已经发展成亚洲诸文化形态中最辉煌的文明形态，而世界上其它文明的地基则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人在承传苏美尔文化遗产的同时，却被迫臣服于部落民族而使得文化产生了断裂；克里特岛上空前繁荣的米诺文化，竟然迅速地销声匿迹；尼罗河两岸，法老们的威仪仅仅延续了几个世纪，就在内忧外患中使文明拓展功亏一篑。在世界最初的几大文明中，只有中国在历史的消长起伏中，以其薪火相传的绵长文化传统，成为整个世界文明史中仅存的硕果。
历史文献不是一堆“死的文化”或文化的“死的记录”，相反，文献中体现的文化，是历史的“人化”与“化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只有不断成为新的文化传统，才能使文化传承流布。文化价值主要功能是表达心灵境界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反映生命时代本质特性和走向未来之境的可能性。传统思想对当代思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深化。文化正是在选择和再生中不断提高选择主体——现代人的文化素质。文化之根系乎人，文化目的则是为了人和人自身的价值重建。作为文化精神核心的艺术，是对主体生命意义的持存，对人类自由精神的感悟，对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护。中国艺术是中国文化写意达情的象征符号，是中国文化意识的凝聚，是自由生命之“道”的本体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转型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标志着传统中国艺术对现代人审美意识的重塑，而且也标志着现代开放性使中国艺术成为走向世界进行文化对话的当代话语。
那种在中国文化的当代精神建构和创造性转型问题上，认为只有走向西方才是唯一出路，才是走向了现代文化的观点，应该说是值得分析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世界各民族文化间的“共时性”文化抉择，置换成各种文化间的“历时性”追逐。西方文化先于其它文化一步迈入了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发展连同这种西方模式的精神生产、价值观念、艺术趣味乃至人格心灵就成为唯一正确并值得夸耀的目标，更不意味着西方的今天就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明天。历史已经证明，文明的衰落对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永恒的威胁，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模式可以永远处于先进地位。在文化形态上，没有霸权话语的空间，而只有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尊重差异，只有文化形态意义上真实的对话和交流。因而，中国文化的转型只有从自身的历史、地域、文化精神上做出自己的选择，按自身的发展寻绎出一条全新的路，方有生机活力。
文化是从不止息的创造性过程。世界给创造者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走向“新世纪”的路途上，中西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互相对话和互相理解中获得全景性视界，并达成这样一种共识：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闭目塞听而无视其他文化形态的存在；任何一个民族再也不可能不从“他者”的文化语境去看待和反思自身的文化精神。了解并理解他人，其实是对自身了解和理解的一种深化。因此，中西文化和哲学思想，都只能在自由精神的拓展和生命意识的弘扬这一文化内核层面上反思自己的文化，发现自己和重新确证自己的文化身份，开创自己民族精神的新维度。
20世纪一次次中外文化哲学的论争，并没有解决或终结中国哲学思想的文化处境和思想定位问题，而是开启了重新审视、重新阐释、重新定位的思想大门。在思想的前沿，一切终极性和独断式的“文明冲突”，都将让位于开放性话语和倾听式的“文化对话”，并进而走向文化和平。[42]
现代以来，东西方文化所遭遇到空前的精神困境，表层是东方文化自身的命运问题，其实深层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危机的表征，即人的危机、情怀的危机和艺术的危机的集中体现。
对这种自现代主义文化以来的文化危机，不仅西方的思想家注意到了，东方的思想艺术家早就已经体察到了。诗人认为，人们沦入物质的疯狂贪欲中时，人和世界同时失去人性的尊严：“当那个被物质文化推动着的世界，日渐占领人类居住的任何地区，人类精神文明便面临了可怕的威胁与危机。……人与神与天与自然与自我的交通连线，都相继被机械急转的齿轮辗断了。人的内心世界，几乎趋于静止。这种抽离与落空，不但是使人的内在失和与阴暗，而且已造成人类文化的最大的危机。人不再去度过幽美的心灵生活，人失去精神上的古典与超越的力量，人只是猛奔在物欲世界中的一头文明的野兽”。[43]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回首近百年来人类文化历程，令人震慑的不仅是战争频仍、瘟疫蔓延、人口膨胀、环境污染，而且也包括深达人类心灵的信仰危机。传统价值系统遭到虚无主义的浸渍，价值观念上真实与虚妄的冲突愈演愈烈。对真理、良善、正义的追求，在现代的语言游戏中逐渐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终于消蚀在话语的操作过程中。这逼得我们更深一层地去探求人类文化遭遇到的困境，进而瞩目西方哲人对“精神不死鸟”从文明的废墟中再生的希冀。同时躬身自问，正在走向新世纪的华夏文明，究竟应有怎样的文化策略？
哲人们为了救赎几近窒息的心灵，解放被榨取殆尽的生命，开出的药方竟众口一词：以艺术之气韵给生命以血性，以艺术之意境提升人生的境界，使之摆脱物欲而重返精神家园。于是，艺术灵性成为诗人哲人追求的目标。正唯此，海德格尔要人们转变向外求索的欲望，凝神静思，体会诗哲的灵魂时时感受着的愁绪，使自己成为趋近诗思的人。这种强调诗意的倾听和本质直观的方式，就是以有限的生命把握人生意义和价值。只有尽心澄情，才能存神见道。
人过分追逐外在目的，往往不期然地使自己沦为可怜的“手段”。同样，人在过分注意于“语言游戏”时会遭遇到思维路断、言语道绝的困境。其实，中国哲人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象罔得珠”，都反映出生命心性本体的升华，都处在“去欲除利”、返归本心的心灵“还原”道路上。应该说，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无疑是注重人文理性的，即肯定人性之善，以人道、人生、人性、人格为本位，强调仁心与天地万物一体和人的文化陶冶建构作用；中国人文精神“深体天人合一之道”，讲求天地人“三才”统一，以道德理性、感性慧心、人文境界为依，内外兼修；人文精神所标举的艺术精神，是一种“穷观极照、心与物冥”的人生审美体验和精神境界，一种技进乎道、以形媚道、以艺写意的审美人格完成。中国艺术文化精神，讲求境界，有境界则为高妙，无境界则流于低俗。境界的有、无、高、下，不仅是人生人格有、无、高、下，也是艺术价值高下的关键。道与艺具有一种无限与有限的关系，是以有限之“艺”抵达无限之“道”的过程。
关心人的心性超越、灵魂安顿，以达到精神的自由解放的维度，在中国哲学家艺术家那里是独有见地的。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重视性灵、气韵、意境、神形、讲求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注重凝神寂照，澄怀味道，游目周览，俯仰自得，创造出的艺境泊然无染，空灵幽渺。中国哲学和美学相当重视艺术对灵魂的提升功效。因为美和艺术把未来的理想先行带入历史现实，艺术积淀着人类的远古无意识，并从一个更高的存在（道）出发，召唤人们进入生命审美境界，从纯审美中规范现实向纯存在转换。
以文化艺术之清泉洗涤世俗之尘埃，在宁静的蕴涵中包孕着对人生和世界的一往情深，既超出现实，又诗意地返回人生,这就是中国哲学美学精神的本真写照。明乎此，当能领悟中国诗性哲学（艺术之道）或哲性诗学（道中之艺）的真正魅力。
发现东方，不仅看到传统中国的文化形态，而且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形态遭到西方文化中断式挑战，以及中国文化复兴的新的可能性。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对西方二元对立思维论的反省，使人们注意到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一些仍有生命的活生生的精神——生态文化、绿色和谐精神、辩证思维、综合模糊思想、重视原本性与差异性、文化价值观多样性、以人为目的的“仁者爱人”等等，加以重新体认，以求能弥补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失。当前在西方出现的重要的“生态文化”思想，[44]无疑有着东方文化精神栖息在其中。近几十年来，西方模仿东方生活形态，出现了“慢生活主义”，而且大有风靡世界的趋势。1986年意大利作家卡罗•皮逊尼发起并带动了一股全球性的“慢生活”浪潮。1999年，第一届“慢城市国际大会”在意大利奥维托召开。“慢城市”有更多的空间和绿地供人们休闲娱乐，生活速度放慢，在意大利就有30多个小城加入了“慢城市”的行列。近年来，美国的“慢学校”开始出现，加利福尼亚伯克利马丁•路德•金学校就是代表。在这所学校没有拼命的竞争没有严格的作息时间和所谓的竞争机制，授课时间和课程的安排都按照学生的需要来设置。于是，人们慢慢地运动，慢慢地呼吸，慢慢地吃东西，慢慢地聆听，慢条斯理地工作，温婉地交际，怡然自得，慢慢地享受生活，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在此情况下，我们应关注中国形象和中国身份的新世纪重新阐释，让中国文化逐渐世界化成为可能。
三、中国声音的世界性意义
晚近以来，世界忽视甚至对中国的声音充耳不闻，或者说得更准确，世界太重视中国的经济崛起，太重视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太重视中国科技的低端性，但同时又过于忽视中国文化。
今天世界热衷于谈论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唯一可以让中国软着陆、可以被世界认同的关键就是文化。文化可以帮助中国来说服世界所有的人，告诉他们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文化。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西方人开始大为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漠视。西方人从小形成了一种战争、斗争、竞争的“三争”思维模式，不能接受和平共处，总是需要战争才能共处。中国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西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却是“对立产生和谐”，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怎么能对立？对抗起来了怎能和谐？所谓“和而不同”，强调的恰恰是差异性的和谐，而不是完全雷同。所以小人是“同而不和”，为了某些卑微的利益产生冲突和斗争。
但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被西方乃至国人排斥和误读的。西方人谈论中国多，但涉及中国文化少，更很少谈中国宗教，中国56个民族，他们充其量谈西藏、蒙古、新疆，但却很少谈傣族、白族、羌族等，似乎汉化后就没必要谈了。中国文明包含最初的神息，有原始初民的宗教包括中国的佛教，当前中国政府没有充分重视宗教冲突。西方国家基督教文明相对单一，尽管也有冲突。全世界基督教徒有31亿，伊斯兰教13亿，印度教9亿，佛教全世界3亿，中国佛教就是全球最小宗教。尽管有人提倡儒教，但中国大部分是儒学，没有宗教，比如我们今天恢复太学、祭司黄帝陵，很大程度上变成民族形象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如果不重视自己宗教声音，和西方主动寻求对话，那么危险也不远了。
因此我们强调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自己更要重视，不能再让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继续下去。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崩溃论的声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世界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崛起是当务之急，必须花大力气整合民间文化资本，把各个领域大师整合起来，有目的宣传成为引起国际重视的知名人物，使得西方的硕士博士论文能以他们为题目，表达对东方的无限向往，而不是仅仅沉醉于中国的歼击机、航母计划和远程导弹打击能力。
“发现东方”的吁求在于：请西方人不要再以西方中心主义的自傲态度对待东方；人类不应该再以俯视或仰视的眼光来看待他者，人类应该学会平视。我们尊敬彼此的差异。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的出现，[45]已经使得中心主义不再可能，使得过分的傲慢变得可疑，所以平视西方、平视中国是我们正当的要求。同时，我们需要发现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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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指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正确理解几乎没有多大转机。工业革命的引擎完全改变了这一形象。欧洲和美国在不可避免的进步意识的指导下，全速进入19世纪，与此同时，亦完全失去了对中国的尊重。异域人间乐园的早期观念垂直下滑，从理想国‘Cathay’（古诗歌中的中国）一落而至对其惰性的深刻不满——较之西方工业与商业贸易的普遍增长，中华文明被鄙弃为一种垂死、落后，基本停滞的文化状态”。参安乐哲《中国哲学的翻译问题》，载《哲学评论》第6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 陈嘉映认为：“无论对于中国人素质低劣论还是中国文化优越论，我承认自己都有点过敏。中国有中国的毛病，西方有西方的问题，我不愿在针砭现代化的弊病之际大而化之地批判西方文明，同时又忘掉东方世界特有的黑暗与愚昧。何况我从根本上就不认为有唯一最高的精神形态或‘思想态势’”。陈嘉映《中国思想的位置》，载《读书》，1998年第12期。
[3] 参（美）赛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4] 参王岳川著《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 参方豪著《中西交通史》（上下卷），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版。
[6] 马勇著《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王国维《国学丛刊序》，收入王国维著《王观堂先生全集》，台北：台湾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408页。
[8] 张立文等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9] （美）狄百瑞著《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何兆武、何冰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10] 参（法）布尔努瓦著《丝绸之路》，耿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11] 中国对“远西”的关注开始于很早的时期。有人认为：“汉代以前，对于远西的见解，具体化为穆天子（前10世纪）的神秘远游，为后来道教徒的西王母长生乐土的思想，为佛教徒的西天教义（阿弥陀经）。……中国对西边山地之外的情况，是缺乏确切知识的”。日知《张謇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6期，第26页。
[12] 参钟叔河著《走向世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13] 之所以如此区分，不仅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界标，更是着眼于论争内容的深化和展开，即从盲目排外到有限度的接纳、到鼓吹全面拥抱西方文明，再到对西化和现代化以及本位文化的反思。从中可以见出随着对中西文化认识的深化，论争者对中西文化的批评由感性直观上升到理性自觉。
[14] 当然，并没有人明确提出这种说法，主要指保守的士大夫官僚“严夷夏之防”、拒斥一切西方文化的主张。
[15] 张之洞撰《劝学篇》，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16] 其实“中体西用”说并非张之洞首创，早在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已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到了80、90年代，持此论者渐增，郑观应提出：“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中更是明确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参陈旭麓《论“中体西用”》，收入陈旭麓著《近代史思辨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69页。
[17] 参杨深编《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胡适著《胡适文存》，台北：远东图书公司印行，1953年。
[18] 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收入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9] 李泽厚著《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20] 陈寅恪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2页。
[21] 汤用彤《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收入《汤用彤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8—190页。
[22] （日）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收入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页。
[23] 参刘禾著《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评纲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24] 杨念群著《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4页。
[25] （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页。
[26] 《李光耀：中国2050年将赶上美国》，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年5月22日。
[27] （法）雅克•布罗斯著《发现中国》，耿升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版。
[28] 触目惊心的事实是：美国能用核力量摧毁前苏联1250次，前苏联能用过多的核力量摧毁美国145次，今天，全球武库中已积聚了5万件以上的核武器，可以毁灭人类上百次。
[29] 据此，爱因斯坦警告说：“光有知识和技能并不能使人类过上幸福而优裕的生活，人类有充分理由把对高尚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赞美置于对客观真理的发现之上。人类从象佛陀、摩西以及耶稣这样的伟人身上得到的教益，就我来说要比所有的研究成果以及建设性的见解更为重要。”
[30] （法）阿兰•佩雷菲特著《停滞的帝国》，“译序”，王国卿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3页。
[31] 如果仅仅是自说自话，丧失了接受者的兴趣，这样的文化输出将是不彻底的。因此在我看来，强调“有效言说”已然成为文化互动中的重要原则。
[32] （美）爱德华•W•赛义德著《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页。
[33] （美）郝大维、安乐哲著《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4页。
[34] (美)乔治•里茨尔(George Ritzer)著《社会的麦当劳化对变化中的当代社会生活特征的研究 》，顾建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
[35] （法）波德里亚著《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36] 目前自杀是第五大死因，而在15岁到34岁死亡人群中，自杀是首位死因。参见王卫红主编：《抑郁症、自杀与危机干预》，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37] 艾滋病（HIV）流行率1.1％。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6年11月的最新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3950万。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7年统计数据，全球艾滋病感染者达6000万，死亡2500万。
[38]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发病率约为11%。全世界目前大约有1亿2000万人患有抑郁症。
[39]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著《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何帆、肖莹莹、郝正非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
[40] 西方有识之士早已关注到文明和平的重要性，参（德）海因里希•贝克、（德）吉塞拉•希密尔贝尔主编《文明：从“冲突”走向和平》，吴向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西）雷蒙•潘尼卡著《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思竹、王志诚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1] 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2004财年的军费达到了4005亿美元，占政府预算近20%，占全球军费总额的1/3还多，而且还在追加8％的军费。美国国防部近十年来的《防务评估报告》和《国防报告》宣称：“到2015年前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性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种潜力。”美国必须抓住2015年前的“战略机遇期”，竭力遏制中国变成强国和俄罗斯东山再起。但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事实，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
[42] 参(英) 罗伯特•库珀著《和平箴言 21世纪的秩序与混乱》，吴云、庞中英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43] 台湾诗人罗门，转引自张汉良、萧萧编《现代诗导读•理论篇》，台湾故乡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44] Cf. Cheryll Glotfelty and Harold Fromm: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Greg Garrard,Ecocriticism,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4;王诺著《欧美生态批评》，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版。
[45] (法)德里达著《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法)雅克•德里达著《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夏可君编校，杜小真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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