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良好的制度对于办好一所大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代大学是一个多目标、多功能、体制结构多维度、运行机制多轨道、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巨型”社会组织。只有对外规范并处理好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对内精妙合理地架构并制衡大学中的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民主权力，才可能维系其稳定、高效、可持续的运转，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要求，保障并推动自身在变革和创新中实现提升和跨越。如果说，具有科学内涵及高贵品格的办学理念和精神文化是一所大学的魂魄，那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和制度环境就是支撑大学落实理念、弘扬文化和实现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以及引领社会发展等功能的坚实骨架。

学术界通常把大学文化分为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三个层次。其中制度文化，是指“包括与高等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学校管理体制及其规章制度、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机制、特定的规范等[①]”，或者认为是“学校以体制、机制、政策、规章等确定的制度环境，它对师生的思维、言行方式及生活行为习惯具有引领、约束和定型的作用[②]”。制度本身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但对于制度文化这一特定的命题而言，除了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制度本身（或称为表层制度文化）外，还应关注制度背后的文化内核和规律，也就是深层制度文化。在大学的制度文化研究中，应该深入探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例如：如何认识制度的意义和作用？制度和学校治理、师生行为、大学精神、文化传统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一项制度为什么形成，如何形成？制度的运行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制度的效力如何评价和改善？要回答好这些问题，关键是要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凝炼一所大学长期以来在制度的制订、执行、调整、评价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有的价值观、思想共识以及在实践中普遍秉承的方法、规范。

本章的前三节，通过系统地梳理清华大学在不同历史阶段办学体制和治校管理模式的演变轨迹，阐述了新清华时期以“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为核心的大学治理机制在清华萌芽、发展并随着时代进步而逐渐完善的内在逻辑和实践道路。在后三节中，以富有清华特色的“辅导员”制度、典型的“代表会”与“讨论会”、丰富多样的“教书育人”工作为重点，分别剖析了它们产生的基础和意义、主要内涵和运行方式、所取得的成果成效及如何在科学辩证的继承中与时俱进。以大量史料的整合演绎为基础，在客观、生动的叙述中亦思亦议，我们希望能从事实的时间延变和题材的横向拓展这两种维度出发，较为全面地勾勒出清华制度的风貌，并力图在对这些制度深处所蕴含的文化特质与价值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诠释。

第一节 独具一格的民主治校传统——“校务会议、教授会、评议会”

一所学校的发展是否成功，除了需要充裕的经费支持外，首先是要有健全稳定的决策主管机构和制度，拟定科学完善的发展计划和政策；其次是要有优秀的校长与师资，能有效地执行计划和决策，并赋予学校以卓越的品格和精神。早期的清华，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再到国立清华大学，随着世势的激荡变化和学校定位与角色的变迁，其管理体制、行政权力和组织模式也在探索和变革中坎坷前行，在独特的内外环境中最终形成了一套适应社会需求、符合学校特点、有利于学校快速发展的较为成熟的体系，并在国难时艰中经受住严峻的考验，焕发出生机活力，为清华成为当时中国的学界翘楚、培养了一大批各界精英起到了重要的保障和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清华管理制度的演化轨迹，简言以概之，就是从初期对外由美方与军阀政府的联合管制、对内实行职员治校的集权式官僚体制，逐步萌发和推进到校长主导、教授高度参与的“民主治校”管理模式。纵观这一过程，既是旧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的大趋势所推动，也是清华师生受进步思潮影响而不断斗争和尝试的结果，当然，也不能忽略以梅贻琦为代表的校长等核心人士所具有的开明思想和所倡导的民主作风的作用。梳理和反思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了解民主管理精神在清华的传统之久远，以及清华制度文化的精髓之所在。

一、美国人控制下的教育“衙门”

清华的建校缘自于美国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在华办学，所以早期清华的经费、校政等重要事项，都直接或间接受制于美国公使馆。辛亥革命前的清华学堂，附属于游美学务处，由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辛亥革命后，游美学务处撤销，清华学校改归北洋军阀政府的外交部单独管辖，而有关清华的重大事宜，最后还是得听从于美国驻华公使馆。清华的校长基本上都是在取得美国公使馆同意后由外交部任命，所以必须看美使馆的颜色行事。1917年，北洋政府外交部秉承美国公使意旨，为加强对清华经费和校长职权的控制，于8月颁发成立“清华学校基本金委员会”。后来，又改组董事会，由外交部部员二人与美国公使馆参赞一人，组成三人董事会[③]，“而董事会之实权，则操之于美国公使馆之洋董事上，中国董事承颜画诺而已”[④]。与美国公使馆对清华的实质性控制相对应的，是美国教员在清华的特殊地位。他们在校内享有较高的待遇，是校内最有影响的势力，在早期一直左右着清华的教务，是美国化教育的主要传播者。

伴随着“五四”运动，各种新思潮涌入清华园，引起了广泛的评议和辩论。在民主、科学、爱国、进步新思潮的推动下，清华师生掀起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改良清华”的奋争，纷纷发文历数“一切均仿照美国学堂”的危害，并反对学校的封建家长式的管教，开始干预校政。自1919年10月学生迫使斋务长辞职后，又相继发生了“三赶校长”的风潮，以致曾经做过清华副监督的范源谦慨叹说：“从前办学校，怕的是上司发生问题；现在办学校，怕的是下司（指学生）发生问题。”1921年10月，由于不满美国公使馆把持董事会，爆发了改组董事会的斗争。

清华学堂时期的学校类似办“洋务”的官僚机关，行政负责人都是官员，所以校内办事人员封建官场习气十分浓厚。辛亥革命后的清华学校，校内行政体制是校长专权，少数高级职员治校。这些行政负责人员的地位高于一般教员，校长对一般教员是上下级和雇佣关系，一般教员对校政无法过问。后来学校设立了教职员会议，以校长为会长。这只是个教务方面的咨议机关，但毕竟打破了以往“教员不得干涉学校之行政”[⑤]和校长独断独行的局面。

这一时期，学校行政机构随学校的发展而扩大。全校学生才四、五百人，而所设处，部等机构达二十多个。这一时期，学校还订了许多有关教务、总务、斋务、游学、学生课外活动等方面的规章制度。大如董事会章程，小如“饮茶规则”、“清华园门口人力车夫应守规则”等等，应有尽有。执行这些规章，养成了清华行政工作守制度、讲效率、“照章办事”的传统作风，也表现出烦琐的文牍主义与官僚习气。

二、“少壮派”的崛起与民主治校

随着清华学校早期毕业生陆续回校任教者渐多，他们以改革清华、提高清华的学术地位、反对官僚政客控制学校、实行教授治校等主张相号召，形成一个颇具声势的“少壮派”。在他们的促进与支持下，清华于1925年实现了改办大学的重大改革，开始成立了以校长为主席的十人校务委员会，可由教员会议选出教员代表四人参加[⑥]，已初露“教授治校”端倪。1926年，校方成立了“改组委员会”，迫使时任校长曹云祥制定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成立有全体教授参加的教授会；取消校务会议，设评议会。评议会有由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参加，它成为校内最高权力机关，校长个人专权的局面受到限制，教授享受的权力大大增加，远超出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从此，“教授治校”在清华大学取得了初步的合法地位，教授们也怀着极大的热心积极参与校务。随后不久，“少壮派”教授即利用教授会，迫使曹云祥于1927年底辞去校长。“少壮派”起而成为日后左右清华校政的核心势力。

1928年6月，北洋政府覆灭，清华学校转而落入南京国民政府手中。1928年8月，清华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在取得美国公使同意后，罗家伦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他表示愿意倾听教授们的意见，以寻求支持，并进行了一些革新。但由于其推行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控制，为师生们所不满，引发了“驱罗”风潮，不得不辞职离任。此前，在根据《大学组织法》成立学院时，就如何产生院长这一事宜，罗家伦已经和教授会有了冲突，反映出校内学术民主自由和官方政治控制的矛盾。

在南京国民政府接管前后，清华师生展开了一个校务改进运动。首先是清华学生会成立了“校务改进委员会”，在教师的支持与帮助下，提出了一个《改进清华意见书》[⑦]，内涵十八项意见。但校务的改进和学校的发展计划却受到了新成立的董事会的阻挠，从而爆发了以取消董事会、改隶教育部、争取清华基金独立为主要内容的“专辖废董”运动。这场斗争，不仅是反对董事会专权，阻碍清华发展计划，而且是反对董事会这种官僚主义制度。当时学校师生们提出，清华一切大政方计，竟由那些“足迹从不一履清华”的官僚政客董事，“于距校三千里外之南京匆促决定之”，实与清华师生一向主张的“教授治校”原则大相径庭，是清华发展上一大障碍[⑧]。由于清华师生的积极斗争，加上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矛盾冲突，这次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在清华大学初期，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校长更迭风波。赶走了罗家伦以后不久，阎锡山任命了自己的幕僚、曾在清华就学的乔万选为清华校长。但清华多数师生坚决反对“借着军阀的力量，来把持清华校政”[⑨]。此后的清华有十一个月没有校长，一切校务皆由校务会议负责处理，例行公事则先后由叶企孙、冯友兰“判行”。1931年，亲自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挑选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主任吴南轩来做清华校长。吴南轩到校后实行了一套为清华师生深恶痛绝的个人专权的统治手段，极力反对业已形成的教授参与治校的制度，拒不承认院长由教授会选举的惯例，并挑拨师生关系[⑩]。结果不到两个月，清华师生就爆发了“驱吴”运动。

在上述过程中，清华教师看清了在校外存在着企图夺取教育学术机构控制权的政治势力，也感到为了维护教育和学术的民主与自由，有必要加强以某种形式组合起来的校内民主、自主的领导体制。此后，以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为基础的有清华特色的体制结构和组织制度开始迅速发展和确立。评议会是核心，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若干人组成。互选之评议员的人数超过半数，加上各院长由教授会推荐，教务长也习惯上由教授中聘任，因此，评议会尽管在法定上仍是咨询机构，但实质上是教授会的常务机构，其决议对于各级行政领导都有一定的约束力。可以说，清华的这种体制是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的典型，评议会就是实现“教授治校”的基本渠道。

1931年12月，无党派关系的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面对清华业已形成的这种教授积极参与的民主管理的新领导体制时，不但选择了完全接受，还努力把它巩固下去。梅贻琦曾长期在清华担任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而言，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愿意和全体教师一起保留清华这一块“净土”，建立一个以教育学术民主自由为号召的校内管理体制，以此抵抗和缓和外部政治派系势力的侵入和控制。而且他平易近人，谦虚平和，作风民主，到职之后一直竭力表示尊重教授。平日也常说：“吾从众。”他认为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他曾把校长比作京戏里演帝王角色的“王帽”，尽管出场时“像煞有介事”，其实会看戏的绝不注意。他这种态度深得教授们的赞成。在办学上，对于一些重大措施，他注意听取在清华有威望与影响的教授们的意见，设立一些专门性的常设委员会，吸收教授参与教学行政管理工作。因此，尽管理论上，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校长四者之间，在权限和意见上是可以发生矛盾的，但在实际上却没有发生过任何裂痕。[11]

在梅贻琦校长主持下，清华大学于30年代传承、发展，并确立了在国内独具一格的“民主治校”制度。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均由教授充任之，并纳入学校管理体制。中文系的朱自清教授在谈到“清华的民主制度”时说：“在这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里，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乐于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民主治校，充分调动了教师们教学、科研以及管理学校方面的积极主动精神，发扬了“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传统。学校因而得到长足发展，成为国内的著名大学。

这一时期清华的行政体制可以称为是校长主导、教授高度参与的“民主治校”模式，而由于教授在治校中确实发挥出很大的作用，所以也被一些人推崇为“教授治校”制度。根据1929年修订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在校务会议和评议会中，属于行政方面的人，只有校长和教务长、秘书长三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绝大多数。从理论上说，教授会对学校行政有最大的支配权。但实际上，在“教授治校”制度下的“民主”也是有限的。教授会除了对纯属日常教务工作（如审查通过毕业生名单等）有决定之权，对教育工作可以有所建议外，一切有关教育方针、人事、经费、建筑设备等校政大权，基本上是操在以校长为首的评议会之手。而评议员虽是由教授会“民主”选出，但历年当选的大都是几个“内圈”人物。

学校在行政组织上，还设立一些如聘任、招考、出版、建筑、图书、校景设计、大学一览等常设委员会，其成员都是教授。这种委员会也是教授治校的具体组织形式。其中属于财务、人事、建筑等委员会，都由校长亲任主席，其它事务性委员会则由教授任主席（亦多为评议员），但都对校长负责。这样，校长既可利用教授的力量，分担校长的一部分行政事务工作，同时却无大权旁落之虞。

三、战时的“民主堡垒”

1937年“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南迁，先在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组临时大学，不久再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校务。加之清华人力、物力在联大所占比重也较大，因此联大的规章制度，多以清华的为蓝本。

西南联大没有评议会（清华办事处系统仍保留评议会组织），只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的组织。校务会议是由常务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组成，由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任校务会议主席。教授会以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会秘书主任为教授会当然会员。教授会的职权与战前清华同。教授会开会时，以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为主席。常务委员会是掌握校务的最高权力机构，校务会议秉承常务委 员会的意旨具体处理校务，而教授会议只是一个咨议机关。常务委员会主席亲自主持三个会议，使会议的讨论和决议有利于常务委员会意图的贯彻。此外，联大还设立了许多专门委员会，如校舍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等，处理各类专门问题。此外，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各自设立办事处，保留着自己原有一套行政系统和教学组织系统，负责处理各校自身的事务。

西南联大成立时，国民党加强了在教育方面的控制：一方面在“集中划一”的名义下，用行政手段强行贯彻一整套所谓“部订”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则是在联大建立并大力发展国民党和三青团组织。同时，国民党政府又规定院长以上行政负责人都必须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来直接党化学校行政，达到“以党治校”的目的。后来，国民党势力已基本上控制了联大的校政。战前清华大学所保留的某些教育行政上的自主权利，到这时也已丧失殆尽了。

但联大学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教师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也较浓厚。因此，联大师生对当时的教育政策甚为反感，要求“教育行政独立，学校要与政治分开”[12]，要求教学与学术的自由。闻一多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一文中指出：“大学里的课程，甚至教材都要规定，这是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后才有的现象。这些花样引起了教授中普遍的反感。有一次教育部要重新‘审定’教授们的‘资格’，教授会中讨论到这问题，许多先生发言非常愤激。”[13]由于师生的抵制，与当时为国民党严密控制的其它学校比较起来，联大仍不失为一个较有民主自由空气的学校。特别是到后期联大学生运动蓬勃开展后，联大被人称为“民主堡垒”，国民党的控制就宣告破产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于1946年10月复员回到清华园，办学方针、教学制度，以及教学作风均承袭过去，保持了清华的治学精神和文化氛围。

四、民主精神在斗争中传承、发扬

从上文可以看到，清华民主治校制度的形成，经过了一段斗争的历史：

（1）“少壮派”的崛起和教授会的成立：早期清华学校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封建官僚式的校长个人专权，教师形同雇员，无权过问校政。1925年改办大学后，一些留美归国的年轻教授，不满校长的专权，反对由几个行政“寡头”治校，开始提出教授要参与治校，逐渐形成了“少壮派”对抗把持校务的“元老派”势力的局面。1926年，清华成立了教授会和评议会，这是“教授治校”的开始。但这时的教授会和评议会都由校长召集、主持，只是咨询机构，权限并不大。

（2）打倒董事会和扩大教授会权力：国民政府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重申教育部及校长之权力，削弱了“评议会”和“教授会”的作用，引起新的冲突。后来教授会联合学生，把控制清华的最高权力机关董事会打倒，同时又迫使罗家伦接受了“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的办法，教授会的权力就日渐扩大。在“驱罗拒乔”斗争之后，学校校长空缺，由校务会议处理校务。教授会趁机向南京教育部索取了选举代理院长、代理教务长、秘书长的临时权力。这样，校务会议与评议会的成员，就都由教授会选举产生，并对其负责。教授会的权力骤然扩大，一跃而为全校最高权力机关，“教授治校”成了既成事实。

（3）“教授治校”制度的巩固确立：梅贻琦到校后，赋予教授委员会、评议会以更加稳固的权力，充分依靠教师办学。他的功绩，不在于首倡“教授治校”，而在于通过身体力行，使这一独具特色的制度在清华得到确立和健全。他在执掌清华大学包括西南联大的17年内，基本上都延续了这一体制，而且“三会”(教授委员会、评议会、校务会)与校长之间始终协调一致，清华出现了“校长分寄任于诸教授与各执事，诸教授与各执事尽其责于诸学子”的“各尽所能、各负其责”的局面。正如著名学者傅任敢所言，“教授治校”这一民主制度，“行得最彻底的也是清华”。这充分体现了梅贻琦依靠教授办学的宽阔胸襟和民主精神[14]。

但所谓的“教授治校”其实并不是一个确切的说法。陈岱孙先生撰文指出[15]，在清华大学内部，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个口号。这个体制，在南京政府看来是“土制度”，在许多方面没有法令、规章的依据，有的反而还与那时的法令、规章相抵触。当时的其它大学，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就曾针对此体制而宣称自己主张“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但清华之所以形成了这一体制并得到师生们的认可，除了大学为了应对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得不进行自身的变革外，还有一些特有的因素。其一是在于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年间，清华有较长时间没有校长或校长不发生作用，同时大部分教授都是三、四十岁风华正茂的年龄，许多人有留洋经历，熟悉和向往西方大学的民主管理模式，他们有进取心、不安于现状，希望能自觉推动学校的前进；其次，是国民党派系打入学校的阴谋引起了广大教师的戒心和厌恶，他们希望以校内学术自由的口号，对抗来自校外的政治控制。

诚如曾具有“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亲身经历的冯友兰教授所言[16]：“所谓‘教授治校’，在清华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形式。”这种体制在清华一直保持到1952年院系调整，它保证了学校管理的稳定，提高了教学水平和学术活力。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大学的民主管理，防止少数人独断专行，让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大学。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体制还有效地对抗了国民党派系势力对教育机构的侵入和控制，具有政治上进步的意义。从长远来讲，尽管具体的制度在后来不再保留或发生较大改变，但民主管理的精神在清华作为一项大家公认的、历史积淀下的传统一直传承至今，以致后来的学校领导们也都自觉地尊重和发扬了这一文化传统。

第二节 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制度探索——坚持党的领导与发扬民主

一、蒋南翔的“双重身份”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同时需要迎接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高等教育也面临着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确立中国共产党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的领导地位的任务。党和政府对高等学校的改革，持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实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加以必要的与可能的改良”的总方针。

建国初期，我国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1950 年6 月，中国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对我国高校内部领导体制作了详细的规定：大学及专科学校采取校（院）长负责制。校长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代表学校。职责是领导全校（院）一切教学、研究及行政事宜；领导全校（院)教师、学生、职员、工警的政治学习；任免教师、职员、工警；批准校（院）务委员会的决议等。设校务委员会，由校长担任主席。学校的计划、预算、制度、兴革等重大事项经校务委员会通过后，由校长主持执行。由于当时高校中党员很少，这一时期的党组织仅起政治核心作用，主要任务是领导学校开展各项政治运动和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了解师生员工的政治思想情况，与校行政之间没有领导或指导关系。党组成员可以行政负责人的身份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而校长领导学校的全盘工作，直接向政府负责，因此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行政决策可以较好地贯彻执行。在当时这一体制有利于稳定学校，有利于学校的调整和改造。但缺点是校长过于集权，党委对校长没有领导权，无法起到真正的保证、监督作用。[17]

1952年11月，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同时，经教育部批准，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欢迎会上，蒋南翔谦虚地说：“我没有学过工程。我自己不懂业务，但可以作为一个见习生，向其他有经验的教师和职工同志学习。清华是一个有基础的学校，这里许多位先生是我的老师和学长，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他还说：“加强党的领导，日益巩固和扩大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学校中的阵地，这是我们学校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这段讲话，一方面预示着清华大学的领导体制要努力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确立党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蒋南翔十分尊重教师、尊重清华的传统，将继续发扬民主作风，实施有效的民主管理。

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长期从事党的工作，具有良好的理论功底、政治素质和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他是清华大学校长，但首先是一名优秀的富有经验的党员，后来还长期兼任学校的党委书记，这种双重身份使蒋南翔作为清华的领导核心，在其身上有机地实现了党与政的统一。

蒋南翔来清华工作，被党中央寄予厚望，肩负着要努力完成旧大学的改造、为国家建设服务、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办学道路的重任。他和学校的领导班子清楚地认识到，为了使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彻底摆脱旧有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传统，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必须要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高等学校的全部工作中，日益深入地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铲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以适应我国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人才的需要。”那么，怎样才能加强高等学校中党的领导呢？根据在清华大学的工作实践，蒋南翔总结认为：“第一，高等学校党的组织必须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第二，必须加强高等学校中党的建设。第三，必须加强党员干部的学习。”[18]

二、“发动机不能漏气”

在蒋南翔等同志的领导下，清华大学努力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首先，学校十分重视学校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注意坚持解放区注重政治方向的办学传统，在学生中开设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程。有条件的党委主要领导干部都要给学生讲马列主义理论课；很多党委领导同志还兼任政治理论课的教研组主任，蒋南翔兼任哲学教研组主任。在教学中，既注意科学性、系统性，又十分注意针对性；重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不回避对尖锐的现实问题的解答。蒋南翔就经常问政治理论课的负责人：“政治课是不是讲成国民党的党义了？学生有没有兴趣？学习后有没有收获？”在清华，政治理论课的教师队伍不断扩大，由原来的16人发展到1954年的40人，标志着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阵地的不断扩大，政治理论教师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者。50年代后期，学校党委从各系政治辅导员和青年教师中抽调一批德才兼备的同志充实政治理论教研组，这支理论队伍对于学校在20世纪后50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保证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优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传统延续至今。蒋南翔曾明确指出：研究一个齿轮，取得成果，应该肯定；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学生思想特点，使学生思想转变，也是成果。齿轮是死的，人是活的。后者要取得成果更不易。对这方面工作确有突出成果的，应该评为教授副教授。政治理论课的教师们听到后十分感动，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清华很重视党员和干部提高业务水平和政治觉悟。蒋南翔到校后第一次和全校教师党团员讲话时就提出，要求党员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中，不仅做“啦啦队”，鼓励别人提高业务水平，而且自己也要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提高思想觉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很快，清华组织起甲组政治学习，学校的主要干部17人参加，开始时每周两次，以后改为每周一次，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等著作。以后又吸收各系主任参加，在五六十年代一直坚持活动。“甲组学习”成为学校里带领全校师生政治学习的一个亮点。蒋南翔还十分重视教师的政治学习，不但组织教师参加，也亲自开设哲学课，做“两论”辅导报告，启发了很多教师学习哲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兴趣。通过学习，学校教师和干部的理论水平有很大的提高，对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分析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等基本观点有了共识，这为学校工作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打好了基础。

到清华以后，蒋南翔一直强调党的组织不仅要在一般政治性活动中发挥作用，而且必须在经常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作用。也就是说，要求加强党在整个学校工作中的领导作用，把保证学校教学计划的完成作为党的首要任务。他在1953年对北京市学校政治工作干部所作的报告中谈到：“现在当我们在学校里进行了思想改造、院系调整、课程改革等系统的改革工作后，学校教育基本上已不同于过去，那么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学习结合也就有了条件。我们应该逐渐地在各项课程中贯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使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受到更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1953年9月，在全校党员大会上，蒋南翔在讲话中指出：“党在学校中的基本任务是动员领导全校群众，保证行政任务的完成，并在这个工作基础上向群众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进行党的建设。”[19]

为了提高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水平和工作水平，蒋南翔还注意发挥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作用。他十分注意党内的思想一致，把党组织比作推动学校前进的发动机，特别强调“发动机不能漏气”。从1961年暑假开始，在学校的绿化基地——八达岭下的三堡，召开学校党委工作会议，总结工作，研究情况，统一思想，部署任务。参加的人员有党委成员和系、部处主要负责的党员干部。以后每年暑假召开一次，形成富有清华特色的工作制度，校内同志称为“三堡会议”。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会议，希望了解学校工作有什么新的精神和新的安排。蒋南翔每次都参加这个会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

三、从“神仙会”、“两种人会师”到“团结全体”

加强党的领导，不但是干部和党员的事情，还必须团结和教育广大师生，让更多的人相信党组织、依靠党组织、加入党组织。这既是扩大党的队伍、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也是高校实行民主管理、科学管理的必由之路。蒋南翔身体力行，十分尊重学校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刘仙洲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工程教育家，曾任天津北洋大学校长，1932年应聘为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在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同时被任命为副校长。在1953年的元旦团拜会上，蒋南翔诚恳地表示要依靠刘仙洲副校长。在以后的工作中，也始终遇事和刘老商量，听取他的意见，邀请他列席参加学校党委常委的会议。

为了做好党的工作，学校还从老教师入手，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鼓励大家在会上畅所欲言，大家通称“神仙会”。蒋南翔说：“‘神仙会’这个经验好，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20]这是清华团结全体教师的一个具体举措。当时，有以《神仙会有感》为名的这样两首诗[21]：

神仙会上作“神仙”

不羡清闲不慕天

皆为敞开心一片

党群融洽乐无间

      呈 士骅学长索和                   陈祖东

心舒神畅傲真仙

三不三自乐尧天

毒草除尽东风盛

纷纷化雨洒人间

      祖东学长以神仙会有感诗见示 谨步原韵        濡阳陈士骅

建国初期，党员教师中大多数是助教。为了能够培养出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蒋南翔提出“两种人会师”的主张：一方面尽快提高具有较高学术专业职称的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做到又红又专；另一方面加强对年轻党员教师的培养，尽快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帮助他们也做到又红又专。这是一个对学校长远发展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部署。 在刘仙洲、张维、张光斗、张子高、梁思成等一批老教授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同时，学校还安排一些青年教师到苏联学习原子能、自动控制等新专业，后来他们都成为学科带头人和各系的骨干。

清华努力加强党的建设，离不开行政系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行政系统和党委系统的密切配合和合作，这是高等学校党和行政共同做好自己工作的最重要的关系。针对大多数系主任是党外人士的实际情况，如何与党外同志合作共事，就是关系到党政配合做好学校工作的重要一环。党委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用很大力量帮助党员干部处理好和党外教师的关系，特别是和党外教授的关系。为了协助系主任做好工作，各系都配备了由党员担任的系秘书，教研组也配备秘书协助教研组主任工作。在贯彻《高校六十条》时，对于《条例》规定系的工作由系主任负责，党总支起保证监督作用，有一些党的干部不理解。蒋南翔亲自做工作，针对学校的具体情况，列举水利、电机、建筑等系主任和党总支干部的实际情况，说明这些系由有经验的年长的教授领导是合适的。他强调党员的作用，不要凭党票称号办事，要有好的作风，要凭政策办事，起模范作用。在他的指导下，校、系、教研组各级党政关系都能够协调工作、相互尊重、密切配合，使学校各方面的工作顺利推进，形成了好的传统和作风。

在蒋南翔的倡导下，清华一直非常尊重、信任并积极依靠广大教师办好学校。他多次说道：“我们学校中最宝贵的财富，是富有科学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教师。我们对于团结和尊重学校中一切有经验的教师，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一直是明确的。关于团结教师的问题，我们的理解不仅是要团结‘多数’，而且是要团结‘全体’”[22]在他的办公室里，把学校全体教师的名字每人做成一个卡片插在墙上，经常去看，熟悉教师的情况。他提出对老教师要团结百分之一百，但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是团结在马列主义基础上。他多次对学校干部讲：用人不能有“洁癖”，要有团结百分之百的胸怀。蒋南翔到学校工作时，只调入了几位老干部，主要是依靠解放前后在清华地下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年青知识分子干部，其中大部分只有二十几岁。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正确的。

对于行政工作在学校中的作用，蒋南翔明确提出：“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是推进学校工作的两个车轮，必须互相配合，协同工作。”他还谈到：“我们要建立两支队伍：一支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一支是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学校中的职工和教师，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应当很好配合，协同作战，努力为培养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人才而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他还说：“无论教师或职工，都要有政治、业务两方面的要求，都要学会政治、业务两个肩膀挑担子。”学校还充分利用教育工会这一组织形式，使学校的工会成为党联系全校教师和职工的纽带，随时把他们的情况、要求和意见反映给党和行政领导；同时，也向群众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

四、“基层出政策”

蒋南翔在清华工作期间经常讲“基层出政策”，实际上是指基层单位创造的好经验，经过总结，上升提高，再用政策或制度的形式贯彻下去。学校里有很多的院系、研究所和班级等基层单位，以蒋南翔为代表的清华领导班子注意面向基层，发现基层单位的工作经验，并及时加以总结、推广。

1954年初，蒋南翔发现土木工程系测量专修科四•二班能够自觉地执行毛主席“三好”的指示，努力学习，关心政治，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各种社会活动，成为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集体，在生产实习中出色地完成任务。蒋南翔及时抓住这个典型，深入总结他们成长的过程，并由校务委员会决定授予“先进集体”称号。从此，表扬先进集体就成为清华大学班级工作的制度传承至今。

1958年，清华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其中，水利系1958届毕业班同学的毕业设计是直接承担密云水库的设计任务，他们自豪地说：我们是“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蒋南翔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新生事物，于是在全校召开毕业生大会，推广水利系、建筑系的经验。以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真刀真枪”进行毕业设计的办法，成为学校的一项教学制度。

当时的清华，有一批在文化、体育活动中有特长的学生。他们在上课、完成作业的同时，每周还要用较多的时间进行文化、体育活动的练习和训练。为了解决他们负担过重的问题，保证他们的全面发展，学校主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和团委提出建议，将全校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中的少数骨干人才除了参加所在班集体外，单独按队建立党、团支部和团总支。这就是一个学生参加“两个集体”。这项针对育人实际提出的独创性的制度，也一直在清华沿袭和发展到今天。

“基层出政策”的思想，就是鼓励基层干部努力创造性地工作，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创造新的工作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求各级干部面向基层，眼睛向下，向基层学习，向基层找经验、找办法。这完全符合“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指导原则，是清华制度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

大学本身也是基层单位，有责任根据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总结工作经验。在新中国初期到“文革”前的十几年里，由蒋南翔为首的领导班子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和团结的状态，并能够很好地将在高校中建立和加强党的领导与尊重教师、民主管理的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立足清华的实际校情，将党的教育方针、领导作用、组织体制、工作原则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到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等工作之中，使得清华大学很快完成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改造，在办学理念、学科建设、学校规模、师资队伍、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和办学条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成长出许多学术大师、兴业之才、治国之士。这段时期的清华，在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这个时代课题上，进行了艰苦而卓有成效的探索，在办学理念和思想作风方面也都成果斐然，积累下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总结这一时期清华在领导体制、管理模式和制度文化上的经验，可以概括为：

（1）坚持党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学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按照国家的需要办学，开设了马列主义理论课，创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制度，培养了大批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党组织在学校中的核心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建立起一套比较符合国情和校情的领导体制以及相应的制度。

（2）建设团结高效的领导班子。班子是发动机，要团结有力，不能有内耗、漏气，要善于发挥集体智慧和认真总结经验，这是清华能够在新形势下大踏步前进的保障条件和动力。

（3）坚持党政密切配合。在清华，党政精诚团结、密切合作的风气代代相传，形成了优良传统。党组织全面地关心整个学校的工作，积极主动地研究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但并不包办代替学校在招生、专业设置、教学计划、科学研究、经费预算、基本建设等方面的行政工作。党和政有分工，但更多是密切的合作。党组织既主动配合和保证行政领导的各项重大措施的实行，还经常研究和了解行政系统对于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情况，并随时提出积极的批评建议。

（4）坚持走群众路线、搞好民主管理。清华一直重视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教师队伍积极做到团结百分之百。对教师采取尊重信任的态度，鼓励和帮助他们“各按步伐，共同前进”，还率先吸收了刘仙洲等一批老教授入党。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积极听取教师的意见，坚持依靠教师办好学校，在落实民主管理上不但有一套制度和措施，也继承和发扬了清华好的传统。

（5）坚持实事求是、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学校工作。蒋南翔在清华工作期间，在工作中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指导，经常教育干部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根据我国和学校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教育工作中的问题。他针对正确看待清华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的“三阶段、两点论”，反复强调、大家耳熟能详的“基层出政策”，正确处理高等教育的数量与质量、需要与可能、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等等，都充分了展示了求真务实的唯物主义精神和科学的辩证法在高校中的有效应用。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学校内部的领导体制几经变动，无论是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上述经验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断被实践所证明和完善。尽管清华大学校、系的干部换了几代，学校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经验所形成的优良传统，一直保证了学校工作稳定持续发展，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是蒋南翔时代留给学校的宝贵财富。

第三节 在继承和发展中的创新——搞好民主集中制与班子建设

“文革”结束后，历经浩劫的清华百废待举。邓小平同志刚刚恢复工作，就“自告奋勇抓教育”，明确指出：“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要给他们好的学生”。1978年6月23日，他亲自接见了主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方毅、清华老校长蒋南翔、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和清华大学校长刘达，专门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办学校，要按照学校工作的规律办，要按照教育的规律办。”此后，清华大学进行了拨乱反正和整顿恢复，各项工作迅速重新走上了正规。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清华按照“理工结合，文理渗透”的发展战略向综合性大学迈进，逐步明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目标，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一、领导体制的“变”与“不变”

清华大学之所以能够保持连续性、稳定性的发展，关键是始终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一直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坚持党政集体领导，坚持党政之间、校系之间的密切配合。从蒋南翔任校长起，清华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执行过程中，基本上都能较好地发挥民主作风，有关的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比较完善，民主管理的精神和文化渗透到各个方面。蒋南翔提倡干部开动机器、解放思想，鼓励大家只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就敢想、敢说、敢做。施嘉炀教授撰文谈及：“南翔同志也邀请老教师中我和夏翔及史国衡同志参加。就现在记忆所及，校务委员会开会时，南翔同志掌握着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总是虚心听取大家的发言。对重要问题的讨论，委员们都能民主地发表自己的各种意见供学校最后决策采用，而不是校长兼教育部长的个人独断。”[23]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领导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和主要领导班子相继更新：

1978年6月，学校取消革命委员会体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刘达继1977年4月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后，又任校长一职。他提出了“依靠清华，办好清华”的指导思想，大胆启用学校原有的优秀干部和教师，建立充实校、系两级领导班子，特别是注重党政集体领导团结合作，结合实际校情积极开展工作，使得清华在不长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了恢复和调整的任务。

1978年10月，教育部《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实行草案）》规定：“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后勤工作的重大问题，一定要经党委会讨论决定，党委会作出决定后，由校长负责组织执行”。

刘达                       高景德                   张孝文

1982年，刘达校长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先后辞去了校党委书记和校长的职务。1983年5月高景德接任校长职。1982年7月到1995年9月，先后由林克、李传信和方惠坚任党委书记。

    林克                   李传信                   方惠坚

1985年8月，清华大学依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宣布“学校领导体制由党委领导下校长负责制向校长负责制过渡”。1988年9月，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精神，清华作为试点高校之一试行校长负责制。校党委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校的贯彻执行及学校任务的完成负有保证监督责任。同年10月，高景德校长离任，张孝文接任校长。

1994年1月，王大中被任命为清华校长。1995年9月，贺美英任党委书记。

王大中                         贺美英

1997年2月，中共清华十届八次会议根据《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的精神，明确规定：学校自本年春季学期始，由校长负责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党委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地开展工作，保证教学、科研、行政管理等各项任务的完成。

陈希                              顾秉林

2002年1月，陈希接任党委书记；2003年4月，王大中校长卸任，顾秉林被任命为清华新一任校长；2008年底，陈希调任教育部，胡和平出任党委书记。

胡和平

学校领导体制的变化，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党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党政配合问题；二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清华大学一直坚持党在学校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特别是在经历了蒋南翔任校长期间学校的良好发展以及“文革”时沦为“重灾区”的惨痛教训之后，更是对这一根本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在1980年7月召开的改革开放后首次校党代会上，明确指出：“当前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要集中力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抓好党内教育，提高党员质量；二是完善干部‘双肩挑’的政策和制度，积极培养和选拨优秀的青年干部；三是改进领导体制，改进党委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1988年，李传信在清华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表示：“虽然党委的职能有所变化，但党组织对学校工作的根本保证作用并没有改变。实际上，党政职能分开以后，工作目标和任务是共同的。实行校长负责制并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党的领导和党的工作，相反，正是为了从整体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1995年的第十次党代会，总结了新时期做好学校党的工作的基本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教育方针，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团结和依靠广大教职工办学，这是办好学校的根本保证。”在此后清华的历次党代会以及有关的重大学习、教育和纪念活动的主题报告中，均有此类论述。

清华的历届党委都强调“党要管好党”，特别是要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这是保证学校党组织战斗力的前提。学校党委领导经常到各院系基层支部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学校坚持每年召开一次教职工党支部工作交流会，已经形成制度。学校党委还在中央有重要文件发表时，组织教工党支部书记读书班学习理论、学习中央文件，通过自学、讨论和辅导报告提高认识，向支部党员汇报自己的学习体会，加强了对党员和群众学习的领导。同时，学校党委注意加强和党员的直接沟通。原学校党委书记方惠坚曾回忆说：在我两届七年任期内，大体保持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全校教工党员大会，传达上级指示和通报学校工作。学校和社会上对于各种问题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关键是学校里要形成“主旋律”，学校里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很清楚，形成舆论。学校里的党员大会要把学校党委的主张告诉党员，让党员知道该怎么做，当然也允许党员保留自己的看法。

与此同时，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清华的领导班子对民主集中制在高校的具体应用有着科学的认识和丰富的经验，对于这一制度及其文化内涵也都自觉地继承和发扬。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清华结合学校实际，在党内外制订和执行了一套有效的发扬民主、正确集中的制度。如：严格按照党章规定，按期召开党员代表大会，审查党委工作，进行换届选举。校内各系、各单位的领导班子任期三年，绝大多数按期换届。坚持对干部的选拔、考核走群众路线，“多数群众不拥护的，不应提拔”。

回顾多年的历史，不管学校实行什么样的领导体制、不管什么样的人担任领导，清华集体领导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方式一直没有改变。譬如，在党政配合等问题上，校长尊重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重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党委尊重行政领导的行政管理，支持校长全面负责学校的工作。对此，方惠坚的体会是：党政密切配合的关键是互相尊重，重大的事情提交会议讨论以前，党政主要负责人先交换意见。从我担任学校党委书记两届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和张孝文同志还是和王大中同志，都是配合得很好，整个领导班子协调一致、团结合作。作为党委书记要注意发挥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个人的积极作用。清华的干部都是素质比较好、工作能力比较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选拔到学校领导岗位的也是好中选优，得到群众支持的。在工作中，每个成员有自己的工作特长，有的熟悉教学、有的善于领导科研、有的善于开拓境外资源、有的宣传能力强、有的工作细致善于做干部工作等等。要让每个人的特长得到发挥，在集体讨论中各种意见能够充分发表，同时又能取得共识，工作上协调一致。

二、关键在于自觉贯彻和建立合适的制度

清华在新时期，围绕德才兼备、又红又专的校长书记为代表的领导核心，都形成了团结协作、凝聚力强的领导班子，这是学校长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动力。同时，坚持和贯彻民主集中制，以一套既有坚定原则、切合学校实际、又不断与时俱进的制度为基础，是建设好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推进学校科学决策和有效管理的“法宝”。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上进行企业体制改革和厂长负责制的普遍实施，许多高校开始实行校长负责制。但由于中央并没有统一的实施条文和细则，校长和党委的关系也没有明确，有的学校在党和政谁是领导核心、学校各项工作的最终决定权在谁手里、党政如何配合上认识不清，实施不力，出现了党政不协调、班子不团结等各种问题，影响了民主集中制的落实。在清华实施校长负责制时，仍然注重贯彻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由校长、书记会决策，实行集体领导，而且仍然是党管干部。实际上，无论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无论校长、书记如何更换，清华的领导班子一直都比较团结，大问题经过讨论能够达成共识，有些具体问题有不同意见，只要集体做了决定或主要领导拍了板大家都能努力执行，有些矛盾在执行过程中逐步解决。原党委书记贺美英曾总结说：“我认为主要不在于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是校长负责制，关键在于：一是校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校长和书记思想认识明确，自觉地贯彻民主集中制。二是建立了一套适合学校情况的制度，保证民主集中制的执行。”[24]以会议和工作制度为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清华在校系两级分别执行了校长书记联席会议制度、党委会及其常委会制度、校务会议制度、每月一次的核心组学习制度、每季度一次的校长和党委常委的民主生活会制度、每年一次为期一周的暑期干部会议制度、学校党政负责人轮流参加的“校长接待日”制度和下系检查调研工作的制度等等。

那么，清华是如何认识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呢？第一，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领导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了解情况和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面也是有限的，因此只有发挥群体的力量，集中整个班子所有成员了解的情况和大家的经验智慧，对学校发展、建设做出的决策才可能是比较全面、比较科学、比较符合实际的。第二，民主集中制保证调动整个班子的积极性，进而调动全校教职工的积极性。只有贯彻民主集中制，使领导班子的全体成员能够对学校的各项工作和重大问题发表意见、了解全局、参与决策，在工作中才能做到心中有数，保证班子思想统一、团结一致地去完成中心工作；只有调动了积极性，才能使大家在各自分管的工作中，既从全局出发，又能分工负责，各尽职守、努力工作。第三，民主集中制有利于维护校长、书记的权威以及院系主任、书记的权威。党委和学校做出的决定比较科学、正确，才能更好地建立起领导班子的权威。校长、书记尊重大家的意见，集体维护校长、书记的权威，这是搞好班子建设的重要条件。第四，民主集中制也是加强党内监督、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密切党群关系的重要环节。正是基于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清华的历届党政领导班子，特别是校长、书记才能够自觉地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要正确处理好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并不容易，一靠思想认识明确，二靠制度保证。清华大学注意发扬党内外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同时也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保证党和国家的政令畅通，也保证学校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贯彻和执行。为做到这一点，学校在重大决议前都要充分发挥民主，听取各方意见，决议形成后要顶住少数人的压力，坚决贯彻。同时也积极引导广大教职工，特别是党员要努力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以发挥学校的整体优势，有利于学校的长远发展。

三、“不团结就没法治”

1984年，在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央决定要逐步试行校长负责制，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一些高校中的党政关系和领导班子的团结协调。针对这个问题，当时的清华校长高景德曾在回答外单位有人的故意提问时，立即给出明确的回答：“不论什么制，班子不团结就没法治。”清华长期以来的好传统，使各届校领导集体都形成了相互通气、相互支持、团结一致的作风和习惯，在各系、各单位中也是如此。之所以能这样，首先是领导班子的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实现党的路线办好清华大学。大家尽职尽力，不计较个人位置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领导班子的成员绝大多数有“双肩挑”的经历，熟悉学校工作的规律；多数担负过基层正职岗位，比较了解学校各系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干部严格按照一定的民主推选程序产生，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正因为如此，大家在工作中有共同的感情、认识和语言，容易统一思想、互相理解和支持，做到“互助、互谅、互补、互换”。

学校党政领导班子通常有十几位成员，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对事物认识的深浅和角度也有不同，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发生争论都在所难免。但是清华在选择和要求干部时对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严格要求，不能个人意识太强，要求彼此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不搞派系，不利用职权搞个人的自留地，要把学校的整体发展放在第一位。关键就是要求班子每个成员注意加强党性修养，相互之间有小的矛盾和误会经常坦诚交流思想，用历届班子好的经验、事迹对新成员进行教育，还有就是对可能出现的矛盾防患于未然。在80年代后期，过去德高望重的老书记和老校长陆续退居二线了，几位“文革”前担任过团委书记、副书记的同志进入校领导班子。这时出现了曾经的团委副书记担任了校长，而曾经的团委书记却当了副校长。同辈之间能否服气，能否团结？群众和干部中有担心。在新老班子交接的民主生活会上，大家把担心的问题提到了桌面上，坦诚地提出了希望。有关同志诚恳地表示，一定全力以赴支持校长和书记的工作；新任的校长和书记也表示，一方面要敢于领导，另一方面要虚心听取班子每一个成员的意见，共同努力，把学校的工作搞上去。1994年学校行政换届时，当时的常务副校长和核研院院长都是可以考虑的人选。他们两人曾是大学同班同学，常务副校长还领导过核研院的工作。后来综合各方面的考虑，确定由核研院院长担任校长。大家曾担心两人的团结问题，所以在换届前后党委书记分别找他们谈话，听取他们的意见，提醒他们注意团结。后来的事实证明，常务副校长不仅十分赞同校长的人选任命，而且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校长的全力支持。这位校长在工作中也十分注意听取常务副校长和其他领导成员的意见，并表现了作为清华一校之长所应有的洞察力和魄力，使学校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

多年来，为了保持各级领导班子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清华非常注意根据干部任期和工作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调整，认真做好新老干部的交接工作。年纪大的同志在任职期间，往往就放手让年纪较轻的副手大胆工作，给予热心的指导和帮助，在思想上、作风上做好“传、帮、带”。在校系班子中，一些年纪大的同志还主动退居二线，有些干部在退之前，就主动让出正职，由年纪较轻的同志担任，自己做副手，不计较个人职务的升降，并仍然关心和支持新班子的工作。而新上来的同志，则很尊重老同志，重要的事情都虚心求教。这种以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地位的例子，在清华是较为普遍的，己成为学校的好传统。学校的党委和行政多次换届，领导班子成员有上有下、有进有退，始终保持了团结一致。

要搞好民主集中制和领导班子建设，首先要加强思想建设，就是要在重大问题上努力使大家统一思想、认识一致。怎么样才能取得思想一致呢？首先是重视领导班子的理论学习；其次是注意以理论为指导解决学校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比较科学地进行学校发展战略的决策，把握改革、发展的方向；再次，是坚持一切从学校实际出发，注意统一思想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切实推进学校工作。

1997年上半年，学校领导分五路带队到各地，对毕业生约2000人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表明，社会上对清华学生政治、业务素质总的反映是好的，但是认为清华毕业生在思想政治素质特别是事业心、责任心方面与五、六十年代大学生相比有差距，而在知识结构和创新能力等方面也还有不足之处。以调查结果为参照，从21世纪对人才的要求出发，学校开展了教育思想大讨论，转变教育观念，深化教学改革。学校领导班子的每一个成员，都深入到学生班级和各院系参加讨论。此后，学校在新的高度上对“全面适应”和“全面提高”达到了共识。这次讨论极大地推动了学校人才培养模式、教学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也促使教学评估体系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四、实事求是地按制度办事

清华十分重视在制度上促进学校领导班子和院系部处领导对学校重大改革发展问题上的共识。其中，每年寒假校领导班子的务虚会和暑期校院系干部会已成为学校研究、部署工作的重要例会。例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学校明确了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但是，对其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和达到共识的过程。由于学校领导班子都是出身理工，对于文科的特点、作用和规律缺乏认识。有人认为清华以理工见长，如将一流的学术目标比做大枣，只有理工科的长竹竿才能够得着，此即为所谓“竹竿论”。主管学校文科发展的副书记胡显章则认为理工科的强势容易屏蔽文科的发展，过弱的文科会拖学校的后腿，如同南方木制水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的一块木板，此即为“水桶论”。同时，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和重大现实改革课题，为中国文科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文科也应当有打下“大枣”的需要和可能。为了推动对发展文科的共识，1997年暑期例行的校院系干部会上，胡显章在校长书记的支持下在会上提出学校上下应当对文科的发展取得“三个认识一致”，即：对文科在国家建设和清华实现总体目标中的地位与作用，包括区别于理工的特点的认识；对清华文科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的发展目标包括文科的结构、规模和侧重点的认识；对文科的发展方针政策的认识的一致。这个发言产生了积极的反响。当年秋季学期在王大中校长和贺美英书记的带领下，领导班子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十下文科院系，召开座谈会进行调研，听取意见。同时，又邀请校外名家一起为清华文科发展献计献策。在此基础上，在1998年寒假例行领导班子务虚会上，集中听取了胡显章关于发展文科的意见，最后达成了建设一流文科的高度共识。会后，王大中校长在校内外多个场合，明确强调要建设一流文科的目标；为了加强对文科建设的统筹和领导，贺美英书记亲任文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并指示人事部门要大力支持文科师资队伍建设。学校党政一把手强有力的领导，学校各方面的配合和支持，使清华文科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长期以来，清华大学重视各项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以制度来规范干部的行为，以制度作为监督的依据，形成了按制度办事的良好风气，避免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临时动议和个人专断等问题的发生，保证了换制和换届后领导班子整体的稳定。这套制度体系主要包括：

一是决策程序的制度保证。学校党委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试行校长负责制时，学校的决策机构是校长书记联席会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时，党委常委会（扩大会）成为决策机构，实际上是党政共同决策的过程。日常具体行政工作中的问题，由校务会议决定；但是在决策前都要仔细听取主管领导的意见，保证充分酝酿。

二是干部任用和考核制度。清华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有一整套干部任免程序。学校的党政中层干部，都由组织部考察和一定范围民意测验后，首先在学校干部工作领导小组上酝酿，有了初步意见后提交党委常委会讨论。每年各级干部要进行述职和考核，组织部都采取各种方式对干部进行考查。

三是建立领导班子建设的有关制度。党委严格执行中心组学习制度和每三个月一次的领导班子组织生活会制度。每次组织生活会前，都由学校纪委出面，召集多次群众座谈会，征求大家对学校工作和领导班子的意见。学校还十分注意领导班子的廉政建设，经常学习并坚决执行中央有关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

四是建立健全民主监督制度。在工作中注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吸收合理建议，努力扩大群众在重大决策问题上的参与程度。学校坚持每年召开两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校长要报告学校改革、发展的重要问题，一些关系到教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时在教代会代表中进行讨论。有关学科发展、科研规划等重大问题，听取学术委员会的意见。学校建立有20多个工作委员会，吸收近500名骨干教师和教职工代表参加。同时也经常向民主党派负责人通报学校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

可以看到，在清华大学的治校体制中，始终将三个层面的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核心因素是从理论层面或哲学层面要解决“构建什么样的制度”和“怎样构建制度”的问题，答案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实施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把民主和集中统一起来，把坚持党的领导与党政协调配合统一起来。从思想层面出发，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包括领导干部个人如何提高思想觉悟和具备良好的工作作风，以及如何保持领导班子在重大问题上思想认识的统一。关键做法在于主动、有效地把理论学习和思想认识与学校的工作实践进行相互的交融和促进，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提高认识，以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统一思想、改进作风，就是要使大家自觉地维护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党的领导和集体决策，搞好党政配合，以大局和集体利益为重，走群众路线、保持民主作风。在具体的制度层面，就是要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贯彻和落实各项制度原则，通过制订和完善行之有效的制度，以及科学合理地执行这些制度，提高学校的决策和管理水平，保障各项工作稳定、良性、可持续的运转和发展，并在此过程中熏陶和培养领导干部及师生们的制度观念和制度文化，使得尊重制度、遵守制度和积极参与制度制订、监督制度运行的意识能够很好地传承和发扬。

第四节 “两个肩膀挑担子”：思想政治教育和育人并重的制度

一、“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1978年6月23日，恢复工作后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听取了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他指示说：“清华过去从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中选出人兼职做政治工作，经过若干年的培养形成了一支又红又专的政治工作队伍，这个经验好。”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的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清华大学长期坚持培养又红又专人才的经验得到了这位老一辈革命家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充分肯定。

政治辅导员制度对于清华大学的人才培养，对于新中国高等教育探索“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教育理念和实践，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中，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为代表的一大批治国之士、兴业之才和学术大师，都曾经是政治辅导员队伍中的一员。正是在清华读书期间担任政治辅导员的经历，使他们受到了全面的锻炼，为其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老校长蒋南翔曾说：“看学生的质量不仅要看现在，还要看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项教育制度也是如此，它的得失成败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才能得出结论。这位老校长亲自倡导创立的“双肩挑”辅导员制度与他许多深刻的教育思想和制度创新一样，历经50多年的历史检验，接受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今天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

为了更好地理解清华大学近百年传承中所蕴含的制度文化的特质和演变，以历久弥新并惠及数代清华学子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为案例，对其诞生、实施、发展、调整、完善和创新的历史沿革进行详尽的剖析，无疑是大有裨益的。首先，通过回顾这项制度出台的背景和经过，可以让我们充分地了解到，当面临某方面的新形势、新问题需要推出新的制度时，清华对于为什么要制订新的制度、制度应该解决哪些问题、怎样让制度发挥出最大效力是如何思考、如何决策和如何执行的。

二、“大有出息的负担”

在清华大学档案馆里，收藏着这样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一一清华大学关于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向中央高等教育部、中央人事部的请示报告。这份写于1953年4月3日的报告表示:“为了加强对学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保证学习任务的完成，并减少学生中党团员骨干的社会工作至政务院规定的每周6小时的限度，我们拟根据1952年政务院批准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决议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办法是：挑选学习成绩优良，觉悟较高的党团员担任辅导员，其学习年限延长一年，学时则相应减少，每周进行二十四小时工作，这样，可培养辅导员成为比一般学生具有更高政治质量及业务水平的干部。”中央很快批准了这项报告，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批政治辅导员便这样诞生了。他们共25人，是从全校各系的三年级学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建国初期时，教师中党组织力量还很薄弱，本身队伍建设的任务也很重，所以学生成为推动学校进步的重要力量，而其中又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干部为骨干。但这使得他们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负担过重，不能集中精力用于学习。同时，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学生规模从2000多人一下子增加到6000多人，学校的各种条件跟不上，“上课挤，食堂挤，图书馆挤，上厕所挤”。尽管学生的思想状况总体上是好的，但出现了许多实际的问题和矛盾，大家感到需要一批专门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干部。有的学校采取了从外面调入专职干部的办法，但实践很快证明这些同志多数难以适应学校的工作特点。

蒋南翔坚持认为，办好一所大学要依靠一批政治坚定、有一定马克思主义水平、懂得党的方针政策的骨干，他们中的大多数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这样的骨干，不可能从校外大批调人，只能通过工作加以选拔和培养。他和大家一起回顾青年运动的历史，参照清华地下党的经验并说明，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地下党员，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和影响。他强调，现在也要从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党团员中挑选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干部，让他们担任政治辅导员。他认为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这些辅导员本身也是学生，容易与同学打成一片；二是辅导员与学生吃住在一起，有利于结合学生学习生活的实际，见缝插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三是还可以防止学生党员骨干一头扎进业务，政治意识和先锋模范作用减弱。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的何东昌曾回忆道：“这个指导思想符合后来毛主席提倡的又红又专的方向，也符合今天干部要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和年轻化的方针，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25]老学长、清华的老领导艾知生也表示：“南翔同志强调，政治辅导员的功课不能少学，要挑选学习好的同学做。实践证明，这是政治辅导员制度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26]

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在新林院蒋南翔家里开，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一个人年轻时担任一些政治工作，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今后一生的工作都会有好处。这就像唱京戏要从小训练，科班出身一样。”他把年轻时受到这种锻炼能使人终身受益的做法形象地说成是“大有出息的负担”。蒋南翔十分关心辅导员的成长，给他们吃“偏饭”，让这些还是学生的辅导员参加教师的政治学习，学习《实践论》、《矛盾论》。有些辅导员还参加他为学生开设的哲学课的辅导工作。同时，蒋南翔要求他们“两个肩膀挑担子”，一个肩膀挑政治工作担子，一个肩膀挑业务担子，以后俗称“双肩挑”。

1953年以后，几乎每年都有一批又红又专的学生骨干充实到辅导员队伍中来，为之注入新鲜的血液。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时间，总体上是“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从创立到逐步完善的阶段。在这13年中，学校共选拔和培养了682名学生政治辅导员。这其中也遇到过挫折，主要是由于在校学生人数的大量增加和抽调一批辅导员到其它部门后，出现了辅导员挑选不够严格和工作负担较重等现象。针对存在的问题，清华在60年代初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整顿。1960年冬天开始制订《学生政治思想工作条例》，并且差不多每年都要办一次辅导员和团干部学习班。1963年还制定了《关于政治辅导员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政治辅导员的工作任务、工作方法、选拔、培养和管理、组织领导等问题做了较全面的明确规定，标志着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规范化。这时蒋南翔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方面提出了建设好三支队伍——政治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在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三个代表队——文体代表队、学习代表队和政治代表队。他把辅导员看成是培养政治思想素质较高的学生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

1963年，在这一制度建立10周年时，蒋南翔指出，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实践证明，蒋南翔是有远见的。这一制度建立以后，为校、系两级培养了大批骨干。到八九十年代，一度学校党委正副书记和正副校长全都是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在校担任过辅导员的毕业生还有的输送到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有的成为学术带头人、技术骨干力量，也有的担任了国家和地方的领导职务。由于他们在年轻的时候经过一些思想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锻炼，比较注意掌握方针政策，比较善于联系群众，因而在实践中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每届都有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党的十六大选举产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中，政治局常委中有4人曾在清华学习过，其中有3人曾经担任过政治辅导员。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清华创建的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伟大创举和伟大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史上的成功探索。

三、“双肩挑”的新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被作为清华大学党委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罪行受到批判，这是辅导员制度的挫折期。1977年至今，政治辅导员制度进入了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清华选拔了一批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不久后，学校全面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

但发展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思潮与价值观念越发多样化，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明显增大，思想政治工作的队伍也感到不适应了，暴露出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例如，对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出现困惑，不重视、不认可的思想和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蔓延，特别是与学校对业务骨干、学术带头人加大培养和支持力度相比，政治辅导员似乎受到“冷遇”，担任政治辅导员的热情有所下降。再如，新形势下对“双肩挑”的要求更高了，一方面是辅导员们在工作中面临的新现象、新课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事务性管理的任务也逐渐加重，另一方面在“本硕统筹”的新型培养模式下，学制难以延长，业务负担不可能减轻，辅导员们普遍感到压力太大、能力不够、精力不足。

清华人在反思，“双肩挑”的政治辅导员制度还有生命力吗？他们得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尽管时代变了，形势变了，但“双肩挑”生命力的源泉没有变。为了完善和发展政治辅导员制度，1987年，清华重新制定了《关于政治辅导员制度的若干规定》；1991年在制定《清华大学本科生德育实施纲要》时，进一步修订了《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暂行条例》；1996年以来，学校又根据新形势下的新情况，逐步对有关规章制度再次进行了修订。经过这三次建章立制，政治辅导员制度得到了加强与改进。2001年8月，再次修订《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条例和考评办法》，使得辅导员制度更加完备。目前，清华的辅导员工作形成了包括岗位职责、人员选拔与培训、人员激励、工作例会、工作交流、工作考评等在内的制度化的工作要求、程序与管理模式，这项跨越时代的独具特色的制度再次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为有源头活水来。要保持一支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就首先要从“入口”上做工作。学校确定了辅导员的组成应以青年教师为骨干、研究生为主体、本科生为补充，各院（系、所）制定队伍规划，提前选好苗子，有计划地培养辅导员后备队伍。随着在校研究生的比例大幅度增长，清华规定在高年级本科生中选拔的辅导员，应是已经取得直读本校研究生资格的学生，并设立了可折算为工龄的博士生担任助教（助管）岗位制度。同时坚持选拔一部分德才兼备的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作为后备青年干部的重要来源。

辅导员们的应知应会。一位辅导员这样说：“德育是一门科学，应求其真；德育是一门艺术，应求其美；德育是一项事业，应求其善。”要做好工作，政治辅导员还有许许多多的“应知应会”，包括教育学、管理学、心理学、传播学的基本知识。所有这些基本知识都是清华大学对辅导员进行培训的重要内容。学校还编印了《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工作手册》，发行每周一期的内部刊物《辅导员之友》，每年暑期专门举办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

热心爱护，严格要求。在清华里，学校领导、许多院系负责人以及大多数教师都有一条共识：政治辅导员队伍是学校的宝贵财富，一定要加倍珍惜。对于这支队伍，学校既无比爱护，又严格要求，努力为他们的工作和成长创造条件，如每月举办一次有学校领导参加的辅导员沙龙，筹集专项经费提高辅导员岗位津贴，将辅导员德育工作成果纳入学校的考核及职称进修体系等。[27]

近年来，清华辅导员的工作领域进一步拓展。学校从1995年起开始在研究生中设置研究生德育工作助理，后来又增设了党建、网络等专项工作辅导员。为了保证辅导员将主要精力放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学校设立了一支主要由教育职员担任的学生工作助理队伍，形成辅导员、班主任和学生工作助理三支队伍相互配合、发挥合力的工作局面。

四、“双肩挑”制度的“双肩挑”

从清华大学政治辅导员制度走过的半个多世纪不平凡的道路来看，这是一项富有远见卓识、带有战略性的高等教育制度创新，是教育创新的成功范例。它的生命力，就在于这项制度把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以育人为本的中心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本身就是一种符合实事求是原则和辩证法的“双肩挑”：既切实有效地加强了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学校的管理水平，同时探索出一条因材施教的人才培养途径，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好干部和优秀人才。总结这项制度的特色和基本经验，可以归纳为[28]：（1）“双肩挑”是最大特色。辅导员们既要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又要承担学习或完成教学科研任务，以此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业务工作进行有机的结合，使思想政治教育有的放矢、扎根基层，成为有源之水、长流长新。（2）“又红又专”既与“双肩挑”相承接，又贯穿于辅导员工作全过程，这一点在清华始终没有变。“又红又专”不仅成为辅导员工作的目标，也是选拔辅导员的根本标准，这使得优秀的辅导员活跃在同学身边，无形中起到了一种榜样与示范作用。（3）“党政负责，齐抓共管”是清华大学卓有成效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保障。通过一整套组织与领导体制，特别是1986年成立的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直接在学校党委、校长的领导下，协调各个部门与机构，将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落在实处。（4）“使用与培养相结合”充分体现了清华大学“双肩挑”制度既是一种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又是一种培养人才的特殊模式。辅导员既是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教育者，又是这种因材施教模式的受教育者。正如何东昌所指出：“这个制度从人才的培养来说，无异是在学生中对一些同学进行了政治思想上和组织能力上的特殊培养。”[29]

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和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由“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的成功实践，深化对教育创新规律的认识，认真探索高校中制度文化的内涵，无疑是大有神益的。改革开放后曾在清华领导过辅导员工作、后任校党委书记和教育部副部长的陈希曾指出[30]：

“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一项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重要举措。这项制度回答了这样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办学方向体现在培养目标上的内涵是什么？或者说“优秀”学生的标准是什么？二是谁是这样的学生，或者说“优秀”是否有现实可行性，这批人在哪儿？三是这批优秀学生如何代表和带动学生整体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双肩挑”制度通过在高年级中挑选一部分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骨干，将培养目标和优秀学生的内涵具体化、人格化，请他们来辅导低年级的师弟师妹们，同时从低年级开始再培养一批这样的骨干，这使得学生整体具备了向正确方向发展的强大动力。

“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一项结合学校实际进行教育创新的成功探索。选择一些政治上、业务上优秀的高年级学生担任学生政治辅导员，可使得这些和学生年龄经历接近的骨干，在同吃同住同学习中，对学生思想情况十分了解，工作也容易为大家接受。同时，他们的表现实际上将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具体化、人格化了，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的带动作用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是一种因材施教、培养拔尖人才的有效模式。过去担任过辅导员的同志中后来既有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职务的治国之才，更多的是在共和国建设事业各行各业发挥骨干作用的兴业之才，也不乏勇攀科学高峰的学术大师。他们都认为“双肩挑”经历对自己人生道路和事业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吴邦国学长就深情地说：“从我自己的经历，无论是做技术员、工程师，还是担任科长、厂长、经理、书记，工作中都深感在学校时社会工作锻炼对我的帮助。”

“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给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传统也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这项制度伴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而发展，在清华大学的不同历史时期先后经历了孕育、诞生、调整、完善等过程，也曾受到过严重挫折和新的考验，但它不断地继承和创新，始终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体现出解放思想的理论勇气，也富有来自实践的生命力。

由“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五十多年的实践可见，一项教育制度的创新和可持续的发展，一要适应国情、符合国家需要；二要适合学校的发展状况，符合师生的实际情况；三要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有利于拔尖人才的脱颖而出。这些经验对高等教育具有普遍的意义，也是清华大学将办学理念、发展战略贯穿于制度建设，形成了有特色的制度文化的结果。

第五节 集思广益、依法治校的“代表会”与“讨论会”

一、法治的逻辑与科学、民主的管理

清华大学历来有重视法制、规章的传统。早在建校初期，因为仿效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就曾针对教务、总务、斋务、游学、学生课外活动等订有诸多规章制度，大小事务均有详细规定，并把这些办法明文公布和收录在每年一出的《清华一览》中。这些做法养成了清华行政工作遵制度、讲效率、“照章办事”的传统作风，培植了全校上下的法制观念，连校长也不得例外。建国后，清华调整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在学习苏联教育先进经验的过程中，也深受其学术体系严谨的影响。在教学改革中，在制订新的教学计划、编写新的教学大纲等方面都严格认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在学校内外法制环境逐步成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迫切要求加深机制体制改革的推动下，1997年学校党委通过了《清华大学管理体制条例（试行）》。在此前后，一系列有关学校组织结构、治理机制、民主管理和监督等方面的文件陆续颁布。2006年底，清华大学通过了《规章制度管理办法》，对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修改以及废止工作提出了科学细致的规范，标志着“依法治校”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清华人对于制度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并不是简单地以制度来管人，在实际中也不是单纯地服从于制度，而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实事求是和民主管理，坚持依法就是依民主、依民意、依规律。清华长期贯彻“教育以育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和“办学以人才为本，以教师为主体”的理念，把广大师生作为依法治校的主体，维护师生的根本权益；以学校的管理权力和公共事务为治理的对象，在理顺对外对内各种关系的基础上，用完善的法规保障民主治校、科学治校的实现，做到优化资源配置、规范和制约权力、保证师生合法权利、提高工作效率和办事效益。归根结底，就在于把走群众路线的民主精神与依法治校相结合，用法治的逻辑广泛集中民智，按照法律规定将大学师生的共同意志上升到理性和制度的层面，并依靠师生员工的实践，遵循客观规律办学。

二、“工代会”、“教代会”及“校务公开”

1950年2月13日，在位于清华早期校园建筑群东南角的同方部，清华大学教育工作者工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此举行。此后逐步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的代表常任的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制度，教职工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工会组织在教职工的思想教育、文体、生活等方面都发挥了比较突出的作用。

1953年3月，蒋南翔曾在一次给上级的报告中，就“加强党在整个学校工作中的领导地位”问题进行了论述。其中的主要建议之一，就是“加强学校中教育工会的组织，把工会组织作为党去团结、教育全体教师职工的基本组织形式。”“学校中统一战线的工作必须跳出民主党派的小圈子，面对全体教师，这就必须利用教育工会这一最广泛的组织形式，加强工会的领导，充实工会的组织生活，更多发挥工会的作用，使学校的工会真正成为党去联系全校教师和职员群众的纽带，成为全体教职员的马列主义的学校，同时也成为自上而下配合行政领导、完成学校教育计划的最有力的支柱。”[31]他还在1953年4月的第五次工代会上指出：“办好学校需要党委和校委会在方针政策上自上而下的领导，同时也需要工会组织自下而上地发动全体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学的优越性所在。”发扬民主和加强全校的团结，是蒋南翔多次在工代会上讲话的课题之一。他强调一方面加强全校的集中统一领导，另一方面要发扬民主，过好民主生活。他说：“只有充分发扬了民主，团结统一才有巩固的基础。”“发扬民主，实际就是发扬群众主人翁的精神，敢于发表意见，具有创造性的精神。”[32]

院系调整筹备委员会，前排：右1张维，右2刘仙洲，中钱伟长，左3陈士骅。

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精神，群策群力，办好学校，历来受到清华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长期以来，清华工会紧密围绕学校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以民主管理为工作重点，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79年恢复工会后，继续坚持会员代表常任制，建立了以会员代表大会为重要形式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许多系召开会员代表会议，讨论本系重要问题，评议系主要领导干部。1986年，清华建立了教代会制度，召开了第一次教代会暨第十三次工代会。校长高景德在开幕词中说：“实行教代会的根本目的就在于‘群策群力，办好学校’。”校党委书记李传信在闭幕词中说：“代表们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和批评，对学校的主要负责干部进行了评议，整个气氛是民主的、团结的。”

此后，教代会和工代会以“双代会”的形式举行会议，校工会承担教代会工作机构的任务，使教职工对学校工作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教代会认真履行四项职权：听取讨论校长的工作报告，对学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审议与教职工切身利益有关的基本规章制度，提交校长决定；决定有关教职工的集体福利事项；评议、监督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在落实教代会职权的过程中，形成每年召开两次教代会全体代表会议、代表提案征集与落实、代表组长联席会、评议和监督学校各级干部、院（系）领导向教代会代表组或全体教职工报告工作等重要制度。[33]

除上述与教代会职能密切相关的制度外，清华大学还非常重视校务公开等加强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促进学校改革和发展的新理念、新渠道。在《清华大学关于加强“校务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实行“校务公开”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加强民主监督、保证和维护全校师生员工合法权益的有效措施；是全面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广大教职工办学方针的具体体现；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举措。加强“校务公开”工作的宗旨，在于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改革、规范办事行为，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水平、提高广大干部和教师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树立干部教师公正、高效、廉洁，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良好形象，推动学校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一方面，清华通过教代会报告和提案制度，以及充分利用各种会议和媒体形式，建立了全方位、多渠道的沟通方式，与广大师生保持密切的联系。例如，学校在综合信息服务网上开设了“校领导信箱”，对来函都一一回复处理，有的还公开答复；在职务评聘、干部任免等关键工作中，充分做到信息公开，以此实现操作和决策上的公平、公正和公开，从源头上消除腐败。例如，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共有9项步骤，包括个人申报材料公示和拟聘任名单公布后的异议期，此外还有4次不同范围的推荐评审。

“校务公开”还是统一全校教职工的思想、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学校凝聚力的法宝。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规划（“985”规划）的制定时，学校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最后由校长在教代会上正式报告，经教代会讨论、审议而通过。这个过程起到了统一认识、明确目标、增强信心的作用，使教职工尽可能做到了解全局，使得岗位聘任改革方案等措施得以顺利推进，在校内外都产生了良好影响。

经过多年的实践，清华大学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形成了一个比较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一般都是先由学校党政领导出题目和基本思路，然后由有关职能部门根据上级的精神，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征求基层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初步方案；经学校党政领导集体讨论，基本认可并作修改后，再听取全校中层以上干部、校务委员会成员、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最后，把几经修改的方案提交教代会审议，听取代表们的意见。在此过程中，如果出现较大的意见分歧，就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听取意见。这样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相结合，就保证了学校决策的正确性，减少和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失误。

三、集思广益的“讨论会”

在清华大学，还有一种颇具特色和传统的民主管理方式就是能够集思广益的“讨论会”，全校性的“教育工作讨论会”和“科技讨论会”是其中的典型。

为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对高等教育的迫切要求，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清华最早在1953年2月召开了第一次教学研究会。之后在三年的时间里又先后召开了九次教学研究会。教学研究会是教工积极参与讨论教学问题，总结及规划教学工作的全校性会议。这十次教学研究会，先后讨论了教学计划的制定、教研组制定工作计划、制定教学大纲、关于教学方法、关于“面向学生、保证学时”、关于生产实习、试行口试制度、关于“保证质量、保证学时”等问题，以及交流了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教研组的教学经验。在1956年2月召开的第十次教学研究会上，蒋南翔做了《清华大学三年来教学改革的基本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根据实际情况和工作需要，有计划有准备地举行教学研究会，这在清华历史上是一个创造。这个经验以后一直坚持下来，在改革开放后改称“教学讨论会”，后来从2000年起更名为“教育工作讨论会”，从而更加全面地研讨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的有关工作。

每4年左右举行一次的此项“讨论会”，是清华的重要工作会议。第21次教育工作讨论会在2001年12月13日闭幕时，已经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这场围绕着“把握新世纪全球变革趋向，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求，加速教育创新，开创我校21世纪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新局面”这一主题的大讨论，以校内师生、国内外校友和国内外知名大学为对象，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经过各个院系师生的多场讨论，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和教育体系为目标，制订出了学校2001-2005年教育改革与发展实施纲要。通过讨论，清华逐步明确了学校本科教育、研究生培养和继续教育的布局、总体规模、学科结构，并围绕如何加强学生全面素质教育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研究。此后，学校在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的课程设置、提高教学质量的精品课程建设、强调研究性学习的新生研讨课和扩大“大学生研究训练计划（SRT）”、提倡学科交叉的平台课建设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取得了良好效果。2004年开始的第22次教育工作讨论会，以“加强实践教育，培养创新人才”为主题，在一年中举办了7次全校性专题讨论会、一次论文交流会，各院系组织了190 多次讨论会，20 多个院系的学生团委组织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基层访谈、研讨和问卷调研；学校领导班子成员28人次参加各院系的研讨会，学校工作小组安排经常性的工作会议，并先后4次召开全体会议。本次讨论会后出台了《清华大学关于加强实践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就实践教育理念与体系、人事制度改革与完善、教学平台建设以及保障体系建立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2009年7月，以“清华新百年人才培养的使命与战略”为主题的第23次教育工作讨论会拉开帷幕。校长顾秉林在题为《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再创新百年育人辉煌》的主题报告中，从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重点阐述了“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根本任务”这一核心理念。本次讨论会持续一年，期间举办第26次教书育人研讨会、第25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院系人才培养专题研讨会以及十多场专题研讨会，通过回顾过去、审视现在、展望未来，探讨拔尖创新人才的特征、培养模式与途径，探讨实现发展目标的政策、制度和机制保障。

在科研工作方面，清华大学也有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讨论会”。1956年4月，在45周年的校庆日之际，清华大学第一次科学讨论会开幕。这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清华科研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展起来之后的一次检阅和总结。这次讨论会持续一星期，共有本校师生和兄弟学校、科学院、中央机关、企业部门的代表1800多人参加，分成了十个分会，共开了37次讨论会，收到论文132篇。此后连续3届科学讨论会几乎每年一次，开始形成传统，也大大地促进了清华科研的发展。1978年底，中断了近13年之后，在科学的春天鼓舞下，清华大学第八次科学讨论会召开，明确提出了“努力把我校建成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从这时起，科学讨论会在清华园中每4-5年就举行一次，相继提出要提高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的水平、认清形势和积极改革、提高科研工作水平、为经济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新贡献、着重提高质量和水平等主题和目标。随着学校的发展和对科研认识的深入，讨论会的名称也先后被充实为“科技讨论会”、“科技工作讨论会”或“科研工作讨论会”，以突出科研工作在方针、政策、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内容。

2002年12月开幕的第15次科技工作讨论会，恰逢清华建设一流大学迈入第二个9年的新阶段，又是“985”一期总结和二期规划阶段。讨论会期间，学校和院系两级结合讨论会的不同主题进行了多种形式的研讨，科技处组织召开了多次专题讨论会，许多院士、院系领导、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负责人、学科带头人和青年骨干教师参加讨论并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意见。在一年后的闭幕式上，学校在科技工作的重大方针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共识，形成了校务会议通过的《清华大学关于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的若干意见》，启动了科研体制改革的试点，凝练出信息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与医学、能源、材料、航天航空、先进制造等一批优势学科群，为实现“重点突破、跨越发展”的战略目标找准了方向、奠定了基础。2008年4月开始的第十六次科研工作讨论会持续了9个多月，围绕“深化科研管理体制和评价激励机制的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努力实现我校科研质量和水平的跨越发展”的主题，学校先后组织召开了有关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学科交叉、国家级科研机构、公共实验平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军工科研、文科建设等9次专题讨论，各院系和研究所也结合自身实际举办了100多次不同范围、不同规模的座谈会、研讨会等。大家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对学校科研工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制约学校科研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提高学校科研工作质量与水平的思路与措施等，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作为本次讨论会的主要成果之一，校务会议讨论通过了《清华大学关于进一步提高科研工作质量和水平的若干意见》，系统梳理了学校当前科研工作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矛盾和改革创新的思路与举措，是学校科研工作转变发展模式、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水平的纲领性文件。与之配合，学校还通过或准备实施《项目研究人员劳动人事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强重大项目管理和团队建设的若干措施》、《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措施。

可以看到，定期召开的教学讨论会和科研工作讨论会是清华大学优良的工作传统，历次讨论会都会产生重大的成果，对于后续几年的中心工作和学校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此外，在清华的历史上，还曾系统地组织过一些专门主题的全校大讨论，对学校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面对时代对高素质、高质量人才的呼唤，面对社会改革对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迫切要求和巨大推动，清华大学从1995年的第二十次教学讨论会起，就开始了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讨论。1997年4月开始，清华组织毕业生工作后情况的大型社会调查，走访了8个城市的34家用人单位，座谈了300多位校友。针对调查中反映出的问题，当年秋天的教代会上，学校动员全校教职工积极参与新一阶段的教育思想讨论。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召开了核心课程教师主讲教师和青年教师研讨会、系主任和党委书记会、教书育人研讨会等，并邀请了国内外一些教育和科技专家来校做报告。与此同时，各系组织广大教师参加研讨，学生班级召开“世纪呼唤——学生全面素质培养”主题班会，各民主党派也纷纷提出各种改革建议和意见。这次讨论使全校师生在人才培养目标、知识结构、综合素质提高、创造性培养和个性发展等问题上增进了共识，有力地推动了清华面向21世纪在教育教学领域的改革。

1995年2月，为了结合学校实际开展好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章的“双学”活动，针对调研中所发现党员在思想、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清华大学党委在全校党员中开展了一场“新时期共产党员标准”的讨论。学校首先下发有关文件，并召开党员大会，由书记出面做动员；各单位党组织结合本单位的工作和党员思想状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动员，对本单位的学习讨论进行部署，对党员提出要求，精心组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讨论。为了使讨论的成果落实到制度上，学校党委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了“清华大学教职工共产党员若干行为规范（试行）”。广大党员认为该规范针对性强，比较具体，可以时时提醒大家严格要求自己，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清华大学的实践说明，依靠建立有效的制度推进依法治校，是推进学校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的必然要求。把民主管理和常规的工作管理制度化，实行依法管理、民主决策，不但能维持学校的正常秩序和提高工作效率、管理水平，实现和保障教职工管理学校的民主政治权利和其它合法权益，而且从根本上讲，它有助于培养和维系良好的制度文化。具体的制度要服从于大学权力结构的平衡和优化，要服务于办学理念和战略的实施，也要具有内在的科学性、民主性、创新性，随着环境和工作目标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改进甚至突破、创新。在这背后，是源于对制度本质和功用正确而辩证的理解，是一种制度文化在推动我们研究制度、拟定制度、执行制度。

第六节 特色突出、综合深入的“育人”生态系统

清华大学历来把育人放在学校工作的核心位置，坚持树立“全面发展”的人才质量观，并把具备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放在育人工作的首位。与之相适应，学校一直强调树立“综合育人”的培养观，依靠“全员”的育人意识、“全方位”的育人格局和“全过程”的育人行动，建立起涵盖校园学习生活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富有生机活力的育人环境，使学生在良好的育人“生态系统”中随时随地都汲取营养、健康成长。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结合学校自身特点，清华长期以来探索和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三育人”经验做法，形成了丰富的制度成果，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拓展、不断创新。

一、“全面发展”与“综合培养”

清华学校初创时主要招收十二三岁的中等科新生，为了培养合格的留美预备生，对他们的学习及生活起居均要求非常严格，使学生养成了刻苦用功、不苟且、守秩序、爱清洁、讲求公共道德的优良习惯。改建为大学后，在生活管理上，除有各种细致的管理规定外，教职员也有督责和监督学生的责任。在斋务处（后来的训导处）之下，成立学生自治组织，有学生推举级长、班长、室长、值日生、社团代表等，层层节制，自我约束。[34]

早期的清华以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作为教育目标，实行“自由教育”（即“通才教育”），提出“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要求学生对自然、社会与人文三方面都具有广泛的综合的知识。[35]为实现这一宗旨，清华不但在课程设置上有综合细致的考虑，而且注重以优美的环境、充实的物质条件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快乐，以严肃而丰富的校园生活、自由活泼和多姿多彩的课外活动，促进智慧和人格的成长，使学生得到完全的教育。例如，设施完善的科学馆作为物理、化学和生物等学科的实验室，吸引了很多学生来享受亲手操作和亲眼观察的效果；学校经常邀请名人来校作演讲，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914年梁启超论“君子”，留下了传承至今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学校很重视体育活动的开展及优秀体育人才的培养，学生养成了活跃的、勇敢的精神，马约翰先生提倡的“Fight to the finish， never give in（奋斗到底，绝不放松）”深入人心；学生社团活动蓬勃开展，最多时达50多个，均具有自我教育和身心平衡的意义。这段时期的清华，教师爱护学生、谦和待人，师生情感融洽、关系良好；学生热爱读书，学风朴实严谨，求知态度认真，以研究学术为灵魂；校园里充满了青春活泼与诙谐的气氛，为其他学校所不及。[36]

蒋南翔校长遗墨（1958年）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建设多科性的工业大学。从1958年起，为了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对教学计划、内容、方法和学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将生产实践纳入教学环节，组织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在教学、科研、生产的“三结合”上积累了颇具特色的宝贵经验。时任校长蒋南翔非常重视毛泽东关于青年学生“三好”的指示，曾经说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方针，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全面发展的方针，也就是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方针。关于这个方针，现在我们常常可以遇到各种不同的表达形式，例如：‘德、智、体、美’，‘才德兼备、体魄健全’，又如号召青年要‘三好’——‘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37]

为了发挥青年团、学生会组织的作用，引导和组织学生培养自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蒋南翔选择了当时在各方面表现突出、积极向上的土木工程系测专四二班作为榜样，推动校务委员会决定授予其“先进集体”称号。这是清华大学授予的第一个“先进集体”，也是全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先进集体”。从此以后，每年学校都要对优秀的学生班集体进行表彰，这成为清华大学学生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加强学生班级工作的有效方式。它来自于同学们的自觉努力，也反映了学校整体育人理念和育人氛围在学生班集体层面的实践成效。

在蒋南翔的领导下，清华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全方位培养，特别强调教师要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既教书又做思想工作；也要求职工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劳动，教育并影响学生。教职工都要以身作则，做学生的表率。1955年，蒋南翔在《清华大学怎样执行“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一文中指出，教师要紧密结合各个教学工作环节来全面地进行思想工作，使同学们能树立正确的学习目的，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1962年1月，他又在第八届工代会第四次会议上向全校教职工提出：“无论教师或职工，都有政治和业务两方面的要求，都要学会政治、业务两个肩膀挑担子。”1964年在第九届工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要求“人人做思想工作”——全校教师、工作人员，都有做学生工作、做思想工作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在实践中，广大教职工积极响应蒋南翔校长的号召，更加关心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

二、教书育人与全员育人、全程育人

1978年以后，清华大学把既教书又关心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概括为“教书育人”。“教书”就是传授知识，“育人”就是培养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为了使教职工明确自己在培养学生工作中的地位和责任，学校通过各种方式，宣传教书育人的重要意义，不断向教职工提出要求——广大教职工都是教育工作者，都要为培养教育学生出力、尽责，自觉地为培养人。从1979-1983年，在校工会召开的三次代表大会上，刘达、林克、何东昌、艾知生等学校领导在讲话中多次强调“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全体教职工都要明确我们担负着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担，要教书又教人。”

1983年11月，校工会在工字厅召开教书育人座谈会，有30多位教师和职工代表参加，交流了各自在讲课、实验、实习及课外生活中育人的体会和经验。会议提出群策群力，把“教书育人，优质服务，为人师表”的活动，在全校教职工中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并坚持下去。同年12月，在第十二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向全校教职工发出广泛、深入地开展“教书育人，优质服务，为人师表”活动的倡议书，指出“教书育人是教育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是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环节”。在此后的历次学校重要会议上，都反复强调要坚持教书育人，使其成为清华大学办学的一项重要原则和经验。

长期以来，清华大学从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出发，以“教书育人、立德树人”为切入点，在“三育人”工作的实践中探索和形成了一系列的经验和制度，并在日积月累的浸润中融入为学校的文化传统。

以教书育人为核心，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38]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关于“大楼”和“大师”的论述，阐明了大师对于大学的突出意义。蒋南翔校长提出“要建立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和又红又专的职工队伍”，成为了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明确目标。学校党委一直强调，要把师德建设把在教师队伍建设的首位，突出教师作为育人主导力量的责任，促进师德修养，把师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一理念业已成为清华办学中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清华对教师不仅有业务水平、业务能力的要求，也在从事学生思想工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还提倡、动员广大教师深入到学生中去，积极引导教师结合教学过程进行思想、学风教育，关心学生的全面成长。1997年11月，学校教代会讨论通过了《清华师德》的规范要求：

“敬业报国，育人爱岗；务实求真，进取自强；克己奉公，团结协作；为人师表，仪态端庄。”

进入新世纪后，清华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师德调研工作，组织走访了40个院系，与300多名教师进行座谈，搜集了大量有关教书育人的生动鲜活的素材，深入挖掘第一线教师在教书育人工作中的优秀典型和新鲜经验，最后精选编辑成5个部分、68个案例、题为《有一种感动叫师德》的宣传教育手册。学校还进一步提炼出了七个方面的师德要求：

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正确处理好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确保对教学工作的投入；提高教书育人的责任意识，主动利用各个教学环节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思想上关心爱护学生，热情参与和支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做学生的良师益友；淡泊名利，潜心学术，严谨为学，诚信为人；艰苦奋斗，团结协作，严于律己，甘为人梯。

多年来，清华大学根据教育教学改革形势的发展，在工作中不断探索、科学总结，结合学校的实际，逐步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首先，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党政密切配合，各部门分工协作，合理开展师德建设。学校把师德建设作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作为师资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的重点要求，提出师德建设工作的原则，定期讨论教师队伍思想工作状况调研结果。党委组织部、宣传部依托党建，推动基层党组织肩负起师德建设的职责，重点抓好党员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委宣传部、校工会主要抓好师德建设的宣传、教育和建设活动；人事处在师资管理中，通过制定、完善和执行有关规章制度，明确师德建设的“硬约束”；教务处、研究生院在教务管理中，规范和落实课程教学中的师德要求以及学生培养环节中的教师责任；科研院、学术委员会做好学术道德建设的专项工作，营造健康的学术环境；纪委、监察室加强监督，严肃查处各类违反国家和学校规定的严重失德行为。其次，以“教书育人研讨会”为中心载体，持之以恒地推动师德建设。从1984年起，学校每年暑期都举行一次教书育人研讨会，联系教育教学和学生培养工作的实际，开展深入研讨，提出一批结合教学改革加强师德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经学校讨论后形成政策和规定。再次，学校抓好表彰先进工作，通过树立典型，发挥优秀教师在师德建设中的示范效应。清华设立有多项奖励措施对在教书育人工作中成绩突出人员进行表彰，这些奖项的获奖条件首先都是强调师德。从1995年和1996 年起分别设立了“学术新人奖”和“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首项获奖条件即为“热爱教育事业，道德高尚，为人师表，遵纪守法”。2003年，颁发了“清华大学教书育人奖”。2004年，学校又特别设立了“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是学校对在人才培养和学校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者的最高奖励，获奖者都是在教书育人工作取得突出成绩、师德高尚、深孚众望的优秀教师。还有，强化宣传，构建师德教育体系，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学校的人事、教务、科研、研究生、工会等部门，都形成了各自面向教师的教育培训和研讨交流机制，从不同的方面构筑一个比较完整的师德教育体系。学校宣传部门加强舆论引导，高扬主旋律，充分利用校报、网络、闭路电视、橱窗、宣传栏等各类渠道，坚持长期不间断地开展对优秀教师、师德标兵的宣传报道，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形成弘扬高尚师德的校园文化。学校曾组织编辑出版了《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一书，精选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清华学者、教育家治学育人之道和从教心得。同时，注重建章立制，完善师德建设的管理体系，提供制度保障。一批学校和有关部门制定的意见、规定和办法从行为准则、岗位职责、业绩评价、奖惩激励等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师德标准的全方位要求，体现了师德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基本思路，形成了师德规范的管理体系。另外，清华还特别关注青年教师群体的师德建设，专门成立了中青年教师工作领导小组。

坚持全员育人，促进党团组织和教职工都主动承担起育人的职责。多年来，清华建立和完善了积极分子培养和党员发展的长效机制，努力把更多的优秀大学生凝聚到党的队伍和事业中。学校坚持抓好班级建设，加强正面思想教育，培养班级骨干队伍，促使一大批学生班集体健康成长。为了更好地为国防建设服务，清华于2002年开始招收国防生，并十分关注培养质量。从他们一入学起，就利用单独举行开学典礼、抽调优秀班主任和辅导员、聘请军队专家来校作报告、学习参观等各种途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使他们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投身国防事业的意志不断坚定。2004年7月1日，清华首届国防生在毕业前夕，给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同志写信，表达他们投身军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决心和信心。7月15日，江主席致信清华大学毕业国防生，对他们积极投身国防事业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殷切希望，勉励他们“刻苦学习，陶冶情操，磨炼意志，坚韧不拔地实现自己确立的报国之志，努力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功立业。”在首届国防毕业生中，有85%的学生光荣入党，100%到了军队和国防单位工作或进一步深造。

清华注意发挥学校各部门和各方面关心、重视学生培养的积极性、主动性，齐抓共管，实现教书育人与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相结合。1986年暑期，学校后勤部门召开首次“优质服务，服务育人”研讨会，国家教委副主何东昌作了《关于学校职工在培养人工作中的地位、作用与职工队伍建设》的讲话。从此，每年一次的“优质服务，服务育人”研讨会形成制度。职工除做好本岗位工作发挥育人作用外，还创造出组织学生参加建校劳动、开设“公益劳动课”、勤工俭学、参加校办厂劳动获二级工证书、组织学生参加宿舍及食堂管理等多种贴近校园生活的形式，直接为培养学生服务。后勤部门明确了职工在培养学生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树立育人意识、增强主人翁责任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教育学生，创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校系机关从事管理工作的干部和职员也开展形式多样的“管理育人”活动，面向基层、面向学生，为培养人才出力。

坚持全程育人，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于学生从入校到毕业的每一个环节。清华从一进校就引导学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既要学会怎样为学，更要学会怎样为人”[39]，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更深刻看到，“今天培养什么样的人与明天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直接相关”。[40]1986年，清华成立了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由学校行政和党委共同抓德育工作。90年代初，制定了清华第一个德育大纲，推动、规范全校德育工作，并成立了心理咨询、学生课外科技活动指导等7个中心。这些举措在全国高校中堪称首创，大大促进了学校的德育和思想教育工作。1991年，学校制定了《清华大学本科生德育实施纲要》，明确了学校德育工作的任务、内容和途径。学校在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过程中，结合青年人的特点以及社会形势，有计划地开展丰富的形势政策教育和主题教育，如“寻访校友足迹、探索人生道路”，“爱国、成才、奉献”，“爱国、民主、团结、自强”，“寻访奉献者的足迹，寻访共和国的脊梁”，“读钱学森复信，论治学与人生”、“科学发展，成才报国”等活动。

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势和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有效应对新的育人要求，清华坚持从到校第一天起，就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实现全程育人。自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军训一直是清华大学新生入学以后的必修课。近年来，学校在新生军训中适当增加了国防教育和党团组织培训等内容，力图在新生入学的早期就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在专业思想教育方面，不少院系在新生入学时召开家长会、组织新生参加全体教授参加的面对面的交流会、主动安排教授去做大学一年级学生的班主任、开设有关专业介绍的课程等，为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清华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就业工作，积极开展“就业引导”系列活动，大力倡导国家至上、事业为先，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的价值观和择业观，引导和支持毕业生自觉把个人的发展同为国家和人民建功立业结合起来，鼓励毕业生到基层和艰苦地区锻炼，选择好事业起点。学校还大力开展职业生涯教练计划、社会实践和就业实践活动，在企业、地方政府设立实践基地，让学生在生动活泼的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清华开展就业引导的另一自觉行动，就是努力推进“大就业”工程，让学校领导、院系负责同志、学生工作干部、一线业务教师，以及各个部门和全体教职工都参与进来，鼓励教师将专业教育与学生的择业观教育结合起来，并特别重视导师的作用。在这种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制度环境中，清华大学到国家重要行业和领域的毕业生比例逐年上升，到2009年已近80%。

三、“第二课堂”和素质教育

清华重视通过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和校园文化生活，为育人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多种有效的渠道，并把学生第一课堂教育和第二课堂发展结合起来、协调起来，统筹考虑。在第二课堂建设中，学校始终坚持学生主体性原则和教学主渠道原则，通过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并积极利用课内教学的各种资源优势来推动第二课堂的健康发展。

在思想素质的培养上，清华注重围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主线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蒋南翔任校长期间，曾主张积极引导青年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个台阶，分层次、分步骤地提高思想觉悟。1979年，精密仪器系的同学自发成立了“文革”后第一个党课学习小组，随后这一新生事物得到蓬勃发展，逐步在校、系、班各级都建立健全了党课学习小组制度，把党的知识的学习任务落实到基层。学校专门制定了《党课学习小组工作规范》，对党课学习小组的学习计划制定、活动组织、内部建设等做出了明确规定。从1994 年开始，学校对“学生业余党校”进行课程改革，开设了“党的知识概论”课程，特别强调突出针对性和实效性。课程聘请校内外知名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同时增加了党性实践锻炼的内容。1995 年，学校在全校师生中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时期共产党员标准”的大讨论。1997 年，学校党委通过了《清华大学学生共产党员若干行为规范（试行）》，对学生党员在理论学习、模范作用、群众关系、成长道路、党性锻炼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力求明确具体，作为激励和约束学生党员言行的一份基本文件，也是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和开展党内教育的必修内容。近年来，清华形成了学生理论社团“两会一刊一站”的格局：“两会”是学生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协会、学生求是学会，“一刊”是《业余党校》报，“一站”是“红色网站”。特别是在网络热潮兴起的1999 年，汽车系汽71 班党课小组建立的“红色网站”，把党的知识和学生的理论学习活动搬上了互联网，成为我国高校的首创。清华还始终把主题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形式，以“爱国、成才、奉献”为大主题，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时期全社会的“热点”，结合学生思想实际和学校特点，提出一个引导性的主题，通过党团组织广泛发动同学参与，校系两级协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达到提高认识、形成主旋律氛围、促进思想进步的目的。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1986年学校开始开设文化素质教育指定性选修课程，当今已建设成8个课组近百门文化素质通识教育核心课程，同时，新人文系列讲座和课外文化活动以及社会实践丰富多彩，推动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有机融合，促进了学生为人为学的并进。1997年底，学校开始着手制定“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并于1998年3月发布了《关于在全校学生中实施“素质拓展规划”的几点意见》、《清华大学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实施细则》等指导性制度文件，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开始在全校同学中全面实施。截至2008年10月，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共进行了21次项目申报，审批项目总计约3500个，受益面达30万人次。项目类型涵盖了素质教育的方方面面，对提高同学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修养、身心素质和创新能力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上述内容外，清华大学还从大力开展文化艺术及体育活动、搞好校园环境和景观建设、实施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建立贫困学生资助体系、做好网络思想教育及引导和管理工作等方面，切实培育良好的校风、学风和校园文化，为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开辟“第二课堂”和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在近百年的办学历程中，清华大学始终重视制度建设，并与长期秉承的办学理念和精神传统一脉相承、互相呼应，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文化。在清华校园中，“依法治校”的观念深入人心，“民主管理”的氛围十分浓郁。围绕如何促进学校以育人为核心的各项工作向前发展，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需求，清华的师生通常是通过民主讨论与合理集中相结合的方式来拟订制度、完善制度，以自觉和规范的态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与此同时，日趋完备的法规制度也有力地保障了各项权力的科学运行和民主管理的实现。老校长蒋南翔曾多次强调“基层出政策”，实际是指基层单位创造的经验，经过总结、上升提高，再用政策或制度的形式进行贯彻和推广。可以从中看到，事关全局、带有指导意义和约束力的政策制度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师生的实践，这就是最生动、最有效的民主管理；积极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典型经验，把它提炼成为一项政策、规范成为一种制度，这就是“依法治校”理念的具体体现。在制度的建设和实施中，清华大学将张扬的、强制性的制度与内敛的、自觉性的文化融会贯通，切实做到以人为本、育人为本、文化为本——以制度规范行为，在规范中养成习惯、培育意识、弘扬文化；以文化引领制度，使大学制度成为科学的、有内涵的、充满人性和生命力的现代制度体系。

通过本章的叙述和思考，我们可以把清华大学制度文化的特质归纳为“依法治校、尊重制度；求真务实、以人为本；民主公开、科学集中；规范自觉、创新开拓”。

“依法治校、尊重制度”是清华制度文化所遵循的价值理念。本章中曾提到，清华大学历来有重视法制、注重建章立规的传统。无论是建校初期仿效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而制订诸多规章制度，还是调整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后学习苏联经验强化严谨、缜密的作风，都逐渐使得清华培育起良好的制度环境。在此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广大师生养成“照章办事”的习惯，许多重要决策执行起来比较顺利，校内组织运转和管理的成效比较显著。清华人奉“行胜于言”为校风，不喜虚言妄谈，多愿踏实肯干，也与这种“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思想密不可分。当此深厚的传统与改革开放后国家所倡导的“依法治国”相结合，清华的制度建设就有了新的大发展。“依法治校”既是学校积极适应国家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迫切要求，也是集中民意、走群众路线，实现科学管理、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良好的制度是用法治的逻辑将师生们的共同意志上升到理性的层面，因此，清华人“尊重制度”的实质，是尊重集体智慧和真理，也是以“爱国奉献”为核心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制度文化中的体现。

“求真务实、以人为本”是清华制度文化所贯彻的指导思想。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享廷顿认为：“制度不过是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复的行为模式。”[41]制度来源于人类社会活动的实践、也作用于实践，是一种规范性的文化。任何社会组织都需要通过制度解决自身运转中的行为规范问题，制度在本质上必然要求“求真务实”——不从实际出发、不遵循客观规律的制度一定是不成熟的、失败的制度。在这一点上，清华人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的理想精神与“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他、不唯洋、只唯实”的求实态度，与制度文化的内在哲学有着天然的契合。另一方面，既然制度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以人为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制度建设的一种前提和制度文化的精髓之一，在以育人为天职的大学更应如此。清华大学率先创立、推广到全国大多数高校并延续至今的“双肩挑”辅导员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这项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效的制度，既立足于当时学校急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现实需求和具体条件，也完全符合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使普通学生和辅导员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锻炼。

“民主公开、科学集中”是清华制度文化所坚持的原则方法。许多老一辈的师长或校友都认为，清华师生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较深，民主、自由与法治的观念向很牢固，上下皆全力以维护或卫护之[42]。这种理念体现在校事治理上就是实行民主管理，如梅贻琦时期所实施的校长、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的“四权分离”。本章中也用了较大篇幅叙述在新中国成立后及改革开放以来，清华民主治校体制的建构及具体实施上的诸多举措和典型例子。从中可以窥见，民主精神在清华源远流长，不但在政策或制度的拟订上竭力做到广泛公开地听取意见和多方商议辩论，也始终以健全的纪律或规则作为保证，以实现科学有效的集中。如何把民主与集中辩证地结合起来，清华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行之有效的原则和方法。主要包括：积极加强理论学习和思想教育，使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努力提高共识；建设坚强、稳定的领导班子，坚持党政集体领导，坚持党政之间、校系之间的密切配合；以完善的制度保障民主得以有序落实，使集中更具有效率和效力；注重作风建设并善于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营造团结向上、民主和谐的组织氛围。

“规范自觉、创新开拓”是清华制度文化所内蕴的精神风格。规则是制度的核心内容，制度也经常表现为人们规范化的行为方式，以此推理，注重以制度的方式协调、规范组织行为，当是大学制度文化的基本要素。制度约束的对象是集体活动中的人，制度的执行与构成组织的各类人员密不可分，所以，制度要实现应有的功效需要人的自觉——自觉地尊重制度、遵循制度、推进制度，而不是被动地、机械教条地盲从于制度。这种自觉也是大学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也就是说要重视制度的文化作用和育人作用，积极自主地、正确地进行制度和制度文化的选择、创新和传播。在清华大学的文化传统中，从学校的领导到普通师生、甚至毕业多年的校友，对于制度都有着一种近似于天然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这种自觉不但培养出清华人惯有的严谨作风，也蕴含着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品格，促使清华在许多重要的制度建设方面，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出开一代先河、领一时之风气的开拓和创新之举。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华的办学历史就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清华首先明确提出并身体力行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创举，正是中国在新时期致力于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世纪强音和试金之石。

当然，对于清华制度文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无须讳言。例如，在表层制度文化中，至今尚未完成一部作为学校办学活动重要依据和治校总纲的章程或称“大学宪法”（University Act），这使得学校的制度体系在顶层设计和核心功能的规范上缺失根本；再如，科学的评估体系亟待进一步变革和完善，对于跨院系、跨学科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政策支持及制度规范不够积极、明晰。在深层制度文化中，对制度在办学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关注不够，特别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深入认识在部分中青年干部中有待加强。同时，在精神层面上过度地强调严谨，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学术的自由和个性的发展，制约了创新文化的形成。

我们希望通过梳理和反思清华制度文化的发展脉络，总结历史、面向未来，以开放的视野和进取的精神，坚持“明确目标、自觉扬弃、科学发展、法治与人本并重”的原则精神，大力完善学校的规章制度、弘扬优秀的制度文化，为学校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实现“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而提供坚实的、富有活力的制度文化保障，提供强大的内在凝聚力和动力，并实现对社会发展及世界大学改革潮流的引领作用。

参考资料

1． 1926年，校方成立了“改组委员会”，迫使时任校长曹云祥制定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

2． 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1926年前后）

3． 《大学组织法》（1928年前后）

4． 1929年修订的《国立清华大学组织规程》

5． 国民政府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