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立足大学制度文化的深层价值，通过梳理和分析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制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创立、实施、发展的过程，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总结该项制度得以成功的重要经验，从而揭示大学制度的文化内涵和特质，并就大学制度文化的建设提出积极策略。

关键词：制度；制度文化；大学文化；政治辅导员；清华

现代大学是一个多目标、多功能、体制结构多维度、运行机制多轨道、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巨型”社会组织。只有对外规范并处理好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对内精妙合理地架构并制衡大学中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才可能维系其稳定、高效、可持续的运转，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保障并推动自身在变革和创新中实现提升和跨越。如果说，具有科学内涵及高贵品格的办学理念和精神文化是一所大学的魂魄，那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制度环境就是支撑大学的坚实骨架。

学术界通常把大学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次。其中制度文化，是指“包括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学校管理体制及其规章制度、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特定的规范等[1]”，或者认为是“学校以体制、机制、政策、规章等确定的制度环境，它对师生的思维、言行方式及生活行为习惯具有引领、约束和定型的作用[2]”。我们认为，制度本身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但就制度文化这一特定的命题而言，除了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制度本身（或称为表层制度文化）外，还应关注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核和规律，也就是深层制度文化。在大学的制度文化研究中，应该深入探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如何认识制度的意义和作用？制度和学校治理、师生行为、大学精神、文化传统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一项制度为什么形成，如何形成？制度的运行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制度的效力如何评价和改善？要回答好这些问题，需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凝炼一所大学长期以来在制度的制订、执行、调整、评价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思想共识以及在实践中普遍秉承的方法、规范。

为了更好地理解清华大学百年传承中所蕴含的制度文化的特质，本文以富有清华特色并惠及数代学子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为案例，剖析其产生的基础和意义、主要内涵和运行方式、所取得的成果成效及如何在科学辩证的继承中与时俱进，并力图“窥一斑而知全豹”，对清华的大学制度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作出诠释和实践策略之建议。

一、     “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创立：制度建立须具备战略的必要性和战术的充分性

顺应高校中要确立党的领导的战略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面临着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确立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的领导地位的任务。但当时高校教师中党组织力量还很薄弱，本身队伍建设的任务也很重，所以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干部成为推动学校进步的重要力量。但这会使得他们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负担过重，不能集中精力用于学习。同时，学生规模迅速扩大，学校的各种条件跟不上，出现了许多实际的问题和矛盾，迫切需要一批专门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

落实“又红又专”的育人理念。学生政治辅导员在做好业务学习的同时担任政治思想工作，被称为“两个肩膀挑担子”或“双肩挑”；他们既对其他学生开展思想工作，自身也受到政治和社会工作的锻炼，是“又红又专”的直接体现。时任党委书记何东昌曾回忆道：“这个指导思想符合后来毛主席提倡的又红又专的方向，也符合今天干部要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方针。”[3]老学长、清华的老领导艾知生也表示：“南翔同志强调，政治辅导员的功课不能少学，要挑选学习好的同学做。实践证明，这是政治辅导员制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4]

符合高校的工作特点和规律。有的学校采取了从外面调入专职干部的办法，但实践很快证明这些同志多数难以适应学校的工作特点。时任清华校长蒋南翔认为，办好一所大学要依靠一批政治坚定、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水平、懂得党的方针政策的骨干，他们中的大多数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这样的骨干，不可能从校外大批调人，只能通过工作加以选拔和培养。他总结青年运动和清华地下党的经验后强调：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地下党员，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和影响；现在也要从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党团员中挑选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让他们担任政治辅导员。在实践中，这些辅导员本身是学生，容易与同学打成一片，而且吃住在一起，有利于见缝插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二、     “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实施：营造上下贯通、内外协调的运行环境

获得上级部门的批准和支持。1953年4月初，清华大学向中央高等教育部、中央人事部提交了关于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表示:“我们拟根据1952年政务院批准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决议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办法是：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担任辅导员，其学习年限延长一年，学时则相应减少，每周进行二十四小时工作，这样，可培养辅导员成为比一般学生具有更高政治质量及业务水平的干部。”中央很快批准了这项报告。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批政治辅导员由此诞生。

因材施教，特殊培养。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在新林院蒋南翔家里开，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年轻时担任一些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今后一生的工作都会有好处。”他把年轻时受到这种锻炼能使人终身受益的做法形象地说成是“大有出息的负担”。蒋南翔十分关心辅导员的成长，给他们吃“偏饭”，让其参加教师的政治学习，或参加哲学课的辅导工作。辅导员还由系里安排单独的教学计划，实行因材施教。有的辅导员直接和教师一起听苏联专家的讲课，还有的被选送到苏联学习，成为学术骨干。

规范的制度化管理。1953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批又红又专的学生骨干充实到清华的辅导员队伍中来，至“文革”前共选拔和培养了682人。期间也有过挫折，主要是由于学生人数的大量增加和抽调一批辅导员到其它部门后，出现了辅导员挑选不够严格和工作负担较重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在60年代初进行了调整和整顿。1960年制订《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条例》，并定期举办辅导员和团干部学习班。1963年制定《关于政治辅导员若干问题的规定》，标志着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规范化。在这过程中，蒋南翔的教育思想逐步成熟，他针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提出建设好三支队伍——政治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在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三个代表队——文体代表队、学习代表队和政治代表队。

三、     “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自觉适应和不断创新

变化的环境带来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思潮与价值观念越发多样化，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明显增大，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出现不适应。例如：许多师生不同程度地轻视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校对业务骨干、学术带头人的培养和支持力度相比，政治辅导员似乎受到“冷遇”，担任辅导员的热情有所下降；新形势下对“双肩挑”的要求更高，辅导员们事务性管理的任务加重，而学制不能延长、业务负担不能减轻。

新的制度解决新的问题。1987年，清华重新制定了《关于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若干规定》；1991年在制定《清华大学本科生德育实施纲要》时，进一步修订了《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暂行条例》；1996年以来，学校又根据新形势下的新情况，逐步对有关规章制度再次进行了修订。2001年8月，再次修订《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条例和考评办法》，使得辅导员制度更加完备。目前，清华的辅导员工作形成了包括岗位职责、人员选拔与培训、人员激励、工作例会、工作交流、工作考评等在内的制度化的工作要求、程序与管理模式，这项跨越时代的制度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多管齐下，增效“软环境”。首先从“入口”上，学校确定辅导员的组成以青年教师为骨干、研究生为主体、本科生为补充，各院系制定队伍规划，提前选好苗子，有计划地培养后备队伍。其次，对辅导员热心爱护、严格要求，做好培训和交流，通过编印工作手册、发行内部刊物、组织沙龙、举办工作研讨会等措施，培养“应知应会”和综合能力，关心他们的成长和发展。同时，针对新的形势，不断拓展辅导员的工作领域，设置研究生德育工作助理，增设党建、网络等专项工作辅导员。目前，在清华的学生工作中，形成辅导员、班主任和主要由教育职员担任的学生工作助理三支队伍相互配合、发挥合力的良好局面。

四、     “政治辅导员”制度的成功经验与文化内涵

大学制度要面向党和国家的需求，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对于大学组织而言，一项重要制度的建立，是一种影响深远的“质”变，需要围绕办学理念和中心任务，从战略层面来考虑和推进。“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建立，既解决了建国初期大学中急需政工干部的具体问题，也是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探索“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而进行的一次伟大创举和伟大实践。蒋南翔曾说：“看学生的质量不仅要看现在，还要看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针对辅导员制度，他指出，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回顾历史可知，在清华的政治辅导员队伍中，先后涌现出以胡锦涛总书记为代表的一大批治国之士、兴业之才和学术大师。为此，1978年6月，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曾专门指示：“清华过去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出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这个经验好。”后来他再次强调：“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大学制度要结合校情，适应师生的实际情况和时代变化。政治辅导员制度初建时，出现过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让高年级学生做政治工作，不如专职干部；有人认为让学习优秀的学生做政治工作是“屈才”。实践证明，这是符合高校实际的一项政治思想教育制度，也是行之有效的育人制度。从人员属性上，辅导员的学生身份具有天然的贴近性，便于沟通和交流，使思想教育成为有源之水；从工作属性上，辅导员与同学处于同一个学习生活环境之中，频繁的接触和大量的共同经历构建了共同的心理框架，从而可使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在日常行为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在这一制度下，学校通过“又红又专”的辅导员群体将青年学生凝聚起来，并具有了整体向上的动力；富有活力的辅导员们深入到同学中间，为学校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和具体抓手，成为育人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另一方面，制度也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以保持“上层建筑”的可持续发展和前瞻性、引导性。近年来，清华多次改进和完善政治辅导员制度：进一步理顺学生工作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建立心理咨询、就业指导等专职队伍，切实减轻辅导员事务性工作负担，加强培训与教育、提高辅导员的工作胜任能力，加强职业生涯指导、全方位支持辅导员的后续发展。

大学制度要以人为本，有利于优秀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大学是以培养高层次人才为根本职能的社会组织，“以人为本”则是大学制度建设的基本前提和文化精髓。政治辅导员制度在两个层面促进青年学生的成长：其一，从高年级中挑选优秀学生担任辅导员，实际上是将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具体化、人格化，作为同学们身边的榜样，发挥着巨大的带动作用；其二，辅导员本身也是因材施教的受益者，他们在世界观走向成熟的阶段得到良好的思想政治上的锤炼，在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工作方法方面也与实践积极进行结合。正如何东昌所指出：“这个制度从人才的培养来说，无异是在学生中对一些同学进行了政治思想上和组织能力上的特殊培养。”[5]政治辅导员队伍中的成才率很高，制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合理遵循人才培养的规律，创造性地、有特色地回答办学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目标上讲，“优秀”学生的标准是什么？从可行性上，如何找到这批“优秀”学生？从发展上讲，“优秀”学生如何代表和带动学生整体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大学制度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用法治的逻辑和科学的制度保障、支持、引导优秀人才又好又快地成长。

大学制度要传承文化，塑造独特的大学精神和价值观。艾略特·亚奎斯（Elloit Jaques）在1915年首次将组织文化定义为：“被全体成员不同程度认同的、习掼性和传统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6]组织中的制度就可以理解为上述定义中所谓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的规范化和强制性的显现。制度不仅为大学提供着一套管理运作机制，还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既是大学精神的制度化观照，也通过约束和引导师生的行为，使其在遵从制度的过程中形成习惯和文化共识。清华大学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已实施半个多世纪，担任过辅导员的学生数以千计，直接影响到的学生数以万计，其中许多人在各行各业担任重要岗位。他们这份在大学时代意义深刻的人生经历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场，包括重视思想教育、品学兼优、实践锻炼和培养组织管理能力等内涵。这些价值观的倾向不但作用于自身，也延续至后学之辈，逐渐融入和积淀在清华文化之中，并辐射到社会诸多层面。政治辅导员制度也与清华“自强不息”、“爱国奉献”等传统精神一脉相承，是建国后“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办学理念的一种落实和弘扬；其不断发展与创新的历程，还蕴含着“行胜于言”的作风和“人文日新”的品格。

五、     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思考和策略

建立科学完备而富有活力的制度体系。作为一种普遍规范和集体意志，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在大学文化系统中，各类制度的个体或集合可以被看作文化意义上的存在，它具体而直接地反映办学宗旨和办学理念，将大学的精神文化从宏观、整体、战略、观念的态势转化为可操作的、微观的行为文化或物质文化，并对其进行协调和监督。制度文化包含表层的制度规章和深层的文化逻辑，前者是显性的、实践的，后者是隐形的、规律的；前者是基础，后者是指导，二者互为依存、互相转化。所以，大学制度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其一，要有科学性，也就是必须满足客观需求、遵循办学规律，通过制度可以促进、引导学校的发展和改革；其二，要有完备性，横向上覆盖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对外交流与合作等方方面面，纵向上要以“大学宪法”（University Act）为纲，形成多层次、多维度的制度框架；其三，要有适度的弹性和可持续性，适应 “巨型”的现代大学的复杂行为和利益诉求，并响应快速变化的内外环境。

营造依法治校、规范管理的良好氛围和机制。“依法治校”是“依法治国”理念在大学中的具体实践，既是学校积极适应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集中民意、走群众路线，实现科学管理、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依法治校”的基础是依照制度进行管理，但在实际中也不是单纯地服从于制度，而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事求是和民主管理，坚持依法就是依民主、依民意、依规律。大学要把广大师生作为依法治校的主体，维护师生的根本权益；以学校的管理权力和公共事务为治理的对象，在理顺对外对内各种关系的基础上，用完善的法规保障民主治校、科学治校的实现，做到优化资源配置、规范和制约权力、保证师生合法权利、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益。归根结底，就在于把走群众路线的民主精神与依法治校相结合，用法治的逻辑广泛集中民智，按照法律规定将大学师生的共同意志上升到理性和制度的层面，并依靠师生员工的实践，遵循客观规律办学。

养成尊重制度、民主集中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自觉。制度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培养“尊重制度、依法治校”的价值理念，坚持“民主公开、科学集中”的原则方法，这应该成为大学的一种文化自觉。以政治辅导员制度为例，尽管是由蒋南翔首倡，但在当时也曾听取各方面意见；制度的推行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具备合法性和权威性；制度一旦推出，便得以认真稳定地实施，无论人事更替还是时代变迁，其基本原则一直被坚守。与之类似，针对新现象、新问题、新需求，在大学中须通过民主讨论与合理集中相结合的方式来拟订制度、完善制度，以自觉和规范的态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与此同时，日趋完备的法规制度也有力地保障各项权力的科学运行和民主管理的实现。蒋南翔多次强调“基层出政策”，意指基层单位创造的经验，经过总结、上升提高，再用政策或制度的形式进行贯彻和推广。换言之，事关全局、带有指导意义和约束力的政策制度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师生的实践，这就是最生动、最有效的民主管理；积极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典型经验，把它提炼成为一项政策、规范成为一种制度，这就是“依法治校”具体形式。大学师生不但要自觉以尊重制度、尊重民主为价值标准，还要身体力行在当代社会中加以倡导和弘扬，以实现大学文化传承创新的使命。

The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Management System

of Tsinghua University

QIN Chuan

(News Center,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evolution of the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of Tsinghua University during the hundred years history is sorted, the core of the modern management system, that is, “Party Leadership, President Responsibility, Professor Teaching,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its progress, as well as its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logic formed as time advances are discussed, th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cultural are summarized concisely.

Keywords: University Culture; Management System Culture; University Governance; Democratic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